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清朝这么多皇帝里面，雍正名声最好？ 第1页

绝大多数人对清世宗雍正帝的了解都来自于电视剧《雍正王朝》，所以这是绝大多数人对清世宗雍正帝印象好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其实并不了解清世宗雍正帝。他们了解的只是电视剧里的清世宗雍正帝。

要想去了解清世宗是什么样的人，我个人觉得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从他的政策入手。

之前我对清世宗推行的几大政策并不十分了解，知乎的相关回答也是越看疑问越多，后来决定去知网找论文来看，再结合《清世宗实录》对照来看。

这么看下来，我最突出的感受是“求知还是要去知网，知乎只是一个消遣平台”。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通过学习，我发现之前我关于清代税赋、徭役以及优免的认识几乎都是错的，而知乎也没有什么正确的答案，甚至知乎很多高赞回答能把人引入歧途。

接下来，我结合我自己学习心得来谈一谈清世宗雍正帝以及他的三大政策：

摊丁入亩、耗羡归公、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我们按照重要程度谈起，先谈网络上大家觉得最重要，其实是最不重要的“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事实上“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说是清世宗三大政策只是二月河先生小说家言，其实这项政策只是摊丁入亩的衍生政策，而且仅仅在河南实行过很短一段时间就被清高宗乾隆帝叫停了。

清高宗叫停“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政策，不是因为对士绅妥协，而是这个政策实在过于危害爱新觉罗家族对东亚地区的统治了。

要搞清楚“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政策究竟怎么回事，首先要搞清楚清朝优免政策是怎么回事。

简单的说，清朝对士绅/有功名者的优免，是延续明朝的政策，但是从顺治十四年开始就变得比明朝小气了：

上至一品大学士，下至秀才，只优免本人的丁徭，除此之外该不优免。

什么叫丁徭？

从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后，徭役日渐货币化，到了清初，徭役干脆就折算成钱，再由官府雇人服役里，而这些折算成钱的徭役统称为“丁徭”，也称“丁银”、“丁税、“人头税”。

举一个纯理论例子：知乎县人丁每人应服徭役折银一分，那么知乎县每一个丁就该缴纳1分银子的丁银。

从顺治十四年开始，清朝优免只含丁徭，且只减免个人。

如果大家对照明朝嘉靖年间，明朝颁布的优免政策就能发现，清朝从顺治十四年开始，优免力度是非常小的，而且即使内阁大学士也只能优免本人的丁徭银。

嘉靖二十四年的《优免则例》上规定：“二十四年、议定优免则例。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粮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三品、免粮二十石、人丁二十丁。四品、免粮十六石、人丁十六丁。五品、免粮十四石、人丁十四丁。六品、免粮十二石、人丁十二丁。七品、免粮十石、人丁十丁。八品、免粮八石、人丁八丁。九品、免粮六石、人丁六丁。内官内使亦如之。外官各减一半。教官监生举人生员、各免粮二石、人丁二丁。杂职省祭官承差知印吏典、各免粮一石、人丁一丁。以礼致仕者、免十分之七。闲住者、免一半。其犯赃革职者、不在优免之例。如户内丁粮不及数者、止免实在之数。丁多粮少、不许以丁准粮。丁少粮多、不许以粮准丁。俱以本官自巳丁粮照数优免。但有分门各户。疏远房族。不得一概混免”

和互联网上普遍认为士大夫阶层偷税漏税数目十分巨大不同，从顺治十七年江南奏销案的结果看，江南士绅（四府一县）拖欠丁银金额并不算特别巨大。

革除了一万三千名士绅的功名，也仅仅是因为这一万三千名士绅拖欠了五万两丁银。

而且根据《清代人丁研究》一文来看，即使顺治十四年以前执行明朝优免政策，能获得优免的人数比例也并不高，基本上在3%以下，除了镇江。镇江三县不知道为什么优免人数比例特别大，分别是4.7%、11%、11.1%。

但是在顺治十四年颁布优免新政后，江南大部分州县优免人数比例不足2%，几乎都降了一半。

换言之，顺治十四年后，清代制度层面，有功名者优免的只有本人丁徭（徭役折银），家族其他无功名的丁徭不能减免。

当然，清代史料告诉我们，普通自耕农真正的负担不在于田赋、丁税，而在于地方衙门无休止的摊派和加征。

雍正年间普遍开始实行摊丁入亩政策后，清代士绅的优免被变相取消了，因为丁银全部折入田赋里，无形中等于取消了优免。

当时河南巡抚田文镜就提出既然已经摊丁入亩了，那么干脆“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也就是说官户、生员家庭也纳入摊派和加征行列。

我们都知道清代杂役和摊派都货币化了，“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也就是针对官员和士绅进行加税。

这就等于让底层胥吏可以盘剥官户、士绅，因为如何摊派，如何加征本质上都是最基层的胥吏说了算。

而大家都知道明清都是流官制，本地人是不能在本省做官的，那么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某一个山东籍的云南布政使，他在云南好好做着官，结果老家被胥吏逼破产了，父母上吊，媳妇儿被逼着跳井，这还怎么让官员好好给爱新觉罗家卖命？

大家知道四一二吧，四一二是常凯申右派发动的，而马日事变则是国民党左派发动的。

马日事变的导火索是什么呢？就是湖南农会失控了，居然把北伐军前线何健这些军官的父母拉出来游街。

何健啊，那可是三十五军的军长，军队就在距离长沙不远的汉口，农会就敢不顾大局把何健父母拉出去游街。

所以，我也不认为清代底层胥吏会因为某家某人在外省做大官就不搞敲诈勒索了。

大家知道秦朝是怎么灭亡的？不是灭亡于农民起义，而是灭亡于底层贵族军官起义。

是的，按照秦律和出土秦简，陈胜至少也是二十等爵制下的不更或者大夫爵，因为至少要不更爵位才能担任屯长职务。

而什么叫不更？

“不更”本意就是免除更戍之役，大夫还在之上，更是不应该被征发，但是偏偏，按照《史记·陈涉世家》的说法是：皆次当行。

也就是说，陈胜和吴广这两个屯长，本来不用去，可还是不得不去更戍，而且还不是待遇优越的“屯戍”，而是与罪人、贱民同行的“谪戍”。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秦朝的体制内，好不容易奋斗到“不更”或“大夫”爵位，期待富贵的美好幸福未来的陈胜先生，又结结实实地被扔回了社会底层，全部归零，陈胜先生当然是有理由愤怒的。

同样，“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政策一旦推行，那等于爱新觉罗家族得罪了全天下的官员和士绅，如果“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真推行全国，那才是真是会要了爱新觉罗家老命。

所以，清高宗乾隆帝一登基就立刻叫停了“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政策，并且重申有功名者优免摊派和杂役。

综上所述，清代优免政策无论从数据还是范围，都比明朝要小，而且通过顺治十七年江南奏销案来看，所优免的银钱也并不算多，一万三千名士绅以及他们庇护的佃户三年时间一共也才拖欠五万两白银。

顺治十四年后，清朝有功名者理论上除了丁徭以外，已经和普通自耕农没有什么区别了。清世宗雍正帝实行摊丁入亩政策后，甚至连丁徭银的优免都被无形中取消了。

清代士绅只剩下可以免除地方衙门无法理依据的摊派和加征这么一点点特权。

“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推行，甚至试图把官员和士绅仅有这么一点特权给废除，但是基于清朝流官制度以及清朝不可能控制住基层胥吏盘剥力度，如果清世宗雍正帝真在全国范围推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那么清朝在我看来是坚持不到1911年的，清世宗很快就会迎来属于他的马日事变、大泽乡起义了。

