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外国人如何评价李鸿章、袁世凯？ 第1页

谢邀，不是历史专业的，但恰好看过相关资料（资料一半的来源为《帝国的回忆》，这本书分为

和

两个版本）。这里面有许多一百多年前的欧美人对李鸿章、袁世凯的认知和态度。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对袁世凯的访谈，可以看出在早年袁世凯被国内外都寄予了厚望。类似资料很多，贴其中三段：

1、李鸿章访欧获得元首级接待新闻
2、李鸿章访美答记者问
3、托马斯.F.米拉德对袁世凯采访录

【资料一】李鸿章访欧获得元首级接待

李鸿章出访欧洲各国空前盛况事记

甲午战败后,清廷急于争取国际上的广泛支持,制订了“以夷制夷”和“联俄抵日”的战略。1896年5月,正好俄国要举行尼古拉二世加冕的盛大庆典,各国都将派出高层次的使臣前去庆贺。清政府认为这是一个开展外交攻势的好机会,决定派人前往,在庆典过程中,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有所作为,还能与各国首脑人物会晤,互通声息,广交朋友,以利振兴,在选派人选时,清廷又想到了李鸿章.以败将的身份出皇差,怎么说也有点别扭的成分,但大清王朝拿不出像样的人物来,何况俄国公使还指名道姓地要李鸿章前去,那就更非他莫属了。

而一出国境遇就两样了。这个出使欧洲“头等”钦差的使命,为老李吹起了一阵国际旋风。欧美各国无不知道他在清廷的分量,都为他的到来而大忙特忙,使他起码过了半年的辉煌日子———所到之处,无不张灯结彩,鼓乐齐鸣,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隆重的接待,除了会谈,还有各种参观访问,赠送礼物（清廷也准备了大量价值昂贵的礼物）,参观海军、陆军的检阅和演练,一再令他眼界大开,顿开茅塞,恍入梦中。除了英国人不肯加税,令他毫无办法外,一路上心情基本上是愉快的。

在俄国敖德萨,钦差一行一下船就受到了俄国文武官员的盛大欢迎,一个公爵还专程到港口来迎接。到了彼得堡,主人安排李鸿章住进了一个商人巴劳辅的私人豪宅,安排饮食起居无不如同在中国一样。沙皇在行宫接见了他,“引至便殿,赐坐畅谈”,一副友好近邻的样子。在莫斯科举行了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后,各国使臣入宫庆贺时,李鸿章又被安排在最前面,还有授予宝星（勋章）“头等第二,大小两枚,皆钻石密嵌”等节目……当然,这些煞费苦心的安排都是有代价的,“老毛子”有“老毛子”的算盘。

在德国,李鸿章一行被安排住进了柏林豪华的恺撒大酒店,“凡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莫不投其所好”,甚至连李鸿章喜欢抽的烟和喜欢听的画眉鸟叫,都考虑到了。寝室的墙上高悬镜框,左边是李鸿章,右边是俾斯麦,极尽笼络迎奉之能事。接着德皇威廉二世和前“铁血宰相”俾斯麦都出来接见,赠予“红鹰大十字头等宝星”。在德皇的行宫中举办的国宴中,李鸿章的位置又被安排在各国亲王和太子之前的首座,令人明显感到了“独致殷勤”之意。李鸿章还应德皇之请,到教场参观了御林军演练。在离开德国之前,他如愿以偿地目睹了他久已向往的充满神奇的克虏伯兵工厂。

在荷兰,女王亲自派出了王宫的马车队前去迎接,入住了海牙海边最豪华的库尔豪斯大酒店,晚上参加了专为他准备的宴会和歌舞晚会。也许李鸿章此行在荷兰没有什么特殊的使命,精神比较放松,一高兴,竟即席赋诗一首,盛赞海滨风景和歌舞之美。王太妃还赠“金狮子大十字宝星”一座,其随员也各得宝星之赐,自是皆大欢喜。

