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马前卒在2019年观视频答案年终秀的演讲? 第1页

马前卒的强项是发现问题，弱项是提出解决方案。本次演讲也体现了这一点。

督工演讲的核心内容是对80年代进行反思，指出正是由于社会科学（包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滞后反作用于经济，导致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应该说任先生指出的这个问题是很准确很到位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本身产生的收益已经不足以掩盖它带来的社会矛盾，这时我们就必须正视这些矛盾并加以解决。其实在督工之前，很多学者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但督工把它和我们经历过的80年代的经验教训结合起来，更容易被一般观众所理解——也就更易于传播。

但督工提出的解决方案仍然延续了其一贯的简单粗暴的风格。按督工的说法，一切社会矛盾都可以通过“量化”的方式来解决。譬如英国脱欧，就可以制定一个量化标准，看一看脱欧和留欧哪一个对英国社会总体收益大——哪个收益大就选哪个。马前卒的这套办法对工蜂社会也许有效，对公民社会则一定无效。首先说，量化要有标准，那么这个标准谁来制定？如何确保这个标准的公平性和科学性？又如何让所有人相信这个标准的公平性和科学性？如果按这套量化标准来决策，最终发现决策错了（对社会总体不但无益反而有害）谁来负责？这些问题督工都没有说清楚——实际也不可能说清楚。

总体来看，虽然解决方案不靠谱，但督工能勇敢地指出我们当前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只要正视问题的存在，总会有办法去解决，现在大家能够讨论这些问题，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社会斗争讲科学，中等收入无陷阱》

一 跨世纪大转折

大家好，很荣幸参加观视频2019年会。对我来说，2019是很特别的年份。因为我生于1981，在两个世纪各生活了19年，公元2000年恰好卡在中间。

这个二零零零年，对我曾经是未来。小学的时候，广播天天讲“新的历史时期总任务”，讲四个现代化，讲共产主义，我把这些宣传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到了二零零零年，富裕和幸福就会降临，现在的一切烦恼，到时候都不是问题。一直到读中学，我都认为2000年应该是一个值得期盼的转折点。

现实中的2000年并没有实现共产主义，也没有外星人送礼物。但是，那一年前后有几件事，让我印象深刻。

第一件事发生在1999年11月21日。那天我路过宿舍楼下的书报亭，看到报纸头版消息，中国前一天发射了载人试验飞船。

我开始认字的时候，世界在冷战。80年代的报纸给我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只有美国苏联能把人送出地球，也恰好是这两个国家领导世界。中国刚刚学会发射卫星，所以是边缘化的国家。我一直以为，中国还要很久才能摆脱边缘化身份。1999年的新闻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

第二件事是2001年 911事件。飞机撞大楼对我来说不算意外，因为专业是土木工程，当天晚上宿舍聊天就得出了结论，大楼不是撞倒的，是燃烧导致钢材失稳倒掉的。但是，那一天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用新媒体连接了世界。

2001年之前，我已经在用互联网，但是贵，而且麻烦。当时中文互联网主要是娱乐性内容，所以我认为互联网只能是辅助性的工具。像中国发射载人飞船这种消息，还是要看报纸。

911事件之前，宿舍装上了宽带，911事件发生之后几个小时，互联网压倒了所有媒体，提供了最快，最准确的信息。我隔壁的宿舍门口摆着一台电脑，所有同学，无论是打算出国，还是纯粹好奇，路过都要刷一下网页。事件发生不到一天，我们就能讨论大楼倒塌的细节，在报纸时代这是不可能的。

第三件事正好跨世纪。1998年我上大学，入学通知书要求我买一套绘图工具。2002年快毕业了，我还在用这套工具画图、描图。过了几个月，我背着绘图工具去设计院上班，第一天走进办公室，我发现每人对着一台计算机，根本就没人拿笔。从此我再也没有用笔画过工程图。

2000年前后的这三件事，911事件是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开始；载人飞船说明，中国在这个时代不算落后；绘图板变成计算机，是社会发展超越了教科书，让我知道社会的进步不是宣传口号，而是身边的现实。三件事连续发生，让我感觉到2000年的确是一个时代分水岭。

