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文献中看似带有夸张色彩的记录，如今被考古证据所证实？ 第1页

在论语中，孔子评价评价武王克商之前，文王小心翼翼服侍殷商的时候说道：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1]

其中，孔子说在克商之前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然而在传统史学认知中，在克商之前，面对庞大伟岸的“大邑商”，僻处西部的周自称“小邦”，对殷商毕恭毕敬，似乎并没有如此强大是实力。所以，许多史学家认为，孔子“三分天下有其二”的评价不过是一种夸张的形容:

这样说文王势力到达“三分天下有其二”，不免是夸大之辞，但是到文王晚年，周的力量确实已较强大，还是服事殷而等待时机，确是事实。^[2]

然而，通过近年来新的考古发现，我们对周克商之前的政治布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所谓的“三分天下有其二”也许并非夸张，而是对史实的准确概括。

让我们从一则大快人心的新闻说起吧：

7月7日，山西省公安厅向社会发布信息：历时一年，省公安厅打击文物犯罪运城办案中心专案组民警，辗转香港、西安、广州、深圳，终于成功追回了几年前被盗墓犯罪集团盗掘贩卖的“国之瑰宝”——西周青铜重器“义方彝”。此前，山西公安民警历时半年缜密侦查和奋力追缉，已成功将另一同墓坑被盗流失的同时代西周青铜重器“义尊”，从境外成功追回。^[3]

在本案中，由山西省警方（向他们表示敬意）追回的两件重宝长这样子，好看得不行：

两件青铜重宝从纹饰和器型上看，具备商末周初的典型风格，应该是极为珍贵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义尊和义方彝两器都铸有相同的铭文：

唯十又三月丁亥，珷王赐义贝卅朋，用乍父乙宝尊彝。丙

铭文很简单，就是在十三月（闰年）丁亥日，武王赐予这位叫义的贵族贝壳三十串，义非常感激，铸造了这两件青铜器纪念其父。

好了，这么简单的铭文能说明什么呢？别着急，我们慢慢来。

在铭文正文结束之后，那个“丙”字是破题的关键。在晚商到周初的青铜器铭文中，常有一些铭文的末尾额外跟随一个单独的符号的，这类符号的作用曾经引起了广泛的猜测。郭沫若先生曾经有力地论证了这类符号实际上是作器者的族徽，代表青铜器的家族归属，目前这已经成为学界的主流理论。也就是说，义尊和义方彝铭文末尾的“丙”正是作器这义的家族名称，义是丙家族的成员。

“丙”这个家族对于了解商代考古的朋友来说并不陌生，在三十多年前的一次考古发现中，“丙”族就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古老和强大。

1976~1985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山西省介休市灵石县旌介村发现三座商代墓葬，这三座商墓保存完好，出土了青铜礼器共计51件、青铜兵器69件^[4]，这些青铜器异常精美，为中原之外的商文化探索提供了宝贵的新材料。

在旌介村商墓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有42件铸有各类族徽，其中“丙”字族徽出现在其中的34件青铜器上，故此，考古学家认为灵石旌介商墓的主人是处于山西的商代“丙”族贵族。

在后来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学家认为，旌介的“丙”族人虽然使用和殷商贵族极为类似的青铜礼器，但是灵石一代的商代遗存中发掘出的陶器等生活用品与殷墟有较为明显的差别，与本地从龙山时代即蓬勃发展的白燕文化一脉相承。故此认为，旌介丙族实际上是接受了商代礼制的山西本地贵族，可能是殷商在西北部的重要盟国。^[5]

实际上我们在警方追回义尊和义方彝的新闻中看到，据犯罪嫌疑人供述这两件青铜器被盗于洪洞县南秦村，此地正在灵石旌介村南70公里处，两地极为接近。据此判断，在商末强大一时的丙族直到西周初年都盘踞在灵石-洪洞地区。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洪洞南秦和灵石旌介正位于山西地区太岳山脉和吕梁山脉之间一道狭窄的谷地——灵霍山峡的南北两端。丙族位于从晋南地区进入晋中盆地的要道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盘踞在这样重要的战略要地，丙族让我想起了《冰与火之歌》里占绝孪河城的佛雷家族，佛雷家族占据着绿叉河上的两座城堡和连接他们的石拱桥，而这座桥是渡过绿叉河的战略要地，不管是北境的史塔克家族想要南下还是南方诸侯想要过河北上，都必须看佛雷家族的脸色，以至于起兵造反的罗柏·史塔克不得不与佛雷家族联姻，并在背弃盟约之后被佛雷家族联络波顿家族和兰尼斯特家族上演“血色婚礼”，北境之王身首异处（扯远了咳咳咳……）