比利时素以出产优质钢铁和军火著名。该国当时与中国的贸易虽不热火,但对李鸿章一行的接待也毫不怠慢,甚至别出新招。李鸿章进出布鲁塞尔时,总是由国家文武大员夹道迎送,军队在一边升炮鸣欢。仅仅为李鸿章一人准备的馆舍,就达二十一间,其中器具之精良,简直就像是在琼台瑶岛。在王宫举行的国宴上,原本没有准许吸烟的规矩,但是听说李鸿章有饭后吸烟的习惯,就破例在宴会上散了一些烟卷,让大家分享,以这样的办法来照顾李鸿章饭后吸烟的习惯,使他不致尴尬。更有甚者,一家军火商听说李总督特别喜欢大炮,竟要送一门他们新研制出来的大炮给他。钦差还要继续出访,行李已重,自然无法携带,后由该国驻华公使带到上海。

在英国,李鸿章分别受到了维多利亚女王及英相兼外长的沙士伯雷的接见,参加检阅了英国王家海军会操,访问了标志着西方民主制度的议院,大开了眼界,与英国前首相格兰斯顿也有一番畅谈,还不忘到他的老伙伴戈登的墓上去献花圈。也许是在增加商务税收的问题上谈得不开心,李鸿章缩短了在英逗留的行程,提前一周来到美国。

在美国纽约,李鸿章更是受到了空前隆重的欢迎。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热情的市民所包围。纽约的大报小报不惜版面地报道他的行踪和照片,甚至刊出善意的漫画。他会见了美国总统和教会领袖,自然也谈起贸易的税额问题。美国人很会说话,说是只要其他国家都同意加税,那么美国自然也会照此办理,此话也不算过分。李鸿章非常念旧,还去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将军的坟上献了花,种了树,因为1879年,格兰特将军曾访问中国,在天津访问过李鸿章,可是当他十七年后来到美国时,就只能回访格兰特的墓地了。直到现在,李鸿章手种的那两棵树仍然活着,被栏杆围着,尽管长得不算粗壮。去格兰特墓园那天,六辆敞蓬式四轮马车从华尔道夫大饭店出发,把老李一行带到了大街上。热情的市民们早就在路边等候了,就为一睹总督大人的风采。

由于围观的市民太多,当地政府在沿路和墓园部署了一千四百名警察,而且早有8万男女已经等在那儿了,其中包括四千名华侨。人们最终听到了这位穿长袍的总督大人深沉的“回访辞”———“别了,我的兄弟!”并且献上了月桂花圈,以表敬意。这一天,纽约的报纸说,总共有约五十万人目睹了中国总督李鸿章的形象,各大媒体更是连篇累牍地加以渲染。

9月14日,李鸿章终于完成了出访欧美七国、行程九万里的任务,从加拿大温哥华搭乘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的轮船,横渡太平洋回国。

1896年大清国特使、总理大臣李鸿章率领外交使团赴美访问，所受的礼遇接待，为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盛大规格。

【资料二】李鸿章访美答记者问

8月28日上午9时，乘载大清国外交使团的“圣.路易斯”号邮轮抵达纽约港。《纽约时报》说：“人们都想一睹清国总理大臣的风采，因为此人统治的人口比全欧君主们所统治的人口的总和还多。

官方在港口排列了几十艘装饰一新的白色军舰，队形威武，舰队司令邦斯将军在旗舰“纽约号”上指挥。当“圣.路易斯”驶过时，舰队发出19响礼炮，一旁还有不少迎宾彩船，连大银行家摩根的私人汽艇也来了，主桅挂满色彩缤纷的飘带。

在美方检疫官作了例行检查之后，东道国的主人，美国东部陆军司令卢杰将军身穿礼服，佩着绶带，率着部下登舰迎接中国贵宾。老迈李鸿章身穿黄马褂，深蓝色的织锦软绸外套，白色厚底鞋，本已有1.8米的个子显得更高。他一见卢将军，立即摆脱随从的搀扶，就从远处伸出手去握。“欢迎你的来访！”卢将军说时，李鸿章鞠躬表示谢意。他说希望早一点见到拟来纽约的美国总统。他提到访问俄国与法国时，法国人劝他经马赛和苏伊士运河回国，他回绝了。“我告诉他们，我想访问美国。”李大人说。卢杰将军马上露出谦逊的神情，说李大人越洋来美国“就像一个国际大家庭的大哥哥探访远方的弟弟。”