清世宗之所以允许田文镜在河南试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在我看来，是清世宗雍正帝利令智昏的表现。

接下来我们来谈摊丁入亩。

事实上摊丁入亩并不是什么创举，早在顺治年间有些省份和地区已经在实行“摊丁入亩“了，同样，也有部分省份，比如贵州、福建，“摊丁入亩”一直到光绪年间才完成。

那么，怎么样来衡量某一个省份适不适合“摊丁入亩”呢？

简单来说就是看“摊丁入亩”能不能让衙门增加收入，能的话，就尽快实行，不能，那么就慢慢实行。

像福建、贵州这样人多地少的省份，如果实行“摊丁入亩”，有田人的负担会变得很重，会造成大量人口流失，事实上陕西在实行“摊丁入亩”后有十万人当了流民，跑到了当时人少地多的四川。

所以这些省份推行“摊丁入亩”用了一百多年。

看过前面章节的朋友们应该知道，顺治十四年后士绅优免其实已经很有限了。

而清代“人丁”在清圣祖康熙帝执政中后期开始已经从户口概念变成了纳税单位了，因为纳税意义上的“丁”不等于人丁。

比如四川饱受战乱，地广人稀，所以很长一段时间规定四川三人朋一丁，就是三个人算一个丁，收一份丁银。

江浙地区因为富庶，连妇女都要收钱，所以“丁”是一户算一丁。

总而言之，全国各地对“丁”这个纳税单位统计都是不一样的，总的原则是怎么有利于增加朝廷税收怎么来。

而在雍正帝正式施行“摊丁入亩”政策以前，许多省份，比如浙江、广东、四川都在实行“丁随地起”，或者说“丁随粮起”。

这是什么意义呢？

其实是就是把一省需要收取的“丁银”总数平均分摊到田赋里去。

前面说了，因为顺治十四年优免政策就从明朝可优免多人（明朝秀才可以免两丁）变成即使一品大学士也只能免一丁的丁徭，所以，把丁银分摊到田赋里并没有特别大的阻力。

事实上考察康雍乾嘉道咸这接近150年清政府丁银收入，并没有因为实行“摊丁入亩”而有特别大的飞跃。基本上保持在2800—3100万两这个区间。

当然，中间有300万两的浮动，但是对于一个岁入4000—6000万两白银的帝国来说，这种浮动实属正常。

总体而言，摊丁入亩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全国性反抗，当然个别地区反抗是有的。

比如河南地区，电视剧《雍正王朝》里也提到河南生员以罢考的方式反对田文镜改革。

当然小说里描述的是河南士子不满田文镜推行“摊丁入亩”以及“官绅一体当差”政策。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早在顺治十四年，清政府已经明确表态，士绅优免仅仅只是本人的丁徭银，为了防止汉人士绅反弹，清政府在江南地区一口气罢黜了一万三千多名士绅。而且“丁随地起”、“丁随粮起”早在康熙年间就普遍在很多省份的部分州县实施了，不是一个新鲜事物。

那么按照正常逻辑，河南士子不可能因为“摊丁入亩”以及“官绅一体当差”而罢考。

一定是有其他原因。

后来这个原因我在《康雍乾时期河南河工研究》这篇学术论文里找到了。

众所周知，清代“摊丁入亩”，理论上都是把所有徭役折成银钱再纳入田赋征收里的，然后朝廷再花钱雇人服役；但是，对于许多需要用到大规模民力的省份，比如说挨着黄河的河南，一直到乾隆初年，才真正彻底实行“雇工制”。

在此之前，河南对河工民夫一直实行普遍的无偿征发。

当然，清政府还是规定按照一定比例田亩征发民夫，比如河南在顺治年间就规定每两顷八十六亩地征发一名民夫，但事实上征发数量往往大大超过规定数量，比如陈留县按规定只需征发100名民夫，但实际却征发了3300人。

陈留县正常田赋+丁银每亩地征收白银0.5两，但加上征发的民夫，每亩地实际负担是50两。

虽然康熙朝开始实施“雇佣制”，但是因为清政府工钱给的太低以及克扣，所以表面上是“雇佣”实际还是征发。

比如清政府规定雇佣民夫，每月工钱2两白银，但按照康熙十七年河道总督靳辅实际征募民夫的工资是每月1两2钱，而当时河南有钱人被征发去做民夫，自己不愿意去，花钱雇人去做民夫需要给多少钱呢？3—4两白银/月。

也就是说清政府明面上的规定比实际价格低了一倍，而实际支付的工资只有实际价格的1/3。

河南实行“摊丁入亩”后按照规定，清政府自然没有理由再征发民夫服役了，但是，河南挨着黄河，河工工程年年都有，而地方衙门雇佣民夫的工资又那么低，谁会愿意受雇呢？

地方衙门的工钱给的这么低，正常市场根本雇不到人，怎么办？还不得变相征发，采取强制措施。

或者采取加派的方式。

举一个例子：

一个河工正常薪水是每月4两白银才有人愿意去，但是清政府只拨给每人一两二钱工资，这个工资肯定招不到人的。

清政府要么强迫河南征发的民工接受一两二钱白银的超低工资，强迫征发，实际就是要个人承担三两八钱白银的损失；要么按照市场价雇佣民夫，但是预算有限，怎么办？在河南当地摊派，把一个民夫四两银子正常工资里剩下的三两八钱白银摊派给河南老百姓，也就是在田赋里加派。

但是问题来了，“摊丁入亩”时清政府已经宣布从此之后不再加派任何费用，话还没说完，你就翻脸不认账的来加派，这是不是重复收税？

关键在于“重复收税”这还是清政府不能明说的潜规则，那么自诩有功名的河南士绅，尤其是靠着黄河的开封等地士子要和田文镜“讲道理”，有错吗？

我认为没有错。

因为确实是清政府“不讲理”在先啊。

如果大家仔细梳理一下史料就能发现，“摊丁入亩”后发生请愿或者闹事现象的基本上都是和河工或者征发民夫密切相关的地区。

比如河南开封、浙江杭州。

说到这里有人要说了，你说了这么多，只是说“摊丁入亩”并没有减轻民众负担，但是如果“摊丁入亩”也不挣钱，那么雍正朝的清政府财政改善是因为什么呢？

别着急，我下面会提到雍正年间真正改善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两项措施：追缴亏空以及耗羡归公。

最后，关于“摊丁入亩”这一段，请允许我用吕思勉先生的一段话作为结尾：

一条鞭之法，起源于江西，后渐遍行于全国，其事在明神宗之世。从晚唐役法大坏至此，约历八百年左右。亦可谓之长久了。这是人类不能以理智支配事实，而听其自然迁流之弊。职是故，从前每州县的丁额，略有定数，不会增加。因为增丁就是增赋，当时推行，已觉困难；后来征收，更觉麻烦；做州县官的人，何苦无事讨事做？清圣祖明知其然，所以落得慷慨，下诏说，康熙五十年以后新生的人丁，永不加赋。到雍正时，就将丁银摊入地粮了。这是事势的自然，不论什么人，生在这时候，都会做的，并算不得什么仁政。

