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为什么会二世而亡，背后有哪些值得深究的问题？ 第1页

首先必须强调，所谓“秦朝二世而亡”之说实为断代史引发的某一种误会。

“秦”这一政治实体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期；即使以建立集权制度为标准的话，起码也能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末的秦简公时期。

在重申这一点之后，我们可以明确看到：

到秦朝崩溃的这段时期，“秦”这一集权政治实体已经经历了2个世纪左右的漫长寿命。

所以，很多人说秦朝的暴毙是法家如何如何，商鞅变法如何如何，郡县制如何如何，其实都是根据结果而“强行推导”的结论。

实际上，秦王朝的覆灭绝不是一个快速的“暴毙”，其本身依旧符合中国古代集权王朝的生命周期规律，是一个老迈王朝的寿终正寝。

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必须面临一个新的问题：

老迈的秦国为何就能完成对东方六国的伟大兼并呢？

为何战国末期的走向并未像春秋末期一样——晋、楚、齐、宋、鲁等国因腐朽而重新洗牌，之后进行新一轮的割据与兼并——而是出现了秦朝的大一统呢？

有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要看到战国最末期的局势。

在公元前240年：

韩、魏、齐、燕四国因列国之间的兼并已完全丧失了“战国”的资格，秦、赵、楚成为最终角逐的仅存玩家。

而秦、赵、楚三国之中，秦国的实力最为强悍，但也绝对不可能同时对抗赵、楚联盟。我们要看到，在公元前241年，以赵、楚为首的纵军曾兵分两路，一路攻到咸阳旁边的蕞，一路攻到了函谷关，其中可见秦国的实力并非有绝对优势。

与此同时，秦、楚、赵三国也都存在有各自的问题。

就楚国方面，楚考烈王死后，楚廷陷入宫廷斗争的火并，而后是楚幽王在位10年内的持久不作为。所谓“横成则秦帝，纵合则楚王”，第二候选人却在冲刺阶段自行退出。

就赵国方面，赵廷内部的代郡系和邯郸系的争斗尚未进入白热化，但郭开等人的活动已经明显有间谍化的倾向，与此同时，整个赵国的决策是非理性的，它放着秦国在太行、在东郡近在咫尺的威胁不顾，疯狂地将大量战争资源消耗到攻燕的黑洞之中。

就秦国方面，秦国君臣也是矛盾重重，君主、外戚、重臣、封君的斗争几乎到了公开化的地步。

至公元前230年秦国正是发动灭六国战争时，秦廷已经明确表现出：

（1）严重的家族化，包括有疑似魏国背景的王氏家族，齐国背景的蒙氏家族，韩国背景的冯氏家族，另外疑似还有一个任氏家族和赵氏家族，可能和楚系外戚及赵系外企有关；

（2）秦廷官僚系统上层完全由外籍士人所垄断，注意，小说《大秦帝国》里“老秦人”这一虚构的政治团体是杜撰内容，其历史原型为20世纪50年代的样板戏形象，切勿与先秦历史混淆；

（3）被间谍网反噬的隐患。在当时，秦廷对间谍网的部署工作至少进行了有10年以上的时间，其中，秦王政下“逐客令”和驱逐吕不韦门下的魏籍士人之举都应是以各类理由将秦廷内的魏籍士人分散到列国（见司空马的动向）。此举在当时已然造成了赵、齐两国的大片官僚集体变节，而韩廷本身就有明显的投降倾向，魏、楚、燕被间谍渗透的情况不明，不过情况肯定不会太乐观。如此庞大的间谍网，在战争结束以后会以什么样的形式消化，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说到这里，相信脑子灵敏的读者应该已经能看出秦灭六国战争的必然结果，那就是：

列国官僚体系中的秦国间谍、变节官员会呈系统地重新回归，而由于秦灭六国战争的进度过快，导致秦廷必然会呈编制地收编六国的地方系统乃至中央系统。

接下来，秦廷内部那些身居高位的外籍重臣必然会和这些间谍、变节官员、投降官员产生一系列化学反应。

所以，从根本上来讲，秦灭六国战争只是表面上消灭了六国的中央政权，而实际上：

所谓的秦王朝，只是一个秦廷和36个政治实体的超级“大连横”。

所以，在公元前221年的宫廷论辩上，秦廷为何会直接否决分封的提议，也就显而易见了——因为“大连横”本身并不具备分封的条件，一旦分封就会迅速回到纵与横相互拆招的年代里。

那么，既然秦廷不能建立像后世汉朝一样实现集权和分封的混合体制，又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秦廷当时的解决方案是——维持现状，建立一个流动的朝廷。

然而，就在短短8年后，即公元前214年，分封制的提案再一次在秦廷被提出。

当时，齐籍博士淳于越这样说：

臣闻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上述这一段本身的论述是十分“可笑”的，其中提到的“田常”、“六卿”就是姜齐和晋国的封君，拿这些人举例子说明分封的必要性，本身是不合理的。

不过，就是这样一条完全不合理的提案，始皇帝居然还得“重视”一下——他亲自下令召开谈讨论，研究分封制度的可行性——这一点着实显得过于“魔幻”。

在这里，我们不讨论淳于越的那段政治语言究竟该如何解读，也不讨论这段是否由秦廷故意安排，只是明确一点：

在当时，在秦廷内部一定有一股甚至几股力量迫切希望进行分封，而且这一力量不可能太小，否则秦始皇绝无必要专门开一场研讨会。

那么，为什么此时会有这么多力量要求帝国开始制定分封制度呢？

其核心原因应在于：

“连横”本身就是一种临时性的联合组织，本身就具有极强的不稳定性。而秦王朝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不希望自身的利益不能得到稳定保护，因此迫切希望秦廷能建立一个稳定的制度。

