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改变了中国历史知识体系的考古发现？ 第1页

我要说一个颠覆这些年一个错误的疑古，即我们的文明只有3000年这种看法。这在我看来，属于一种中华文明虚无论，算是河觞遗风吧，很多人把“争议”和“存在”搞错了，甚至埋头不看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也是可怕的

中华文明，从八千多年前开始萌发，在五六千年前已经有了最初的古国，三四千年前完全成熟。中华文明古国之悠久，完全不输于西方的文明古国。

本文分为两大块

第一部分是一些最新考古成就，涉及到了2012年science发表的仙人洞新石器，以及良渚古城、石峁古城，还有大地湾的新成果，相关报道请随手百度

第二部分是引用复旦大学李辉教授的一篇演讲，从分子人类学角度阐释中华文明

ps：走出错误疑古也是目前考古学的一个重要新思潮，核心在于我们要重新定义文明的概念。

新一代学者，尤其是很多拥有广阔视野的年轻学者，既具备古文功底，又具备新的科研技能，二者结合，产生了很多新的成果。目前中国分子人类学做的非常棒，用生物的手段在结合考古，真的结出了很多精彩的果实，有兴趣的，我以后会介绍一些分子人类学的最新成果（张亚平，中科院最年轻的院士，就是做这个的，还有金力院士，也很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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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很多人一说起我们中华文明，就说，中华文明啊，其实很短，包括各种对夏否认的理论，反正就是觉得，这个文明，最多和希腊文明同时期。

看起来好像挺颠覆的是吧， 很多人就喜欢这种颠覆，然而这种颠覆真的对吗？

难道，我们一直信仰的三皇五帝的辉煌时代和悠久的华夏文明是假的？大禹，后羿，商汤，伊尹，这些古书中的人物难道真的只是一个穿着兽皮的小部落？换句话，华夏文明只有3千年？

然而来自分子人类学的证据，却告诉我们，事情，也许不是这样，我们这些结论，不过是西方中心论的一个后遗症，我们固执的以西方的标准来阐述了中华文明。

那一套二十世纪初期的老标准，所谓的城市、文字、青铜、神庙和祭坛，正在逐步被扫入历史的灰堆。新的文明评价体系正在建立。

由于考古学发展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受制于人。但是中国人自己明白，我们的文明绝不是始于商朝，倘若用在中国广为流传的玉器文化来看，西方怎么混？

因此，无论是老少皆知的五千年文明概念，还是国家层面的夏商周断代史工程，以及教科书里大量篇幅介绍新石器文化，都是代表着我们的态度。

如果我们把良渚文化叫做良渚古国，把石峁遗址叫做石峁古国，还会有这种想法吗？埃及的城市遗址也不过是是这个时代，至于只知道金字塔的人，了解过墓葬的研究吗？

有关中国文明，我提几个重大发现

1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调查发现，石峁石城分为外城和内城，内城墙体残长2000米，面积约235万平方米；外城墙体残长2.84千米，面积约425万平方米。

2 良渚遗址（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城墙底部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宽度40-60米，基础以上用较纯净的黄土堆筑，部分地段地表以上还残留4米多高城墙。共发现六座水门。城市的普通居民住在城的外围，贵族住在城中央的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土台上。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

3大地湾遗址（发现象形文字，黍和油菜籽的种子，以及年代最早，规模最大最具中国建筑风格的“宫殿式建筑”，距今5000多年）——文字，农作物的驯化，建筑

4 粟黍文化传播（西方一直认为黍是外部起源，传到中国，而现在结论反过来了-大地湾，中国驯化后传播到西方）

5 仙人洞遗址 2012世界十大考古发现。发现陶器，使得中国新石器文化向前推动近一万年，达到了公元前18000年，而世界其他地方，最早进入新石器的西亚，也才开始于公元前9000年，晚了中国近一半时间（

）

6 仰韶文化 纵横两千于里，跨两千年，父系社会，村落和墓葬，彩陶，发达的农业

7 家犬驯化于中国，驯化历史超过3万年。张亚平院士的研究：家犬是在3万3千年前左右开始在东亚的南部地区逐渐被人类驯化。家犬在这一地区与人类共同生活了几千年后，于1万5千年前开始向中东、非洲和欧洲等地迁徙扩散，并在1万年前左右到达欧洲地区。其后，这些迁徙出亚洲的家犬群体中的一个支系又向东迁徙，在东亚北部与当地家犬群体杂交形成了一系列混合群体。并在其后随人类迁往美洲地区。 (doi:10.1038/cr.2015.147，

）

以上几个都是有明确证据，无论是时间还是规模，丝毫不逊色埃及金字塔和苏美尔文明

此外，现代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结合起来，产生了很多新观点

这里全文引用复旦大学李辉教授在联合国的演讲。

一、文明定义的质疑

中华文明起源于何时？

西方很多学者认为根据青铜器这一条标准，中华文明只能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中国很多学者对此也无奈接受。但是我认为以西方文明的物质产物作为标准来评判东方文明显然是不科学的。西方文明的四项标准：城市、文字、青铜、神庙和祭坛，除了文字，多是具体的物质。而文明，应该是社会文化的升华，更多是精神文明层面的。物质是精神的产物。

所以我认为东方文明形成的标准应该调整为：国家政府（帝王）、文书记录（图文徽章）、礼仪规范（礼制玉器）、历法或法规。这或许是更好地适应世界各地的文明形成标准。

玉器出土于各个中国文化之间，包括红山、龙山、仰韶、大溪、良渚。

二、文明的基因证据

用Y染色体构建的中国父系遗传谱上，我们发现了三个独特的新石器时代个体节点，发生了突然的后代人口扩张。也就是说，有三个人，分别有特别多的儿子，他们的儿子又有特别多的孙子，两三代内就迅速繁衍出了成千上万后代。今天，近半数的中国男人都是这三个人的直系后代。根据积累的突变计算出这三个个体的年代，分别是大约6800、6500和5400年前。如果不是帝王级别，如何能有这么多的子嗣？有趣的是，这三个年代正好分别对应考古文化中高庙文化、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鼎盛期的开始时间。

下文来自复旦大学李辉教授在在联合国纽约总部的讲演

2014年是红山文化申遗年，是我们需要向全世界展示红山文化瑰宝的时候。但是大部分的红山文化出土瑰宝都在上世纪初流散海外，所幸玉石专家曾一士教授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把上千件海外遗珍红山玉器收集到一起。今天又把其中的精品带到了联合国来，向世界展示中国。我也有幸受邀，从中国人起源的角度，阐述红山文化玉石文物的重要价值。杨定一教授将从中国早期文化与宗教信仰层面来解析这批玉器。

人类从哪里来？

我们现在有三种类型的材料来研究这个问题：基因、化石、语言文化。

语言文化能够追溯的时间有限，一般不能超过新石器时代。而根据化石相似度的比较构建人类进化谱系，也存在很大的主观判断的影响。很多形态特征并不与种系差异相关。比如，去年在Science发表的格鲁吉亚直立人的形态研究，五个同一地址同一地层发现的头骨，形态差异近于人属内的能人、匠人、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之间的差别。这严重挑战了化石形态比较的可信度。而DNA遗传基因，有着极其庞大的信息量，我们每个人的基因组都有上万个碱基（密码单位），通过六次压缩，长度缩减上万倍，存储在人体的绝大多数细胞内。而人与人之间的DNA的差异，有着明确的界定，以及稳定的发生速率，可以准确地判定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第一、人类从哪里来？