李鸿章显然很高兴，他不停地吸美国雪茄，但用长烟斗来吸。自始至终他谈兴很浓，甚至问了卢杰将军个人收入。

李鸿章非常关注那些闻所未闻的新机构，并对那些20层高楼连连赞叹……

纽约码头，200多名第六骑兵旅的骑兵威武雄壮，穿着带有穗带的蓝制服，帽上黄羽毛随风飘扬，迎接李鸿章登岸。李鸿章坐上铺着红色绒毡的轿子，由4名水手抬下船，被引到码头边一个敞篷马车。助理国务卿诺克赫尔伴他坐前排，卢杰将军在后排。马车缓缓转到百老汇大街纽约证券交易所，经纪们聚集一起热情欢呼，交易所屋顶挂起四面旗———只有欢迎国宾才有的规格。李鸿章频频挥手，他非常在意这些闻所未闻的新机构。对面的互利保险公司、邮电局大楼也格外注目。当看到那幢幢20层的高楼大厦时，他连连赞叹：“可惜这种大楼我们那儿造不了，台风一来就会吹倒，再说，也要电梯才能上。”据当时报道，约有50万人观看这次游行。

美国前国务卿佛斯特在第五大道饭店迎候中国贵宾，他惊讶发现，中国客人随从中，竟有十几个是厨师。他们一放下行装，立即准备晚餐：燕窝汤、烤鸡、鱼翅、米饭；一杯低度葡萄酒。

日程安排十分紧凑。8月29日午宴，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在纽约第五大道57街一幢漂亮的住宅（国务卿官邸）举行欢迎宴会，晚宴则由美国过去的驻华使节们安排。第二天，侨领宴请，其中李氏宗亲就有七十多人。

9月3日，李鸿章在华道夫饭店接受12名记者采访。在这里还有一个“编外记者”———雕塑家法切斯，他特意来为李鸿章的雕塑作最后修整。《纽约时报》这样评价这次采访：“回答问题时，他态度非常坦诚、谦虚。”

《李鸿章答美国记者问》——

美国记者：那么阁下，您在这个国家所见所闻，有什么使您最感兴趣呢？

李鸿章：我对我在美国见到的一切都很喜欢。所有事情都让我高兴。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20层或者更高一些的摩天大楼，我在清国或欧洲从没见过这种高楼。这些楼看起来建得很牢固，能抗任何狂风吧？但清国不能建这么高的楼。因为台风很快会把他吹倒，而且高层建筑没有你们那么好的电梯配套也很不方便。

美国记者：美国资本在清国投资有甚么出路吗？

李鸿章：只有将货币、土地、劳动力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的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要求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物，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的神圣权力。我将牢记格兰特将军的遗训。所有资本，无论美国的还是欧洲的，都可自由来华投资。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贵国的普通老百姓都接受教育吗？

李鸿章：我们的习惯是送所有男孩上学。（翻译插话：在清国，男孩，才是真正的孩子。）我们有很好的学校，但只有付得起学费的富家子弟才能入学，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你们那麽多学校和学堂，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妇女接受教育吗？

李鸿章：（停顿一会）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接受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美国和欧洲）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国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实是我们所需要的。

美国记者：阁下您能说明选择经加拿大而非美国西部回国路线的理由吗？是不是您的同胞在我国西部地区没有受到善待？

李鸿章：......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因为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因为你们禁止使用廉价劳工生产的产品，不让他们在农场干活。你们的专利局统计数据表明，你们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人，你们发明的东西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总和都多。在这方面你们走在了欧洲的前面。因为你们不限制你们在制造业方面的发展，搞农业的人不限于搞农业，他们还将农业、商业和工业结合了起来。你们不像英国，他们只是世界的作坊。你们致力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事业。在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方面，你们也领先于欧洲国家。但不幸的是你们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的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致生产的产品价格太高而不能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华人比爱尔兰人和其它劳动阶级都更勤俭，所以其他族裔的劳工仇视华人。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帮助华人一臂之力，取消排华法案。