下一个问题，稳定的制度又有哪些呢？

一种是建立汉武帝时期的郡县制度，一种是建立分封制度。

考虑到秦王朝的既得利益集团本身就是外戚（六国贵胄）和外籍重臣（六国士人），合起来就是盘根在六国间的大望族，那么分封也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了。

当然，这一次分封制的提议还是被秦始皇否决。

不过，秦始皇倒是给了各地望族一个巨大的补偿——焚书令。具体内容是，诸子百家的相关书籍只能有帝国的70个博士官收藏，其他人有收藏则必须上交并统一焚毁。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焚书令”的目的并不是什么摧毁某一学派或者独尊某一学派，而是要人为制造一个社会板结，也就由70个大望族对知识进行垄断，由此垄断帝国的中上层。至于其他家族及士人，只被允许做农业、法令、医学、巫术一类领域的职务。

那么，说到这里又有一个尖锐的问题出现了：

秦廷为什么在此时还不进行一些有效的调整呢？为什么只是选择勉强维持现状呢？

根本原因在于，老迈的秦廷在此时已经基本丧失了正常运转的能力。

单就《秦始皇本纪》的记录，秦廷的御史系统基本处于“高位截瘫”的状态，从秦灭六国到秦始皇逝世，重大案件的破案率是尴尬的0%。从这一点上看，秦始皇在一些案件中要求杀死全部嫌疑人，其原因不一定完全来自于自身的残暴，在一定程度上也来自于对御史系统的无奈。

另一方面，在秦始皇逝世的前一年，也就是秦廷再度否决分封后的第3年，一次极度恶劣的群体伪证事件在秦廷上演。

当时，秦廷的使者在华阴一带声称遇见了“山鬼”，说“山鬼”预示“今年祖龙死”。

注意2点，第一点，华阴距离咸阳仅150公里左右，可谓近在咫尺；第二点，秦国的使者行动显然不可能是一个人行动，而是一个团队行动——这样一来，使者声称遇见了“山鬼”无疑是一次集体伪证。

至此，我们也就能看清楚秦帝国崩溃前的真实情况了：

与其说是一个即将崩溃的王朝，不如说是一个即将粉碎的联盟。

秦始皇的逝世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在战国时期，列国经常趁他国君主逝世的权力过度期进行打击。

而此时此刻，天下第一政治强人终于逝世，其维系的“大连横”必然松动，而纵方的势头必然会兴起。

公元前209年，“秦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宣布合作，此举明显带有战国时期秦公子借母系势力或妻系势力活动的意思。

也就在“秦公子”和“楚将”勾结的同时，“大连横”内的地方官迅速变节，就像纵横时代敌我间的转瞬变化。齐地、魏地加入合纵，帝国在关东的疆域像多米诺骨牌一般大片大片倒向纵方。

横成则秦帝，纵合则楚王。

此言一语成谶，“秦帝”和“楚王”都曾一度成为现实，却也像每一次的“连横”和“合纵”一般转瞬即逝。

现在，题主的问题就可以解答清楚了：

秦王朝本身的“大连横”性质就决定了它不可能长久，能讨论的空间也就是在“连横”解散以后，它究竟能以秦国的身份继续活下去，还是被解散时的大兼并所吞噬。

顺带着，我们也就回答了另一个问题：

项羽在消灭秦朝后为什么要进行“分封”？为什么满足于当一个“霸（伯）王（长）”而不是当皇帝？而西楚王的霸权又为何转瞬即逝？

因为，所谓的项楚本身也是一个“大合纵”。相比于“连横”而言，合纵需要特定的敌人，而且内斗要比连横更为严重。

那么，在秦王朝被消灭以后，这一“大合纵”失去了敌人，也就只剩下内讧，崩溃的速度自然是惊人的。

也就是在秦朝和项楚两次社会重组以后，汉王朝勉强整合出了一个又像“合纵”、又像“连横”，又像“周朝”、又像“秦朝”的四不像，其中的纷争一度延续到了汉景帝时期，尤其梁国在当时的上蹿下跳颇有当年魏国作为纵横发动机的遗风。

直到汉武帝时期，中央与地方的问题才真正得到了解决。

至此，中国就此进入了真正意义的帝国时代。

看到中意的题目就想挖坟，不过看到题主在请教大V，我似乎有些不自量力。越大的话题，其实越难驾驭和解答。这种问题细目学究难答，必扣政治精髓大要。

看清秦汉变局，确实不能只流于军事角力和朝代更迭。每个历史时期，都有独特的，与后世，及今日截然不同的全民普遍意识特点。这一点，史书只能偶有信息透漏，不可能系统论述，甚至史书作者由于受时代思维所限，对前代事件的记载，也有脱离其时境的曲解。说起秦汉交替之际，我们后世，包括其他朝代文人理解起来时，最不恰当的代入感之一，就是理所当然得认为集权制度在秦始皇统一以后的合法性地位十分稳固。事实上，秦始皇后半生殚精竭虑的，都是如何维护在当时不被广泛认同的集权制度。战国的封建邦国制，到秦国集权帝国制，再到汉初的郡国并行制，到汉中期的稳定集权帝国制，其实是秦汉变局，整个意识形态一步步改变并接受帝国制度的过程。但史料里，从来不会点明这个东西。

现在很多学者，将秦汉归于中华第一帝国的概念，其实有其内在逻辑依据。尤其是秦始皇创立秦制，到汉武帝确立汉制，这整段百年时间都可谓中华帝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成长期。事实上，秦汉变局是后战国必经的，制度兼容性试错，阶级全面破立洗牌的特殊时代，是帝国制度先经历秦朝一次刚性失败，后经历汉朝一次柔性探索，最终逐渐彻底取代先秦邦国制度的历史进程，是在百年过度期内，集权制度与封建制度相互杂糅博弈中，大一统帝国“坏空成住”的艰难成形过程。从朝代意义上讲，秦与汉缺一不可，二者相辅相成，相克相生，殊途同归。集权大一统帝国制度，是如何经历“坏-空-成-住”，必须结合时代意识去看待，结合新生的“皇帝”名号与旧有“王”名号的概念博弈去理解。

