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刘伯承？ 第1页

刘伯承与彭德怀的是非恩怨

黄禹康

《党史纵横》

2010年5期

因战事紧张难求共识

1933年2月4日, 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 命令红军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 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 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不愿强攻南丰, 但苏区中央局的作战命令已下, 他们只得执行。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接到命令后大为不满, 他在电话里抱怨道:“这是哪个的鬼主意, 蠢嘛!南丰易守难攻, 敌我力量悬殊, 敌人又占据了有利地形, 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 真是乱弹琴!”朱德有苦难言, 只得劝道:“老彭, 中央的命令都下达了, 还是进攻吧!”

果然如彭德怀所料, 进攻南丰并不顺利。2月12日黄昏, 第三师向南丰发起猛攻。激战一昼夜, 仅夺取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清点战场, 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 却自损300余人。敌军据城固守待援, 在阵地前形成了强大的火力网, 红军根本无法接近城墙。彭德怀接报急忙赶到前线, 火冒三丈地说:“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 打得赢个鬼!”

彭德怀并不知道, 实际上, 刘伯承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如今看到南丰不易攻取, 敌军又固守待援, 经过反复思量, 刘伯承果断提出佯攻南丰, 围城打援。遗憾的是, 由于战事紧张, 兼之个性殊异, 他和彭德怀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 寻求共识……

争论“百团大战”问题产生误会

1944年4月30日, 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 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这个报告无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争论不休的“百团大战”问题。报告既肯定了成绩, 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刘伯承认为“百团大战”前后, 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 过分强调正规军, 犯了编并与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 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同时他还指出, “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 但也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 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 过早暴露了我军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 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 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刘伯承提出的这些问题, 实际上并不是针对彭德怀, 他只是对自己执掌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

历来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主席觉得, 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存在失误的认识和评价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随即, 毛泽东主席在整风运动中, 把刘伯承的那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 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军事学院被定为“教条主义大本营”

1956年2月, 苏共召开二十大, 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报告一出, 举世震惊。4月, 《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 毛泽东主席写了《论十大关系》, 提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 指出“学术界也好, 经济界也好, 都还有教条主义”。6月, 中央再度发文通知全党, 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解放初期, 我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 全盘苏化。军事学院也不例外, 不但有苏联军事顾问, 而且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苏联。1956年10月, 刘伯承返校主持召开学员座谈会, 听取意见。学员这时对两个问题反应强烈:第一, 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第二, 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 有3名中将军衔的学员嘴都念歪了。对此, 个别人不满意, 越级上告, 给中央写了告状信。彭德怀身为国防部长, 与毛泽东长谈并征得同意后, 于1957年2月特地派出了以陈赓、黄克诚大将为首的包括甘泗洪、陈士榘等3位上将在内的12人工作组, 颇有声势地开进了军事学院。工作组采取两人一组, 每天谈两三组的办法分别找战役系的同学谈话。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走访, 他们取得了共识:学习有压力很正常, 这些学员还年轻, 有压力才有动力, 学院根本不存在教条主义。三个念歪了嘴的学员之一萧文玖态度也很明确, 他的嘴歪和刘伯承没关系, 刘院长希望学员成才, 对他们很好。但调查组给军委的报告却与张震等人的认识大相径庭。这份报告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 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尤其是报告的最后还特别提出:“……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的必要。”调查报告这样定调,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 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自然难辞其“咎”。中央军委看过报告后, 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

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对彭德怀批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口号不大赞同, 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工作的不恰当评价, 萧克就写信与他交换意见。谁知这封信却成了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 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1958年9月12日, 根据国防部的命令, 军事学院以各系为基础, 正式组建高等军事学院、军事学院和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学院等6所高级军事指挥学院。同年冬, 刘伯承写信给毛泽东, 因身体不支, 要求辞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职务。11月17日, 根据国务院的命令, 刘伯承被免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职务, 从此离开了他热爱的军事教育工作岗位。

刘伯承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

鸣金

《党史博览》

反“教条主义”运动开始, 刘伯承和他领导的军事学院成为斗争的焦点

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发展前进的。正当刘伯承致力于军事教学, 一心一意打造“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军校”的时候, 谁也不曾想到一场风波不期而至。他毫无思想准备地被卷入了一场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中, 而且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批判。这场斗争从军事学院开始, 进而波及军队各个院校, 并蔓延到各部队和机关, 使全军的军事训练走了一段大的弯路, 从而大大延缓了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也正是这场反“教条主义”运动, 使刘伯承在晚年再一次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也使他亲手创办的军事学院乃至全军的军事训练遭到严重的挫折。

6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 其指导思想是“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同时, 解放军总政治部也发出了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的补充通知。军事学院反“教条主义”运动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开始的。