自古不同的文明有着不同的解释。毫无疑问，我们属于灵长类动物，与猕猴有着非常近的亲缘关系。当然，与我们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是黑猩猩属，包括黑猩猩和僰猿两种。其实，在生物学上有一个“人科”的概念，包括了黑猩猩属、大猩猩属、红猩猩属和我们真人属。人科动物都有着很高的智力。僰猿能达到10岁的人类儿童智力，黑猩猩能达到6岁，大猩猩和红猩猩能达到4岁。所以，“来自猩猩的你”并不是地球上唯一的智慧生物。通过基因组的比较，人科动物的演化谱系已经相当清晰。三千多万年前猴猿分野，两千万年前人科与小猿科分开，约1600万年前猩猩亚科与人亚科分化，约1000万年前金刚族（大猩猩）与人族分离，约500万年前人类祖先与黑猩猩祖先分道扬镳。各种化石人科动物都可以在这个进化树上找到位置（图1）

图1人科

第二、中国境内的各种化石是中国人的祖先吗

中国境内也发现了很多人科动物化石，他们是中国人的祖先吗？

中国最早的一批人科动物是拉玛古猿、禄丰古猿等等，距今上千万年，但是他们显然是属于猩猩亚科的分支。三五米高的巨猿是另一种人科动物，一直生活到二三十万年前，他们也属于猩猩亚科，甚至与直立人共存过。所以这些都不是中国人的祖先。根据人类起源时期的冰川期的气候环境，东亚的森林更适合猩猩生活。非洲的草原才是人类的家园。人族产生于非洲，现在发现的八个属，图迈人属、千禧人属、地猿属、黑猩猩属、南猿属、傍人属、平脸人属、真人属，只有真人属的部分物种走出了非洲。这个人族的谱系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虽然现在只有人类、黑猩猩和僰猿这三个物种，但是人类进化的历史上，很多时期都曾经数个物种共存，人类曾经并不孤单。例如大约两百万年前非洲的大湖区共同生活着鲍氏傍人、能人、匠人、卢道夫人。真人属是狭义的人类，可以分为四个类群：能人、匠人、直立人、智人。能人发生于大约210万年前，是人类的第一个阶段，树居人和卢道夫人是近似物种。大约190万年前，能人中演化出匠人。170多万年前，部分匠人来到亚洲，形成了直立人。中国境内，170万年前的元谋人、50万年前的北京人，都属于直立人范畴。120多万年前，非洲的匠人中又演化出智人，并数次从直布罗陀向欧亚大陆蔓延。人类适应世界各地的不同环境，演化出各种各样的形态特征，就身高而言，就出现了1.03米的印尼弗洛勒斯人和2.15米的南非海德堡人如此悬殊的差距。海德堡智人在非洲、欧亚西部、欧亚东部分别演化成罗得西亚人、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丹尼索瓦人在中国境内也有主要分布。20十万年前，非洲出现了现代人，并渐渐散播到全世界。这就是人类进化的大致历程（图2）。

图2人族

总体算来，中国大地上出现过三种人类：直立人、丹人、现代人。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前两种人有基因流传给我们，因为二十多年的分子人类学研究成果彻底否定了这种可能。

二十多年来，分子人类学有四项最重大的成果。（1）现代人非洲起源。全世界任何两个人基因组之间的最大差异约20万年，而非洲以外的任何两个人之间最大差异不超过7万年，所以现代人应该是2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不到七万年前走出非洲的。(2)尼人基因组与现代人基因组有约80万年差异。（3）丹人基因组与尼人基因组有约60万年差异，与现代人有80万年差异。（4）西班牙近40万年前的海德堡人线粒体基因组，处于丹人的祖先位置。这就彻底确定了智人分化过程的框架图。现代人起源于约20万年前的非洲，罗得西亚人是现代人唯一的祖先选项。罗人上溯到40-100万年前起源于海德堡人。部分海德堡人约80万年前来到西班牙，分散到欧亚大陆。约60万年前，部分海德堡人从北亚到了东亚。大约30万年前东西方分别演化成丹人和尼人。通过全基因组比较，发现各种智人之间有交流。非洲现代人中有零星的罗人基因。非洲之外的现代人中都有约2%的尼人基因，来自近7万年前的一次基因交流。而只有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和美拉尼西亚的土著中有大约7%的丹人基因。

第三，Y染色体研究起源

研究人群之间的演化关系，最实用的遗传材料是Y染色体。因为Y染色体是纯父系遗传的，它是父传子、子传孙，世代相传的家族标记。家族祖先的Y染色体特征会一直保留在直系男性后代中。所以我们利用Y染色体分型技术，成功地跨越1800多年，把曹操的爷爷和今天的九家曹操后人联系在一起。后代除了继承祖先得Y染色体标记，也会随着世代传递不断增加新的标记，使得后人的Y染色体类型越分越多。目前，我们把全世界现代人的Y染色体分成了20大类，编号A-T（图3）。

图3人种Y系

每一大类内部还有成百上千亚型，如果分析彻底，每个男人都可以在这棵进化树上找到自己唯一的分支。这些大类由于地理分布差异很大，可能起源于不同的地理类群。根据地理分布，把这棵树投射到地图上，就可以观察到现代人起源于东非并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的过程。

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最多的Y染色体类型是O、N、C、D，还有少量的Q、R、J等等。计算各种类型（单倍群）在东亚的遗传年龄，可以明显分出三个遗传地层。C和D在东亚已经有了4-6万年，东亚主流的O和N在东亚不会超过2万年，而其他稀少类型大多只有数千年历史。地理分布上也有明显差异，C型沿海分布，观察早期沿海的考古遗址（贝丘）人骨遗骸，形态非常接近澳大利亚土著（图4）。

图4东亚2X2

D型分布青藏高原、日本、东南亚，东南亚和康藏的早期人骨接近尼格利陀人的形态。O型和N型在东亚人群中是最多的类型，分别约占60%和10%，O型东亚和东南亚最多，而N型在北亚达到高频。Q型也是北亚的类型。O、N、Q是真正的东亚人种类型。R型、J型等来自西方，是历史上西方人群渐渐东迁，从中国西北进入的类型。从基因组比例上计算，东西方基因的地理中位线位于哈萨克斯坦中部。中国各个区域自古都是东方成分占多数，即便在青铜时代的新疆各考古文化中看到了很多面貌接近西方人的遗骸，他们的基因检测也发现更多的东方成分。这些人群在东亚地区迁徙、融合、发展，形成了南岛、侗傣、南亚、苗瑶、汉藏、乌拉尔、叶尼塞、古亚和阿尔泰这九个语言文化类群（图5）。