一、简谈秦统一之必然

诚然，兼并天下的是秦，统一文化的是秦，确立制度的是秦，而且，向远了的战国时代来讲，能够完成这一时代使命的，大概也只有秦。

首先，之所以最彻底的土地制度革命，即商鞅变法能够在秦国完成，就是因为秦是战国诸国里，进入华夏最晚，立国最晚，文化、制度最简陋，阶级构架最为简化的后发华夏文明圈国家。

战国诸国，三晋的魏赵韩，说起来是新国家，但是文化上，是浸润于老牌姬周宗室的晋国分立出来，是周制传统意识浓厚的地区。

燕国不必说，是延续到秦朝前的最长的一支姬姓宗室诸侯国。

齐国比邻于周制度与周文华实际奠基人周公的封国鲁国，自身又是西周开国三公之一太公望的封国，甚至是一度在春秋时期树立起尊王攘夷大旗，挽救了周文化的霸主，虽然在战国时期，田齐取代姜齐，但齐国仍是那个深润周文化的齐国。

楚国，数百年来自称蛮夷，而且“不服周”，但根子上说，也是西周开国封立的诸侯，骨子里仍是西周封建政治秩序的拥趸。只不过楚王家族传统野心大，长期以来是要问鼎于周，与周天子平起平坐。他们不服周，却一直努力把自己打造成“周”。所以到了战国时期，竟然发展出了景、屈、昭、项、怀、唐等，内部超级封建大族，楚国已经俨然“小西周”。

春秋才以诸国名分立国，并仍旧是依靠武力从西戎地盘杀回到华夏腹地关中的秦，其内部的封建政治意识相对淡泊，封建贵族结构并不庞大，对周制度与周文化的路径依赖最小。是所谓的船小好调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战国诸国的变法竞赛中，七雄之一的秦国，最终将变革进行的最彻底，最强效。正是由于秦没有其他老牌封建邦国那种对周文化的路径依赖和对传统意识的固执。

二、详谈贯穿秦朝始终的路线之争

到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开启兼并大业，最终创立帝国制度，并大体由后世沿用，并无太多争议。但秦始皇创立帝国制度，与开启十年兼并战争，却有一个微妙的时间差，值得注意和深思。

从秦始皇29岁灭韩开始，直到38岁灭齐，全部完成统一，秦王政才上皇帝称号，号“始皇帝”。改正朔，易服色，以水为德。除谥法。分天下36郡。更名民曰黔首。收天下兵器，聚集咸阳，销铸12金人及钟了。统一度量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徙天下富豪12万户于咸阳。

也就是在这些后统一基调政策确立后，贯穿秦朝15年，堪称秦朝崩塌导火索之一的重大路线之争，也随即出现了。

丞相绾（王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於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後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通过上边这个时间差，我们可知：秦始皇从发动统一开始，直到统一的十年间，都没有将统一后的新制度方案议题提到台面上。整整十年时间，秦始皇按捺并引导着一个愈发急迫的国体确立方向：先不争论，事后再说。这其中固然有对新领土的消化，却也从侧面说明了，秦始皇心中或有一定的隐忧，作为一个开创时代的政治家，他敏感的意识到，这是一个绝对不容小觑的政治命题，甚或是，政治炸弹。这个巨大路线分歧就是：要分封还是要集权。

王绾作为秦朝统一天下，这个重要时间节点上丞相，历史上给予记述只有了了数语，本身就很不正常。不过联系到秦始皇不喜欢谁就让谁在历史中消失的做派（比如他的后宫妻妾们），即使重要如统一节点下的丞相王绾，最后只剩寥寥几句也很正常。这大概也从侧面说明了，《史记》上寥寥几笔的朝堂争论，其实蕴含着长期的，显著的政治斗争。其实想想也正常，该如何为第一次一统的天下确立国体，这种政治命题如果不引发政治大博弈局面，反而不正常了。处于历史第一次文献大劫难后的秦朝历史，是本不该如此简练的高度归纳和总结。

后来的名相，秦帝国制度总设计师，李斯，就在这第一次路线之争中，站在秦始皇一边，赢得了最终的路线胜利，借此跨上了位极人臣，改写历史的这最后一步。这不是讨好秦始皇，而是因为，在面对分封制“群臣皆以为便”的朝堂上，李斯是唯一与秦始皇，有着同样令世人匪夷所思之孤独理想的，同道之人。

始皇与李斯携手于朝堂，面对全天下的质疑，一往无前。秦帝国制度确立了，可路线之争停止了吗？没有。

在《秦始皇本纪》里，秦始皇像一件不折不扣的历史工具。以秦朝建立为起点，他的所有功绩，都是为了帝国制度和集权政治，他的所有罪过，也是为了帝国制度和集权政治。我们不知道他有过怎样的忧伤，不知道他爱着什么样的女人，不知道他有什么爱好和娱乐，我们看到的，是他怀着的亘古未有之功业心，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执念。我不觉得同吃五谷杂粮，同有伤痛疾病，却精明如此的秦始皇，会真的相信有飞升成仙，长生不老。和后来同样痴迷于道家丹药的皇帝一样，秦始皇广招术士炼丹，也无非是为人人都无法逾越的生死命数，死马当活马医罢了，是想为自己创立的新国家，多掌一会儿舵吧。这样他心里能安稳些。

秦始皇心里不安吗？是的。一个安心的皇帝，不会每天强行批阅150斤的奏牍才让自己睡觉。一个安心的皇帝，不会放着安全舒适的宫殿不住，常年奔波在千里之行的路上，而且依旧要批阅那些奏牍。那还是昔日敌国的土地，有人不止一次在路上刺杀过他。他最终也累死在路上。