既然有朋友催，我就把雍正朝“追缴亏空”以及“耗羡归公”合起来说一下，本来就是一天两面的事情。

首先要强调一点，康熙二十四年的地丁银（田赋+丁银）和雍正二年、乾隆十八年变化并不大：

康熙二十四年地丁银：2823万两

雍正二年地丁银：3028万两

乾隆十八年地丁银：2964万两

事实上乾隆朝政府收入上升主要是盐税、杂税以及关税大幅度上升有关，地丁银收入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看到这儿，有人要问了，既然康熙朝和雍正朝收入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为什么康熙朝末期会有普遍财政亏空又是怎么回事？

清朝地方财政可以简单概括为“起运与存留”。

简单来说，就是地方收入分两部分，一部分运往户部，或者按照户部要求支援某个省或者支付某次军事活动的经费，学名叫“协饷”；另一部分在存留地方，作为地方开支。

起运与存留没有一定的规定，根据《“摊丁入亩”与清代财政、人口——以顺天府为例》学术论文统计，清朝各省收入平均起运比例为78.38%，其中起运最多的是浙江，92.7%，最少的是盛京（辽宁省），也达到62.45%。

但并不是存留给地方，这钱就能用到地方建设上，存留款大宗开支是军费（地方绿营）、驿站（占存留的60—80%）留给地方修桥铺路的很少很少，而且存留也不是想用就用，每用一次就必须向户部办理一次奏销手续。

总体而言，清朝和其他以往古代王朝一样，税赋类似“黑社会保护费”，朝廷收税赋不是为了给民众服务，只是收钱后保证不伤害民众，本质上就是贡赋。

在这种制度下，地方衙门很容易产生制度性亏空。

举一例：知乎县每年地丁银10000两，其中7000两上缴户部，3000两存留款里2500两是知乎县绿营、驿站开支，留给知乎县就500两。

结果某一年，知乎县受灾，10000两收不齐，只能收8000两，那怎么办？只能挪用该上缴户部的2000两，上缴藩库5000两+2000两欠条；结果因为朝廷认为知乎县受灾不严重，不给减免，那么知乎县这一年就落下2000两的亏空。

再举一个例子：某钦差大臣路过知乎县，知乎县是不是要招待招待？打点打点？可是朝廷只留了500两地方支出费用，应酬钦差明显不够啊，怎么办？只能从上缴藩库的钱里“借”，一年要是有十几个钦差路过，那么知乎县一年制度性亏空恐怕就要好几千两白银。

这种事情就连清世宗都知道，他还专门在上谕里说过：

谕户部。京师大兴宛平二县知县。常以亏空被参。朕体察其故。二县在辇谷之下。每有一时速办之公事、不能迟缓者。那移库银以济用。而支领还项、未免迟延时日。其上司察知库帑有亏。不得不行参劾。此等亏空、实有可原之情……

这已经是雍正七年了，实行耗羡归公很长一段时间了。

也就是说，康熙末年各省普遍性的亏空，主要是制度性亏空，而不是贪污性亏空。

还有一个更明显的证据是清世宗曾派鄂尔泰赴江南担任江苏布政使、陈世倌赴山东担任山东巡抚，专门追缴亏空。

结果鄂尔泰与陈世倌离任时，他们两也产生了制度性亏空，其中陈世倌做了两年山东巡抚，居然产生了20万两白银的亏空（16万？）

最最极端的例子自然是曹雪芹家接驾产生的亏空，严格来说这些钱曹家也没有自己贪污，修园子也是修在江宁织造府里，可以算政府工程，可还是算了曹家的亏空。

然而清世宗不管这些，他不管亏空是如何产生的，他是一定要官员们弥补上亏空，哪怕是制度性亏空也要官员赔。

官员们又不会点石成金，既然清世宗逼着官员弥补亏空，官员只能盘剥老百姓了。当时在山西、山东、湖北、福建等发生过地方官对地方百姓加税来弥补亏空的事情。

清世宗这么做，其实就是采取极端手段保证“起运”和中央财政的收入，清世宗等于蛮横的不管地方有多少开支，但是起运到户部，存在各省藩库里的收入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拖欠。

但是长此以往，地方总是有行政开支的啊，那怎么办呢？

清世宗采取的办法不是增加地方开支，而是采取“耗羡归公”的办法。

事实上这个办法糟透了。

清世宗准备实行“耗羡归公”政策时，户部侍郎沈近思就表示明确反对，反对理由是“耗羡之余，再添耗羡”。

清世宗默认了沈近思反对理由，但依然还是推行了“耗羡归公”。

果不其然，耗羡归公实施后四川就以“余平”的名义在火耗之外，每百两加征6两“余平银”；山西在一钱两分火耗银之外额外加征五分到八分银子的额外火耗。

说白了，清世宗采取的办法是把“陋规”合法化，用“陋规”收上来的钱来支付地方开支，然后再支付所谓养廉银。

所谓的养廉银，说到底就是清朝中央与地方官员共同瓜分老百姓的钱，俗话说的分赃。

到了乾隆朝，“耗羡归公”一样要上缴国库了，等于是把“陋规”变成一种新税。

总体而言，清世宗对于政府财政收入是非常上心的，但要说清世宗有多爱惜百姓真的未必了，他真正关心的是西北作战和政府财政收入。

我非常不同意清世宗给清高宗打下坚实的底子，清高宗才能大操大办，把自己搞成“十全老人”的观点。

在我看来，清高宗中后期开始开疆拓地主要源自清高宗前期对民力的爱护和宽松政治。

毕竟：

“雍正十三年之间，江南赈项，凡用一百四十三万，已不为不多。而乾隆元年至十八年用至两千四百八十余万。”

参考：

• 《语言与历史清代人丁概念的异变》，陈桦，《清史研究》2006.4
• 《清代人丁研究》，薛理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 《复杂多样的清代“人丁”——以浙江为例的研究》，薛理禹，《历史地理》2013.1
• 《明清农村社会经济·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中华书局出版
• 《清代“摊丁入亩”政策研究》，戴辉，《广西社会科》2007.2
• 《秦砖:大秦帝国兴亡启示录》，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觉得吧，主因为雍正是唯一一个真的做到了，做到了几乎所有古代穿越者都要做的事情——士绅一体当差纳粮，摊丁入亩，火耗归公。

当然，那不是他有多爱老百姓，实在是明白老百姓已经不能再继续压迫了，再压迫就真的要造反了。这才把屠刀转向士绅。这也是为啥雍正达到了封建专治时代巅峰，却很少有文人夸他。乾着败家子反而被夸成十全老人。

说这句话的人，说明成长时代主要是本世纪。

因为雍正真正名声翻身是在九十年代末的电视剧《雍正王朝》之后（是电视剧《雍正王朝》，而不是小说《雍正皇帝》）。

这部电视剧虽然并不是原版历史，有不少艺术加工，但是，对雍正的塑造中，有两个最重要部分确实基本符合历史上的雍正形象：敢于大刀阔斧改革（不惜得罪众多人搞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和士绅一体当差纳粮）和施行更公平政策（摊丁入亩和士绅一体当差纳粮客观上都对穷人有利，打击士绅地主阶层）。

雍正这两个特点，恰恰符合这个时代的政治正确。现阶段，持续改革是正确的，死守祖宗成法是错误的；减轻底层负担，让既得利益者为国家多出钱出力是正确的，劫贫济富是错误的。所以，雍正占据了这两条，就成为封建帝王中的一股清流。虽然他也有众多时代局限性，但依然是个让人尊重的人物。

