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对剃发要求非常严格,为此不惜大肆屠杀,这个已经有很多资料谈到了,不需要多说。
这里只说一点,就是过往认为如下图的清朝发式演变并不准确。
入关后清朝颁布的剃发令并不要求一定留辫,保留的发量跟政策执行强度也无关联。
因为剃发重点是破坏汉人对孝悌礼制的坚持,就像破窗效应,没有剃多剃少,只有剃和不剃之分,汉人但凡剃了头发就等于放弃儒学中华夷之辨的认识,放弃自己在中国文明中的主体性和主导权。
所以清朝虽然认为剃发才是大清顺民,不过除前额鬓角外头发剃掉多少,没剃的头发是否要结辫,剃掉头发的地方是否要时常剃保持光秃,清朝其实是不怎么管的,所以清前期经常出现剃掉额发鬓角,脑后头发照旧挽髻的情况,颇类似明朝时一些因为脱发而发际线后移的男子形象。
清初汉人剃发后的效果,大体来说是让百姓变成了保留一撮头发结成发髻,同时周围不需非常勤快的剃光,而是长成毛寸也无妨的样式,因此在观感上,反而比清晚期剃成界限分明的“阴阳头”要好得多,更类似于近现代汉人的发式。
之所以演变成后来那般难看的模样,主因就像开始说的破窗效应,剃发打破了汉人对于头发的执念,打破了夷夏之防。随着清朝统治日久,百姓逐渐遗忘明朝故事,为了方便省事,也对效仿统治阶级的旗人少了芥蒂,就不再维持发髻旧制,而与旗人官绅趋同。从而实现了清朝的根本目的——消除汉人身为中华的自尊和对满洲“夷虏”的排斥,实现社会意识上的满洲为主汉为臣。避免以往夷狄入主中国后,虽然开始实行胡汉分离,却最终不免“以夏变夷”,被汉人同化而失去统治地位。
谈易服前,得了解和对比一番双方衣冠的基本形态。
清装并不是一种原生的“女真衣冠”,而是元朝以来女真逐渐蒙古化(叶赫部干脆是土默特蒙古女真化)的产物,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后为了联合蒙古,也经常强调蒙古与女真衣冠骑射类同,因此满洲衣冠最初大致等同明末的蒙古衣冠。
而需要强调的是,蒙古衣冠不等于元朝衣冠,因为元朝衣冠是结合西域、中国和蒙古审美与中国工艺、原料的产物。元人北逃沙漠后,没有了中国的织工锈匠,没有了棉绸锦缎,显然无法维持元朝繁复华美的衣冠,故而明末的蒙古服装,受制于草原蒙古社会较落后的生产力,在裁剪上大为简约,衣料也恢复到宋时“氊毳革”的旧貌[1],和元朝大不相同[2]。
明代萧大亨所著《夷俗记》记载蒙古帽衣:“今观诸夷,皆祝发而右衽也。其人自幼至老,发皆削去,独存脑后寸许为一小辫,余发稍长即剪之。唯冬月不剪,贵其暖也......其帽如我大帽,而制特小,仅可以覆额。又其小者止可以覆顶,赘以索系之项下。其帽之檐甚窄,帽之顶赘以朱英,帽之前赘以银佛。制以毡,或以皮,或以麦草为辫,绕而成之,如南方农人之麦笠然,此男女所同冠者......衣以皮为之。近奉贡惟谨,我恒赐之金段文绮,故其部夷亦或有衣锦服绣者。其酋首愈以为荣也,又别有一制围于肩背,名曰贾哈,锐其两隅,其式如箕,左右垂于两肩,必以锦貂为之。其衷衣甚窄,以绳准其腰而服之,不以带束也。”
满洲来自蒙古的服饰包括:披肩、红缨翻檐帽、红缨笠子、前后开衩的弧襟/折角襟圆领袍、长褂、马褂、马蹄袖、围脖(外面看是翻领的假领)、佛珠等。
正因为满洲衣冠发式大多本就来自蒙古,所以当黄台吉接受林丹汗之子额哲投降后,命令蒙古衣冠发型一如满洲时并无阻碍(有种儿子让爹学自己的感觉)。
由于继承元朝的衣冠,早期明衣冠有大量胡服元素,也可以说元朝衣冠最精华的部分就在其中,尽管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实施各种禁令试图摒除胡风,但百姓因袭已久,且部分胡服本身设计合理,样式花哨,也得到明朝统治阶级喜爱,因此屡禁不止,从明前期的出土陶俑和画像就能明显体会。
从这些陶俑和绘画可以看出,早期的明衣冠包含有红缨翻檐帽、红缨笠子、弧襟/折角襟圆领袍,无袖对襟衣(比甲)、短袖对襟衣,无袖对襟袍(罩甲),对襟袍等样式,和清装有许多相似款式,也因此,目前有很多人希望借此强调清朝推行易服的“顺畅”,把清装描述为“汉服本来的发展方向”,但这实际是一种荒谬的错位描述。
如果研究整个明朝服饰的发展,就能看出随着不断强调华夷之分,明中期以后很多继承自元朝的胡服样式后来不是淘汰,就是改造成别样,在明末,中国已经恢复了宽袍博袖的旧制,红缨翻檐帽、红缨笠子、弧襟/折角襟圆领袍、穿着在圆领袍之外的短袖对襟衣等服饰业已消失,百姓已经不再穿着,不认可是汉装,类似款式的清装对于中国百姓来说只是陌生的夷狄之服。