图5语系

从Y染色体类型相似度看来，南岛和侗傣、南亚和苗瑶、汉藏和乌拉尔、叶尼塞和古亚都成对地体现出明显的近缘关系。从语言学上分析，侗傣、苗瑶、汉藏、叶尼塞(匈羯)都是两三千年前演化出了有声调的分析语，而与其近缘语系产生了明显差别。而这些演化过程，可能都是在中华文明圈的影响下发生的。

第四、中华文明起源
中华文明起源于何时？西方很多学者认为根据青铜器这一条标准，中华文明只能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中国很多学者对此也无奈接受。但是我认为以西方文明的物质产物作为标准来评判东方文明显然是不科学的。西方文明的四项标准：城市、文字、青铜、神庙和祭坛，除了文字，多是具体的物质。而文明，应该是社会文化的升华，更多是精神文明层面的。物质是精神的产物。所以我认为东方文明形成的标准应该调整为：国家政府（帝王）、文书记录（图文徽章）、礼仪规范（礼制玉器）、历法或法规。这或许是更好地适应世界各地的文明形成标准。

作为中华文明的徽章象征，龙是当仁不让的。而龙的造型，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东北的红山文化中，很可能是8000多年前最早的玉玦造型演变而来的。中国的国家最早什么时候形成的？我们发现，在新石器时代的东亚大陆地区，虽然有着红山、龙山、仰韶、大溪、良渚这五种文化区系，但是文化区系的差异更多地体现在平民使用的陶器上，而上层贵族使用的玉器都非常相似。最重要的礼器之一，玉琮，从东北到西南都有发现（图6）。

图6文明

这可能说明，新石器时代的中国，虽然平民有着不同的遗传和文化传统，上层建筑可能是同一套。

那么中国的帝王最早什么时候出现的？

这在中国人的遗传谱系上发现了证据。我们发现中国人群，特别是汉族人群来自迅速的人口扩张，这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开始了。用Y染色体构建的中国父系遗传谱上，我们发现了三个独特的新石器时代个体节点，发生了突然的后代人口扩张。也就是说，有三个人，分别有特别多的儿子，他们的儿子又有特别多的孙子，两三代内就迅速繁衍出了成千上万后代。今天，近半数的中国男人都是这三个人的直系后代。根据积累的突变计算出这三个个体的年代，分别是大约6800、6500和5400年前（图7）。

图7三皇

如果不是帝王级别，如何能有这么多的子嗣？有趣的是，这三个年代正好分别对应考古文化中高庙文化、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鼎盛期的开始时间。

这三个帝王是谁？需要考古遗址中去寻找答案。在这些年代中出土了数个高规格墓葬。最著名的是仰韶文化西水坡大墓，距今6400多年。其中遗骸的四周摆满蚌塑，东面是龙，西面是虎，北面是北斗，南面摆了一排动物，起头的是驼鹿和山羊，后面还有蛇蜥等动物，很有可能是二十八宿中的南方七宿（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马、张月鹿、翼火蛇、轸水蚓）。对星象的详细描述，说明当时中国地区的人们人有丰富的天文知识，这可以用来制定历法。这位如此高调的墓主是谁，或许检测其基因组以后，可以在中国人的遗传谱系上找到他的位置。红山文化牛河梁最大的陵墓，是一个金字塔形建筑，距今5300多年。墓主佩戴的玉器极其精美、无出其右。他的身份也有待于基因组检测来解答。说到这里，红山文化及其玉器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因此，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或许都是真的。

我们确实到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关口。在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据近四千多年前，中国各地出现了多个城池。八角星的徽章出现在各个文化区的重要器物上。陶寺遗址发现了制定太阳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台。各地的玉制礼器越来越规范。这一切都说明，中华文明已经完全成形了。

所以，我们重新审视文明的定义，我认为应该这样阐述：文明是一种让不同的人群和谐生活于同一个国度中的伦理和科学规范。而中华文明，从八千多年前开始萌发，在五六千年前已经有了最初的古国，三四千年前完全成熟。中华文明古国之悠久，完全不输于西方的文明古国。

为了研究中华古史，我们必须从分子人类学、考古学和语言文化等多个角度综合分析。任何一个学科单方面的研究都只能得到片面的结果，犹如盲人摸象。只有多学科综合研究，我们才可能看到一个多维的立体的更真实的历史。

Hui Li, Ph.D., Professor, Ph.D. Student Supervisor,

MOE Key Laboratory of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李辉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补充————————

1，关于证据问题

如果你认为分子生物学证据，物理学测量，文物遗址和史书记载这四样联合起来都不可信，我不知道还有哪些可以值得相信的，尤其是大家口中信誓旦旦的西方文明，不妨用这几个标准去套套。

2，关于政治民族意识问题

首先，李辉是中国人，这一点无法否认，我不相信人类中有绝对的公正客观存在，因为是人就有自己的成长背景和知识体系，而这一点，是脱离不了他的民族的。

其次，他的演讲是面对公众。所以，必然无法像论文一样严谨。

第三，如果大家看过一些分子人类学文章，一定会明白，很多分子人类学研究会和古代历史结合起来。来互相印证，比如做Y染色体的时候，就推出过成吉思汗有过n多后代，然后根据史书认为这种可能性式非常大的，这就是一个相互证明。

谁能彻底公正客观，我很好奇

3，关于“三皇五帝”和生物学意义上的人

一定要说明：我并没有在考证三皇五帝真人真事，我们是在考证那段文明史。或许有个十皇八帝也行。
相信知乎的各位一定知道人类走出非洲理论，这个理论俗称“夏娃理论”，当然，还有一个类似的，根据y染色体提出的，叫做“亚当理论”，那么，这个亚当和夏娃，就是我们所谓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依据就是这两位的基因散布了全人类，尤其是夏娃，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追溯到二位身上。难道我们就真的是圣经里的“夏娃”的后裔？我们这里的夏娃，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当然你可以叫她女娲也没啥问题（不过估计你得打官司）。

类比的三皇五帝也是一个意义，也是一样。

4，还是关于情绪化的问题

知乎只是社区，不是nature和science，所以，带有情绪是必然的，凭什么你们否定中国历史，信誓旦旦的说文明起源于商的时候，可以情绪化，而我们反对这个观点，带上证据，却要畏畏缩缩？

这种双重标准，不要也罢。

5，这篇是从分子人类学角度来研究

也就是说，我们用分子的方式来计算历史，从而得出的结论，来反推认为，我们文明并没有那么晚，再结合上历史的记载和考古（这一点是学术界通用的，有质疑的随意去google一篇文章自己看看，懒得去争论这种推理是否可行了）

关于文明，我已经反复说了，你不能拿别人的标准来反过来套我们自己。

最后，请正确的看待“学术争议”，本文不是定论，更不是真理，只是一种新思路，新看法。

相信各位在讨论汉族血缘问题上，对分子人类学的作用已经有所了解了。

继续补充，近几年中国的大制作

第一，仙人洞遗址（science 2012年）

发的science哦，考古的人应该知道这个难度是逆天级别的。直接将新石器文化推到了2万年，要知道世界上最早的新石器也是9000年。

如果你觉得是中国人自编自演，看看期刊级别，看看作者成分北大、波大、德国，通讯作者是哈佛的。

第二，史前人类定居青藏高原历史研究（science 2015年）

这篇文章讲的是农业技术革新促使人类3600年前永久定居至青藏高原

这是文中的一个史前遗址图

第三，中国汉族南迁历史（nature 2004）

通过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证据，证明汉族文化持续南迁，而且男性起到了更主要的作用

