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君主制国家，为什么近代沙俄和日本能成为列强，清朝却那么羸弱？ 第1页

沙俄、日本能成为列强与民族主义不无关系，不是在近代世界有了民族主义就一定会成为列强，而是在近代世界，民族主义是成为列强必不可少的要素。

中国原先也是有民族主义的，以明末清初这段时间最为高涨，然后就渐渐下降了，但还是仇满的，后来经过鸦片战争签订《南京条约》，英国无意间帮满清分散了民族主义的伤害。1842年11月，珠三角士绅们洋洋洒洒刊刻了一通名为《全粤义士义民公檄》的告示，宣称绝不允许“犬羊成性”、“狼心兽面”的英人入城。1846年1月15日，当几千名市民听说广州知府刘浔正在与英人秘密谈判，打算让英国人进入广州城时，迅速展开了群情激昂的暴动，他们把刘浔的辫子揪起来暴打一顿。满人入关久了，也把周围视为蛮夷，道光知道此事后，就换掉了抚夷派耆英，让更强硬的剿夷派徐广缙就任两广总督，并说道：

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迁就，有失民心。

可以说鸦片战争给大清无意间送来了一张民族主义王牌，让大清拥有民族主义加成，民族向心力比之前增强了。鸦片战争前的民族主义是一致仇满的，鸦片战争使得一部分仇恨情绪转移到了西方，使汉满矛盾中间多了个缓冲层。这种状态最后甚至还发展成了义和团“扶清灭洋”的怪诞情况，尽管如此怪诞，但如果满清能够好好运用这一情绪，再配上强大的近现代军队加持，成为列强也不是不可能，然而没有如果，满清的基因，准确地说，是非农耕民族的基因不配让它们拥有强大的近现代军队。

有了民族向心力，接下来该实行变法，培养一支强大的军队，但这变法要到什么时候呢？要到1861年恭亲王设同文馆于北京，鸦片战争21年后才开始小心翼翼的变。当时中国的精英阶层为什么在被洋枪洋炮打了一顿后反应还这么迟钝？白白浪费了21年？

究其原因，是妄尊自大的心理还在隐隐作祟。自从满清入关，厉行上百年的文字狱政策以及隔绝中国与外界的交流，几乎是把中国士大夫都圈养成了一群不思进取、妄尊自大的老顽固，以至于阻碍进步的顽固派势力如此强大。要知道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不乏变法或新政：从先秦时期的李悝变法、申不害变法、商鞅变法，到中古时期的刘晏改革、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都一再证明了汉人具有变法图强或挽救社稷的精神，唯独满清在被洋枪洋炮打后21年才慢吞吞的、小心翼翼的搞起了洋务运动。

日本还有兰学，俄罗斯本身就位于欧洲，明朝官员还能凭个人兴趣阅读外国汉译书籍，而满清封闭了国门，怎么跟得上时代的发展？当1861年满清勉强搞个同文馆翻译外国书籍时，日本兰学的发展早就有了上百年的历史；当日本人通过兰学窥到西方一貌就觉得自己与西方相距甚远，要明治维新要开拓万里波涛时，满清士大夫还对西方世界一无所知，已经远远落后了一大截。（明代士大夫是不可能无知到这种程度的，参见李贽、黄宗羲、徐光启、方以智等人）

在洋务运动里，洋务派的主流思想一直是坚持“中体西用”，认识不到制度问题，以为只需要用先进技术装载落后制度就能实现自强求富，所以他们只引进了先进技术，没有引进先进制度。

其次还有慈禧拉一派打一派的做法，时不时压制一下洋务派的发展。明治天皇都懂得组建自己的政党与民党（即立宪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进行公平对决，最后在日本第一届众议院选举里占了最多席位的就是民党。

反观慈禧，沈葆桢奏请增添算学一科被她拒绝，丁日昌建议武科改试枪炮被她拒绝，李鸿章主张另开洋务一格也遭到了慈禧的拒绝，连这种不伤筋动骨的提议都被否决，还搞什么洋务？甚至连留美幼童计划没几年也被慈禧给中止了，因为她担心这些幼童会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带回国内，动摇她的专制统治。