但实际上，在很长时间里，雍正的名声恰恰是清朝皇帝里最坏的，被各种糟蹋的故事和段子甚至多于后来道光、咸丰、同治这种层次的皇帝。

因为在古代绝大部分时期的意识里，改革并不是政治正确，恪守祖宗成法才是。更重要的是，打击士绅、剥夺士绅既得利益和特殊权益，是更严重的问题，直接上升到了“暴君”的程度。而舆论恰恰是士绅阶层掌握的，所以雍正的名声在很长时间里就是各种被贬低、谩骂和编排。阴谋篡位、残害手足、杀戮忠臣、迫害文士、血滴子之类暗杀、最终被吕四娘取了脑袋等等，这才是很长时间里雍正的民间形象。

从最初的民间故事，到邵氏甚至大陆八十年代老电影里，雍正的形象几乎没有一个是好的。相反，清朝皇帝里，康熙、乾隆甚至嘉庆往往是正面形象出镜。这也说明了从清代开始舆论效果的延续。

当然，按照大陆在建国后推崇的标准来说，其实雍正应该是比较正面形象。但问题是，很长时间内，大陆涉及历史方面，并没有很具体的讨论封建帝王。大都用比较粗暴方式，直接将封建帝王归为一类，所以雍正也没有机会被人真正认识，更多依然是按照清代和民国的民间舆论编造的故事继续流传。

一直到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总算大幅脱离了过去传说中的雍正脸谱，写了一个相对更合乎历史形象的雍正（但其实依然有很多过去传说色彩）。一直到迄今最优秀的历史正剧之一《雍正王朝》横空出世，彻底改变了雍正形象。

这部《雍正王朝》可以算是影视改编大大超越小说本身的一部作品，胡玫导演，二月河、刘和平编剧。电视剧删除了小说中许多猎奇、香艳的情节，把主要笔墨都用在刻画雍正的改革上。加上当时我国恰恰处在改革攻坚期，这部作品又披上了浓重的“借古喻今”色彩。一下子风靡传颂开来，至今保持着非名著类历史正剧的最高收视率。

许多时候，千万不能小看一部影视作品的价值。在央视版《雍正王朝》出品前，雍正的影视形象，在两岸三地几乎没有一个是正面的（只有个别的如大陆《雍正皇帝》、台湾《江湖奇侠传》等，里面的雍正勉强算是个亦正亦邪人物），民间说起雍正也几乎是各种传说故事为主。当《雍正王朝》播放时候，当时的报刊杂志还有不少人提出不满，觉得历来被公认的暴君居然正面形象了。但是，当这部剧播放完之后，影视作品中，雍正再没有以反面形象出现过，民间口中的雍正也都是改革家、打击既得利益者等形象了。

所以说，雍正现阶段能成为清朝皇帝中名声最好的人，固然因为他的大力改革、打击既得利益、一定程度维护公平的行为政策，不管最初目的是什么，客观上符合现阶段大家的价值观。但是，如果没有这部电视剧出现，形象名声能扭转到什么程度、还需要多久来扭转，真不好说。

全靠他爱装逼的老子康熙爷和他爱贴牛皮癣的儿子乾隆爷衬托啊……

其实无论是康熙还是乾隆，两者水平还是不错的。只是特别爱装逼，为了显示自己稽古右文，常常装一些让人目瞪狗呆的X，装完之后又讲不出什么太有水平的话，因此导致很多人对康乾两帝很呵呵哒。
举一个康熙的例子，我记得前一段时间知乎历史圈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梗，叫“某位大师号称通读二十四史”，其实现在想想，那位大师水平还是有一些的，书也读的不少，至少比什么著名儒黑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可是就因为爱装逼，说“通读二十四史”只是基本，因此被人群起呵呵哒，到最后不得不自己出来说自己通读的是华侨出版社白话本精简二十四史。
康熙的毛病和这位大师很像，和娱乐圈知名“知识分子”靳东也很像，就是书没读多少，口气比天高。多次号称自己数次通读《明实录》，可是在给《明史》修纂指导意见的时候，又开始一点有水平的建议都给不出，净是道听途说的玩意儿。

《清实录》：
康熙二十九年二月，谕大学士等，朕于明代实录，详悉披览。宣德以前、尚觉可观。至宣德后、颇多讹谬。不可不察。
康熙三十一年正月，谕修明史诸臣，朕自冲龄，即在宫中，披览经史，明实录，曾阅数过。

《明实录》是什么体量，十三部，两千九百一十一卷，1600多万字，即使专业的学者，也不是所有人都能通读数遍的。圣祖就是圣祖，康熙三十一年之前就曾将这部书“曾阅数过”。

但是“曾阅数过”的康熙，在给出自己对修纂《明史》的见解时，是什么一个水平呢？

四十二年四月，上发出熊赐履，呈览明神宗熹宗以下史书四本谕大学士等曰朕自冲龄，即每事好问。明时之太监，朕皆及见之。所以彼时之事，朕知之甚悉。太监魏忠贤恶迹，吏书仅记其大略而已，犹未详载也。明末之君，多有不识字者，遇讲书，则垂幔听之。诸事皆任太监办理。所以生杀之权，尽归此辈也。又谕曰，此书所载杨涟、左光斗、死于北镇抚司狱中。闻此二人、在午门前受御杖死。太监等以布裹尸出之。

合着您老人家通读《明实录》数次，一开口就是“明时之太监，朕皆及见之。所以彼时之事，朕知之甚悉”，各种都是“这件事我听太监怎么说，那件事我听太监怎么说”，这跟村口王大爷跟李大爷吹牛逼：某某事，你知道吧？压根不是你书上写的那样，我听那谁谁谁说，当时他在场，实际情况是巴拉巴拉巴拉。康熙的“太监史学”，讲白了，就是领导毛都不懂，又不能在下属面前显示自己不懂，书又不会读，所以只能强行装一波“如是我闻”了，估计史官们也是一脸懵逼：来来来，笔给太监，让他们来写不就得了。
强行吹逼的康熙还有一次更看得我目瞪狗呆的操作，在说李自成、张献忠事迹的时候，一开口就是“传闻”，当然，这都是康熙的常规操作，一开口就像说评书的，刚开始说李自成攻北京事，还有点模样，一转口谈张献忠的时候，突然炫耀起自己曾亲自接见过张献忠的三个养子，他们的耳鼻都被割了，这种事情很重要，你们要详加参考，不能忽略。史官们心里估计又是一阵懵逼：张献忠养子被割去耳鼻这件事你想说明什么？TMD李定国什么时候到了李自成手下，还NM去打了北京城，这是什么北京出租车史料？

又谕大学士等曰：明末去今，为时尚不甚远，传闻李自成兵到，京师之人，即以城献。又闻李自成麾下之将李定国，在西便门援城而上，由此观之，仍是攻取，可云献乎？此等载入史书，甚有关系，必得其实方善，张献忠有养子三人。耳鼻皆被割去，朕曾见之。又明代行兵多用太监管领，以致败亡。尔等纂修《明史》，其万历、天启、崇祯年间之事，不可忽略。

说完装逼小王子康熙爷，讲讲牛皮癣之王乾隆大哥。

乾隆被叫作牛皮癣，不是没有道理的。 乾隆的恶心之处并不是所谓的他有很多印章，也喜欢在名画上题诗和盖章。题诗和钤印是古人欣赏书画时的常规操作，没什么好指责的，明朝项元汴也有很多章，也喜欢在收藏的名画上盖章，但是从来没人叫他牛皮癣。 乾隆最奇葩的地方在于，别人题跋或者盖章，要么就是找边边角角空余的地方上手，要么就是直接加上一截纸，力图不影响原作者作品的整体性。 但十全老人乾隆则不管你这么多，很多时候他直接在画的最显眼位置洋洋洒洒写下自己的并不怎么高明的题跋或者诗词，没诗可写的时候，就拿出他的大印，凌空一下，印册尺寸甚至能超过原图中的远山，婢子作妇，下作至极。 这幅南宋赵芾的《江山万里图卷》只是其中之一：

