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藩镇问题是否可以通过类似“推恩令”的方式解决？ 第1页

这问题非常复杂，这里我只能我简单写一些评论——希望能写一些自己的阅读体会。我主要讲四点：

其一，节度使不可以世袭——无论观念上、规范上，还是程序上（虽然不是实际上）——因此也就不可以推恩。其二，节度使的辖区可以切割，朝廷也一直在切割；有趣的是，有时即使朝廷有能力这么做，也不一定有意愿这样做。其三，河北三镇，各自是一个高度集中的政治体；他们不是节度使的个人王国，而是将领、兵士推举出的群体利益的代表。其四，即使各个刺史都成为节度使（观察使等）了（五代），也会衍生出新的问题；长线程来看，分割路分长官的权限也许是更有效的做法（宋）。

概括起来讲，很多回答的问题很大，主要就是把事情简单化为朝藩实力对比（ @姬轩亦 或 @司马懿 ）。换句话说，这就是方诚峰所指出的，把政治史简化为权力斗争史或利益争夺史（《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第1页）。这样一来，就忽略了政治的展开过程，及其制度的、社会的、文化的、观念的、规范的土壤。

~·~·~

1. 节度使不可以世袭——无论观念上、规范上，还是程序上（虽然不是实际上）——因此也就不可以推恩。

首先，推恩令针对的是诸侯王，按照当时的说法“建尔国家，封于东土，世为汉藩辅”（《史记·三王世家》）。换句话说，诸侯王本来就是世袭的，“子子孙孙用享”。在这种情况下，观念上、法理上，诸侯王如果想把自己的封地分出来另一块，分给自己的子弟，观念上、法理上有操作的可能。

节度使是朝廷命官（严格来说是使职差遣），是不可以世袭的。《公羊传》所谓“世卿非礼也”，这在唐代是一种基本观念，也可以说是意识形态红线。一个人可以恩蔭入仕，这之后如果可以出任自己爸爸担任过的职位，这是很光荣的一件事。但是这绝对不是说他继承了自己爸爸的职位。在藩镇的问题上，纵然实际上爸爸死了以后儿子接替了；然而，无论在说法还是做法上，这是朝廷出于不同的原因选择了他的儿子，任命他做新一任节度使。我们还可以看一个特例，从中一窥唐代节度使任命的观念世界，896年《授李成庆夏州节度使制》：

門下。夫有大功德於天下者。必垂慶私門。賞延於公室者。必傳家令子。……（《全唐文》8841页下）

在节度使的命官制词中，这是为数不多的涉及世袭传家问题的。但这里的说法仍然非常模糊，只是说朝廷对于功臣的恩赏，应该延及子嗣。没有明确说节度使这个职位，就是朝廷对功臣子嗣的封赏（虽然这里的暗示比较明显）。即使如此，这也是特例中的特例了。一方面时值黄巢乱后，唐廷已经没有什么牌可以打了，暗示节度使的世袭性是其笼络地方诸侯的最后手段。但更重要的是，这一任命其实也是针对边陲部族的羁縻，授予蕃部的官衔是允许他们世袭的。之后宋代也用此例，《宋史》：

折氏據有府谷，與李彝興之居夏州初無以異。太祖嘉其嚮化，許以世襲，雖不無世卿之嫌……

这反过来还是说明，在唐帝国的政治体制中，节度使本身是不可以世袭的。华夏边缘的族群如果“向化”，君主可以出于便宜，特授其世袭——虽然，这样做也已经违背了王朝的基本原则了（“世卿之嫌”）。到了明清，处理西南土司的过程中，不光男的可以世袭甚至女的也可以。某种意义上，所予官职的可世袭性（inheritability）是华夏世界和华夏边缘之间一道淡淡的分野。

回到唐代，成为节度使的人，如果不是华夏边缘的特殊情况，并不可以把自己治下的州郡以继承的方式传给子弟。他只能培养自己的儿子，使他们成为一个合格的下一任节度使候选人，得到本镇将士的认可，再得到朝廷的任命，才能上任节度使。