美国记者：尊敬的阁下，您已经谈了我们很多事情，您能否告诉我们，甚麽是您认为我们作得不好的事情呢？

李鸿章：我不想批评美国，我对美国政府给予我的接待毫无怨言，这些都是我所期望的，只是一件事情让我吃惊或失望。那就是你们国家有形形色色的政党存在。而我只对其中一部分有所了解。其他政党会不会使国家出现混乱呢？你们的报纸能不能靠国家利益将各个政党联合起来呢？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将美国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的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工具。

【资料三】托马斯.F.米拉德对袁世凯采访录

在西方人的眼里，长期以来代表大清国形象的，只是从4万芸芸众生中立站出来而非常突出和确定的几个人而已。正是这些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或许能够开辟出一条道路，以迎来一个新中国的诞生。

　　对于关注和研究远东问题的人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认真地对待这些人。大清国可能在一段时期内仍保持着名义上的主权，并且在外来强瓜分势力范围的叫嚣声中继续下去。清国的领土组成现在处于这样一种境况：她可以全部被分割，在日本和欧洲列强之间重新分配；或者，在公正和富于同情心的外部力量鼓励和援助下，成功地改革陈旧体制，沿着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向前进，做自己民族命运的主人。然而，不管出现哪种情况，中国人本身的愿望都至关重要，而这也就引起了人们对清国当代政治人物人格和个性的关注。

　　袁世凯是这些人物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他也确实在这些趋向进步的高层官员中被 推认为第一。虽然他步入政界已经起过30年，但只是在过去的10年里，他才成为这个国家的的要员，并且在过去的3到4年里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声望。　　学生时代的袁世凯虽然的从政的抱负，也虽然努力通过了各项考试，但他并不是特别有才气。其后第一个认真学习国外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的人。他展

示出了这样的一种才能，即详尽而精当地重组和指挥了朝鲜的军队，并且 在日清战争前不久，他还作为清国官员居住在汉城。他参加了这场对清国人来说可谓是损失惨重的战争，然而，他的声誉和威望并未受到多大损伤。这表明是一个具有异常才智的人。

　改革的事业：李鸿章遗留下的使命

　　从青年时代起，袁世凯就受到李鸿章的鼓励和呵护。李鸿章发现了袁世凯异常的品质，并且袁早期的进步也归结为受到这便清国著名政治家的影响。现在，袁世凯成了李鸿章的真正接班人。李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仍然隐约地发挥着巨大的影响。1901年在他去世之前，我曾和他有过短暂的谈话，他的头脑非常清醒并且仍然关注着国家的未来。在生命处于弥留之际，他把一些年轻人召到床前（其中就有袁世凯），并把改革清国的使命交到了他们的手中。当把大清国的改革与李鸿章这个人相提并论时，还会有人发出笑吗？

　　李鸿章和他同时代其他清国高官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他有一个经其他人更为宽阔的视野。当然，在他身上了有他为官环境下不能不有 后些传统恶习。然而，他毕竟远远地走在了他这个时代的前面，并且预见到：他的国家在即将到来的数年里，会需要那些具有前瞻眼光和进步思想的人。据说李鸿章在临去世前请求国皇帝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结果袁获得委任担当了这个重要职

位，这标志着袁世凯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开始崛起。

　　人们发现，在清国凡是有职位的人当中，对袁世凯的评价是多种多样的。我就听说进他被称为政治家、改革家、煽动家等等，还有一些稍微不同的其他称号，而每种称号后都会跟着一大堆详细的描述。说人们对他的评价都有几分道理，这也不是不可能。不过，人人都认为他是“重要人物”，并且人们正在逐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袁世凯是汪肋当代最重要的人物！

　袁当然不是清国改革运动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他富有才干，野心勃勃。在李鸿章死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中，他看到了自己将成为清国政治舞台第一角色的机遇。他也从日清战争和“义和拳”叛乱中正确地吸取了教训。他认识到，清国将不可避免发生巨变，但他也深深了解清国的国情。