本应主人且自主的秦始皇，为帝国活成了无法停歇的强迫症患者。掌控天下的他，到底在怕什么？

於是徵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秸，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从阴道下，禅於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
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於大树下。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於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

这是秦始皇40岁，“与鲁诸儒生议”而封禅泰山的记录。从这里可以看出，秦始皇称帝之初，是极力拉拢儒生的。即使儒生以礼法不一刁难，即使儒生讥笑始皇遇风雨，并未见始皇有报复之举。以封禅泰山第一人的角度来看，凭西方定天下，而要依齐鲁之礼来泰山封禅，本身就是招抚齐鲁人心的举措。

秦国的博士，至少有70多人。皇帝称号确立、改制等大的国策方针制定，都有博士参与廷议。儒学作为先秦显学最大的一派，据秦史专家考证，如李克及其学生伏胜、淳于越、鲍白令之、桂贞、茅焦、叔孙通等17个有名可考秦朝博士，全都是儒生。而且叔孙通是已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后，秦二世时期的博士。可见秦始皇称帝之初，并非对儒家刻意打压，而是有意拉拢。

按说儒家强调秩序和忠君，只需随时代在学术上进一步改良，应该能与秦朝廷有起码的和谐共处。为什么到秦始皇生命的最后五年，对儒家及百家的态度急转为焚书坑儒，独尊法家，以吏为师呢？

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还是路线之争，还是分封与集权的路线之争，儒生博士淳于越的这一次发难，距离王绾与李斯之争已经过去了9年。帝国的中央郡县制度，已经确立了9年。46岁的秦始皇再也没有耐性了，他不想在招抚，不想再解释。他或许觉得，时间与结果都无法说服天下舆论。走出中年，身体每况愈下的他，不想，也不敢再等待那些迟迟不来的认可了。他要为政治理想，和自己最大的事业果实，做一次他认为最保险的安排。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於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於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後。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於上郡。

秦始皇焚书坑儒，其实坑的不是儒，也不是术士，而是以侯生、卢生等人为代表的传播诋毁秦始皇寡独言论的反体制势力。他们攻讦的是始皇的自古莫及己（集权革命的原因，即统一）、秦法（集权革命的制度基石，即法令出一）、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集权革命的首要特征，即中央决策）。这三样是什么？是帝国集权制度的基础，及其合法性来源。由此可见秦始皇到底恼怒的是什么。

扶苏又做了什么？求情，而且求情点在于，“诸生皆诵法孔子”。秦始皇这一次又恼怒的什么？是他一直当做接班人培养的扶苏，因为恐惧关东人心，欲向帝国制度反对派妥协。他恐惧的是，他死后，他的政治理想与果实，帝国制度，会随着他的死而流产！值得注意的是扶苏那句“远方黔首未集”，说明此时的意识形态分歧，仍是广泛存存在于关东庶民阶层的。

学界为秦始皇到底是坑儒还是坑术士有过争论。其实这些人或者既有儒生又有术士，或都是术士，却都“诵法孔子”。术士为什么也尊孔？因为儒家是分封路线的学术源头和学界大本营，这些人只是为儒家充当舆论攻讦的马前卒，无论是否是儒生，言论却无疑鲜明提倡儒家的分封立场。可见，儒家的分封路线，并不限于儒家学派或学术圈内部，而是社会性广泛性的。事实也证明，秦始皇坑儒是针对舆论和思想界的杀鸡儆猴，并不从人身上针对儒家，二世时仍有儒家成为博士。

秦始皇最后的5年时间，是秦始皇政治方向失衡失寸的5年。集中在这五年里，50万人徙戍五岭，70万人徙建阿房宫、骊山陵；修直道，筑长城；下焚书令，禁言令，坑杀反对派，以吏为师，独尊法家...如果加上扶苏，就还有准太子被罢黜外放。为什么这5年秦始皇会有巨大的心态和政策变化？感到身体的衰退应当是一个原因，分封制与集权制路线斗争不仅没有因为时间而淡化，竟越发激烈，而且牵涉储君站队，也是一方面。如果在考虑之前几年的一些事件，“使黔首自实田”，使蒙恬30万军击匈奴，南征百越，兰池遇刺，秦始皇应该是感受到了一种他没有想到的政治阻力...

秦朝的史料匮乏，又多有贬词偏见，所以很容易被草率定性。其实史书上寥寥几笔描述，现实中可能是长期政治博弈和剧烈斗争的结果。可以看到的是，秦始皇在政治方向上一直是孤独的。他向往、开创并明确了帝国集权制度，起初他也知道权衡招抚，但现实是，拥护分封的民意惯性太大，大到出乎他的意料，大到仿佛连时间都无法化解。最后的几年，各地不断传来“始皇帝死而天下分”“祖龙死而地分”一类的天兆或流言，这些事空穴来风吗？恐怕不是。那背后是什么样的势力在操作？或许，秦始皇在推行“使黔首自实田”的时候，就感受到了。或许，他不断的巡游天下时，就早已在持续防范了。那股势力就是——山东旧贵族。

于是二世乃遵用赵高，申法令。乃阴与赵高谋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柰何？”高曰：“臣固愿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今高素小贱，陛下幸称举，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从臣，其心实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时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时不师文而决于武力，原陛下遂从时毋疑，即群臣不及谋。明主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于杜。公子将闾昆弟三人囚于内宫，议其罪独后。二世使使令将闾曰：“公子不臣，罪当死，吏致法焉。”将闾曰：“阙廷之礼，吾未尝敢不从宾赞也；廊庙之位，吾未尝敢失节也；受命应对，吾未尝敢失辞也。何谓不臣？原闻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与谋，奉书从事。”将闾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无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剑自杀。宗室振恐。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