2. 节度使的辖区可以切割，朝廷也一直在切割；有趣的是，有时即使朝廷有能力这么做，也不一定有意愿这样做。

节度使是朝廷命官，是不可以世袭的。朝廷可以对节度使的辖区、权限进行调整。其实唐朝一直在这样做。稍稍比较一下天宝十节度与元和藩镇格局就可以看出了。@颇牧卫霍 的回答讲了对朔方军的分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他如剑南节度使就切割为剑南东川和剑南西川了。堀敏一在其《唐末五代変革期の政治と経済》中梳理出了一个基本的年表，李碧妍《危机与重构》中对不同大区有很精彩的分析。

很多时候，执政者对于藩镇问题的第一反应就是加以切割——比如杨师厚死后，后梁对于魏博的措施就是“分其土宇”（《北梦琐言》）。但是，还有些时候，朝廷即使有能力分割一个节度使部，也并不这样做——这就比较有趣了。

值得讨论的例子是821年，幽州节度使刘总向朝廷投诚，并且为朝廷设想了治理幽州的方案。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拆分幽州——下图拍自李碧妍书：

显然，刘总 是为了使得新的三镇互相制约，其中大镇各有一块飞地的设计也真是良心。但是，朝廷没有采纳这一方案，其中原因，《资治通鉴》有盖棺论定的说法：

是时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务，崔植、杜元颖无远略，不知安危大体，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玫领之，自馀皆统于弘靖。（第7792页）

在后来人看来，当时的皇帝不关心这件事，主政的崔植、杜元颖没有远略，错过了切割幽州也即解决幽州问题的最好机会。这种看法当然是对的。但崔植、杜元颖的思路也值得注意。按照崔、杜的理解，如果张弘靖只有幽、涿两州加上遥远的营州，这样的话就不够“崇重”，换句话说，规格不够，显得不厉害。崔杜觉得这样不行。

这是为什么呢？论资历，张弘靖早先已经拜相，之后也以使相的身份，出任过河东等大藩的节度使。以唐代的宰相外出的惯例，只领大藩。这样才能体现出朝廷、宰相的崇重。所以，唐宣宗罢免李德裕宰相，准备流放他之前，尚且任命他为荆南节度使——这已经暗示这是贬谪了。如果张弘靖以故相的资历、使相的身份，只领这三个州，这就很奇怪了，即使他在本官勋散爵等方面得到足够的补偿。——打个比方，如果台湾来投诚了，要我们的总理就去做个台北市、新北两市市长，再兼一个屏东县长，那我们也会觉得这不行的，怎么说也应该是个台湾省长吧！换而言之，我们的感受和崔杜是相仿的。

而且，在当时的821年，成德、魏博的问题虽然基本解决，但毕竟保留了河北大镇的格局。魏博的田弘正到成德做节度使，统领四个州；平定淮西的名将李愬，821年初是魏博节度使，统领魏博的六个州。这种情况下，如果张弘靖只领幽、涿、营三个州，那么朝廷故相的规格还不如田弘正、李愬这样的武将，这就有失大体。在这种情况下，崔、杜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他们愿意相信，既然张弘靖能统领河东，赢得刘总的信任，应该也可以驾驭幽州吧？

所以，这事有趣的地方在于，刘总看明白了幽州内部的格局，却不懂长安的政治运作。他知道要切割幽州，要找幽州人能认可的官员。但他不明白以长安的政治惯例，其实很难允许他选中的张弘靖来做一个小小藩镇的节度使。而且，更要命的是，这样的事情，崔、杜也没法跟他明说……

换而言之，一直以来，我们都在批评长庆元年朝廷的措置，认为他们错过了解决幽州问题的最好契机。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但使我们错过了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即长庆元年以崔杜为代表的朝廷决策层对局势的理解。他们的措置反映出了一直以来的一种治理藩镇的观念。即将已经存在的大藩看作是一个军政单位，由朝廷的宰相来统领，一方面使得朝廷可以直接管理较远的区域，另一方面也突出了朝廷宰相也即朝廷本身的权威——某种意义上，这正是玄宗时代的体制。

3. 河北三镇，各自是一个高度集中的政治体；他们不是节度使的个人王国，而是将领、兵士推举出的群体利益的代表。

其实，要分割幽州、成德、魏博，操作起来很难。这不是因为朝廷实力不够，没有足够的军事优势。简单说的话，强行剪除三镇的成本过高，收益过低，所以宪宗时期尝试过后就没有推行下去，而选择了一种成本低的新策略。