　　清国的改革家们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提高了他们的声音，事实上，多年来他们一直在鼓吹进步的学说。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因此被流放、被处决。袁在仔细地观察帝国的现状，观察北京宫廷那些胆怯和垂死的党派，观察时代发展的种种迹象他似乎说的改革并不是那种如果改革家失败了就会掉脑袋的改革。而是用大写的C开头的保守的改革。这种改革并没有 激进到会立即引新旧体制决定性对抗，而是允许进步分子们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当采取些行动。

　　日俄战争对大清国的影响

　　袁世凯当上大清国的直隶总督后，行动谨小慎微，并且总是随身带着双胶鞋。与此同时，他的外国军官们也在稳步扩充和训练着“北洋六镇”，或称新军。这支新军是袁世凯向慈禧太后做出担保，并因此获得许可创建的。接着发生了日俄战争，泛东方主义的浪潮开始觉醒。大清国的新生力量也开始崛起。袁世凯注意到了，他在审慎地估量着这股新生力量的强弱和走向，并给自己设想了一个可能发挥领袖作用的合适位置。然而，他同时也一直都预备好，那就是当遇到哪怕是一丝反对的迹象时，就迅速横跨一步以躲避打击。一方面，他使用着慈禧太后赋予他的权力（她曾依靠他逃脱1898年的宫廷阴谋）；而另一方面，他又在鼓励着进步的因素，并费尽心机地招揽更多有才干的人加入其中，以便让这些人为他自己的个人前程效力。

　袁认识到国内外舆论会造成各种政治机遇，并聪明地利用了它。而此时，比他职位更高但却是更加胆小的官员们还在犹豫不决。袁明智地勇往直前，直到在大清国里附除了慈禧太后以外再有第二个人能与他争锋。袁在帝国上下正形成越来越大的势力和影响。

　　袁攀升倒他现在的位置，并不是没有遇到任何抵制。他是一个汉人，而在北京的满族党人，从根本上就反对任何汉人爬升至任何一个可以发号施令的位置。更别说帝国的总督了！清国中枢的高官们对新军极不信任，而袁世凯是新军的领袖。仅仅在不久以前，宫廷内还忙于密谋着要破坏袁的前程，并且也及时说服慈禧太后和枢密院：除非夺去袁世凯手中的权力，否则朝廷必将构成威

胁。

　　然而，保卫袁世凯的力量是这样的强大，他指挥着完全对他效忠的新军，以致任何人都别想简单地把他驱除。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极端可行的措施能够把他拉下马来。于是，他的政治对手们采取了间接方法，并成功地于一年以前把他召回北京，让他去处理那些大量琐碎的诉讼案。也正是在他暂时处于困境之际，新军指挥权移交到了别人手中。

　　然而，袁是这样强大的一个人，他不可能一直被埋没下去。时值中国的国际处境越来越趋向危急，满族皇室需要他的足智多谋去抵抗日本和沙俄的侵略。所以，袁被调任为军机大臣，并被任命燃点务部尚书。
　　说到行政部门之间的联系，外务部和大清国中枢其他各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十分胡趣，这也是大清帝国正处于演变之中的确凿证据。直到1861年，清国朝廷都没有认可外交关系的客观存在。然而，一年前当她在英国和法国手蒙羞之后，由咸丰皇帝亲自提议成立了一个特别机构来决定和处理对外事务。由此颁布法令，宣布成立了所谓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实就是外务部。起先这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和军机处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了。

　　终于认识到国际影响是一种力量
　　然而，直到1890年，通过登记到“红皮书”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存在才正式得到认可，清国人接受事物发展的过程所有的重要力量。有了这两场经历，北京感觉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实在是太笨了。它终于在1901年将其重组，必称号为“外务部”，其成员数量被削减，并且 在管理上引进了更为现代化的方法。外务部配备了最能干和最具有进步思想的高官来牵头。这表明，北京政府终于认识到了她对外关系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大清国对来自外界的影响力不再实行漠视的政策。要知道，北京政府对这个问题已经安理得地忽视了好几个世纪。

