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抗日战争结束后中方不杀了抓捕到的日本战犯？ 第1页

被枪毙的很多啊，找了份资料

　从1945年12月中旬起至1947年底，中国各地的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435人，其中判处死刑149人，实际执行145人（4人在执行前病死或减刑），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镝木正隆 陆军少将 第55军参谋长
　　酒井隆 陆军中将 第23军司令官
　　膳英雄 宪兵大佐 徐州宪兵队长
　　田中久一 陆军中将 第23军司令兼香港总督
　　谷寿夫 陆军中将 第59军司令官、前第6师团长
　　德本光信 陆军大佐 独立混成第31联队长
　　平野仪一 陆军少将 第129师团第92旅团长
　　森木五郎 宪兵大佐 华北派遣军宪兵队
　　长野间贤之助宪兵大佐 香港宪兵队长
　　泽荣作 陆军大佐 澳门特务机关长
　　重藤宪文 陆军少将 华南派遣军宪兵队长
　　左近允尚正海军中将 中国派遣舰队参谋长
　　金沢朝雄 宪兵中佐 香港宪兵队长
　　田村刘吉 海军少将 第83警备队司令、第14根据地司令
　　田中透 陆军少将 台湾混成旅团第2联队
　　长久保孚 文官、工学博士 抚顺煤矿矿长
　　伊达顺之助满洲陆军上将 特务、伪满洲国自治联军司令 。

1， 沪淞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应予照准 中正

2，”广州军事法庭一次判处40人死刑，因太过分，经联络班向国防部恳切要求，乃将被告全部移交上海军事法庭再审，结果40人全部无罪返国。“ 冈村宁次 日记

3，“关于日本问题之处理，其成败不仅关系远东安全，抑且影响世界和平，而我国实首当其冲，故我政府应积极有所主张与行动。“ 1945.8.12 国防最高委员会《处理日本问题意见书》

4，”今后一切对日工作，应以政治、外交、文化、学术等机构团体之名义行之，其名称及方式,应尽量避免引起日人之反感“ 出处同上

5，1946年10月25日,战犯处理委员会召开了对日战犯处理政策会议。会上，国防部长白崇禧强调要

遵循蒋介石的对日方针，“本`仁爱宽大’ 、`以德报冤’ 之精神”制定“宽而不纵，使正义公理与民族情谊,兼筹并顾”的政策，为会议定下了调子。会上，战犯处理的主要负责部门国防部第二厅提出“对日应高瞻远瞩，处理战犯宜从大处着眼,不必计较小节,并迅速结束战犯处理业务”的提案。其主要理由是“为确立中日两国将来永久和平,昭示我国以德报怨之精神,对国际国内最重要之日战犯,应予依法审处,以为惩一戒百外,其他普通战犯,宜从宽处理,以示我宽大之态度”。会议基本采纳了这个提议。决定除对南京等地的大屠杀首犯“从严处理”外,对日本普通战犯的处理,“以宽大迅速为主” ,要求对已拘留的战犯,要在1946底前审理完毕,“若无重大之罪证者,予以不起诉处分,释放遣送返日”。 出处：中日外交史料丛编: 七[M ].台北: 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印, 1966. p355~359

6，

表内数据解析：

1），到1949年初，军事法庭共判处日本战犯死刑145名，有期及无期徒刑300，占总嫌疑人1/5。

2），被判死刑人数占 盟国乙级战犯审判所判日本战犯死刑总数的1/6。

1949年，新中国成立。

1955年底，侦讯工作结束。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侦讯工作团的成员，宣布了中央处置日本战犯的决定。即“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也应是极少数,起诉书应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凿后才能起诉,对犯有一般罪行的战犯不起诉”。当时,许多工作人员对中央这一政策不理 解,认为太宽大了。周恩来进一步解释说:“20年后,你们会看到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最后中央根据侦讯工作团所提供的材料,决定在抚顺关押的日本战犯中,对36名犯有特别严重罪行的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太原战犯管理所则筛选出9名重要的日本战犯予以审判。（王和利,张家安,赵兴文.审判日本战犯始末[J].湖南文史 存疑）

1956年4月2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和太原设立法庭，对在押的日本战争罪犯进行公审。同时，《决定》还决定：鉴于1062名日本战犯（共关押1109人，关押期间死亡47人）在关押期间成功地进行了人道主义的教育和改造，对自己的罪行已有不同程度的悔改，中国政府决定仅对部分犯有严重罪行战犯进行起诉，对次要和一般战犯不予起诉，宽大处理。

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将关押在抚顺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齐藤美夫、富永顺太郎、城野宏，裁定予以提前释放。宣告在中国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释放。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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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说明（说几句好话 划掉）：

1，战犯分甲乙丙级，甲级战犯不必多说，由远东军事法庭进行了审判。国民政府作为受害国审理的是乙级和丙级战犯。主要是中下层具体实施犯罪的军官士兵。

2，通过：

1，民众检举，

2，投降日军填写自身经历的卡牌。

3，党国钦定。

相应存在：

1，是极大地存在民众怕出头，不举报。

2，战争破坏，人证在战争中被杀害以及日军战败前销毁，造成人证物证取证困难，加之对国际法有研究的司法人员较少，出现定罪困难，不得不施放的情况。

3，国共内战爆发也造成了一部分未进行的审判草草结束或没有审判。1949年2月上旬，党国败退时期，将一批未审判战犯押送日本，由驻日美军和新日本政府管制，随后50年代陆续释放。

4，党国关押期间，口粮给养”按国民政府军队的标准提供“，不带手铐脚链，周末可以文娱活动。

新党国关押期间，”管理所的职员们得到的粮食还没有战犯多,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新井利男）

无论，新旧党国，对日本战犯的处理，均涉及到了日后与日本政府的新关系的考虑。

从各种资料均可以证明，与某些人所嘲讽或某些宣传部门所自夸的民族之纯朴宽容无关，而与政治力量消长有关。（某党统一战线的政工除外）

无他，我国积弱也。

造成影响也有好又坏，前者，例如新中国释放的武部六藏，藤田茂等人为中日邦交作出了重要贡献，后者，清算不彻底，日本右翼存在不思悔改的一部分。

以德报怨？以直报怨！

最后：

上述不刻意针对新旧党国任何一方。

可以说中国战场上的日本兵几乎全员战犯，你能找到一个没有做过抢劫杀人强奸这三者其中之一的日本兵吗？

很多人说什么宽大处理能引导他们忏悔。我们先不说什么宽大处理的对错，就说这个结论，日本兵忏悔了吗？国内报道的比较多的是某某日本老兵来中国道歉，但是要知道当时日本兵数量几百万，有几个忏悔了有几个道歉了？因为忏悔的人稀少，所以每当有一个我们就大肆报道，这可以算了另类的幸存者偏差。

但是更多更多的是更多的日本兵回到日本之后把自己在中国做的事当作谈资，去跟邻居去跟同事炫耀，不要说忏悔，他们根本就没有觉得自己有错。

我不是胡编乱造，你看看日本出版的日本老兵回忆录，看看那些日本媒体的采访，看看那些老兵嘻嘻哈哈地回忆自己是怎么绑中国姑娘，怎么杀中国少年兵的，你就只有一个想法，为什么没杀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