秦二世，也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上台没几个月，杀光几十个兄弟姐妹。这一点，今天秦始皇陵考古已经佐证，在始皇陵陪葬墓，发现有二十多具遗骸异样，明显死于非命的尸体，埋葬在一起。按年龄推算，大都十几二十岁。从陪葬等级上看，十分尊荣显贵。胡亥真的是因为忌惮兄弟们夺位才这么做的吗？有这一层原因。但是这样一件暴绝整部中华史的宗室惨案，仅仅一两人为之，竟然没起太大波澜，也有些奇怪。这背后没有整个顶层官僚系统的助推吗？或许是有的。

回到扶苏与李斯的关系上。很多史学家说，李斯之所以在沙丘之谋中，帮胡亥篡改遗诏，就是因为扶苏和蒙恬关系太好，扶苏上位，则蒙恬必定为相。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某些专家是说不清楚了就开始随便一说，能把话接上就行，不管逻辑接不接的上。扶苏和李斯不好，也没见胡亥和李斯好啊？不然，李斯怎么还犹犹豫豫。扶苏和蒙恬关系好，那胡亥也和赵高关系好啊，其他皇子也有自己好的臣子啊？李斯怎么就能保证他们能力保自己呢？李斯与秦始皇是儿女亲家，按理说应该扶持自己女婿的那几位皇子。就算扶苏继位，即使失去相位，也不至于失去富贵和声望。李斯与扶苏在个人关系上又能差到哪里呢？

以前，我读到李斯这段优柔寡断，和胡亥弑杀兄弟姐妹的这两段历史的时候，也是觉得很多道理连不上，李斯为什么这么没城府，怎么当的丞相？胡亥怎么这么顽劣残酷，臣僚竟能容忍？直到重新审视了贯穿整个秦朝的分封、集权这一路线之争后，方才明白了一些文献永远不会再给出明确答案，却极有可能的内在逻辑...

扶苏，是为山东儒生求情而被放黜。山东儒生的政治立场鲜明，一直是恪守礼乐周制，鼓吹分封。到最后，甚至因此大造对秦始皇的舆论攻击，试图以否定秦始皇个人来挖掉集权制度的合法性。李斯代表的法家，以及他个人的立场，都是与秦始皇本人高度一致的帝国制度立场。统一之初，王绾与李斯论战，李斯胜而升任丞相。秦朝后期，儒家淳于越与李斯论战，秦始皇全面确立以吏为师，焚书坑儒，李斯再胜。从秦帝国制度设计上来说，李斯是多项政治制度创新，经济、文化制度统一的主持者和设计者，堪称帝国集权制度的总设计师。这样高位的人，岂能不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他图的，恐怕不是自己的权位和富贵，而是和秦始皇一样，一切是为帝国制度遗产能够留存。他和胡亥的交易，恐怕是以保护政治路线为目的。如果“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这句是实情，包括现在一些推测胡亥被立太子的推测属实，说明秦始皇出于维护政治路线的考虑，也曾真的有过废扶苏，立其他子嗣或胡亥的想法。扶苏与李斯、秦始皇的矛盾，还有他强大的民意基础，大底来自他的政治路线与秦始皇和李斯不同。李斯最终愿意扶持胡亥，也可能胡亥此前就表明着的维护秦始皇既定路线方针的政治立场。

从后来的表现来看，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扶苏是张楚政权所打得旗帜之一，说明他深得山东人士之心。他如果继位，秦朝或许会打开分封的闸口，提前进入刘邦的郡国模式。而胡亥，虽然在政治智力和见识上，显然是个有暴力倾向的糊涂蛋。但在路线上，走的是秦始皇不折不扣的法家高压路线，对秦始皇的巡游、工程一并继承。但画虎不成反类犬，东施效鼙，严重缺乏权变能力的胡亥，真是糟践了秦朝的一次适度转型之机，反而大跨步的将秦彻底推向深渊。

有这么一个认识后，我们再重新审视胡亥弑杀兄弟为先帝殉葬的残忍行径，应该是得到了一派官僚的默认的。这就是当时以李斯为首的帝国高层官僚。他们为什么允许这种荒唐行径的发生？是因为舆论压力仍然很大，路线之争在拥有足够权威的秦始皇死后更为激烈。始皇的死，也是铺垫已久的反攻倒算，全面爆发之际。要知道，在王绾为代表的旧秦国官僚，以及山东各派士人，都坚定认同分封制的天然合法性。王绾与淳于越代表的先后两次分封路线发难，是以分封始皇诸子为首要实际操作对象。这个时候，李斯代表的法家集权路线官僚系统，对二世这种绝无仅有的非法行径不闻不问，也就可以理解了吧？只不过李斯没想到，胡亥虽然没有改变制度和路线，却把基本的政治操守和法律底线，践踏的支离破碎。而且，他竟然是个执政低能儿。权力交给此儿，秦亡才是必然。

（其实从人性角度看，胡亥实在是有性格缺陷。但能被秦始皇宠溺的幼子，他到底又能有多坏，多一无是处？我们经常叹息秦朝的大好局面，被他和赵高两个蠢货所败，但观胡亥的寥寥几笔言行，继位之初似乎也有继承衣钵奋发的短暂迹象。而后来，倾信赵高，不问朝政，这个年轻公子对官僚集团似乎表示巨大的抵触和不满，他的残忍到底来源于何事何处？秦的史料太匮乏了，定性太明确了，但如果作为一个正常的宗室关系来看，秦始皇几十个被杀子女中，难道没有一个兄长是敦厚亲人的性格，真心爱护过胡亥这个最小的弟弟吗？胡亥真的一并把所有的兄姊都恨到没心没肺吗？如果这样看，胡亥不上朝，不愿意听军情急报，反复责备李斯，后来对李斯等官僚集团行残忍之手段，这更像是在耍孩子脾气，仿佛在对李斯说：“你不是很会治国吗，你不是很了不起吗，你不是很对吗，怎么做成这样啦？”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是李斯和赵高，架着胡亥，以政治要害胁迫他杀光他所有的兄弟姐妹，包括他本来爱戴的几个？即使胡亥很蠢，我们也不能脱离时境去理解他。比如面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平民起义，他不愿意相信，认为那是小股寇匪，甚至为此杀掉情报人员。一方面，他政治敏感度确实很低且暴虐，但另一方面，在胡亥之前的，有文字可溯的一千多年历史里，确实没有一个君王遇到过何谓平民组建的政权或军队，确有其历史局限性。或许他也郁闷，他这个皇帝，坐的怎么就和父皇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呢？）

