《南京条约》中为什么英国要选择香港作为殖民地？ 第1页

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并不是因为这个问题有多难回答或者说有多么深的研究价值，而是因为这个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十九世纪中英贸易乃至整个双边关系里的很多在当代有意被忽视的东西，具体来说就是不把殖民帝国当国家看，非要觉得他们是星球大战里的邪恶帝国，力量强大无边，予取予求，好像就是整个要了广州港也伸手就来。实际上最初的香港选择恰恰是有忌惮清与沙俄的考量在里面。

这个事没有那么简单，到了国府时期原本清帝国的领土支离破碎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晚清和国府极度外交无能的产物。在十九世纪中叶，GB从清帝国的手中获取香港实际上是一个两步走的问题：

其一：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有没有必要在中国取得一个前哨？

其二：如果获得这个前哨，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地理位置？

(我不知道题主为什么要问，如果是义务教育或者高中问答，不要拿下文当成参考材料，考纲比天大，如果单纯感兴趣19世纪殖民历史，那且听我一言)

我们先来考虑第一个问题，是否有必要在中国取得前哨。

从经济角度上，这样的前哨有需要而无必要：清帝国并不是西非或者印度次大陆的那种分裂，缺乏基本的基础港口和有效贸易途径的区域，从马六甲海峡一路北上的船只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可以有效地和沿海口岸（在清政府有限的许可下）进行贸易了。从零开始建立一个前哨站的需求来发掘贸易是不存在的。中国市场客观存在，而且就处在满清帝国的有效管理下。就如同和美国进行贸易不需要在美国本土获取一个前哨站一样，对华贸易同样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必要这样一个港口。

但是毫无疑问，这样的港口有其意义。无论是维护船舰还是设置仓库都是值得欢迎的。绕开满清官吏直接开设仓储船坞显然对于巩固对华贸易，抢占中国市场不能说没有价值。

从军事角度来讲，获取中国基地的主要对手必然是清，俄，法，荷等。从这个角度看前进基地的意义更小。即便是面对实力孱弱的清军，在中国领土内部直接驻扎一支可以威胁清帝国的舰队/部队在十九世纪中叶也毫无可能。虽然鸦片战争中议会同意了东方冒险但是长期在中国驻扎诸如74炮的主力舰无论是从维护的角度还是经济性的角度都不可能。实际上进一步来看，一个在中国境内的基地甚至不一定能够坚持到新加坡舰队抵达增援就有可能在和清的战争中被摧毁，甚至无法作为前进基地。

那么这样一个获取并不必须，甚至有暴露在危险中的前哨为什么会被提出来呢？

一个关键人物是查理·义律。

义律，日后的义律爵士，第一位香港“管理官”（administrator，日后会成为Governor，也就是“总督”），是一位有着非常丰富的海外服役经历的皇家海军的军官，也是一个极为重视海外前哨的技术人员。他早年在阿尔及利亚和著名的北非海盗作战过，之后在东印度站（东印度，也就是印度），西印度站（西印度，也就是加勒比），西非都服役过，退役后成了外交官，他另一件为人熟知的事情是在刚刚从墨西哥独立出来的德克萨斯任职并且调停了美墨有关德州归属的问题。

总体上来说，义律是一个非常不成功的外交官，他做的几件大事几乎没有一件事不遭到批评的：他调停了中英鸦片战争却因为割让香港被中国怨恨，因为对清政策过于和蔼被英国国内广泛批评。他的德州任期让墨西哥怨气十足，美国人则认为他优柔寡断，在德州并入美国之后美墨更是不久就刀兵相见。虽然说外交事务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但是他是极其少见的那种能让所有人都心怀不满的人，所幸最后老有所终仍然封了巴斯骑士团的骑士指挥官，算是老有苦劳（那个时候尚且不存在英帝国骑士团，KBECBEMBE这些是他死后才出现的）；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在鸦片战争里谈判的老哥之一伊里布按照前清规制死前赠太子太保，算是苦劳二人组，稳极了··· ···

但是，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海军军官。义律对改善舰队的海外活动环境极为钟情。他写了一本名叫《代表王国的水手们所写的提案：为了更好的鼓励水手们在皇家海军中服役》的提议，里面大书特书了改善水手待遇，为海军提供更好的前进基地，公平公正对待所有人等等等等的老生常谈。义律对起草南京条约的过程影响颇大，其中直接包括他起草的《穿鼻草约》，是南京条约的草约：从一个海外军官的角度看，在一场和各国的全面战争中前哨站是否能够守住意义有限，在和平年代为贸易，海外基地和反海盗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持才是更重要的。义律在起草条约中留了一个空白，提出清政府应当割让一个岛屿，但是没有提具体是哪个岛屿，之后被确定为香港，由此成为了香港政策的开始。

这就是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时期的情况，之后的局面很快证明这种伊洛特的想法有一定的正确性：在列强如狼似虎地试图掠夺中国市场的尝试面前，清政府很快就无力抵抗，香港作为前进基地对于保护英（美）在华的自由贸易政策至关重要，于是GB进一步获得了九龙之后是新界。中国站也被建立，中国舰队一度强大到负责制衡日俄远东的海军力量，那是后话了。

现在的问题是，哪个岛屿。

能够找到一个，清政府愿意交出，不至于引起中国过于强烈的反应的良港并不容易。割让有重大人口的大型城市可能性几乎为零。且不说清廷是否会同意这种要求（实际上可能会，内阁的激进派也希望获取这样的大型城市），从义律的角度来看，引起强烈的清帝国方面敌意甚至中国范围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对贸易有害无益。因此可选项应该是一个有良好的水文条件但是不属于清廷经营已久的聚居区。

这样就直接让几乎所有的重要军港，大型商港全部都离开了可选范围。

而这个要求还有更多，这个港口不应该距离地区主要强权过近，这里首先指的是俄国。从勘察加出发的俄国舰队虽然威胁有限，但是俄国在华势力还会进一步扩大（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是1860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获取），东部沿海可以选择基地离主要的帝国盟友（此时尚不存在的）印度（帝国）和马来亚（具体来说，新加坡港）都太远，而美国此时更是不可能给亚太事物提供合适的支援。因此当时一个重要的选项舟山港就被放弃。

现在看香港的选择就非常简单了：

一个不会被其他强权轻易摧毁的，有足够优越的水文条件，在贸易航线上有贸易价值，在军事上能够和南亚基地互为支援，同时不会引起清廷或者其他主要强权强烈反感的海岛。

香港当仁不让。

当然实际上即便如此处心积虑地“苟”在香港，这种孤悬海外的基地仍然极度危险就是了，虽然躲过了十九世纪末的俄国装甲巡洋舰，但是断然躲不过二十世纪中的日本航母。在97年新界租期到期的环境下，香港既不可能一分为二，也没有为之军事自杀的价值，最终将整个香港移交给我国只能是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