更重要的是，幽州节度使管内其实是非常集中的，他的军事力量其实集中在幽州城。魏博节度使更加如此，核心的军事力量也即驻扎在魏州的牙军。这种情况下，单纯分割一个节度使部是没有意义的。刘总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与分割幽州相配合的，是将驻扎在幽州的精锐武将送到长安去。如果这些人回到了幽州，那即使把幽州一分为三，他们还是可以以幽州城的优势兵力，使周边州郡向自己靠拢。

换而言之，对藩镇进行分权，不仅仅是分割其辖区，关键还是要分割权限，在中国地方行政史中，这两者必须互相结合。这一点下文再展开。

朝廷不可能让节度使的儿子们各领一州，这不仅是因为朝廷不承认节度使可以世袭。即使藩镇内部，也不承认节度使的儿子有继承州郡的权利。尤其在魏博和幽州，大量内部的动乱不是偶然的。这说明当地的军人并不认可某个家族有世袭节度使的权利。如果一个节度使不能代表自身的利益，那么当地的军人会立刻将之推翻，然后重新推举节度留后，这个时候，作为某个前任节度使的子弟，只是在同等情况下多一份号召力。

要之，河北三镇内部的军力部署非常集中，而政治权力掌握在驻扎在治所的一批武人手中（当然，具体的分配方式各有不同，详见渡边孝《成德と魏博》）。实际掌握权力的武人会推举出一个自己代言人，称节度留后。换而言之，节度留后产生的时候，朝廷就知道藩镇内部已经达成了一致。这个过程中可以是非常暴力的，动乱、杀戮，简单说就是过来打一下。很多时候，也包含着大量的协商。（我个人认为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每次史料中这些武人大哭一通，就是达成了一个新的协议——换而言之，武人的哭其实是晚唐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一是文与情的关系，即词臣的文章，读出来以后，能直接打动武夫悍卒；二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沟通的方式，不光光是通过语言来说服，大家更多的是为一时的情感和泪水所裹胁。当然，这是词臣对武人的一种偏见，也是对词臣群体文章的现实作用的认识。到了宋代，武人还是哭，但哭法就不同了。）

在这一意义上，节度使不可能把州郡分给子孙，恰恰不是因为朝廷实力不够，而是因为节度使自己控制力不够。

而河北三镇的最终瓦解，其实源于十世纪持续的、破坏性战争，以及河南经济地位的显著提高。农业经济受到破坏之后，不仅本地将领、兵士的家族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而且留在地方也少有实际利益可图。由此，有进取心的武人则开始了移民的历程，在太原、开封谋求新的职位。刘总希望以行政手段做到的事，市场做到了。刘总试着把幽州的猛将送到长安去谋差事，然而这些人到了长安找不到好官，发现自己太穷了，他们就回来了。进入十世纪以后，河北人就已经不断地再向河南迁徙了，开封很快会变成他们的城市。927年，一个刚刚从涿州迁到洛阳的家庭产下了一个男婴——他叫赵匡胤。

4. 即使各个刺史都成为节度使（观察使等）了（五代），也会衍生出新的问题；长线程来看，分割路分长官的权限也许是更有效的做法（宋）。

节度使本身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的一个环节。从隋唐初的州、县二级制，渐渐过度后来的道/省、州、县三级制，藩镇是其中的一个过度环节。

所以，所谓节度使（观察使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体制，或者自安史之乱之后就完全定形。从中唐开始，中央就一直在对统州行政区的设置加以探索。一方面是要在行政区划上，剥夺其画地自守的可能，比如将剑南一分为二（如上文），另一方面，则需要重新界定不同地方长官的行政职权。比如，安史之乱结束不久的777年，常衮就建议代宗“令刺史主当州军事”（《大唐新语》）。这一方案之后也不断有人提出：

元和十三年，（乌重胤）代鄭權為橫海軍節度使。既至鎮，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見。蓋刺史失其職，反使鎮將領兵事。若刺史各得職分，又有鎮兵，則節將雖有祿山、思明之姦，豈能據一州為叛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祇以奪刺史、縣令之職，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牒，各還刺史職事訖，應在州兵，並令刺史收管。又景州本是弓高縣，請却廢為縣，歸化縣本是草市，請廢縣依舊屬德州。」詔並從之。由是法制修立，各歸名分。（《舊唐書》）