如此防汉防民，不肯开启民智，与明治天皇那边大量翻译西方书籍、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和知识，简直形成了鲜明对比。

大清要真是个普普通通的君主制国家就好了。

正常的君主制国家，比如欧洲各国、沙俄、日本、东南亚各国，统治阶级内部也有种种矛盾，绝不是左棍一句“封建阶级统治者”能概括的。

真正支持封建保守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往往是各国的贵族/僧侣/教士/士绅，他们本身就是封建制度的受益者，所以往往有“制”无国，对他们来说，保持封建制度最重要，百姓是不是民不聊生，他们不管；国家是不是山穷水尽，他们也不在乎。哪怕改朝换代，换一个君主，甚至换一个异族统治者，他们依然能保持财富和地位。

而君主的利益，与这些权贵不同，君主要的是万年的统治。君主比权贵更在意统治的可持续性，所以更关心平民的生死，也更在乎国家的强大与发展。对于君主来说，封建制度也好，近代化也好，都是可用的工具。只要不是迂腐的君王，对于能让国家强大的办法，总是都愿意尝试的。

（举个例子，君主好比是公司董事长，权贵和士绅地主好比是马车部门负责人；忽然时代变了，汽车取代了马车，那么只关心利润的董事长是不介意让公司改为制造汽车的，但是马车部门负责人就要炸了，会拼命反对；而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就好比是汽车部门负责人，会很高兴。）

所以，欧洲各国的君主，成为了工商业者的庇护者和宗教改良的支持者，因为他们的敌人，是贵族和教士；俄国的沙皇，被俄国农民亲切地称为“小爸爸”；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帝，是泰国西化改革的发起者和推行者；越南的明命帝，是越南海军改革的主导者；缅甸的敏东王，是缅甸曼同改革的发起者；日本明治天皇，对于日本维新的意义更不必言。

君主和权贵，在某种层度上来说，实际上是竞争关系，权贵致力于收缩君权，美其名曰“垂拱而治”；而君主致力于打压权贵，直接接触百姓，甚至联合百姓斗权贵。也正因为有君主和权贵之间的内部矛盾存在，清以前的历朝历代和外国，很难做到真正的独裁。

马基雅维利在几百年前就断言：

君主和平民，是民族主义最坚定的支持者。前者失去国家就会失去权势，后者失去国家就会失去生活。

民族主义对于君主的意义，实际上是被大大低估了。民族主义作为近代化的伴生物，不但能在君权神授破灭之后为国家提供新的合法性，还能转移内部阶级矛盾，更重要的是，民族主义主张“民族之内人人平等”，取缔或削弱权贵的超然地位，仅以君主为民族的象征。换句话说，就是“一君万民论”。

想想看，原本，一个封建君主，只能获取少数的权贵和士绅的支持，还要过渡利益给这帮中间商，从而统治民众。而近代之后，君主抛弃了权贵士绅这群中间商，开启民智，直接获取民众的支持，再也不担心收拾了一个士绅之后当地老百姓会不稳定。这对君主而言，江山是稳固了，还是不稳了？

当然，这里不是为君主洗白，君主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对于限制自己权力的法案，以及超出自己控制范围的激烈改革，往往都是反对的（比如十二月党人起义）。

但是，历史的时间差是不容忽视的，必须要承认的是，近代化刚开启的时候，生产力开始飞跃，民众大批脱贫，又有了新的电报、火车等新的技术手段，君主的统治其实是得到了加强的，因此君主对于近代化和民智开启，往往乐见其成。

然而，近代化的潮流滚滚而来，民智已开，人民已经觉醒，资产阶级开始壮大，君主的权利开始收缩，这却不是君主所能预料，甚至预料到也不能阻止的。近代化就像一辆战车，以开启民智为标志，一旦启动，就不可能停下来，君主如果顺应历史潮流选择立宪，则尚可保存，一旦想螳臂当车，就有革命者站出来，用暴力为这辆战车清除路障。