迁徙图

第四亚洲人口持续扩展的建立者效应（science 2009）

第五，人类迁徙三次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二等奖的分量，懂行人都知道，因为一等奖2000-2012年空缺了9次

这三次分别是，都是由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完成的（其中y染色体还有复旦），都是是做生物的。

2006年 线粒体基因组多样性与东亚人群历史的研究

2007年 Y染色体多态性与东亚人群的起源、迁徙和遗传结构的研究

2014度 基因组多样性与亚洲人群的演化

这三个奖有什么意义呢？今天你们广泛讨论的汉族起源论，汉族成分论，都是依据这三次奖

最后欢迎讨论的人跟我一本正经的拿论文来，不然大家扯来扯去，其实都是贩卖了n手的内容，没啥意思了

另外，无脑喷一律拉黑

幽州，这个称呼想来大家不会陌生。即便不说神探狄仁杰里，幽州那些诡异恐怖的血案，像是安史之乱、幽云十六州等也是文史爱好者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然而，很多人并不会想到，1976年末，在今天的朝鲜平安南道南浦市江西区域的德兴洞，发现了一座5世纪初的壁画墓。该墓曾遭到多次盗掘，陪葬品几乎被一扫而空，所幸的是墓志及壁画基本完好。

墓志中墓主人的姓氏已经模糊不清，只知道他名叫“镇”。神奇的是，这个死后葬在朝鲜半岛的“镇”，他生前竟然是“幽州刺史”。

□□郡信都□都乡□甘里。
释迦文佛弟子□□氏镇。
仕位建威将军、小学大兄、左将军、龙骧将军、辽东太守、使持节、东夷校尉、幽州刺史。
镇年七十七薨焉。
以永乐十八年，太岁在戊申十二月辛酉朔廿五日乙酉，迁移玉柩。
周公相地，孔子择日，武王选时，岁使一良。
葬送之后，富及七世，子孙番昌。
仕官日迁，为至王。
造坟万功，日煞牛羊，酒六米粲，不可尽扫。
旦食盐豉，食一椋，记之后世，福寿无疆。

而墓穴后室东壁奉佛图中又有“中里都督”题记。所以，“镇”的完整履历应该是“建威将军、小学大兄、左将军、龙骧将军、辽东太守、使持节、东夷校尉、幽州刺史、中里都督。”

身为“幽州刺史”的镇，怎么会死后葬到了当时朝鲜半岛高句丽的辖区内呢？

不要着急，我们先从发现的墓志来分析一下我们男主角的生平。

首先看他的籍贯。日本学者武田幸男经过考证，认为缺字补上后墓主“镇”的完整籍贯是“安平郡—信都县—都乡—中甘里”。换言之，“镇”是今天的河北冀州人。信都在十六国时期也算帝王乡，北燕皇帝冯跋一家就出自那里。

至于在“镇”的一连串官职中，很明显像是辽东太守，东夷校尉，幽州刺史，龙骧将军这些都是中原王朝常见的官职。

但是，其中夹杂了两个非常突兀的职位名“小学大兄”与“中里都督”。

熟悉东北亚史的朋友应该有印象，高句丽官职中的特色就是以“兄”和“使者”命名的官称。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对这几个字的释读有争议，认为应该是“国小大兄”。但是，无论如何，兄系官职肯定是为高句丽所授，中原是不可能出现的。

至于“中里”一职，在《三国史记》之中，也明确记载为是高句丽的官职。

换言之，“镇”很可能是先在中原王朝担任了幽州刺史、辽东太守、东夷校尉。之后因为某些原因，他离开故国到了高句丽，又被高句丽王封官。

再看“镇”的下葬日期，永乐十八年。“永乐”是高句丽好太王的年号，永乐十八年应该就是公元408年，是五世纪初。

墓志中也提到“镇”活了77岁，那么推算一下，“镇”就应该是4世纪30年代生人。

也就是说，从“镇”出生到死亡，幽州和辽东地区总共经历了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北燕这些政权的更替。

而且，别忘了这是座壁画墓。墓中有一幅非常重要的人物画，描绘的是幽州下辖13郡官员朝见“镇”这个刺史的图像，还有相关的墨书题记：

奋威将军、燕郡太守来朝时，范阳内史来论州时，渔阳太守来论州时，上谷太守来朝贺时，广宁太守来朝贺时，代郡内史来朝贺时，北平太守来论州时，辽西太......昌黎太守来论州时，辽东太守来朝贺时，玄菟太守......乐浪太守......带方太守...... 此十三郡，幽州部七十五州，治广蓟，今治燕国，去洛阳二千三百里，都尉一部并十三郡。

了解这些基本情况之后，我们才能从中推测，到底是因为什么才使得堂堂幽州刺史，死后居然葬于异国他乡。

要搞清楚这一缘由，首先就要知道，到底“镇”是哪一朝的幽州刺史？确定具体时间，我们才能从史书有限的记载中找到蛛丝马迹啊。

1.前燕末代说

既然“镇”是4世纪30年代生人，而349年，当时中国传统上的“幽州”，就已经被前燕慕容氏攻陷。直到370年前燕被前秦所灭，此时“镇”差不多刚好40不惑之年。

按这种情况看来，“镇”在前燕一朝做幽州刺史的可能性最大，毕竟这时候他正当盛年。而且，史书中360-370年间，幽州刺史之职由谁担任并无记载。很可能“镇”就是前燕最后一任幽州刺史。370年，前秦大军将前燕灭亡，“镇”就带着部下投奔了高句丽。

但是，这也只是基于推测，并没有更多的实际证据，也没人规定七十岁的人就不能做刺史啊...

2：后燕慕容说

刚刚说了，墓室中有幽州13郡官员朝拜“镇”的壁画。那么，只要搞清楚什么时候幽州下辖有13个郡，不就知道是哪朝哪代了吗！

康捷先生统计清人洪亮吉所著《十六国疆域志》，指出幽州在前燕（十二郡七十二县）和前秦（十一郡六十七县）两朝的下辖郡县数都和壁画题记不符，唯独后燕时期恰好吻合。

而安志敏先生则注意到了墓志中，“镇”姓氏前的两个缺字”释迦文佛弟子□□氏镇”。□□氏，这很可能是个复姓啊！搞不好，镇其实就姓“慕容”。

如此一来，“慕容镇”流亡高句丽，说不定就是在汉人冯跋起兵造反，杀掉后燕皇帝慕容熙，立高云为帝的时候。作为慕容氏的亲族，镇慌乱之下只能带着部下逃亡最近的高句丽。

但是，这个说法同样有疑问。第一，关于幽州下辖十三郡的时期，武田幸男认为370-380年也存在。孙泓先生则认为359年之后即使如此，不一定非要是后燕。

第二，学者梳理了史书中后燕到北燕前期，有关任幽州刺史者的资料，分别是后燕慕容会396年，慕容熙397年，慕容豪398年，留志399年，卢溥399年，慕容拔402年，慕容懿407年，北燕冯万泥408年，他们前后衔接，貌似没有安插“镇”的余地。