2000年以后，时代冲击连续不断。2008年我坐高铁从郑州去西安，上车的时候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开车以后，我发现看不到旁边铁路上的枕木，整个路基的影子都连成一片，这才知道时速300公里是什么概念。就在我这次坐高铁之后几天，西安到郑州的飞机停运，高铁在地理上改变了中国。

同样是2008年，我和同学聊天，说现在网络支付不方便，将来应该点一下手机就能付钱。没想到，2018年，我在办公室里拿出现金，同事的第一反映是：“让我看看钱，很久没见过现金了”。

对我冲击最大的一个经历，是2012年春节回家。过去中国大多数县城，厕所基本是旱厕，夏天臭，冬天到处是冰。到了2012年，我发现县城街头的卫生间都换了抽水马桶。

在北方的冬天维持几十个干净的冲水洗手间，这是现代社会才有的力量。当贫困县都有这份财力、这份管理能力的时候，我终于相信，80年代向往的那个21世纪不是吹牛，它真的来了。

二 人心思变

总而言之，中国的进步超出了我80年代的想象。但是，有的时候走在大街上，我经常会疑惑——21世纪似乎没有当年想象的那么美好。我和很多同龄人交流，他们也觉得硬件进步超出预期，感受上却不如80年代的想象，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

后来我想通了，大多数人对21世纪不那么满意，可能是一件好事。

以成年人的视角回头看，我发现80年代社会阶层严重固化。当时中国城乡差异很大，但是知青下乡结束了，城市学生不需要和农村学生竞争，接班就能上岗。中专招生明显倾向于本系统的员工子女，培养熟练工人的技校甚至只招城市学生，大多数人的身份都可以直接传给下一代。真正向所有家庭开放的中等学校，只有师范和体育学校，所以运动员质量高，能培养出中国足球黄金一代。

另一方面，80年代高考录取率低，读大学的适龄人口只有百分之2，大多数家庭不重视高考。一般工人家里连报纸都没有，完全没有督促子女读书的意识，倒是很积极安排他们接班、招工。我周围的同龄人，读大学的人很少，而且有一个共同经历，就是在80年代家里有一个书架。当时的知识分子如果希望子女保持自己的阶层，是很容易的。

所以，虽然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在改善，但是，很少有跨越性进步，都是在现有生活节奏下做改良。比如说知识分子涨工资，工人宿舍换成楼房；农民拿到了更高的粮食收购价。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对21世纪的设想，也可以用“改良”两个字概括。大多数科幻作品，比如说叶永烈，郑文光的小说，主要情节就是“工人农民用上更好的工具”，“知识分子待遇继续提高”，完全没有设想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

作为一个儿童，我当年很喜欢读这些书，因为小孩子需要安全感，喜欢看到一个自己能理解的未来。如果当时的社会结构不变，各个阶层的比例也不变，我相信，大多数人对21世纪都会更满意。

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进步一定会颠覆生产关系，当时的宣传干部和科幻作家没想到，只要受教育人口再多一点，外国工业冲击再强一点，这种少数知识分子垄断技术工作，城市工人世袭福利的稳定结构就要崩塌了。他们更没想过，新一代年轻人根本不愿意当工人农民。

现在的大多数职位，工作环境越来越好。30年前，全国每年死6000煤矿工人，现在是300多。当年的农民用镰刀收麦子，现在的农民用收割机，都比80年代轻松很多，

但是，中国绝大多数年轻人，都不愿意做这些没有发展空间的简单工作，因为社会结构和受教育水平都不一样了。接近一半中国年轻人要读大学，剩下一半也会上网，能看到更有活力的生活，他们不愿意用肌肉和机器比效率。

所以，虽然社会硬件进步很快，但底层年轻人认为发展机会不够，中上层觉得来自下面的竞争越来越大，都很焦虑。

这样，前面的疑问就解决了。大家对21世纪不那么满意，说明社会进步很大，完成了工业化这个大目标。中国人给社会打分，已经用上了工业社会的世界观。现在网络舆论经常因为一些热点问题吵架，恰恰是因为大多数人开始表达自己的意见了。我很喜欢这个21世纪。