这里，乌重胤更详细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即藩镇所以能与朝廷对抗，核心原因是在其管内形成了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管理（参见上节）。对此，乌重胤的方案是强化刺史的职权，使得刺史直接统帅州军——某种意义上，这就和题主在问题说明中提出的方案相似了。

然而，乌重胤的讨论仍然没有触及最深层的问题。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这里的困境是这样的：

如果各个州的独立性加强了，一定程度上直接对朝廷直接负责，固然杜绝了藩镇割据的可能，对帝国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同时，对帝国来说就带来了另一种困难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朝廷就要和超过三百个州直接沟通，中枢不具有这样的行政能力。五代时许多藩镇确实在变得越来越小，但这其实给朝廷提出了新的问题。比如在重大军事行动中，要不断设置新的指挥机构，协调州级行政单位。（比如，下图是譚其驤先生历史地图集中后晋地图的局部，可以看到，河北已经分化为许多节度使，不少节度使只辖两三个大州。图中最下的彰德节度使，到了后周其实只有相州一个州。）

要协调各州的赋税、军事，就需要有新的机构，如何防止这一新的机构垄断地方权力，形成割据倾向，这又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宋人逐渐探索出的方案，就是对路分长官的权限加以分割，管军队的人管军队，管财政的管财政——这就是我们熟悉的监司(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和帅司(安抚司)。这样一来，州一级的长官同时要向多人负责，任何一人都很难割据地方了，但同时，面临重大军事危机或灾害时，效率又大大下降了。于是，北宋的延边地区，尤其有战事的时分，就要授予经略安抚使更多便宜，南宋时甚至有制置司和总领所等新的地方机构（详细见余蔚老师《完整制与分离制:宋代地方行政权力的转移》）。当然，这就超出这个回答的讨论范围了。

在这种动人根本，分人奶酪的事情上，没有大优势，就不要想投机取巧的事情。

推恩令的时候是什么情况？经过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之后，敢出头的几个诸侯都被灭了，国相渐渐的掌握诸侯的实权，中央对地方是绝对的优势，天子的威严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时候汉武帝需要的是找到一个方法，在不触及诸侯王底线的情况下继续削弱诸侯。『推恩令』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一方面确实诸侯国被削弱了，另一方面诸侯王想了想，虽然分地了，但是好歹也分的是自己的子孙，也提不起来鱼死网破的精神反抗，于是两全其美。看汉武帝对诸侯的控制力，刘备的祖先，陆城亭侯刘贞来朝贡，直接“坐酎金失侯”，天子找个理由，直接就能废掉诸侯。

唐朝后期，尤其是黄巢之乱之后的情况相反，天子就是一个拥有神策军的大诸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对藩镇并没有显著的优势，尤其是河朔。这种情况下，天子想要保持名义上的威严，藩镇想要保持名义上的恭顺，双方存在一个微妙的平衡。如果天子真的要颁布推恩令，绝大多数藩镇的节度使肯定是要爆的，到时候天子颜面无存，而那些个偏裨将佐，会因为天子的一份空头诏书，去真的接了诏书，硬顶手握实权的顶头上司节度使么？

很多历史故事传来传去，都变成『四两拨千斤』的巧计了。其实历史上哪有那么多以弱胜强的妙计和巧计，没有实力和“势”上的压制，巧计也会成画饼。就像杯酒释兵权，不会有人真以为是赵匡胤请军头吃了一席菜，喝了几杯酒，军权就收上来了？杯酒释兵权只是禁军军头外放大节镇，依然是五代旧俗，相当于股票变现而已。而如何一步步的削弱地方节度使的兵权和财权，如何抽取四方藩镇的精兵打造强大的禁军等等才是宋太祖“释兵权”的干货，而这些干货反被这一个故事给掩盖住、从而简单化了。

--------------------------------------------------------------------------

我这个答案主要是说从实力的对比上，唐朝后期不存在推恩令可以推行的空间，顺便吐槽一下历史问题简单化、戏剧化的倾向。对制度上的分析，可以参看一下 @殷守甫 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