第三，凭□□氏这两个缺字，就认为墓主是复姓“慕容”也太过武断。中古时期的墓志中，因为书写方式的问题，单姓也可以写成“姓x氏”。更何况，即便墓主真的是复姓，谁说复姓就一定要是慕容了。燕国内的“慕舆氏”家族存在感也不低啊。

3. 后燕冯氏说

刘军先生就认为，墓主出身信都，很可能就是北燕皇族冯氏的成员。

而冯氏历史上和高句丽可谓关系匪浅。冯跋杀掉后燕皇帝慕容熙，在篡位前拥立的过渡君主高云就是高句丽王室的庶出。到了北燕灭亡之时，皇帝冯文通也是选择了东迁高句丽。

冯跋在慕容宝时代就已经算得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镇”如果真是信都冯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后燕成为幽州刺史也并非不可能。

说不定，“镇”是因为北魏对后燕的攻势愈加严重，才东奔的冯氏成员。

史书中记载，公元396年，北魏道武帝大举攻打后燕“从东道出袭幽州”。也的确不是没有旁证。

而刘军也提出，所谓“刺史”不一定只有一个，北魏初期就设置“三刺史”。或许后燕当时也是一样，不能因为史书中记载某一时期有幽州刺史，就认为“镇”不是这时幽州刺史中的一人。

4.前燕东晋说

我以前提过另一座在朝鲜境内的墓葬，安岳3号墓。墓主佟寿曾是前燕慕容皝手下的司马，因为慕容氏内部斗争逃亡高句丽之后，反而联络东晋，接受东晋册封并管制在乐浪带方故地的西晋遗民。

根据佟寿墓志，他是357年而死。而360年，前燕慕容俊去世后，太子慕容宝即位。辅政大臣慕容恪和慕舆根随即发生火拼。或许“镇”就是在此次叛乱中害怕被牵连，于是东奔高句丽。

之后，镇就接下了刚去世的佟寿的衣钵，代替他统治乐浪带方故地的汉人，并接受东晋封号为“辽东太守，东夷校尉”。只不过由于高句丽势力不断南下，东晋又逐渐衰落，他到后来已经不能像佟寿时期在朝鲜半岛坚持奉东晋正朔，于是出现了墓志中使用高句丽永乐年号并接受高句丽官职的现象。

这种说法也有依据，比如朝鲜境内也出土了元兴三年（公元404）年的东晋安帝年号铭文砖。此时是高句丽永乐十四年。证明起码到“镇”去世四年前，朝鲜北部还存在独立的奉东晋正朔的汉人团体 。

总之，关于这座北朝鲜境内的“幽州刺史”墓实在充满了疑团，牵扯到了中国史上的许多问题，比如幽州辖区的变更，乐浪带方故地的汉人势力的去向等等。如果哪一天真的能找到“镇”流亡高句丽的具体原因，对于研究五胡十六国时期慕容氏历史必定有相当大的补充作用。而目前，我们也只能在专家们的多样说法中，继续大开脑洞了。

围魏救赵。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孙膑兵法》出土以前，中国人普遍认为桂陵一战是就是“围魏救赵”，这一个成语也被无数军事专著提及，引为经典战术，名列三十六计之第二计。就连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也结合现代武装斗争，肯定了这一战术，指出 “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

　　然而，当《孙膑兵法》出土之后，我们这才从其中的记载发现，原来“围魏救赵”根本就是假的，齐军的围魏是假的，齐军的救赵也是假的，魏国人也根本不是因为大梁被围而回援，齐国人也根本就不在乎邯郸的死活，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魏赵二国两败俱伤，然后果断出手，一举承二国之弊，成为最后的赢家。

　　我们早该怀疑的，以大梁城坚固的城墙、发达的水网，以及完整的水陆防御体系，当时军事能力并不强大的齐国根本不可能对其造成实质性的威胁，那么围魏救赵从何谈起！

　　魏国地处河南平原，基本无险可守，所以才会更加重视城墙的修筑，特别是国都大梁的城防，在当时整个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

　　事实上，作为战国时代城防最坚固的超级都会，大梁城就从未被人力攻破过，后来秦国名将魏冉、白起也都曾兵临城下，但也都只能望城兴叹，悻悻退兵。整个战国时代，大梁城只有一次被攻破，那就是战国末期秦将王贲引水灌城，水淹大梁3个月，直到城墙被水浸毁，秦军才将其攻破。

　　如此金城汤池，以孙膑之智，他可能贸然围攻吗？《孙子兵法》尝言：“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孙膑自己在《孙膑兵法》中也有一章《雄牝城》介绍了哪些城池可以攻打哪些城池千万不能攻打，而像大梁这样的超级“雄城”，孙膑自己都认为不可能攻破，庞涓又怎会轻易上当呢？

　　事实上，孙膑在内心压根就没想过救邯郸（赵国实力减弱对齐国霸业有好处），邯郸也压根就没被救下来。齐军在平陵的进攻，对大梁的佯攻都是假的，目的只有一个，骄敌。孙膑之先祖孙武《孙子兵法》尝言：“怒而挠之，卑而骄之。”敌人越是卑视我方，我则越要助长你的傲气，使你头脑膨胀。庞涓攻破邯郸，本已傲到极点，孙膑再加一剂猛药下去，庞涓还不尾巴翘到天上去！

　　当一个名将尾巴翘上天，失去了对待战争应有的冷静，那么他离失败就不远了。

　　如果不是这样，以庞涓之能，他怎会急急忙忙，冒冒失失，不加防备的钻进孙膑的口袋里？

　　如果庞涓从容回救，桂陵一战谁胜谁负，恐怕还难说的很呢！

　　《吕氏春秋》尝言：“孙膑贵势”。所谓“势”，通俗来讲就是“战争的主动权”，也就是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兵法虚实篇》），中国兵法千章万句，无非就是要尽量调动敌人而不让自己被敌人调动，庞涓轻松被孙膑所调动，他当然必败无疑。

　　另外还有一点，孙膑佯攻大梁骄敌一次即可，他为何要攻平陵，这是不是多此一举？

　　答曰：非也。孙膑这么做，是为了让赵国多耗一些魏国的实力。

　　《孙子兵法》又有云：“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齐军虽然没能力攻破大梁，但攻破平陵还是绰绰有余的，但孙膑却故意打败，为什么？如前所述，平陵是战略要地，更是攻赵魏军的重要补给基地，一旦被破，庞涓及其8万之兵绝不会等闲视之，这样虽然有可能解赵之围，但对齐国有啥好处？到那时，在平陵的战场上，将会出现齐、魏两军的大拼杀，是赵坐收渔翁之利。所以，孙殡巧妙的攻打平陵，让赵抱持一线希望拼力死守，大耗魏军实力，接着齐军攻平陵不胜，魏军继续猛攻，魏赵继续自耗，结果是孙膑一计拼弱了赵魏二国的实力。齐国自然就一家独大了。

　　由此可见，孙膑用兵的谋略的确诡异多变精深玄妙，令人拍案叫绝叹为观止，救赵是假的，攻平陵是假的，攻大梁也是假的，直到桂陵最后一击才变成了真的，真可谓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神鬼莫测，何况庞涓？