　　袁世凯的性格是很有趣的，他的素养也相当全面。他是在如下情形下来负责清国对外关系的，妈清国有可能依靠其外交关系而带来国家命运的转折，她也寄希望于外交关系能有助于推动这里正发生着的并切实可行的改革进一步取得进展。

　　我接到一封官函，说袁阁下同意在他的官邸接受采访。我到了那里后，被领进客厅。这个客厅是欧洲风格的装饰，正像大多数清国高层人士的住宅那样。我知道袁不会讲西方语言，正在纲闷谁来充当我们之间的翻译呢？但很快，随我之后进来了一位清国人，我一时没认出他是谁，后才发现他是童凯生（译音，Tong Kai-son）先生。童188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我最近一次见到他时，他正身着西装，在给《南华日报》当期刊编辑。《南华日报》在上海发行，是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当我问到他衣着的变化时，童先生笑着说：“是啊，你知道，北京可不像上海那么开化，这里的人们总是比较保守一些。

　　对清国的领袖人物来说，操劳过度是在所难免的　　过了一会儿，袁世凯走了进来。早就听说袁非常沉溺于他那艰苦的工作，并且这工作也极大地耗损了他的体力和心神，所以我特别注意观察他的容貌，指望能从中发现一些迹象。但让我惊讶和感到满意的是，袁看上去比我上次见到时好许多。实际上，现在的袁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他目光炯炯，敏锐的眼神显示出了他身体的健康和心情的安定。

　　在接下来的交谈中，袁说他每天清晨5点钟起床工作，一直到晚上9点钟才休息，期间只有短暂的用餐和休息时间，除非偶尔有别的任务让他离开日常工作。大清国缺乏能干的官员，这是清国政治一个最大的缺陷，也使得大清官员中有限的几位先进人物都被委以重任并不得不过度操劳地工作。袁自己也承认了这点，然而他似乎不以为苦，倒更像是乐在其中。

　　正像常常发生在清国官员身上的情况那样，袁通过询问我的近况来开始我们之间的交谈。他问我这次是从哪里来北京的？当我告诉他我刚刚到过满洲时，他就针对我在那里的情况问了一大夫堆问题，而这也是我非常乐意谈论的事。

　　袁世凯答美国记者问
　　我非常非常愿意与袁讨论，因为这让我有机会了解在东方危机的问题上袁自己的观点。但正当我准备记录时，袁却把话题转到了美国总统竞选上。他说虽然他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崇拜者，但同样也相当推崇塔夫脱先生。去年秋天，塔夫脱先生在上海发表了对大清国很友好讲话，这给清国上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袁热切期望塔夫脱先生能胡机会成为下一届美国总统，并说很多清国人都有这种情感，因为他们觉得塔夫脱先生对远东的情况非常了解，并且真诚地倡导要尊重大清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谈到美国时，袁说道：“我一直期待着访问美国。在所有未访问过的国家里，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国。这也许是因为，在我周围，有很多年轻人都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但我觉得，尽管我们两国政府在形态上明显的差异，但实际上，美国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更接近我们的体制。我已经注意到，受美国教育的清国人，比受欧洲教育的更能容易地将他们所学到的知识运用于我们国内和

管理。并且据我所知，贵国政府的基本规则也与我国政府极为相似。

　　何处最需要初步的改革
　　我向袁世凯阁下保证，我自己对大清国有如下印象，那就是：“大清国的管理体制和民众从本质上都是趋向民主的。如果民主的历程一经起动，就将极大地增加帝国复兴的可能。”另外，我还就大清国的现状以及他对改革的期望向他提问。

　　“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袁说道，“但这却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在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地紧紧交织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状况而论，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再加上机遇，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够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

　　“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呢？”我问道。

　　“我们的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真正理须国家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