三 人民内部矛盾

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大家都看得到，今天我随便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今年最热的纪录片，美国工厂，讲中国富豪曹德旺去美国投资，制造了两个矛盾。第一个是中国资本家和当地工会的冲突；第二个是产业升级，新技术要让所有简单劳动力下岗。

我今天不评价劳动和资本谁对谁错，只是提醒大家，曹德旺是中国资本家，大多数工厂在中国。在美国制裁华为之前，大家提到华为公司都要说35岁裁员潜规则；美国制裁华为的风头过了以后，大家提到华为都说李洪元251事件，害怕自己离职也要蹲监狱。

上周还有个热门新闻，明星上综艺节目累死。这并不是说只有明星或者白领才有阶级矛盾，恰恰证明阶级矛盾无所不在，而且得到网民的普遍认同。美国人在曹德旺的工厂遇到的问题，国内也有，而且更普遍，更深刻。就算暂时被压住，迟早也要正面解决。

又比如说教育权利问题。理论上说所有人权利是平等的，实际上各地高考难度差别很大，河北和北京就差了三四倍，人大附中进入名牌大学的概率，又比北京普通中学高上百倍。这些特权，有的通过家庭继承，有的需要花钱买，比如说学区房。30多岁的城市居民，最大的焦虑和压力来源，往往就是学区房。

而且，一旦拿到教育优先权，每个人都想把别人挡在外面。我居住的苏州，去年就爆发了一次人民内部矛盾。政府为了安置打工者子女，把他们送进一所很不错的小学。同时为了显示差别，在本地学生和打工者子女之间设了一道铁栅栏。

结果，本地居民觉得自己买来的权利打折了，打工者看到了赤裸裸的歧视，旁观者担心铁栅栏影响消防疏散，没有任何人对政府的操作表示满意，这就是当前中国教育问题的缩影。

今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质问教育部，怎么解决打工子女上学和考试问题，教育部说：要满足人民的需求，但是问题很复杂，也要保证政策的稳定性，把问题混过去了。

全国人大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人大代表在教育部都问不出一个方向，可见这个问题暂时无解 。所有人都不满意的状态还要维持很久。

甚至体制内的人也不一定满意现在的秩序。比如公务员不是普通雇员，遇到强迫加班和劳资纠纷没有劳动法保护，收入也不一定和能力对应。同时，潜规则是公务员只要不判刑就没法开除。长期不上班，处理之前还要“善意提醒”。

所以，一方面体制内很多优秀人才对待遇不满，另一方面体制内成千上万的人混日子。我家乡就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老师评上高级职称就不上课，申请管打印机或者当门卫，因为收入和职称工龄挂钩，不上课也影响不大。这种情况不解决。国家无论有什么好政策，也没有人落实。

其他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核电站要不要建，垃圾站和火葬场修在哪里，医保要不要照顾罕见病，比如说北京治雾霾，周围的农民冻到半死。这些矛盾，是进步带来的新问题，是成长的烦恼，可以不悲观，但绝对不能回避。

就在几年前，有人建议我们读《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最重要的观点，就是经济增长不仅带来更多的物质产品，也普及了教育和知识，让普通人提出更复杂的需求。如果社会不能满足这些新型需求，只是在原来的结构下搞改良，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稳定。

四 给八十年代还账

接下来我们看看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

刚才提到，80年代的基本色调是改良，虽然社会结构不变，但每个社会集团都得到了好处，这就是帕累托式改革，知识分子回忆八十年代，都说是理想主义年代。1980年的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1988年之前一直是各种综艺节目的必选。我对21世纪的美好想象就来自这种气氛。

但是，打牌的时候，总要有一个掏钱的傻子，如果你找不到那个傻子，那你自己就是那个傻子。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要发展，肯定比打牌要复杂。80年代每个人都觉得很轻松，说明整个社会都要付出代价过苦日子。这个代价不在眼下，就在未来。