本答案来自 江湖闲乐生的 《千古名将英雄梦》 书写得很好 有需要的可以附云盘链接

因违规转载，所以删除了，我不清楚如何联系到对方征求转载，百度了下，想看看能不能找到原文章或者出处，结果搜出来很多，都是百科的，大概看了下位置靠前的几篇，貌似是没有，想了解的可以自行搜索“1972临沂银雀山”首次看到该文章好像是在一个考古网看到的，我记得是这么个网站，当时是三年前，刚接触知乎，对这些也不太了解，非常抱歉，头一次遇见这情况，没在意，我的错，再次对原作者表示歉意T^T

最后，感谢举报者

居然没人说我大汉曹丞相曹孟德？

被颠覆的观点有两种，分别是：

1.曹操为西汉相国曹参后裔（出自《三国志·武帝纪》）；

2.曹操本姓夏侯，因其父曹嵩为当时的宦官之首曹腾养子，故改姓曹（出自《曹瞒传》，在《世说新语》和《三国演义》中均有提及）。（吐个槽,《曹瞒传》为东吴人所著，各种黑死曹操不偿命，多大仇~）

直到21世纪发现曹操墓之后，以此为契机（研究结果和曹操墓本身无关），才颠覆了以上两种观点。曹姓DNA取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挖掘的曹氏家族元宝坑一号墓中出土的曹操叔祖父河间相曹鼎的牙齿中。

也就是说安阳曹操墓的真伪不影响该课题的研究成果。

之前2014年第33期的《Vista看天下》专门做了专题，讲得很详细。本答案最后会贴出杂志官方微博的长图文，和杂志内容应该是一样的。

时间表：

2006年除夕，高陵被发现

2009年底，国家文物局确认高陵为曹操墓

2010年1月26日，复旦大学历史学和人类学联合课题组发出“寻人启事”，开始寻找自称为曹操后人的“曹”“操”“夏侯”姓氏的男性志愿者进行染色体采集

2013年11月11日，联合课题组发布了关于曹操家族DNA研究的最新成果。相关论文发表在国际学术杂志《人类遗传学报》上。

详细经过见下文：

转自Visit看天下官方微博，侵删。

MEBKM:TITLE:Vista看天下客户端下载;URL:http://m.vistastory.com/ (二维码自动识别)

才回答，晚上就发现问题居然大变了……现在问题是

中国有哪些考古发现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历史知识体系？
中国的考古发现有哪些极大地补充了一些历史问题的史料空白？哪些颠覆了或者是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史学认知？哪些问题因为考古发现而得到最终答案？有哪些失传的史料被发现？有哪些发现引发了新的史学争论？

这个就多了去了……如果不加限定的话。以中国文化传统上对历史的重视，重要的考古或者遗址、古墓的发现，补充了重大历史史料空白，或者大大冲击、改变了原有对历史事件的了解、解读的事例，说不上是不计其数，至少也是难以计数……的多。

例如《竹书纪年》，这部战国时魏国的“内参式”史书的出土，最早打破了上古三代禅位天下的传说，提出了“昔尧德衰，为舜所囚”的说法。还有太甲与伊尹的关系，周厉王“共和”时期的执政人，大量先秦重要历史事件的记载都与传统流传的说法极大不同。深刻的冲击了传统儒家的历史学说体系。即使在它基本散失之后，留在其它书籍的断羽残光的记载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其它，例如安阳殷墟的发现对于商代实际情况的了解；

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对于先商文明或者夏晚期文明研究突破性的意义；

长江下游流哉发现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明，它们的惊人久远性，农业及其它技术的先进性，以及庞大和成熟的规模突破“华夏文明黄河流域单一起源论”的影响；

金沙堆和三星堆文化的发现，打破了原来以为西南地区文明出现较晚的定论；

………

可以说，近几十年来，改写中国历史的重大考古发现几乎是几年就至少有一两次，小一些的改写和冲击更是外界难以尽知。例如长沙马王堆汉墓以辛追夫人干尸和大量帛书最为有名，但其实一并出土的并不很出名的“绒圈锦”（用作当时衣物上的缘饰），却证明绒类织物是中国最早发明创造的，否定了之前误认为唐代以后才有或从国外传入的说法。能说不重要吗？

另外，关于“失传史料”再度现世其实特别有意思。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案例肯定就是《古文尚书》真伪案了。

《尚书》作为记录中国上古时期最早的历史文献和传说中圣王的文集，其地位在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和显赫。据说经过孔子亲自整理后，留有百篇传世。但它却由于秦始皇时期对于民间的禁书运动和秦末战争的动荡而失传。汉初靠一位名叫“伏生”的老儒生背诵默写，得重传28篇，称为《今文尚书》。

之后又传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有一处夹墙，里面藏有一批在秦朝时偷偷埋藏的古籍，其中就有一部分《尚书》。据说是用先秦时的字体写的，被称为《古文尚书》。经过孔安国整理后，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

但是！在西晋永嘉之乱中，《尚书》再次失传了。到东晋，有个叫梅赜的官员又搜集到今古两种版本的《尚书》献给朝廷。后来流行的《尚书》就是梅赜所献的版本。

不过到了宋代，就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是伪作，并非真正的先秦史料。就此开始了长达千年的古文《尚书》真伪之争。到了近代，主流意见已经认为流行后世的古文《尚书》确系后人伪托所作，但仍然一直有少数学者依然坚持，今古《尚书》基本上都是先秦史料。

到了2008年，清华大学收到了校友捐赠的一大批战国竹简，也就是现在在史学界鼎鼎大名的“清华简”。而在清华简中，发现了从秦末之后失传两千多年的真正的先秦《尚书》原文！对照清华简内，与今文、古文尚书共同的篇目，证明了古文尚书确系伪“书”。这个争论千年的历史疑问终于划上了一个终结的句号。

这里请允许在下感慨一句。数年前看到“原文《尚书》重新现世”的消息，真是整个人都被震撼了。想不到失传二千年之久的三坟五典居然还能重新被找回，哪怕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也足够让人痛哭流涕了。清华简对于中国人来说，历史意义恐怕堪比《死海古卷》之于以色列和基督教世界、商博良石碑之于埃及，汉谟拉比石碑之于两河可比。

我和朋友说：换了从前有皇上的年头，这是要百官大朝于正殿！圣上亲告于太庙！大赦天下的！

当然现在没皇上了，但每念于此，仍有当浮一大白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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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哪些已经被广泛接受的历史知识但因为考古发现而被颠覆？修改
我问题阐述有点不太明确。有必要补充一下，我想问的不是野史vs正史，也不是演义vs正史。而是“正史，史学界的普遍认知”被“考古发现”所打破。

与题主要求比较相符，已经被史学界普遍认知的中国“正史”被实际考古发现推翻的例子其实是很罕见的。盖因中国的正史总体上还是非常严谨的。即使进入文明极成熟期后，官方国史上对帝王将相的“起居注”上会玩一些扬善隐恶的“避讳”，但对于重大事件的基本背景、事实的记录仍是严肃的。同时，民间也有大量的私史笔记会记录下不同的说法，极大的帮助了后世史学家分辨历史的真相。