　　我问袁，在完成这三项改革的过程中，像日本人那样引进外国顾问以求援助，这样的做法他是否认为有益？他对避而不答，而是说，他认为大清国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向西方学习，并且大清国将感谢任何善意的建议和忠告。我相信，事实上，袁确实认为应该引进能干的外国财经顾问和法律顾问，但是，如果在当前情况下公然迫切地提出类似建议，只能对他的政敌有利。因为时下诸如“复兴的权利”以及“大清是国人的大清”等等观点甚嚣尘上，而袁则是一个如此出色的政治家，他在表面上是不会反对这些观点的。虽然他主张他的国家能真正适应西方的观念和方法，即使清国也许还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去接纳它们。袁说，日本人仅仅是在时间上比大清国早一些通过某些纯物质的外来帮助方式（大清国有幅员辽阔的国土和人民，在各民族、各地区的内部利益调整方面也与日本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不太可能采用这种帮助方式），就取得了某些物质上的进步，但这并不能证明日本人在道德上和精神上就比我们优越，也不能证明在指导我们未来的方针上，日本人的做法从根本上就是正确的。

　　袁强调说：“ 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做法就更加聪明。日本人在完成他们国家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纯粹是由于地理和政治环境对他们一直有利。而我们的事业却比他们更加艰巨和繁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自己就不能指望达到类似于日本现在所取得的成绩。日本有外部大国的友好支援，并且在他们国土上也不存在来自列强的私欲和野心去牵制和阻挠他们把所有这些情况详加考

虑之后，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走向所谓现代化的进步过程中，要把日本和大清国在改革的具体部署上进行明确的对比是不可能的。我期望，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开明人士在这方面能够给大清国以赏识和鼓励，并能在大清国面临的改革伟业面前，给予我们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援，正像他们在一个类似的历史时期曾给予日本的一样。除非遭到某个列强大国的肆意进攻，在一般情况下清国政府并不要求更多的外来援助。但我确实认为，在评估我们的发展进程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大清国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巨大的。我们正处在现代进程的潮流之中，而假如我们一时没有掌好舵，西方世界也不应该对我们批评得过于严厉和苛刻。”

　　“您对中美关系怎么看？”我问道。

　　美国被认为是最友好的超级大国
　　袁说：“大清国的政治家们，自从开始考虑我国的国际关系时，就认为我们和美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看法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真切，并且将来也定会继续下去。我觉得，我们需要和贵国保持友好和令人满意的关系，这种需要的程度怎么说都不过分。贵国一直是大清国的朋友，并且贵国人未错过任何机会以封锁私的方式表示出这一点。的确，美国一直对东方国家非常友好，并且从未显示进哪怕是最轻微的军事间署要去攻击它的严峻时刻必须挺身抗争的话，我们会期待并信赖美国能够为保护我们的权利而在国际上善施影响。当然我们会对所有那些友好的列强国家抱有同样希望，然而我们更加信任美国。”

　　“清国人民怎样看待美国舰队访华的提议？”我问道。
　　“我本人对于贵国政府宣布他们正在善意地考虑我们的邀请而感到高兴。并且我确信，大清国的民众也与我有同样的感觉。众所周知，大清国已经被 外国武力很多次地‘访问’过了，我是说包括友好的和非友好的。然而在这件事上，甚至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任何一支外国海军舰队认真考虑过我们的愿望，或者曾友好地等待我们邀请。大清国人民能够通过美国海军的友好访问而理解到贵国对我国的友谊和重视。并且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们的舰队半受到我国的友谊和重视。并且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们的舰队将受到所有清国人民的欢迎。我希望不会发生什么事阻碍这个计划的实施。大清国人交把这件事当成我国对外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袁用下面的话结束了我们之间的交谈。他说这是他首次正式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并且他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他对美国总统及美国人民的诚挚问候。在引用袁世凯阁下的话时，我当然未能精确地遵循他的措辞，尽管童先生把袁的话翻译成了英语的习惯用语，但我仍尽量希望能保持语言和神情的原貌。当然，袁在某些话题上是有保留的，这是很自然的事，并且在这种环境下无疑也是非常恰当的。毫无疑问，袁对自己目前在大清国政治舞台上所面临的危险非常清醒，他不但非常明了这些危险的源所在，而且也知道这些危险在他前进道路上可能会发生怎样的作用。

（选自《帝国的回忆》）1908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