对此, 刘伯承敏锐地预感到了什么。其实, 早在这年的5月, 他在中共军事学院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全面总结学院工作时, 就提出了防止与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8月, 刘伯承赴京出席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期间, 从北京三次写信给院党委明确地表示:“我们学了5年多的东西, 总算有了几条, 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 (即将苏联经验搬用过来) , 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中, 反主观主义 (即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 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9月4日, 刘伯承又一次写信给院党委, 提出反对教条主义的方法。他说:“在检讨时必须发扬民主, 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肯定那些是对的, 就继续发扬;否定那些有错误和缺点的, 就改正。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 作过火的斗争……如说有错误, 那是院长、政委主要领导者的责任。”由此可以看出, 刘伯承对于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态度是明朗诚恳、实事求是的, 也是勇于承担责任的。10月上旬, 刘伯承在出席中共八大会议之后, 回到南京主持召开了院党委扩大会, 总结检查全院工作, 并召开战役系学员座谈会, 听取大家的意见。

1956年底, 军事学院上级速成系原第一期学员、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到医院看望刘伯承。刘伯承看到自己的学生在朝鲜打了胜仗回来, 心里非常高兴, 他们便在小客厅坐下拉起家常。在谈到上甘岭战役时, 刘伯承意味深长地说:“军事原则, 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 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不论过去还是现在, 古今中外, 百分之七八十是基本相同的、一致的。如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 谁都会这样说, 关键是要活用原则, 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来运用, 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你在上甘岭打得好, 但军事学院并没有教给你怎样打上甘岭战役, 只教给你一些基本原则。到了战场上, 就要靠你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 灵活地运用。”刘伯承还举例说:“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 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 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 一个是教条主义, 一个不是。所以, 教条不教条, 重点不在先生, 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 而在用。”刘伯承强调这些, 主要是用以说明反对教条主义的目的, 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外国经验, 而不是否定一切。显然, 这也是针对当时正在全军开展的反“教条主义”运动而言的。

刘伯承时年已经64岁了, 由于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身体受到严重伤残, 加之6年来创办军事学院的日夜操劳, 他越发感到精力难支, 脑子、眼睛都出现病征。同年11月初, 他向中共中央军委请假治疗, 并建议由陈伯钧代理院长, 钟期光代理政委。11月6日, 刘伯承赴上海就医, 在休养治疗过程中仍念念不忘军事学院的工作。他拖着病残的身体, 多次给院党委和陈伯钧、钟期光等人写信, 还就《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的翻译和教学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1954年12月初, 刘伯承曾赴苏联参观苏军“在使用原子弹条件下军进攻战斗的实兵演习”。在整个演习过程中, 他看得十分仔细认真, 对一些有疑问的地方还直接用俄语向苏军有关人员询问。他意识到自1945年美国在日本长崎、广岛投掷原子弹以后, 原子化学武器的研制和使用已经进入了新阶段, 对未来战争必然产生极其重要和深远的影响。回国后, 他就此给军事学院的全体教研人员和高级系、战役系的学员做了长篇学术报告, 介绍苏军原子化学武器的装备状况, 阐述在原子化学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动作的重要性, 强调在原子化学条件下作战, 尤须加强集中统一指挥, 提高各级指挥员的军事、政治素质。他还把从苏联带回的《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一书及其他一些资料交翻译室, 让他们翻译出来。由于各种原因, 这件事一直没有完成。这时他在病床上想起此事, 就立即写信催促抓紧时间完成。他在信中还就开展学术研究, 以及反对教条主义等项工作提出意见与建议:“科学研究在军事上, 若从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出发, 即从适应现代国防要求出发, 我们似乎应着重研究战史, 尤其是研究毛泽东的持久战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同时, 我们似应着重研究我们所学现代战争在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 以上两种研究又必使之结合起来, 以求适应于今后战争可能发展的情况……我们反教条主义, 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 正是为了善于学习, 善于致用。现代国防需要的科学知识, 我们实在太差。所以毛主席指示学院努力学习, 保卫国防……”刘伯承抱病写就的这封信长达2000多字。在信的末尾, 他在署名之后这样写道:“1956年12月26日眼花手抖书此。”其拳拳之心, 跃然纸上。

从1957年春开始, 军事学院反“教条主义”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2月下旬, 国防部派工作组进驻军事学院进行调查。3月初, 工作组向军委写了专题报告, 指出:军事学院“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 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 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大相适应。……从学院方面来说, 在成立了6年多之后, 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 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过五个整风文件, 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 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 就使党的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这份报告对军事学院工作的评价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特别是在报告的最后, 不提军事学院在反“教条主义”中工作有何改进, 有何成绩, 而是批评院党委在反“教条主义”后“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这就把军事学院实际工作客观存在的一些问题———有的已经改正过来, 有的正在改进之中的问题, 上纲上线为院党委和学院主要领导人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路线错误, 主观武断地说“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 国防部就此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同时, 这也为1958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发动全军范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定下了基调。