真实历史上的君主，都不像知乎左棍那样有上帝之眼，他们都是抱着强国和强治的目的去开启了近代化和民智，但最终为自己的权力收缩挖好了坟墓。

当19世纪的后发国家们试图富国强兵时，放眼世界，哪一个不是民族主义释放潜力，哪一个不是开化革新释放民智，哪一个不是中央集权竭力前进，谁又能料到，几十年后的一场战争会把全欧洲的皇冠打落在地无人捡拾？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国君主往往是国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即便失去了政治权利，往往也能从资本、教育等角度继续控制国家，就和香港的李嘉诚一样。这样的君主，权力到底是收缩了还是扩张了，其实殊难定论。）

而清朝的统治阶级，则和普通的君主制国家不同。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清朝的君主，是坚决站在权贵和士绅这一边的。

为啥，因为清朝自诞生开始就一直处于低合法性状态，大清的天下，是大清君主和权贵士绅结盟才得到的，而不是直接获取老百姓的支持。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低合法性问题，对于大清来说，其低合法性就在于他是异族政权，且建国之初杀戮太重，剃发易服屠灭人心。

这样一来，爱新觉罗家族，能绕开八旗权贵，直接获取汉族老百姓的支持吗？

这么一来，清朝就不存在君主和权贵的矛盾，或者说矛盾很小，君主成为了封建制度的坚定支持者，整个统治阶级成了一块铁板。这样，也就不存在君主和权贵相互打压，为近代化腾出空间的可能了。

这就是为什么清朝的君主能做到史无前例的独裁的原因，因为君主和权贵之间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和他们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根本不能比啊。

这么一来，清朝的君主，就不像欧洲和泰国沙俄的君主那样，关心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反正他们也是外来的，他们本来就没对这天下抱有万年的希望；

清朝的君主也不会和权贵为敌，因为他们离不开八旗，他们不可能直接获取汉族老百姓的支持；

清朝的君主不愿意尝试改革，因为满清的统治从一开始就是摇摇欲坠的，根本支付不起动荡的代价；

清朝的君主更不敢开启民智，更不敢使用民族主义这个大杀器。

甚至，清朝的权贵也是君主的坚定支持者，因为八旗权贵是不可能脱离清朝这个政权还能继续享乐的。

真可谓是上下一心啊。

这是主观意愿方面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后面还有一句，上层建筑会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

如果把上层建筑发挥到极限，会怎么样呢？

正面，就是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反面，就是我大清啊。

事实证明所有的改革都是需要人来进行的。如果人就是拖着不改革，管他历史潮流多么的浩荡，会怎么样？

马克思告诉我们 ，历史潮流是人民决定的，政治家如果改革那是顺应潮流，如果保守那是抗拒潮流，终究会被潮流掀翻。

但是马克思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终究”需要等待多久，三百年，还是五百年。

君主和权贵相互勾结，以人民为最大的敌人。这么一个核心的问题，其实渗透了到了大清的角角落落。

都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群众决定历史方向，这句话其实对于大清不太适用。

自从剃发易服成功实施之后，大清实际上就构建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反动体系。

抛开民族和文化因素的表层，剃发易服这一政策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一小撮权贵在17世纪的中国做了个政治实验，内容是推行一项仅为统治阶层服务，违背并直接干扰包括士族精英在内绝大多数人利益和意愿的政策，单靠手握官僚体系和铁蹄屠刀有可能成功吗？很不幸的，他们前无古人地成功了。

近代化其实有很多要素，但是这些要素在大清的反动体系下，统统被清除了。

近代化要求在大航海时期就传播西方科技和思想，建立思想基础，熏陶出一批能开眼看世界的开明人士，为之后19世纪的近代化改革打下基础，就像日本的兰学和明朝的西风东渐，就像沙俄的彼得大帝改革和泰国从拉玛三世就开始的学习西方运动。

但是清朝用闭关锁国+文字狱，清除了这批开明人士和思想基础，于是不管是洪秀全还是曾国藩都是封建老古董，不足以承担近代化重任，中国的人才得从1860年开始重新培养，而日本早在1853年的黑船来袭时就已经有了这么一批人，十几年时间成就明治维新是顺理成章。