近代以来，最符合题主要求的考古发现对史实认识的变化，首推的就是疑古派（古史辨派）的兴起和衰败。

上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钱玄同、胡适及他们的一些得意学生为代表的疑古派，尤其是顾老，运用引入的西方现代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武器，沉重打击或者说几乎彻底击溃了原来研究历史只需求诸于古书的传统儒家历史学者。对于中国历史学来说，疑古派提出的问题、开创的新的历史研究方法，都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极大。

但作为具体的结论，疑古派又有“只破坏不建设”的问题。他们几乎完全推翻了，原来根据古籍建立的先（东）周以前的中国历史记载，甚至斥之为充满了后世伪造、不可置信的“伪史”。同时却没有能提出新的华夏上古文明传承序列的理论。在事实上，造成了中国（华夏）文明在先（东）周之前的上古史的中断，也是延至时今，“中国不能算四大文明”“中国五千年史是自大自吹”这些说法的源头。

如果不是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现，疑古派本来是连商代的真实性也极为质疑的。一定意义上说，安阳殷墟的考古发现就比较符合题主的要求。它的及时发现改变了疑古派把商代也划入“伪史制造”的可能结果。

（坦率的说，当时疑古派的一些结论，在学术上也许是阶段性的正确意见，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却是不得不说对国家大局的考虑极少。象顾先生在抗战时期还公开反对“炎黄子孙”的提法，现在看确实有些书生意气了。）

疑古派虽然主要成就集中在20-40年代，但他们在学术圈内，尤其是整个国际上的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的影响力，却是在上个世纪后半叶达到巅峰。在此间的大多数时候，虽然国内官方的普及性历史教育作品上，主流还坚持“华夏五千年文明说”“先秦夏商周三代”甚至“三皇五帝的故事”，但在严肃的学术界内，对于中国先商以前存在较成熟的文明，或者说存在可与亚欧大陆其它上古文明相提并论的古文明的底气，其实很弱的。

但随着诸如二里头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等上古华夏文明起源性文化的大量遗址不断被发现，不断被发掘、研究和解读。大量早期驯化的动植物，大规模的农业活动、集中建筑，比较繁多、工艺也要求较高的人工制造物品，不断被发现和证实。现在几乎没有人可以否认，华夏文明是发源于东亚大陆的本土原创型文明，传承有序，到商时代之前就已经相当成熟了。虽然现在还无法证实或证否，中国古籍中记载的“夏朝”以及更久远前的尧舜禹几代上古“皇”者是否存在，但与传说记载中的历史时期段能对应起来的文化遗址却是越来越不缺了。先商时代的华夏文明，不管它真正的自称是什么，本身的存在已经不容辩驳。这反过来证明了，古籍上记载的上古史并非是数百乃至上千年后的人们凭空想象，或是按政治需要编造的，而是至少有着部分事实的基础。

1992年李学勤发表了《走出疑古时代》一文，虽然他自己后来称这题目是编辑自作主张加的，并非他本意如此盛气凌人。但此文仍然可以看做是“释古”一脉（冯友兰提出的与盲目崇信古籍的传统历史学者的“信古派”不同，接受考古重于古籍，但同时主张不可一概抹杀古籍记载真实性，以及线索指引和印证作用的历史研究学派），在埋头苦干了几十年后，扬眉吐气的胜利宣言。

尽管当年疑古派大师亲传的学脉尚存，而且（坦白直说）借着海外对中国上古史要求特别严格之力，仍然还与释古派有许多细节性、具体性的问题上有激烈争论，但大势上，疑古派，确切的说对中国古籍可信度可用度采取基本否定态度的“疑古思潮”，已经无可挽回的衰败了。最多只能在“文明的必要标准”、“夏与不夏”之类问题设下更高的门槛，但再想把记载上古史的古籍打回“后世无名文人编造的故事”的地位，恐怕是永远做不到了。

实际上，题主限定了必须是“考古发现”，反而排除了近年来在上古史上最大的突破型发现。

利用生物遗传学在新世纪的进展。在全球历史的角度，科学家们证实了，人类的起源比原来想象的要狭窄的多。当代人类都是十万年前左右“第二次走出非洲”的现代智人的后裔，之前“第一次走出非洲”的各人类亚种都灭绝了。也就是说，象北京猿人、山顶洞人那些古人类，其实完全不是华夏族或者其他现代东亚人类的祖先。

而在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上，生物遗传学也发现，有极大可能，大部分中国人（汉族）的男性祖先来源非常非常狭隘——在5000-6000多年前上下，可能可以仅追溯到个位数的男性祖先身上。非常有趣的是，这个时间段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正巧重合。对于疑古派来说，这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笑的笑话……

——15.10.11——

"苏秦的对手是张仪。"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这批帛书中对苏秦张仪的记载与《史记》有所不同。

成书于西汉武帝时期的《史记》中记载，张仪是苏秦的师弟，两人以连横合纵相互对抗。但1973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基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却表明：张仪实际上是苏秦的父辈。苏秦死于公元前284年，张仪死于公元前310年，苏秦的主要活动均在张仪身死之后。张仪在秦国任相时，苏秦还没踏入政坛。而张仪的主要对手则是公孙衍。

针对上述史实，《战国纵横家书》的记载与随后出现的《史记》、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相互冲突，并同时弥补了《史记》在时间轴上自相矛盾的一些地方。

虽然《战国纵横家书》在很大程度上帮我们理清了时间轴，但是在很多历史事件中，它的记载至今还只是孤证。如果成书于西汉初年吕雉执政时期的《战国纵横家书》所载属实，那么我们的前辈们已经广泛接受了这些错误历史知识长达约两千年。

——15.10.13——

刚刚搜了一下发现知乎上已经有相关答案了，这个答案说得比我细致。

另，关于《战国纵横家书》可信度问题，答主也有作解释：

有朋友质疑为什么杨老可以因为《纵横家书》推翻《史记》记载，为什么它不是司马迁已经排除过的文献。这里澄清一下。

《史记》中记载苏秦的事迹，本来就遭到很多人质疑。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里已经考据过。《苏秦列传》里苏秦的活动年代，跟《战国策》记载是矛盾的。如果苏秦生活在宣王时代，湣王时代已被处死，那么《战国策》说他要阻止孟尝君入秦就是不可能的；而且这样一来他的年代在赵武灵王之前，其时赵国比较弱，《列传》里苏秦说六国合纵攻秦是以赵为主导，这也是不可能的。钱穆经仔细分析后，认为不独苏秦的言辞，《史记》里包括张仪的言辞记载也是不可能的，是跟当时六国强弱不匹配的。因此他认为《史记》里关于两人游说言辞的记载“一切皆虚”，是后人伪造的。

钱穆那时候还没看到73年出土的帛书。73年帛书出土后，杨宽发现如果根据《纵横家书》内容，苏秦主要活动时间放在湣王时代，《史记》中关于苏代的记载其实就是苏秦的记载，那么《战国策》、《纵横家书》和《史记》的一些记载就可以解释得通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杨老的还原，也就是我这个答案采信的说法比《史记》记载更接近真相。