面对这种“莫须有”的冤屈, 刘伯承忍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他没有发牢骚、讲怨言, 而是从全党、全军的大局出发, 对这个报告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态度。他当时虽因脑部旧伤复发在上海住院治疗, 但仍指示陈伯钧、钟期光召开院党委扩大会议, 学习贯彻报告精神, 并做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在决定中, 刘伯承坚持提出“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 对于国防部报告中关于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批评委婉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刘伯承指出, 军事学院的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和对解放军经验的估计, 对苏联先进经验的学习, 基本方向和原则都是正确的, 应该充分肯定。工作中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 属于贯彻执行中具体措施方面的问题, 其缺点和错误的性质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在当时反“教条主义”已经形成气候, 军事学院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情况下, 刘伯承和党委一班人只能用这种婉转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原则立场。

同年7月3日, 刘伯承曾倾注过无数心血的战役系52名学员毕业了。战役系学员毕业后, 军事学院开始了分校建院的工作, 其中以军事学院战役系和战史系为基础, 在北京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7月底, 中央军委决定任命刘伯承为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然而, 刘伯承因健康状况感到难以担任此职, 便于8月6日写信给毛泽东和彭德怀, 呈请免任高等军事学院的领导职务。他在信中写道:“原来就是残衰多病的身体, 勉任六年学术工作, 极感吃力。自1953年患虚脱症以来, 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 已经难于看书捉笔, 休假也多。因而不能时常参加工作, 不能更多参加思想提高工作, 而深入基层的民主生活、纪律生活和实习工作也逐渐减少以至于无。这是整顿三风所不允许之事, 也是忝列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 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教育的新职, 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 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 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 参加实习机关工作……”但请求没有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9月13日, 军事学院召开大会欢送刘伯承到北京任新职, 同时欢迎新任院长廖汉生到职。几千名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 怀着难以形容的心情, 倾听钟期光致欢送词。刘伯承由于在上海治疗未能出席大会。但是, 钟期光仍然满怀深情讲起了刘伯承创建军事学院的功绩:“刘院长关怀国防建设, 以国事为己任。60岁高龄, 常带头学习, 且战略眼光远大。常以有备无患, 干部应向科学进军, 学多学深一点作号召;特别谦虚谨慎, 日夜工作, 制军语、译外文、校条令、写教材、上大课, 无一不是以身作则。特别关心与指导政治思想工作的进行, 尤其注意检查效果。十次整风, 常称‘为党做好事。开路单子, 向何处去, 过社会主义关’;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整风时, 他就以此作警语来教育干部。这些模范行为, 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是军事学院党委对刘伯承创办军事学院6年工作的实事求是的鉴定与评价, 道出了广大教职员工的心声。

几个月之后, 训练总监部代理部长叶剑英来到军事学院视察, 专门讲了一段赞誉刘伯承的话:“刘伯承同志40多年的战场生活、军队生活, 俄文、中文、战斗经验, 像他这样是很少的, 很红、很专, 但就是不健。他曾八九次受伤, 为革命、为人民流了很多血, 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 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负责国家大事。”此时, 反“教条主义”之风已经“起于青之末”。

此后的刘伯承病痛与忧虑交加, 他在医院的病房里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做了这样的描述:“感觉残老身体就像一部长久用损的汽车, 小修未好又经几年过分使用之后, 遂成一部难好易翻的破车……左脑后部与两太阳穴处常作胀瘾, 眼复流泪水至头部昏眩……”但与身体的疾病相比之下, 反“教条主义”运动更像一块压在他心头上的大石块, 他日益担心刚刚走上轨道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被迫中止。医生为了减轻刘伯承的病痛和缓解他的焦虑, 建议他外出游览疗养。1957年深秋, 刘伯承前往安徽黄山, 面对巍峨耸立的险峰奇石、苍劲多姿的青松翠柏、变幻飘渺的烟云雾海、涌突流淌的滚滚清泉, 进而一种抑制不住的激情涌上心头, 他沉浸在对往昔如火如荼斗争生活的回忆里。于是, 他吟诗一首:“抗日之军昔北去, 大旱云霓望如何。黄山自古云成海, 从此云天雨也多。”刘伯承戎马一生, 很少赋诗抒怀,这首诗作不仅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 也是他戎马生涯中一首难得的佳作。