近代化要求遭受列强打击之后，寻求富国强兵、产业殖兴之道，需要引入科学、开启民智，而这必然导致原来的君权神授合法性破产，需要新的合法性来维持国家的统治，在这个问题上，大部分旧大陆的国家会选择民族主义。

但是清朝政权的异族特性使这一点变得不可能。而如果开启民智却不能回答“为什么人民要接受统治”的问题，无异于培养大清不能掌控的反贼。需要明确的是，近代化是前所未有的“大教育”时期，想要得到“合法性”问题的答案的，不再是封建时期少数的读书人，而是数以百万受过义务教育的人。这个问题如果民众不能得到答案，他们会作出自己的答案，那就是革命。

近代化要求革新军制，需要义务兵役制，需要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军官，和义务教育的士兵；同时又需要良好的驻屯体系和军队架构。

但是，还是那个问题，如此众多的良好教育的军官，如此众多拿起武器的平民，不给他们一个合法性解释，他们就会反过来成为帝国的埋葬者。

而清朝的军制问题，更是被其低合法性深刻影响，其八旗驻屯务求集中，绿营驻屯务求分散，占少数的八旗供给优良，占大多数的绿营则剑甲俱残；精锐军队不驻扎边疆或交通线，而驻在大城市，这种军制不仅空前，而且绝后。这就导致鸦片战争中，清军面临调兵的极大困难，处处漏洞。而在甲午战争的战场上，清军从未在单个战场上集中五万人以上军队，汉人军队更是未有万人以上单位，每逢大战，则由数十个基层单位合成一军，导致缺乏中层军官，指挥低效。堂堂人口大国，竟被远道而来的日军占据兵力优势，以多欺少。如此飞龙骑脸，亘古未有。

所以你看，君主制国家，也是区别很大的呀。

清朝的异族属性，造就了这个政权的低合法性，并进一步使人民和统治者之间，前所未有的像敌寇一样相互提防。这一点，渗透在这个帝国的方方面面，深刻影响了清帝国的政治体制和决策机理。清政权对近代化的失败，是难辞其咎的。

这里并不是说，汉族政权就一定能比清朝好，如果汉族政权也像清政权一样合法性太低，那么也会陷入这个囚徒困境。

但实事求是的说，汉族政权要做到清朝这样的低合法性，又有八旗这么一批天生的党卫军+盖世太保，从而构建前所未有的反动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

PS：近代化绝不是君主-权贵二元博弈那么简单的事情，实际上它涉及到大航海时期的技术传播、思想传播，近代以来的地理问题、政治体制问题等等等等。

但是题目说的是君主制，那么本篇就集中叙述君主制。答主的本意，并不是说近代化只关乎君主制。

PPS：

很多人误会我的观点是民族主义决定一切，其实不是。

换句话说就算西方传来的东西没有民族主义，清朝就敢学了吗？

实际上，清朝哪怕不学西方，只是做到明朝那个自由言论的程度，他就已经统治不稳了。更不要说近代化要求开启民智、全民教育、启蒙思想。

广泛的民智，和近代化新时期的合法性，才是所有封建王朝在转型过程中要渡的“劫”，民族主义只是为了帮助渡劫的buff，但在19世纪的大环境下，民族主义是唯一能用的buff，毕竟当时共产主义运动还没开始。

PPPS：

很多人在评论区提到说君主自古以来都是和权贵在一起的……

其实我说的很明白，君主和权贵有矛盾，在近代化时期，这个矛盾会被急剧放大，因为以往君主很难抛开权贵，而近代可以了。

封建体制下，君主和权贵一样有矛盾，但是近代化之前没有比封建更好的选择，所以君主还是只能依仗权贵治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君主只能和权贵站一边。

但是在近代化的曙光下，技术进步，民族主义出现，出现了君主绕过中间商，直接统治的可能，所以近代化时期频繁出现了权贵保守而君主推动改革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