代价之一，前面讲过了，就是社会结构僵化，增加了城市人口的惰性，打击了农村孩子读书的动力。中小学招生人数连续十几年低于70年代。

更大的代价在经济方面。80年代中国进口了100万辆小汽车和很多奢侈消费品，占用了一大笔本来应该去投资的钱。1984年，中国和德国大众合作，想引进技术在国内造车，但1985年花了20亿美元买外国汽车，差点因为缺外汇，放弃大众合资项目。

除了汽车，其他方面也是消费多，建设少。七十年代中国每天修3.4公里铁路， 80年代降到每天1.23公里， 1990年的人均铁路里程比1980年还少。1980年，中国水库可以灌溉16万平方公里， 1990年收缩到15.8万。

当然，无论是工厂，还是水库，铁路，减少投资都不会立刻出问题，80年代中前期花钱制造繁荣，在1988年以前影响不大。之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政府钱发得多，生产停滞，必然产生剧烈的通货膨胀，也就是1988年大涨价。企业增加福利但不投资开发新技术，很快就经营困难。国企不敢破产，就靠乱发贷款维持，制造了90年代前期的坏账。四大银行的坏账率迅速达到25%甚至35%，可以直接破产了。

中央这个时候意识到，再乱花钱，无论是印钱还是发贷款，整个国家都会被拖下水，于是把金融权利收回中央，戳破了贷款繁荣，企业投资不够的问题全面暴露。加上80年代接班招了太多的人，90年代全国普遍裁员。1999年春节晚会，最著名的台词是“工人要为国家想 我不下岗谁下岗”。全面下岗的结果就是治安崩溃，医保体系崩溃。我25岁的时候回头一看，上学时每个班级都有死掉的同学，加起来十五六个。

90年代农民也不好过。工商业没钱，地方政府要发工资，只能向农民加税。农民种地亏钱，必须出去打工，把钱寄回家里交税，中部很多省份都有集体抗税。一直到2005年，内地省份才从90年代的低谷恢复过来，这都是给80年代的繁荣还债。

所以说，80年代那种皆大欢喜的发展道路虽然轻松，但绝对不能作为现在的样板。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工业社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矛盾。追求人人满意，结果必然是人人不满意。

五 吵架需要规则

放弃人人都满意的前提， 就是承认各个社会集团的利益不完全一致，允许他们相互斗争、互相博弈，达成一个新的平衡点。

这方面也有很好的例子，比如说上海市是中国汽车产量最大的城市之一，但上海并不承认开私家车上路是天然的权利，而是认为开车占用了公共资源，必须交钱。所以上海市政府拍卖车牌理直气壮，再把卖车牌的钱都拿来修路。上海拍卖车牌，北京摇号分配车牌，上海的交通明显更好。

但是在其他场合，社会集团相互博弈不一定有理想的平衡点。比如说，21世纪前20年，中国最麻烦的事是拆迁。一旦拆迁价格有争议，结局往往是政府利用黑社会强拆，或者钉子户要了天价，最后拆不动。

上海车牌能拍卖，拆迁价格很难达成一致，区别在于房产拆迁缺乏标准。

在车牌市场上，一块车牌的权利和另一块是相同的，所以可以放到一起拍卖，形成合理的价格。房地产不一样，每一栋房子都是独特的，每一块土地都有天然垄断性，不能相互替代。周围邻居均价每平米一万，谁也不能拿出一个无可争辩的逻辑，否定钉子户要三万的权利。钉子户的存在证明了一个社会学规律，如果没有公认的量化指标，只有绝对立场，谈判就会失效。

这个规律也适合其他领域，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各方面只谈立场，不谈具体量化指标，结果就必然极端化，甚至根本没有结果。比如说现在很火的女权问题，双方从来没有给“男女平等”做一个量化定义，也不计算各种政策的成本，只争绝对的对错，所以吵了几年，还是继续吵。英国脱欧问题，港台的社会矛盾，很大程度上都卡在被这种道德争论上，社会改革停滞，经济也停滞。我们必须避免这种争吵。

所以，眼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讨论各方面的诉求，分析成本，找到评价政策的合理量化指标，让各个集团相互谈判的时候有一个凭据。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拆迁钉子户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没有房产税。

没有房产税，政府也能运行，可以用其他税收和国企利润收钱。但是，从经济学上来说，房产税的作用是提供一个量化的定价标准，让具有垄断性的土地和房产变成一般性的商品，像车牌一样交易，提高建设速度。