为什么后来旧楚国地区爆发的叛乱和起义最集中？为什么楚系势力最终领导了灭秦时局？前边说过，楚国本身就是封建格局更牢固的国家，到战国时期，已经发展出了景、屈、昭、项、怀、唐等，内部超级封建大族，俨然“小西周”。事实上，秦国统一之战，灭三晋燕齐，都不算艰难，唯有在灭楚时总碰钉子。这并非因为楚国王权强大，恰恰是贵族为了维护自家地盘利益而拼死挣扎。甚至到秦始皇统一十几年后，仍然死而不僵，最终逆袭翻盘。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三户恐怕也是景、屈、昭、项、怀、唐这些大族中的三户。项氏不正应了历史吗？而项楚灭秦，不也代表着牢固的分封制度的回光返照，将集权制度一度报复扼杀，最终也向天下暴露出其巨大的社会毁坏力和历史退步意义，最终把人心又推向了皇帝称号以及帝国制度吗？面对秦汉人口与经济的巨大衰败，儒家也再无底气为分封摇旗呐喊，不得不在汉武帝时期，由董仲舒完成对中华帝国1.0版的兼容性改良。

汉朝建立时，刘邦以秦国国境为中央辖区，将山东再次分封。这是一次平民属性的王朝，不得不做出的一次历史性妥协。但这种妥协，又堪称进步性的。并非妥协都是失败，适应时代速度的妥协，是为了更好的完成时代所赋予的转折使命。汉朝批判性继承了秦朝，包括制度，以及教训。

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常称病不朝从。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信常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

贵为汉朝功侯爵位的樊哙，见到了曾经是王，此时是侯的韩信，竟然会下跪“高呼大王”，而且韩信也羞与为伍。由此可见，在秦汉之际，即使作为唯一主宰的皇帝，已经存在了十数年，人们对“王”，依然视之“主君”的分量极重。毕竟是延续了数千年的普遍意识。这也能侧面说明了，秦汉之际的分封制度，其结果仍旧是分离国家主权。因为一旦确立了诸侯王，民众的普遍意识如此。

刘邦用称帝后的余生，换取了异姓王从法理上的消失，用宗法文化与中央大宗名义，紧扣郡国的向心力。即使如此，汉惠帝的意外早逝，也导致了吕后大封吕姓王，最终引发了第一次诸王之乱的险些发生。但这些年来，诸侯王的不停更迭改立，也让“王”在山东百姓心中的权威感不断消萎。是“王”与“皇帝”两个称号在历史性地位上的进一步此消彼长。汉文帝通过功臣政变意外得位，巧妙分化山东郡国，努力提升帝国辖区经济实力，给了汉景帝一战而重挫山东诸侯国半个世纪之积累的决胜局的底气。汉文帝是那么重要，他把所有露着狠劲儿的意识形态目光，重新拉回到对人本和农本的思想基石的关注上，并身体力行为后世塑造了一个理想皇帝的范本，下一个能在贤明无暇的帝王范本上一举超越他的，其实是千年后的唐太宗了。从荒敝的代国回到长安的汉文帝，就连他那所谓男宠邓通，也是在他经济改革大方略之下，为他撑着帝国金融事务。一生在妥协中进取的他，是汉朝国家性格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但其历史形象却始终像他对自己的要求：简朴，无华...华丽的，是他的孙子汉武帝。汉武帝进一步实行推恩令，终将分封制度，以及后战国时代，士人对它抱有的最后幻想，彻底驱逐出历史的舞台。

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终于浴火重生，飞龙在天。可是这时，秦始皇与李斯都早已死去，他们的政权与国家，也早已风消云散。甚至，他们的这一政治理想，他们维护这一理想的行径，也被不同程度的曲解了...他是暴虐独裁的始皇，他是贪恋权位的李斯...但这些也都不重要，因为，再也没有人会曲解，他们曾经，孤独守护着得，帝国制度...