盖章和题诗也就罢了，大家都这么干，只不过你的章大了点、题诗废话多了点、位置摆得中心了点，可是乾隆还有一个前无古人的爱好，碰到好的书画作品，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乾隆上来就咔咔给你写一个巨大无比的“神”字，从此以后，所有人一打开这幅传世名画，第一眼看到的绝对不是里面的山水人物，而是扑面而来的那个大写的“神”。

中国古代名画，度过了兵火之劫、蠹虫之劫、散失之劫、水污之劫，千百年来笔墨灿然、风韵独存。结果落到了乾隆手里，上来咔咔就在最显眼的位置给你写一个“神”！ 幸亏当时的人还不知道牛逼二字，不然估计乾隆咔咔就得往上面怼“牛逼”了。 奈何乾隆没文化，一句卧槽走天下……

与他老子和儿子相比，雍正文化水平本来就高，没事的时候COSPLAY一下，碰到一个骂自己是蛮夷的秀才，还能“谢邀，作为清朝的皇帝，我不同意曾静知友的看法…………”（这才是最早的“亲自答”），实在让人很难去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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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执政时间短，没来得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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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i-yu-liao-yun 网友的相关建议: 
      

1、首先，以前雍正的名声挺烂的，什么刻薄寡恩啊、残忍多疑啊都会用到他的头上。

2、最近几年雍正的名声变好了，说明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觉醒。知道自己在古代大概率是个普通的农民、贩夫走卒。所以大家会以农民的角度看待一个皇帝，而不是以将相王侯（皇帝身边的人）的角度看待一个皇帝。

3、以前雍正的黑料都是什么阴狠毒辣啊，残忍多疑啊。可是这个和普通的民众有什么关系吗？

你雍正阴死几个政敌，杀几个功臣，杀几个爱新觉罗家的兄弟。和我一介草民有什么关系？我只要能凑胡有口饭吃，你雍正就是好皇帝。

4、民众最怕的是什么?

一怕常年战争（动乱+兵役）

二怕苛捐杂税（吃不饱肚子）

三怕大兴土木（傜役）

四怕天灾没人管（洪涝、干旱、地震）

只要不搞这几样，你就是好皇帝。你们天天在宫里搞斗争管我什么事，我就是在北京菜市口卖菜的那也就是他们被杀头的时候我拍拍手而已。

5、进一步来说，雍正做到这些了吗？

至少比其他几任做得好。

（1）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摊丁入亩+火耗归公

摊丁入亩直接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其他两个使得国库充盈，间接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最起码要用兵救灾有钱了，用不着横征暴敛）

（2）解决了西北的叛军，维护了国土的完整

（3）雍正本人不是个奢侈享受型的皇帝，也没有怎么大兴土木，也没有像乾隆那样下江南

6、有什么具体体现吗

乾隆初年国库银两达到了6000万两，同时雍正年间的人口大幅增长

7、将相王侯眼中的皇帝和草民眼中的皇帝。未必是一个样子的，史书是将相王侯写的，黑一下雍正正常（也不一定是黑，也许雍正对待大臣对待兄弟就是心黑手狠），但是还是要回到那个问题，这和草民有什么关系。

只要不加重老百姓的负担，你在宫廷里搞政治斗争，管我们什么事?

雍正得位不正又如何？杀兄弟杀大臣又如何?刻薄寡恩又如何？反正我们的肚子又不骗人。

8、嗷对了看了别的答案补充一个，那就是所谓的废除贱民籍的问题。

这玩意本来就是奴隶制的残余，相当于印度首陀罗下面的不可接触者。

做草民的有时候想不到，竟然还有想做草民而不可得的人。

雍正大笔一挥，让他们从奴隶变成了草民，将相王侯不太在意，可是贱民甲在意啊，贱民乙也在意啊，对不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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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总而言之，史书上所谓的“刻薄寡恩”、“残忍多疑”这种话，一般来说不能作为评判一个皇帝好坏的标准。

他的这种“刻薄寡恩”、“残忍多疑”不会越过官员对百姓进行降维打击。比如我在菜市口卖菜，雍正不可能说，把那个祖籍直隶省××县××村的卖菜的王老五给朕砍了。

如果我有机会拦住雍正的御辇告御状（现实中不可能），雍正八成也不会把我这个草民怎么样的。因为毫无必要，我告状反而给了他处置人的理由。君民之间，又是一段佳话，君体民情，民感天恩。

当然了，凡事无绝对。对于李世民、朱元璋、雍正这种人，刻薄寡恩、残忍多疑不能成为他们不是好皇帝的理由。但是对于董卓这种人，以杀人为乐，宫女什么的都直接杀（不是为了角逐权力，纯粹杀人取乐），那就另当别论了。

10、当然了，我们不能认为，史书上都是黑雍正，也许他对大臣和兄弟都是心黑手狠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手段不会直接用于百姓，关键看屁股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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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一个评论，不是挂人哈。大家说这位老兄说的对不对，我觉得他说的对。只是看的角度不同。

（1）雍正作为个人，首先要追求无上权力。第二作为家族的族长要维持爱新觉罗家的皇权。第三作为天下地主之首要维护封建制度，同时还要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维持官僚体系。第四才是作为大清国的皇帝要维护所有国民的利益，包括农民和手工业者。

（2）所以雍正依然是封建统治者，他是在既定制度下修修补补，这个没有疑问。如果按照绝对的眼光来看，古代的帝王都是暴君，没有仁君，因为他们都是剥削老百姓的。

（3）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苛责古人。当时的生产力决定，当时清朝只能是中国式的封建制度。（区别于西方的领主制，中国是郡县制）

雍正个人不能逆改天命，但是相比较而言，在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改革中，雍正的力度已经算非常大的了，实属不易。

（4）如同第一条的1234所说，雍正首先维护的是自己和统治集团的核心利益。

但他是不是顺便也维护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利益呢？答案是肯定的。他是个有远见的封建统治者，明白什么叫竭泽而渔，什么叫杀鸡取卵。

普通百姓的世界很小，没有修齐治平的情怀，只有柴米油盐。给口饭吃就不会造反，偏偏有些地主非要把百姓榨干，雍正就是用雷霆手段提醒一下这些人，可以了，你们捞的够多了。反正这些人都是有产者，他们又不会真的反抗，少拿一点而已，拿的依然是大头。

（5）所以雍正充盈了国库，同时也造福了百姓（不管他主观上心里怎么想，客观上就是这样）。国库钱多了，碰到战争、救灾等，就不用额外征税，百姓负担自然就轻了。

12、最后我们来说说百姓的“青天梦”

在今天看来，青天梦就是乡愿，但还是那句话，不能用今天的眼光苛责古人。

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和爷爷奶奶一起看一部剧，《康熙微服私访记》，讲的是雍正他老爸康熙的故事。