具体来说，我们需要放弃70年土地所有制，承认房产和土地都是个人财产，然后按照实际价值抽税，比如说，100万的房子，1%的房产税，房主每年给政府交一万块。

一旦开始收房产税，每个人都希望房产的计税价格低；但是，卖房子和被拆迁的时候，谁都希望房产价格高。所以，只要允许政府以120%的溢价强行征购房地产。大多数人都会理性申报房产价格。报价低了少交税，但政府就算不搞建设，也可以征购，卖给出价更高，乐意交更多税的人。报价高了要拆迁费，政府可能放弃拆迁，觉得留着你的房子收税更合算。只要房产税全面推行，房地产交易就有了量化指标，钉子户和黑社会强拆就会消失。政府做规划也有了量化根据，可以优先拆迁那些税收少的地区，改善所有人的居住环境。

六 跟着科学走

这种量化指标，是当前中国社会最缺的东西。长期以来，中国人有一个普遍的错误认识，就是理科、或者说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需要用数学做量化分析；文科、或者说社会科学只需要收集知识点，不需要定量分析。所以在讨论社会问题的时候，各方面喜欢摆立场，争论道德，很少有人做量化计算。

这个思潮发展到现在，变成了歧视文科，甚至是文科无用论。有人说文科生的工作简单，理工科学生都能做，反过来就不行。但是新中国建国，指导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显然属于社会科学。所以中国科学院刚建立的时候也包括社会科学，第一任院长是文史专家郭沫若。

最近很多文章喜欢用二战末期日本的政策举例，说日本缺乏士兵的时候，动员文科生当炮灰，把理科生留下搞研究，用来证明文科没用。

我这里不讨论日本是否全面落实了这个政策，但就算日本真的这样征兵，也不能说歧视文科是对的。因为二战的日本是一个畸形的国家，社会发展出了问题，少数军阀制定政策，想把全体日本人和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都变成军国主义陪葬品。中国不能向一个自杀的社会学习，更不能像军阀那样歧视社会科学。

歧视文科，一部分原因在80年代。当时有一个很不好的风气，社会科学脱离科学精神，脱离群众，喊着“理想主义”的口号，既不学数学，也不研究身边的中国社会，变成了少数人炫耀身份的工具。

对于这种趋势，老百姓有自己的判断，80年代末我读书的时候，周围的长辈都教育我，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不是他们歧视文科，而是他们意识到社会科学脱离现实，所以鼓励我去学习保存科学精神的自然科学。

但是，没有发达的社会科学，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走不远。

所谓科学，就是用来处理复杂问题的思考方式。如果问题足够简单，直觉和习惯就够用，没有科学也无所谓。比如说，伽利略之前，普遍认为大石头比小石头落地更快，也不算什么大问题，因为当时没有飞机和汽车，并不需要万有引力定律和牛顿力学。但是现在是21世纪，谁要是拒绝力学，就等于自绝于世界。

社会科学也一样，社会复杂了，科学才是必需品。新中国前几十年，中国落后于世界，社会结构简单，内部矛盾很清晰，社会科学研究稍微粗一点也不要紧。另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们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反过来做，不会有大错。所以，建国前几十年，虽然我们社会学研究和科普做得不够，但发展的大方向是对的，就算走歪了也有能力纠正。

过去一代人时间，中国完成了工业化的最后几步，从农民为主的半工业国家，变成了城市居民为主的现代工业国，内部出现了复杂的分工。现在阶级、阶层，地区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比一代人之前复杂了不止十倍，矛盾可能增加了100倍，比经济增长的速度更快。如果我们处理不好这些矛盾，经济增长就会停滞，甚至倒退。

这几年，很多曾经比我们发达的国家出现了停滞，我们说他们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在我看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一个社会在进入工业时代以后，社会剧烈分化，制造新型矛盾。但是政治和文化发展相对落后，应付不了新型矛盾，最后被迫放弃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面对新矛盾，第一种选择是搞威权政治，政治上压制或者回避矛盾，用低效的福利收买各个社会集团，比如说委内瑞拉就拼命发福利换稳定，把货币发成废纸，这条路我们不能走。