明初衣冠只能证明汉装和清装的共同渊源,但不能证实明末时两者的相似和发展方向相同。
以往谈到易服,经常认为清军入关后除了僧、道、妇人之外,其他汉装一下子就全部被取代,应当说,清朝最初确实想这么干,只是行政能力有限,力所不逮。
清朝在关外时,于1623年(明天启三年,后金天命八年),即规定了官民帽顶制度。又在1632年(明崇祯五年,后金天聪六年),规定了服色制度。再1636年(后金崇德元年),黄台吉明令:“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要全照满洲式样……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重治其罪。
由于从努尔哈赤时期推行剃发就十分彻底,因此易服也同样严格,其目的是逼迫在辽东的汉人无论是沦为阿哈(家奴)还是作为伊尔根(民人),在样貌上和满洲保持一致,这样他们在同后金交战的明军眼中就与满洲完全无异,可能会被袭击后金地界的明军不分良莠地斩杀,即便逃归明朝一方,也容易被明军士兵以为“投虏”而杀良冒功[3],被迫依附于后金,断绝复归母国的念想。
这样的政策能够实行,一方面是因为后金开始处于明朝及其属国的朝鲜包围之下,且明朝不断实行堡垒推进战略,并从海上对后金国土加以袭扰。极大的国防压力让后金长期保持危机感,为了避免“变生于内”,防止治下汉人与明朝联系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因此政策执行态度十分坚决,毫不妥协。加之辽东汉人本来就比内地就少得多,又经过努尔哈赤时期的屠杀,即便包含历次入关从内地掳掠的人口,也尚未达到后金管制和约束的能力界限,因此也不担心无法压制由此产生的反抗。
而入关之后,1644年(顺永昌元年,清顺治元年)五月初二,多尔衮进北京,要求“投诚官吏军民皆着薙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要求其治下所有内地州县全部实行剃发易服,然而内地百姓对此反应极其激烈,如京东三河民众就起事反对剃发。百姓从清军入关初期的望风而降一转为气势汹汹,迫使多尔衮随即在五月二十四日下令暂缓剃发,连更根本的剃发都无法执行,易服也更别提了。
之所以清朝会暂缓在关外严厉的剃发易服,主因在于清军入关并非凭借自身实力击败明朝。即便在松锦之役消灭明军九边十余万主力之后,清军依旧在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败于宁远,对于攻克山海雄关,一劳永逸的进踞关内并无把握。因此直到听闻东征的李自成大顺军攻陷北京,消灭明朝中央后,清廷上下才大为震动,急忙倾全国之兵与之争雄,并在反对大顺政权革命政策的吴三桂以及华北缙绅的支持下,打着“为崇祯复仇”的旗号才得以在山海关击败大顺军,轻松进占河北、山东。假如失去民心,那么陷入“人民群众汪洋大海”的清朝,显然没有把握在与依旧据有四省之地的大顺和剩余半壁江山的南明三方角力中胜出,因此不得不暂时“妥协”。
而到了1645年(顺永昌二年,清顺治二年,明隆武元年),清军先击败大顺,迫使李自成放弃华北转进并意外死于湖北九宫山,又攻陷南京,俘虏南明弘光帝。以为大局已定的多尔衮在六月十五日再次下达全国剃发令,在七月初九日时,又下谕“官民既已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实行同样严厉的易服,结果我们都知道,剃发易服令有再次引起了全国反清斗争的新高潮。
正是在剃发易服引起全国范围内百姓反清斗争和南明反攻的压力下,清朝不得不“分清主次”,优先推行剃发,而对易服则无暇顾及,因此直到顺治末年,清朝全国上下虽然基本完成了剃发,但易服却不怎么成功。
例如顺治十三年发布的《谕饬衣冠服制》、《抚浙檄草·再谕剃发服制》所示
百姓依然在穿汉装,且用巾帽遮住提过的头发后,外表看起来与明朝时别无二致,冠服不如制的问题,终顺治一朝都未能解决,而随着康熙朝与南明的战争走向结束,为了避免再生事端的清朝,也开始用“怀柔”政策,在完成剃发的基础上,开始跟汉人打易服的持久战,其表现之一就是宣喻服饰规制但少惩处和处决不如制者。