1贾湖遗址的发现，推翻了母系社会在前父系社会在后的流行观点

贾湖文化距今最早9000年前，文物以七孔骨笛和刻有符号的龟甲（很像甲骨文）为代表，虽然可能不属于华夏族群，但其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一开始就以撑杆跳的方式跃上了一个难以想象的高度。她那发达的农业，精巧的器物，以及让人眼花缭乱的科学艺术、意识形态和风俗习惯，堪称中国新石器早期文化的典范和榜样，并引领了当时中国新石器文化的潮流，后来又通过融合、扩张和迁徙，把她的文化内核播之四面八方，成为了远古时代“中国文化圈”的精神导师，并对中华文明的起源起到了启蒙和催化的作用。但就是这么一支最先成熟的新石器农业文化，其男女性别比却相当高，可能存在杀女婴和猎头的野蛮习俗，巫师基本上由男性担当，奢侈品被男性垄断，婚姻以对偶婚为主，一般是女方跟随男方居住。

2良渚遗址的发现推翻了文明是从夏朝开始的成见，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推进到了5000年前

常所说的城市、文字、金属器文明三要素中，金属器最不靠谱，因为中西亚使用金属的年代超过了7000年，但那时中西亚并未进入文明时代，大约5000——4500年前，冶铜技术传入中国新疆甘肃一带，但这些技术掌握在一些原始部落手中，也未进入文明时代。而美州大陆，基本上就没有金属器，但人家也有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至于文字，印加人还处在结绳记事状态，但人家也算文明，所以文明的标准，最靠谱的就是城市了，不过，也不是随便一个土围子就可以判断为文明，还要看城内外有没有巨大的工程、精巧的奢侈品、明确的社会分工和等级、复杂的意识形态。按此标准的话，显然，中国最早的文明是良渚文明，该文明在5300年前就开始大规模推广犁耕，5000年就开始建造工程浩大的拦河大坝和运河，4800年前开始修建良诸古城（仅仅内城面积就仅次于石峁，名列中国史前古城第二），同时还修建了宏伟的莫角山宫殿以及反山汇观山等贵族王陵。另外，该文明还出土了各种精美的丝绸、漆器、玉器，甚至还有若干连字成句的文字，可能还出现了一神教，靠着水运网络，良渚还实现了太湖地区的大一统，此后，中原王朝吸收了良渚的运河技术和从西方传来的车马技术，水陆并举，实现了中华大一统。所以良渚应该是中国最早的文明。良渚文明毁灭后，其文化向山东半岛、中原、河套、甘青、四川、两湖、岭南扩散，山东龙山文化、陕晋石峁陶寺文化、甘青齐家文化、两湖石家河文化、中原二里头文化（据说是夏）、四川三星堆文化都受到良渚强烈影响，以运河、丝绸、漆器、玉器、稻米为特色的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良渚开创的。

3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碾压了冯友兰和钱穆孔前老后和庄前老后的观点

郭店楚简老子出土于郭店楚墓，根据其它出土文物，考古学家将墓葬时代定在战国中期，而《老子》的写作时间一定早于此墓下葬时间，另外郭店老子主要阐述的是无为自化的主题，既没有所谓的愚民和小国寡民的思想，也没有对儒家和法家的批判，所以冯友兰和钱穆等人的立论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4从前大多数人认为，老子无为而治纯属空想，但上博简《恒先》的出土，让人们意识到老子的无为而治，是建立在万民的自为上的，自为自化也是道家非常重要的概念。

《恒先》堪称道德经的姊妹篇，如果老子强调的是无为，那么恒先强调的是自化，它可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分主要论述宇宙生成论，下半部分主要论述政治哲学，同时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对应关系，即上半部分的宇宙生成论是下半部分政治哲学的根据。而在这两部分内容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恒先》“自生自作”的观点，它通过论述宇宙生成论中的“自生”，最后导出“自为”之政治哲学的合理性。如果把视野扩展到与“自生”相关的各种表现方法，扩展到“自然”的问题，那就可以发现，“自生”决非孤立的现象，相当多具有道家倾向的文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全方位地、极其详尽地讨论过“自生”、“自为”、“自化”等相关的问题。从生成论角度讲，“自生”指的是包括人在内的万物并不是被故意“生”出来的。从政治论角度讲，“自生”指的是包括人在内的万物必然“自为”，所以最高的政治一定是“无为”。

5长沙马王堆《黄老帛书》的出土，推翻了道家出世的成见，也揭开了黄老道家尘封已久的辉煌历史，同时让《鹖冠子》等许多黄老书籍摆脱了伪书的指控。

马王堆黄老帛书写在老子之前，可见当时其重要性超过老子，根据文本内容和用词习惯，考古学家推测其诞生在战国早期，可能是古人记载的《黄帝四经》，主要阐述治国安邦的各种道理和策略。

黄老帛书的部分名言：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也。

6天水放马滩的出土简牍和纸笔，推翻了史记中关于苏秦张仪的各种记载，推翻了蒙恬制笔和蔡伦造纸的传统说法，推翻了十二生肖起源于汉代的说法，推翻了人死后变鬼的观念是从印度传来的说法。

天水放马滩出土了从战国晚期到秦汉时期的文物，其中的战国木板地图是世界最早的成熟地图，上面已经有了等高线；其出土的西汉早期纸地图和战国毛笔推翻了蔡伦造纸和蒙恬制笔的传统说法；其出土的战国《日书》中已经出现了十二生肖和十二平均律，战国竹简《墓主记》上已经有了彼岸世界的描述，而且再次证明张仪对手不是苏秦，而是是犀首公孙衍，苏秦生活的年代晚于张仪，史记中苏秦和张仪斗法纯属关公战秦琼——挨不上。

7敦煌文书中各种结社契约的发现，推翻了中国古代民间组织不发达的成见

中国古代民间结社有很悠久的传统，但史官系统却很少记载，幸亏敦煌藏经洞让敦煌民间结社的资料得以保存下来，让人们在熟悉的政治史之外，了解到了社会更普遍的情况。根据敦煌遗书，唐宋年间敦煌地区的民间结社，全体社人大会是最有权力的，也是最高权力的运作方式。制定章程、修改章程，决定接纳或开除成员，都要社员大会决定。结社的章程（社条）是最受尊重的，任何人没有超越社条的权力。社人是平等的，结社的领导人（三官）是选举产生的，他们在社条规定的范围内从事组织工作。结社内部各种帐目是公开的，所以没有办法黑箱操作。民间结社是自愿前提下的民间组织，章程是共同制定共同遵守，结社的目的是通过组织互助，解决众人都会遇到的生活困难。

不算是考古。 我们不是“黄种人” 黄色则意味着不洁、低俗、病态与恐怖。当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被认为与西方一样是文明社会的时候，西方旅行者看东方人的肤色是白的，一点也不黄。但随着西欧工业革命的发展，古老的东方社会越来越显得落后、停滞与衰退，东方人的肤色也就慢慢失去了被描述为白色的资格。奇迈可调查了这种转变，他注意到越来越 具体 见罗新：我们不是“黄种人” 《成为黄种人：种族思维简史》 [美]奇迈可著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1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