我记忆深刻的是《紫砂记》，匠人张鸣远将“蠢官冤人死，无赖免死牌，草民多蒙难，王者明眼看”刻入壶中，献进宫里，南怀仁不慎把壶打碎，康熙才得以看到这几句话。

后康熙要彻查此事，于世龙（于成龙原型？）提出不同意见

于：何必为这一人一事而费心思呢？不若顺其自然吧

康：想不到我的于爱卿竟会说出这番话来

于：臣万死

康：国家再大，也是一山一水一石一木构成的。民众再多，也是一人一人相加而成的。一个人小吗？无一人便无众人。

不错，于朕来说，这或许是件小事。但对他来说，或许比天还要大。

这是个桥段，但是充分说明封建统治者充分明白，中国的农民要求很低。你非要把他们压榨到饭都吃不上（连吃个五分饱都做不到），那真的是官逼民反了。

和成人的世界相比，孩子的世界很小。

（就像婴儿的快乐就是母亲的乳头）

和帝王的世界相比，草民的世界很小。

没有修齐治平，只有苟且偷生。勉强吃饱饭就是神仙日子。当我一个草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目不识丁，没有任何资本去改变这个世界的时候，难道我不能希望这个世界对我温柔一点吗？是不是很正常？

哪个皇帝在位，我的肚子稍微饱一点，这是不会骗人的。

你雍正能让我饱一点，那我就盼着你雍正爷多坐几年，让我在一个草民的“乡愿”里多苟且那么几年。这就是朴素的青天梦。

当然了雍正的改革并不是没有代价的，有的同志提到，雍正为了减少改革阻力，允许某些地方豪强以家法代替国法，这就进一步造成了基层政权的崩溃。虽然古代并无真正法治，但国法的优点在于统一标准，其制定者的水平也肯定由于家法的制定者。用家法代替国法，必然是将矛盾推向底层，造成丛林法则在皇权控制不到的地方大行其道。这是雍正改革的局限性之一，但总的来说，他的改革还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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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电视剧演得好呗，其实呢，雍正的黑点是不少的。

先说说他的记仇。

四爷的记仇，想必很多人都知道，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四爷记仇能记到啥份儿上。

这里我举两个人的例子。

第一个叫钮祜禄·阿灵阿，这位老兄是雍正他亲妈的妹妹的老公，也就是雍正的亲姨夫，是康熙初年四大辅政之一遏必隆的第七子。这位老兄在康熙朝是康熙倚重的重臣，清史稿形容：

“凡一切军机奏议无不恰合上心，一时大臣无有出其右者。圣祖仁皇帝恩遇甚隆，常赐上方动用之件及上亲乘名马。”

阿灵阿死后，康熙命四爷、皇五子、皇十子，皇十七子以及镶黄一旗大臣侍卫护送其灵柩至墓所，并追谥“敏恪”立在碑墓上，可见康熙的倚重之情。

第二个叫纳兰揆叙，康熙朝重臣纳兰明珠次子。

这位老兄也算是康熙朝的一个重要人物，先后干过翰林院侍读、侍讲学士、礼部侍郎、工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位。康熙皇帝很早就评价揆叙“人品极好”，对揆叙极为重用。康熙五十六年揆叙病死，康熙赐谥号“文端”。

雍正二年，雍正给这两个已经死了的人下了这么一道谕旨，内容摘录如下：

“本朝大臣中，居心奸险，结党营私，惟阿灵阿、揆叙为甚。“
”当年二阿哥之废，断自圣衷。岂因臣下蜚语遂行废立？乃阿灵阿、揆叙攘为己力，并蛊惑诸王是以日夜谋为造作无稽之谈相传闻，致皇考愤懑，莫可究诘，此朕与阿灵阿揆叙不共戴天之恨也。“
”将阿灵阿墓碑改镌‘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揆叙墓碑改镌‘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以正其罪。“

看见没，四爷不仅喜欢给活人改名，连死人都不放过，这一点跟武则天有点像。我个人认为极其幼稚，跟小时候给人家起外号的行为差不多。

中间那段儿文言文很多人看不懂，我翻译一下：

大致的意思就是：当年我二哥被废了，是我爹的本心（暗指康熙打算立自己为储君），怎么会因为下面大臣的意见就擅自废立呢？而阿灵阿和揆叙蛊惑诸王（当然主要是蛊惑阿其那啦），夜以继日地制造谣言，散播无稽之谈（也就是康熙打算立老八），导致把我爹气得不轻，因为这件事儿（表面是因为气着我爹了，其实是因为不推举他当太子），我与阿灵阿、揆叙有不共戴天之恨。

明白了吧？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康熙四十七年，康熙召集满、汉大臣，问诸皇子中孰可为皇太子者，揆叙及阿灵阿、鄂伦岱、王鸿绪等私下商量，推举皇八子允禩。

又不是他们主动推选的，是人家康熙问的，大臣们就推举了老八。因为这点事儿，就不共戴天？还得把人家的墓碑给改了，这是得有多损。

雍正四年，雍正下令诛杀阿灵阿之子阿尔松阿，籍没家产。妻子发遣宁古塔，后改发遣广西烟瘴地，入辛者库为奴。

真的至于吗？

再说说雍正的用人。

雍正初登基时，他最重用的人不是十三爷，也不是张廷玉，而是年羹尧和隆科多。一个是他的大舅哥，一个是他的亲娘舅。

雍正帝即位之后，因隆科多拥戴有功，命其与大学士马齐总理事务，并且承袭一等公的爵位，加授为吏部尚书，后加封为一等阿达哈哈番。雍正元年，隆科多加封为太保。

年羹尧平定青海战事后，晋升为一等公，同样被加封为太保。

除此之外，雍正还给了这两个人一个超级权力，人事权。凡是这两个人推荐的人，雍正一概启用，年羹尧的举荐谓之“年选”，隆科多的举荐谓之“佟选”。

不仅听他两的举荐，甚至雍正自己任用官员，也要征询他两的意见。

有一次，雍正想把陕西官员调往他省升用，问年羹尧：“你舍得舍不得？”“据实情奏来，朕依尔所请敕行。”

这哪是君臣议事，简直是两口子商量事儿，作为上下级，这是很不正常的。

而仅仅过了两年，年羹尧就出来了九十二款大罪，隆科多少一些，是四十一款，从雍正上台到事发，年羹尧平均每月犯3款大罪，隆科多0.9款。

就这么两个人，雍正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跟他两如胶似漆，正常吗？

所以，要么是雍正瞎眼了，要么就是他两的罪是编的。

再说说雍正朝的对外用兵。

《雍正王朝》里所谓传尔丹全军覆没，是虚构的。整个康熙朝用兵西北，从未全军覆没过。即使是第一次驱准保藏，也是康熙朝用兵西北唯一一次的溃败，也不过损失了2000人而已。

雍正上台那会儿，形势是这样的。

准噶尔的策妄阿拉布坦率军奇袭拉萨，杀死了和硕特汗国汗王拉藏汗，康熙派老十四为大将军王，率军进军西藏，驱逐准噶尔军队。准部将领大策凌敦多布战败，损失3000余人，退回准噶尔。

老十四上报康熙，计划乘着西藏胜利的东风，分三路一举攻灭准部。这三路分别是西藏一路自阿里地区进军；陕甘一路，由老十四亲自坐镇，自甘肃进军；喀尔喀蒙古一路，自科布多进军。