结果就是除却上文剃发部分所展示穿着汉服的清朝文士画像之外,在康熙朝的《南巡图》、《春耕草堂图》中依然能见到穿汉服的百姓。
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川陕总督鄂善再三邀请明朝遗民李颙(号二曲)去关中书院讲学,书院学台还专门制作了一套清装送给李颙,但是李颙依然坚持穿着汉服前往书院,并称:“仆非官僚绅士,又非武弁营丁,窄衣小袖,素所弗便。宽衣博袖,乃庶人常服;仆本庶人,不敢自异。”,最终也未遭责难。
由此可见清朝的易服政策在实行上,有这样几个特点:
所谓新汉装,既是在清朝统治之下,被迫放弃明朝旧有的衣冠之后,将原有衣冠的部分设计和清装结合之后的产物,其代表有民间大褂、马褂、小褂、汗褂、袄袴、裹头。
大褂或称长衫是清代民间所穿着的唯一一种袍服,它的结构原型不是任何明代袍服,而是清装便袍/衬衣(以下简称清便袍),。而清便袍是现代人往往不了解的,因为跟穿在最外层的大褂不同,清便袍定位更似汉装中衣,会再外套袍服和长褂,在各类绘画、照片中大多被外面的袍褂遮掩,只有少数绘画中可见,例如清朝皇帝的《读书图》。
如画像所示,清便袍的特点是可不用马蹄袖而用平袖(介于汉装窄袖和直袖之间),前后不开叉只左右开衩(早期便袍开衩六寸左右在膝盖下),且男女通用[6]。
清便袍是清装中外形最近似明代圆领袍的款式,没有被汉人极度排斥的马蹄袖和前后开衩设计。
在清便袍这种“看起来还不太坏”的基础上,汉人发展出了大褂,并赋予了“汉”的特征,这从以上画作可以看出,清代大褂其实是明代道袍、襕衫、朱子深衣等袍服的精神续作,衣身宽大,可使用广袖[7]、不用革带而用绦带束腰或干脆不束腰、不开衩乃至开衩更高到胯部[8]、搭配幅巾等明代巾帽而非红缨翻檐帽和红缨笠子[9],使用立领而非围脖[10],面料不用石青等清装专用色,不施明纹或暗纹,而多为用色清淡的素袍。
马褂/短褂从来源上讲,属于元朝旧制,在明朝建立后依然存留于故元疆域内的各地方,自然也涵括辽东诸部女真,但与明朝及蒙古服饰在逐渐发展中将其淘汰不同,马褂在女真尤其是建州女真之中一直延续,并伴随努尔哈赤的征战,成为后金的标志服装,《满洲实录》插画对此清晰体现。
而在清军入关后,根据《清类稗钞·服饰类》 记载:“马褂较外褂为短,仅及脐。国初,惟营兵衣之。至康熙末,富家子为此服者,众以为奇,甚有为俚句嘲之者。雍正时,服者渐众。后则无人不服,游行街市,应接宾客,不烦更衣矣。”。
可得知在18世纪之前,汉人之中基本只有绿营官兵穿着马褂[11],而民间则无人问津,这是因为过往汉装[12]并没有在袍服和外衫之外穿短衣的搭配,少数富贵人家效仿旗人穿着马褂时也会遭到嘲笑。民间对马褂的穿着在雍正朝开始增加,并在乾隆朝时成为十分普遍的打扮,这点从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出访清朝后带回的画册中可以得知。
从这些图画中可以发现,在民间马褂并不像后来通常认为那样,是一种专门搭配袍服的“正式服装”,相反,它不遵从清装原有的规制,深入到社会最底层的贩夫走卒之中,披挂在劳动者的短衫之外[13],这样的搭配在现在看来颇有些滑稽,如同老话所说“里大外小,越过越好”,或许代表了古时劳动人民对生活的期许。
小褂或叫短衫,是汉人独有的短装,其前身是明代的圆领衣和对襟衣,分为大襟和对襟两种。称为小褂是跟大褂相对而言,而并非与清人的长褂相对[14],小褂一般来说长度及胯,比马褂要长[15],两者不能混同。
小褂出现的原因很简单,在斜襟直领衣和圆领衣等明代常用短衫被禁止后,百姓必须找到替代款式的短装,而不可能整天穿袍过日子,[16],于是基本等同于截短便袍的大襟褂和明代作为军服的对襟衣,就代替许多网友眼中过往千年不变的“裋褐”成为劳动人民的代言,并且跟大褂一样也加上了立领。
虽然四十年前还很常见,但现在的年轻人尤其城里人基本没见过大襟褂,对其内构不了解,这里再通过实物照片展示大襟褂的内构。
图1、2所示半边内衽的设计应该说是清装对汉装最大的影响,正是因为没有旧圆领衣袍的内续衽,理论上这类衣服必须通过领口和右胸两处纽扣来固定内外衽[17],如果不熟悉清装和新汉装的这一特点[18],往往以为大襟褂内里与旧圆领衣一样有内续衽,在看到以下照片时往往就会产生误解。
这些照片中大襟褂翻领穿着的形态,经常被一些人误认为是斜襟直领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