三、深谈秦汉之所以变的时代原因

从灭韩开始，秦始皇采取的舆论措施，大抵上是秦国一贯的舆论宣传指导思想——能直接做就不去谈。这个手法来自商鞅。

商鞅变法之初，还向对变法持异议者进行解释。后来有感于思想不能迅速统一的变法成本之大，商鞅索性封闭言路。此举广为后世所诟病，认为是不尊重人权与言论自由权的典型法西斯主义表征。但是如果深入去看最终变法成功的商鞅式言论不自由，和从未成功过的法西斯式言论不自由，其实有着非常大的本质区别。商鞅的文宣手法是，不让说，不仅不让你说变法不好，而且不准你说变法好。胆敢赞美一句变法，与毁谤变法同罪论处。这与洗脑式的法西斯禁止异见，煽动全民狂热，可是相去十万八千里。不得不说，法家深研人性之阴暗面，到了已臻化境的地步。其实从知乎评论区也能经常感受到，很多毁谤贴标签扣帽子，其实不是认知问题，而是面子问题。一个事物，有人说它好，就有人非以针对心理吹毛求疵得说它不好。因为好多自己曾经笃定的事物被否定，是会碰触到人的自尊心的。这类逆向思维、哗众取宠者比比皆是，舆论评价风向，逼格所指，就通常默化往复，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甚至各行各科的学术界，又哪里有过真正的统一思想。曾经被奉为圭臬的所谓大师，多少年后，也让人挑得错漏百出。人们本以为互联网时代，信息获取迅速，真理会越辩越明，岂知真理越辩越细分，越辩越是纷纷扰扰，莫衷一是。原因在哪？在立场。不是所有的立场，都是认知立场，真相立场，也有程度立场，眼界立场，利益立场，面子立场，也有纯粹耍泼撒气，自以为是的素质立场。很多争论演变到最后，是为争而争。商鞅正是掐准了这一舆论心理的源头，让一切声嚣归于沉寂，遗忘了，便没有争论了。这比煽动大多数人说它好，日后委屈的人又来清算说不好，要更好。当然，前提是，现实效果得好，老百姓日子越过越顺心，才能做到懒得争论，真正的遗忘。民不妄论，官不党争，高效的集权决策，这大概是荀子访问秦国时，见秦民如古民，秦吏如古吏的原因吧，也应该是是秦国在制定国内舆论政策时的一贯思路和手法。这也只有秦国这种中间贵族阶层薄弱的，偏二元化的扁平社会结构、制度结构才能行之有效。复杂的阶级层级下，是很难做到的。秦统一后，面对关东残留的复杂中间贵族层级，这一套就失灵了，最终让秦始皇感到恼怒。体现在微观层面，就是国家已经讲明了政治正确，但乡里博学多才的贵族老爷们，却告诉绝大多数不识字的乡亲父老，国家其实是在瞎折腾。人心怎能统一？分封的意识形态之所以仍旧坐大，就是因为，秦朝时期，关东的中间贵族，并未真的被抽空。秦国稳定政策的失败，就和秦朝廷这种传统的堵截式舆论应对思路有关，这也是秦朝的路径依赖之一。

秦始皇强制性的焚书坑儒，独留法家，其实就是秦国这种舆论思维的延续和体现。秦朝的建立，相当于将商鞅施行二十年，方才在本来就轻装上阵的老秦国完成的变革，还有之后近百年，逐渐推广在半壁华夏（秦国蚕食的土地）的变革，猛然在秦朝建立的十余年间，强力施加另外半壁华夏，而且这半壁，是全国人口之重心，是拥护周制、周文化的普遍意识最牢固的地区。其变革的震荡、阻力和反弹力度之强，可以想象。秦朝对集权制度的刚性建立和推广，虽然政治制度超前于时代，但舆论手段是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他们仍以旧秦国二元扁平社会结构的宣导思维，去应对六国地区复杂的层级结构，并不匹配奏效。

作为渐进式完成集权建设的汉朝，以汉武帝为开创性分水岭，在应对舆论上就相对怀柔的多了。当然，汉武帝并非不想像秦始皇那样简单粗暴一点，而是他吸取了秦亡之教训，在控制舆论上更讨巧一些。与秦始皇不同，面对关东地区相对复杂的阶级结构，在本来真空缺位的新兴中间阶级逐渐成型时期，汉武帝是独尊儒术为官学，而不是封禁百家，其实是以仕途利益为交换筹码，塑造一条意识形态和学术鄙视链，以此为引导方式，潜移默化的招安了士人阶层。中央让士人做官，封国可没这规矩啊？士人们，你们觉得全天下都是中央的好，还是中央只要一小块好呢？与秦朝的舆论应对失败相比，这是蛇打七寸，堵不如疏的智慧。当然，汉朝可以这么做，因为平民属性的王朝是此时的轻装上阵，他们塑造的是一个谁也没见过的意识形态。开放渠道，也是相互妥协的汉家朝代性格。而秦族那样由原生社会诞生并延续几千年的贵族，其贵族精神决定了，他们不会真正懂得并接受妥协的政治艺术。

以上所说的舆论应对思路，只是秦国政治太过刚强，缺乏弹性的一个方面。推行集权的力度太大，时间太紧迫，是秦亡的一个重要因素。战国那一代人尚在，想让新制度一世而稳，还不做出一定妥协变通，确实很难。

事实上，秦朝时期的山东旧贵族实力，可能远比汉初要强大。 西汉初期虽然郡国并行，但中央对地方基层和山东旧贵族的控制能力似乎比秦更强。比如楚国景、屈、昭、怀的家族实力，和领导反秦的项氏是同一级别。齐国宗室的田氏，在秦末楚汉也是最出风头的复辟势力。史料表明，郡守县令都不同程度的要与这些豪族进行合作。比如和陈胜、吴广失期而反极为相似的刘邦落草芒砀山，并未见秦朝廷全力剿杀，反而是吕公一家大摇大摆的在县里为刘邦造势传谣。县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见秦朝的垂直权力体制，到县一级，面对豪族，面对基层，仍是颇显无力的。秦始皇也只是迁徙以王族为首的12万户到咸阳。而到了汉朝建立后，刘邦只一纸诏令，楚国的景、屈、昭、怀，齐国的宗室田氏等十余万人，就被举族迁徙到关中。后几任皇帝也一直在做以填充帝陵陵邑来强制迁徙关东旧贵、新豪强这件事。这个时期的山东中间阶层，显然和秦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吕后对诸侯王的不断擅杀改立，文帝对诸侯国不断由大化小的分化瓦解，也表明了维护封建的中间贵族之政治阻力不断减弱。结合向后的东汉建国来看，山东豪强全面掌握政权，光武帝仅推行度田令，仅触碰豪强所隐匿的基层土地人口，在地方上就已经阻力重重，也远非西汉初期能够对豪族举族迁徙的集权控制程度。这些都从侧面说明了秦末楚汉战争，是把地方旧贵族实力一度耗尽，一度出现中间阶层力量真空的重要变局所在。