康熙六十年十一月，老十四回京与康熙商量来年进剿策妄阿拉布坦事宜，康熙同意其计划，老十四随即返回甘州，开始进军，到康熙死的那会儿，清军已经打下了乌鲁木齐。

此时准噶尔刚刚在西藏大败，北边沙俄又进军桑斋湖，西边的哈萨克也虎视眈眈，三路清军应该是很有可能剿灭策妄阿拉布坦的。

然后，就在这会儿，康熙死了，还没登基的雍正立刻断了老十四大军的粮草供应，并火速召其回京。

雍正到底有多急呢？

在康熙去世后第二天，他就命令爱新觉罗·延信驰驿赴甘州掌抚远大将军印信，并下了一道密谕，内容如下：

“你抵达后，将大将军王所有奏折、所有朱批谕旨及伊之家信全部收缴封固后奏送。如果将军要亲自带来，你从速开列缘由，在伊家信带至京城前密奏。你若手软疏怠，检阅奏文后，并不全部交来，朕就生你的气了！若在路上遇见大将军，勿将此谕稍有泄露。”

而这种火急火燎的召回，就导致西北十万大军群龙无首，进军准部的行动也就停了下来。

饶是如此，倒还可以接受。

可是雍正不知道，一个人的怒火正在燃烧，而现在能压住他的人走了，他就要开始爆发了。

这个愤怒的人叫罗卜藏丹津，他的愤怒是很可以理解的。

罗卜藏丹津，全名孛儿只斤·罗卜藏丹津。黄金家族后裔，固始汗的之孙、达什巴图尔之子，按照辈分，他是被策凌敦多布干掉的拉藏汗的亲叔叔。

虽说是亲叔叔，但是他的年龄却比拉藏汗要小，而且由于他爹不是嫡子，所以在继承权方面没啥发言权。但是旁系归旁系，由于其辈分高，所以在当时的和硕特诸部族中，他的地位很高。

拉藏汗死后，他的长子噶登丹衷被杀，次子苏尔扎及其他汗室成员被送到伊犁监禁，这样就导致整个和硕特部族群龙无首，这时候，罗卜兄站了出来， 联系清军救援，配合清军进军。

看到其表现积极，在1718年，也就是在大将军王允禵出征的同一年，康熙在北京亲切召见了罗卜藏丹津，并同时表示，驱逐准噶尔后，青海蒙古会一切照旧，且“将尔等内中立汗”。

这叫什么?这叫画饼。

罗卜兄看到大饼后很高兴，打仗也很卖力，提供后勤物资也很及时，然而，等到仗打完了，他就发现这个事情有点不对了。

仗打完了，罗卜兄去找大将军王，要求兑现诺言，在青海地区恢复和硕特汗国，给予他汗王的称号。

但是大将军王却没给他好脸，丝毫不提康熙答应的事，反而责备他之前进军迟缓，还举例说明，人家南路几天几天到达指定地点，你又是几天几天到达，就你这表现，还好意思要汗号?

至于罗卜兄是否真的消极怠工我也没法考证，但是联系到这是给自己挣荣誉，他应该不会太消极。而老十四所说的很有可能是吹毛求疵，毕竟挑毛病这种事情，只要你干活，总能挑出来。

罗卜兄当然很不高兴，但是紧接着，让他更不高兴的事就来了，康熙的奖励通知书到了。

罗卜兄跟他同族的一群蒙古王公一起跪听奖励，大家的心情都是很激动的。根据这份奖励清单，罗卜兄他侄子察罕丹津被封为亲王，罗卜兄他侄子的儿子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被封为郡王，正当罗卜兄纳闷怎么还没念到自己的名字时，他听到了属于他的赏赐：纹银二百两，缎五匹，没了。

太伤自尊了，真的太伤自尊了。别急，还有更让罗卜兄伤心的。

之前的青海西部基本是罗卜兄的领地，但是他的大侄子察罕丹津由于在本次战役中表现突出，还封了王，这样就需要给他册封领地，可是清朝是不愿意给他已被清军控制的地盘，于是大笔一挥，你去跟你叔叔罗卜藏丹津挤一挤吧。

白干了，彻底白干了。

罗卜兄心中的怒火如同滔滔江水，延绵不绝，此仇不报，我枉叫罗卜！

可是当时老十四坐镇西北镇场子，他有火也不敢发，而雍正火急火燎的把老十四召回后，西北瞬间群龙无首，接班的爱新觉罗·延信不过是个贝子，威望、能力都不够，所以罗卜藏丹津心一横，反他娘的。

就这么反了。

所以说，西北所谓的叛乱，也是雍正一手造成的。如果老十四继续在西北镇场子，给罗卜兄两个胆儿他也不敢。

而后来平定罗卜兄的叛乱，也没有电视剧演得那么邪乎，那么惨烈。年羹尧奏报的所谓：

“挑唆远近喇嘛及百姓二十余万人，掠牛马，烧草谷，抗官兵，犯西宁，青海大乱”，

一定是有点夸张的。

17世纪中叶，全青海加起来也就二十多万人，这里面包括老人、孩子、和尚、妇女等等，罗卜兄能调动的军队大概也就万把人，所以说，对清军而言，这也是实力碾压。

最后补充一点，那位接替老十四的延信，也就是雍正对他撒娇，所谓“朕就生你气了”的那位，在雍正五年被永久监禁了。

根据事后的揭发，这位老兄在接替老十四后的一年内就贪污了十万两白银，这么个人能镇住西北，那就见鬼了。而他更大的罪名是，与阿其那等结党，又暗地结交允禵，偏袒年羹尧。

在他监禁后不久，他就死了。

所以，皇帝对你撒娇也不见得是好事儿。

青海平定后，雍正就开始筹划进军准部。在他看来，老十四能办到的事儿，我一定办得更好。而要想攻击准部，就必须先跟沙俄搞好关系。之前的《尼布楚条约》已经划定了清俄东北的边界，而康熙收复的喀尔喀蒙古和科布多的边界还没有划定，于是，雍正就拍图里琛去出使俄国，要求划界。

俄国人认为这会儿划界对自己有利，于是同意图里琛的请求。

1727年7月3日，清俄双方代表在离恰克图10多公里的布尔河畔举行谈判，清朝派去的首席代表是隆科多。

客观来说，隆科多是个很有水准的人。

在康熙去世的第二天，尚未即位的雍正即命贝勒允禩、十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等4人为总理事务王大臣。

在划界前，隆科多与胡比图就一起去清俄边界勘察，对清俄边界情况有了大致了解。

开始谈判后，隆科多表现强硬，要求现场一切遵照中方礼节，俄国代表萨瓦不接受，双方发生冲突。隆科多始终保持强硬态度，萨瓦要求撤换隆科多。在具体疆界谈判中，隆科多按照康熙年间的《尼布楚条约》提出了一个边界方案，其方案正是俄国原来担心的以安加拉河为界，并从而提出对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布里亚特和尼布楚）的要求。由于俄训令已经明确表示这些地区的归属不能让步，双方未达成任何协议。

谈判期间，俄国代表团团长萨瓦经由传教士巴多明结识了大学士马齐，向其行贿，行贿物品是价值1000卢布的貂皮。后者（马齐）“答应将在边境上促使有关问题的解决有利于俄国朝廷”（俄国传教士笔记）。马齐把中国大臣们的态度和意见全部告诉了萨瓦，并鼓动朝中御史参劾隆科多结党营私，私藏玉牒。