第二种选择是随便各个社会集团斗争，越极端越好，利用极端化需求来获取支持。比如说台湾省民进党就坚决要拆了核电厂，让“用爱发电”的群体给自己投票。这种极端化斗争会破坏经济政策的连贯性，也走不通。

无论哪一种选择，本质上都是国家治理能力落后于生产力，没有先进的社会科学做指导，社会集团之间的对抗没有凭据，最后制造经济上的中等收入陷阱。

七 跟毛主席走

我刚才回顾了中国上一次危机， 80年代滥发福利，80年代末和90年代极端化对抗，这就是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没有苏联解体和911事件带来的宽松发展环境，我们现在可能还没走出来。类似的事情，我们不希望再来一次。

但是，很多事情，不希望也会发生。就在我演讲的同时，所有大型国企都在执行命令，把10%股权转给社保基金；上个月，伊朗提高汽油价格，引发全国抗议，第一天就打死好几个军官。我不是反对把国企的收益拨给社保，也不认为伊朗必须供应低价汽油。但这内外两件事提醒我们，经济发展的同时，内部矛盾也在增加，如果处理不好矛盾，经济增长就可能把自己绊倒。

所以，我今天的结论可以总结为两句话：

首先，为了提高处理新型矛盾的能力，中国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科学。其次，社会科学的普及非常重要，要让每个人都掌握社会科学。

之所以我强调社会科学的普及，是因为年轻人迫切需要这个工具。现在，第一代生在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已经长大了，他们从家庭继承了不同的利益，工作以后还会进一步分化。我们不可能阻止他们为在自己的立场上参与社会斗争，不可能喊一句爱国口号，就让他们放下矛盾，一心建设祖国。我们只能先承认矛盾，再寻找发展道路。既然年轻人必然会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参与政治，我们就要开展科普工作，让他们更理性、更科学地参与政治。

所以我们和观视频工作室合作，推出一个视频节目，《睡前消息》，在各大视频网站播出。节目已经制作了51期，主要内容是观察中国社会的细节，结合历史走向做深度分析，给社会增加一点科学和理性，欢迎更多的观众来发评论，刷弹幕。

我们做这个节目，也是要顺应历史进步的大趋势。新一代中国人对历史的认识，对社会科学的掌握，比几十年前有很大进步。证据就是他们创作了大量现实主义题材的网络小说，尤其是“历史穿越小说”。这是21世纪中国唯一有世界级竞争力的文化产品。

大多数人应该都知道穿越小说的定义，现代人进入古代社会，用自己掌握的现代知识去改变历史，改变自己在古代的命运。这样的小说，重点不在于主角的经历，而在于分析现代社会的优势，总结古代社会的规律，然后才能写好两个世界的接触面。

马克吐温写过这样的小说，西方一些科幻作家也写过，但是，和中国当代作品比起来，历史上所有“穿越小说”都不值一提。这里我推荐一部主流学术圈关注的穿越小说，《临高启明》。作者走进北大中文系讲课的时候，我跟在身后拍下了这张照片。张维为老师领导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刚刚在《东方学刊》上发表了论文，分析这部《临高启明》。

我介绍穿越小说，是因为这种作品同时分析了古代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重现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优秀的穿越作品多，说明这一代中国人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很深，说明当代中国人终于搞清楚了现代社会从哪里来。我相信他们也能回答“中国现代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

最后，我引用一段毛主席语录：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

毛主席讲话的时间是1962年，加50年是2012。

2011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国；同样是2011年，城市居民超过农村，大多数中国人进入现代社会。这说明毛主席准确预言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毛主席后半句话也成立，我们必须准备迎接新的斗争形式。

新的斗争形式，就是解决工业社会的新型矛盾，毛主席晚年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我相信新一代中国人的能力，只要我们沿着毛主席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进，用社会科学对付内部问题，整个地球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睡前消息》制作团队祝各位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梦想成真，祝第14个五年计划推进顺利，祝社会主义祖国繁荣富强！

感谢我的同事为我演讲提供帮助，感谢在座各位到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