怀仁堂的“检讨”发言之后, 刘伯承离开了热爱的军事教育工作岗位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 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有1000多人参加的高级干部扩大会议。此次会议主要的议题就是批判“教条主义”, 并把反对军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斗争推向了高峰。当时, 刘伯承因病住院请假, 曾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 可以不来参加会议, 做个检讨表态就行了。”但会议开始后, 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到中央军委指示, 被要求立即到北京出席会议准备进行检讨。随后中央军委和国防部工作组派人专程到南京要求刘伯承到会。此时, 刘伯承才知道这次反“教条主义”的矛头是指向他本人的。因思想上准备不足, 在赴京的头一天, 刘伯承一夜未眠, 左眼球开始发红, 在火车上他仍难以入睡, 急火攻心使他的眼压高达73度。7月10日清晨, 火车到达北京站后, 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就和前来接站的中央军委工作人员商量:“是否让伯承同志先休息一下?”但得到生硬的回答:“不行, 大会还等着呢。”就这样, 刘伯承从车站直接被接到了会场。

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 会场上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而又令人压抑的浓重气氛。当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始, 刘伯承由人搀扶着, 迈着蹒跚沉重的步子出现在主席台一角开始自己的“检讨”发言。他在这次“检讨”发言中, 为了不牵连其他的同志, 自己主动承担了许多工作中的责任, 也说了一些违心自我批评的话。刘伯承在发言中全面总结了军事学院的工作, 实事求是地说明了一些事情的真相。他说:军事学院创办之初中央军委即给予明确指示, 毛泽东主席也批准了训练方针, “据此, 我们就抓住三个环节:一、传统教育 (党史、政治工作、战史、战例, 并专设了战史系) ;二、现代作战训练 (战术、战役、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和化学兵等) ;三、实行正规制度:即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和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 (毛主席训词) , 四大制度, 四个共同条令。这三个环节以我军传统教育为基础, 使之贯彻到现代作战训练和实行正规制度上面去”。特别是在反对教条主义, 坚持传统教育方面, 刘伯承还具体地说明了军事学院“教了毛主席著作, 且经常以毛主席思想方法和中央决议整风和做思想工作, 教党史, 教政治工作, 编讲战史, 并曾经三次组织赴朝鲜学习作战经验, 和组织学员编出许多战例, 汇集作为课业之用。成立战史系主要学党史, 毛主席军事著作”。在谈到校正苏联军队1944年野战条令时写的《序言》时, 刘伯承着重阐述了是以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思想方法, 作为学习外国经验的指针, 强调指出:“在训练内容、训练制度方面, 如‘六小时一贯制’和考试方法等具体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在学习五个文件以后, 在军委指示之下, 在院内学员抵触和院外批评之下, 大体改正过来。”

总之, 刘伯承利用这次在会议“检讨”发言的机会, 用大量事实说明军事学院的各项工作, 是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去做的。他的“检讨”发言过后, 会场上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大会“检讨”发言过后, 刘伯承被直接送到了北京医院。在住院期间, 他按工作组的要求还在继续写“检查”。陈毅赶到北京医院探望, 当他看到刘伯承眯着红肿的眼睛, 拖着虚弱的身体还在坚持写“检查”时, 非常气愤地说:“你还写啥子检讨嘛!要写, 我替你写, 写一百个字就行了。”但是, 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 刘伯承面对的是更多无奈和无助。

会议结束之后, 刘伯承回到南京, 但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反而以更“左”的面目出现。他领导的军事学院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院校其他一些主管教育与训练的领导干部被说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而遭到批斗, 有的甚至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而被开除党籍, 清除出军队, 或被遣送边疆劳动改造, 致使一些人后来竟含冤死去。一些从事军事教学多年的老教员也被指责为“传播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媒介”而被调离院校, 改行做其他工作或转业。

1958年9月12日, 根据国防部的命令, 军事学院以各系为基础, 正式组建高等军事学院、军事学院和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学院等6所高级军事指挥学院。同年冬, 刘伯承写信给毛泽东, 因身体不支, 要求辞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职务。11月17日, 根据国务院的命令, 刘伯承被免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职务, 从此离开了他热爱的军事教育工作岗位。

1959年1月19日, 刘伯承携带家人从南京移居北京。离开南京的那天, 军事学院的许多领导干部和教职员工自动到长江边为其送行。当渡船徐徐远去时, 停留在岸边的人们却久久没有离去, 刘伯承依依不舍地向他们挥手告别, 眼中充满了泪水。1986年10月7日, 在刘伯承去世后, 代表中共中央在其追悼大会上, 高度评价了他一生的光辉业绩, 并向世人郑重宣告: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个重要的结论, 不仅最终解除了套在刘伯承身上近30年的政治枷锁, 也使其含冤蒙屈近30年的尘封往事昭示天下。更重要的是,代表中共中央做出这一重要的结论, 解放了当年跟刘伯承一起遭到冲击和批判的一大批人, 对解放军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一段探索史做出了正确的评价和历史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