这就是雍正朝的总理王大臣，为了几千两银子的貂皮，就出卖了国家所有的谈判底线，可见京官就是没见过世面。放个外任，一年妥妥几十万啊，也不用背负历史骂名。

雍正帝抓到罪证立即谴其回京逮捕、抄家；十月，定隆科多四十一条大罪，于畅春园附近外围筑屋三楹，将隆科多永远禁锢。

因为隆科多之前兼领理藩院的事务，所以还是很有外交经验的，他被抓走了，原来第二顺位谈判代表博尔济吉特·策棱成了首席。这个博尔济吉特·策棱是康熙的女婿，雍正的妹夫，很猛，很勇敢，立了不少战功。但是，他真的不会谈判。

比起隆科多这种策划过康熙遗诏的政治老手，他在这方面就像个孩童一般。而雍正为了早点解决清俄边境问题，以便发动后来那场全军覆没的征伐准噶尔之战，又不断催促，这样就导致这位驸马爷几乎答应了沙俄的全部要求。

沙俄通过这个条约，得到了贝加尔湖、乌丁斯克、色楞格河下游等地，甚至连后来《恰克图条约》的签订地恰克图也划给了沙俄。而此前恰克图曾是中俄边境边贸重镇，绝对在清朝的实际控制中，清政府还曾派理藩院司员驻其地，中文名字为买卖城。还有色楞格河下游地区，沙俄此前从未染指，也被驸马爷大笔一挥，全部给了沙俄。

正是这个条约，将贝加尔湖永远让给了沙俄。

划定边界条约后，雍正就开始筹划攻灭准噶尔。

雍正七年二月，雍正召集大臣讨论出兵准部的事儿，大学士朱轼、左都御史沈近思都说天时未至，不可出兵。副都统达福也说不可出兵，惟大学士张廷玉赞同对西北用兵。

雍正决意出兵，命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出北路，也就是从科布多进军。清军总人数3万，准噶尔能调动的兵力大致在1-2万。

雍正九年六月，大军进击科布多，傅尔丹轻信了俘虏的话，轻敌冒进，遇到了准军的伏兵，大败。不久准军围攻清军大营，傅尔丹失利，将领大多战死。科布多不能守住，还军察罕廋尔，康熙时期收复的喀尔喀蒙古自此丢了1/3。

这就是雍正的用兵水准，可见他弟弟干得活儿，还真不是是个人就能干。

比较有趣的是，在雍正朝带兵征战西北的将领几乎都难逃囹圄之困。

老十四不必说，年羹尧也不必说。比较有名的几个，宁远大将军岳钟琪，雍正十年十月，以"误国负恩"等罪被夺官拘禁；靖远大将军傅尔丹，雍正十三年被逮捕到京师下狱，并追论傅尔丹和通呼尔哈诺尔及乌逊珠勒失机之罪，公议当死；首任抚远大将军爱新觉罗延信，前面说过，雍正五年永久圈进。

当然，雍正也并非一无是处。

雍正执政最大的亮点就是他的几项利国利民的政策，即“摊丁入亩”、“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火耗归公”等。

但需要说明的是，摊丁入亩的基础工作，也就是核算人口和土地，是在康熙年间完成的。康熙五十一年，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废除了新生人口的人头税。

而“官绅一体当差”的政策并没有大规模推广，即使是雍正朝也只在河南、湖北试行过，乾隆登基后立刻叫停了该项政策。

只有火耗归公运行的不错，而之所以运行的不错，是因为地方官虽然不收火耗了，但是朝廷开始发养廉银了。

雍正元年，雍正创建了这项薪给制度，本意是想借由高薪，来培养鼓励官员廉洁习性，并避免贪污情事发生，因此取名为“养廉”。

养廉银通常为本薪的10倍到100倍，光绪《清会典事例》记载：总督为13000至20000两，巡抚为10000至15000两，布政使为5000至9000两，按察使为3000至8444两。

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养廉银比之前进的火耗多多了，所以火耗归公就归公了。

综上，雍正确实干了不少实事、好事儿，但是真的没有电视剧吹得那么邪乎。

不管怎么改，老百姓的负担都很重。

而康熙对其的评语，“为人轻率，喜怒不定”，是比较中肯的。而电视剧将其刻画成人民公仆的形象，是很没有必要的。

就这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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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ony 网友的相关建议: 
      

不就是因为那部电视剧么？

以前一直是乾隆>康熙>…………雍正是吊车尾，和慈禧一较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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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zarreAdventure 网友的相关建议: 
      

首先大家要明白一点

一个皇帝，不管是李世民还是崇祯光绪，想的都是维护自己的权力，和确保权力传承下去

这是他们第一任务

而鲁迅先生说过，你到了某个位置，就被人围的严严实实的，得到的消息都是筛选过的。

韩非也说过。君王喜欢贤明的，大家就会以贤明的样子出现，君王喜欢什么，大家就会给你表现出什么，最后你周围都是这样的人。

我们小时候有一种乒乓球的游戏，是一个人打两个，一个人的，叫皇帝，两个人的，叫农民和地主，地主下一步就是皇帝了，所以会打的皇帝会照顾农民，压着地主。

韩非也提到过徭役太重，农民受不了，然后资源集中到权贵手里，慢慢的君主剩下的资源就少了。比如美国上上个世纪90年代收五提三统非常繁重，最后命令出不了华盛顿····

而后世的皇帝都是儒家的人教育大的，一般都是和士大夫共天下，结果农民起义推翻了你，然后士大夫们改头换面去了新的朝代接着当官，某个品行优良的士大夫还接了你的班···

因为很简单的道理，你优待群众太难了，花费精力大，很难看到有啥效果，农民最多带着几个馒头或者囊骑着驴来看你。

而你优待士大夫，花费几乎为零，取消他们身上的束缚让他们肆意发展就行了，他们还能鼓吹你，给你送钱，还能把你孩子移民到美帝呢。

我们从雍正的影响变化也看的出来，什么血滴子啊什么吕四娘啊什么改遗诏啊，这在清朝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要知道清代文字狱恐怖的这么厉害，但是雍正的段子就是这么多。

现在网上的90后可能还没印象

我们小时候涉及到雍正的影视作品，那都是一个贝利亚+纣王+人间炮王+血手人屠之类的角色。

一直到90年代末期，拍了一部雍正王朝，小道消息还有当时还过不了审，最后是找了某个领导，说这是铁腕反腐的剧本，是在说你，才过的审核。

结果后来成了诸葛孔明转型大剧·····

然后等到看雍正王朝的人长大了，穿清朝的居然都去找雍正谈恋爱去了·····这就是一个魅力所在

另外的原因就是

以前的时候，资料档案是都锁起来的，大家看不到的，我记得古代有个喜欢看书的女子，为了看书嫁给了一个著名的藏书家族里边，结果一辈子进不了书阁那种···

而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大家查找资料变得非常容易，以前自己藏好了，隔三差五拿出来一个研究成果，就名利双收了。

现在不一样了

比如前段时间想研究罗马，直接就是：

多了去了，以前研究这个要四处去找资料，还不一定找的到，现在就很好找了。

我劝同志们多读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李老师说

以前是看不到书，或者看到的少，只能听他们的

现在看到的多了，大家自然就有自己的看法了，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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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jian-xiong-40 网友的相关建议: 
      

雍正名声好是网络时代的事情了，甚至可能是中国大陆网络舆论的特殊现象——起码现在的港台娱乐产品还是按照以前“残酷的冷面王”来塑造雍正的

而且我个人还有一个小的观察：雍正评价的抬升，不仅没有受到皇汉明粉思潮的打击，反而两者呈现了一定的正比例关系，我觉得这点也是一个研究中国网络舆论的很好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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