秦朝的统一，是因为曾经的秦国，既有诸侯大国之位力，又以后发之轻，免于对经历数百年结构衰竭的周制度和周文化的路径依赖，得以革命立新，进而尽取天下。足够的基盘，恰到好处的空白，这是当时最上乘的历史资质，为历史所选。初次统一，只可能由邦国兼并完成，这是历史的道路。

秦朝的速亡，是因为秦国兼有邦国的国家习气。王族旧贵，其自身资禀决定，他们虽也能制定出编户齐民的制度，却不可能自发产生保民思想，骨子是驱民使民。这是秦国能够成为优秀的集权邦国之因，也是秦朝无法成为优秀的集权帝国之由。这是秦朝对秦邦国的路径依赖，使它们无法完成最后一层内核的蜕变。这是沉重的历史包袱，所历史所放弃。持续的统一，需要另一个非贵族属性的内核。

汉朝的统一，是因为刘邦的平民属性。唯有他能约法三章，退军霸上，府库皆存，善待子婴，还粮父老。他没有贵族的荣誉，及贵族背后的立场责任，家仇国恨，便是没有对贵族时代的包袱，也是一种最合时宜的空白。其实历史有时候很巧合，汉高祖只比秦始皇小三岁而已，秦始皇死前，刘邦一直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平民。秦始皇一死，刘邦变坐火箭一样，只用8年就蹿升为皇帝。有时候看秦汉史会有种错觉，会把几年的时间，看出数十年的观感，变化真是密集啊。从今年算起，8年前北京奥运都开完很久了。秦始皇与汉高祖，像是上天一直放在历史棋盘上的手，迅速起手换取了一颗棋子而已，是无缝衔接的。

“嗟呼，大丈夫当如是！”一念之间，转身之际，他们是否真曾四目相对？一刹那，历史的风云，仿佛就都褪了颜色...

刘邦也有他的路径依赖，比如出身农家平民，项楚系，楚汉战争是秦末新兴诸侯与战国旧贵族之间的决赛角逐。他无法像出身贵族的秦始皇一样拒绝分封。但他的一次次不重颜面的妥协，一次次不要脸面的进取，反而给了汉朝朝代性格灌输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历史弹性。这种足够坚定的集权方向，恰到好处的节奏余地，又何尝不是那时最好的历史禀赋。他愿意分权给功臣集团，甚至愿意把身后的天下交给自己的女人。这个女人也很能干，在汉朝的二世及二世猝死时，成功稳定住了汉的中央。秦始皇不就缺少这么一个能在身后为存果保驾护航的战友吗？但出身于贵族，又怎会做到如此妥协？

秦灭六国，是邦国社会自身的优胜劣汰，物理兼并之使命。秦制虽然致力于拔去中间贵族，却不可能拔去王室，这一顶层贵族。而且秦制的适应性问题显然在关东被暴露。既要兼容众多地域文化，又要兼顾齐民政策的大一统帝国，就依然不能让体制金字塔上存在真正的贵族，哪怕只有君主一家。这一层内核迭代，秦没能成功转型跨越。

真正的贵族是什么，是从上古原生社会族群演续而来的天伦天赋之主人。贵族，视民为家奴，理所当然，现实也这样。后世的皇族呢？视民如子，起码是理应如此。硬件统一，是王国贵族出身的秦朝，只能走到的最后一步了。以族立国的旧王族，来自于古老原生社会的贵族部族，无法改变驱使民力的治理逻辑。这一逻辑在秦始皇面对卢生等人舆论攻击时辩解的话里可以看出，他言辞中是法令出一，兴天下太平，人人自安的执政逻辑，而非后世帝王普遍推崇的爱民如子之保民思想。王族对庶族的不妥协性是天生的。可是初次面对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秦帝国皇族，还能是王族那个逻辑吗？中间贵族，既是顶层贵族对基层的分享竞争者，也是在基层与顶层贵族之间的支撑力量。当中间贵族被抽去，编户齐民后的帝国社会结构，仅依靠职业官僚，那些百姓还能那样高强度动员和驱使吗？从刘邦家乡沛县县令与吕公家族的合作，及楚国项氏一族，在秦朝即使已经失去贵族合法地位，仍旧是郡守笼络对象来看，秦朝对关东地区基层人口与土地的控制，并非想象中那么牢固。在黔首自实田政策实施几年后，秦始皇突然大起三大工程，大幅度加重对闾左基层人口的徭役，同时发动南北两线战争，他当是感受到了那股阻力，来自旧贵族对基层仍实际控制的阻力。他是在和关东旧贵族抢人，在消耗那些他死后没能阻止得了的反对势力啊。现实是，在30万戍北军，50万南征军无法回援，已近强枝弱干的秦廷面对秦末叛军第一次逼近咸阳时，恰是临时组成的骊山20万刑徒军，成了一时挽救秦朝，直至巨鹿决战的中坚力量。可庙堂之疾瘤，仍是吞噬了这最后一丝希望。

内核的蜕变，秦朝没能完成。或者说，不打破山东旧有的阶级秩序和结构，不再大规模流一次血，时人对封建与集权就仍流于意识形态争论，就仍当局者迷无法看清。没有经历事实结果的残酷比对，真正全民统一思想，仅依靠自上而下的刚性权力控慑压制意识形态反抗，蜕变又怎能完成？

历史借秦邦国锋利的刀刃，消灭了其他的邦国。而秦的速亡，是它没能跨越的，砍向邦国社会与秦自己的最后一刀。秦的速亡，终究是，属于大封建时代的，属于战国七雄的，属于最后一支王族的，最后一曲挽歌...

拙笔，秦亡三答。解读有重合部分，但也各有侧重，有对本篇回答的细节补充，是本人为自己解惑始皇内心世界的整套思考，对秦感兴趣的可以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