扯远了……我们回到丙族身上。我们知道，晚商在灵霍山峡强大一时的丙族到了武王克商之后同样得到乐周王朝的礼遇和恩赏。那么，丙族投靠周王朝是周克商之后的无可奈何，还是早在克商之前就已经与周人暗通款曲了呢？

这个问题我们仍然通过考古发掘来回答。

1973年陕西省岐山县京当乡贺家村发掘一座属于周人但是早于克商年代的墓葬M1，这座墓葬为目前发现的商代规格最高的周人墓地，在贺家M1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其中一件卣上发现了带“丙”的族徽^[6]，学者经过比较也认为这件卣和先周青铜器有明显差异，而与灵石旌介墓中同类器风格一致^[7]。M1为高级贵族墓葬，其中出土了大量不同族徽的青铜器，所以这件丙族的卣很可能是这位贵族身故之后丙族贵族赠送的陪葬礼器。

也就是说，早在武王伐纣之前很久，位于关中平原西部的周人就已经和丙族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尤其是高级贵族之间，已经开始赠送青铜器，成为了盟友。而这样的盟友关系一直持续到了灭商之后的西周早期。

无独有偶，在克商之前，商的外围方国就已经开始接受周式礼制的例子并非仅见。

1965年，河北省蓟县（今天津市蓟州区）张家园发现一批夏代到西周的墓葬，这些墓葬特色鲜明，其归属的考古学文化被命名为“围坊三期文化”。考古学家认为围坊三期文化在商代晚期是一支强盛的青铜文化，与商文化一直处于战争状态^[8]而颇耐人寻味的是，张家园墓地中青铜器组合与他们长期接触的商人使用的“爵觚尊”酒器组合迥异，却与远隔千里的周人重视的“鼎簋”组合雷同，同时，发源于周人的乳钉纹簋在张家园商末遗存中出现。这显示在商代晚期，这个在天津、唐山、北京一代让商人颇为头疼的方国，很可能已经与周人结盟，其贵族甚至采用了周人的礼制。

我们再看地图，对于周人来说，在克商之前想要与远在燕山南麓的围坊三期文化方国接触，就必须掌握太行山-燕山的这条狭窄的通道，站在这样的立论之上，我们就多少可以明白为什么周人和丙族要结盟了——丙族占据的灵霍山峡正是这条通道上的闸门，周人要开拓晋中盆地以北的交通线，必须要保持和丙族的良好关系。

那么丙族为什么要和周人结盟呢？很可能他们遇到了麻烦。

在商代早期，丙族的祖先白燕文化曾经与商王朝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商王朝甚至能穿过白燕文化的占领区，向更北的壶流河流域投射军事力量，并击溃了强大的朱开沟文化。而在商代中期的九世之乱之后，商王朝的直接影响力退出了太行-吕梁地区，转而将注意力投向了东方。而在商代晚期，丙族所在的灵石地区西方和北方又兴起了新的势力——石楼绥德类型，这些新势力在考古学上的面貌不甚清楚，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留下了大量带有草原色彩的兵器，并俘获了大量来自晋中盆地以南地区的青铜礼器，很可能他们是最早由定居向游牧生活转化的武士，武力超群，热衷于劫掠，对定居于灵霍山峡的丙族造成了巨大的军事压力。

商王朝此时已经对吕梁-太行地区失去了兴趣，也不再有实力像祖先一样沿着吕梁-太行北伐，这时候，丙族的贵族们只能求助于实力强大，愿意保护自己的新兴军事集团——来自关中地区的周人。

翻开史书，我们发现在商代晚期，季历、文王两代英主除了继续深耕关中大本营之外，在山西地区的征伐也相当频繁：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9]。
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10]。
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11]。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12]

据考证，这些被周人讨伐的戎大多都位于山西地区。其中，击败周人的燕京之戎大概是处于今忻州市静乐县管涔山一带的戎人，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周人要讨伐如此遥远的燕京之戎，没有得到位于灵霍山峡丙族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很可能这些包括燕京之戎在内的位于晋北地区的戎人已经给与丙族以巨大的军事压力，而周人却愿意北上抗击戎人，丙族自然对他们感恩戴德，与周结为盟友。

而周人则通过浴血奋战打通了吕梁山和太行山之间的这条狭窄的通道，与更北方的商人大敌围坊三期文化建立了同盟，远在克商之前一、两代就已经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了远超我们想象的燕山南麓，彻底孤立了蜗居于河北安阳的商王朝。

在这些故事背后，我们看到了孔子所说的周在克商之前“三分天下有其二”似乎并非夸张，而是对克商之前周人政治部署的精确概述：一条开始于岐山之下，通过吕梁山和太行山一路北上并到达燕山南麓、渤海之滨的“反商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而周人在南部、西南部的另一条统一战线同样在茁壮成长中，在广泛的反商同盟最终完成之后，周武王、周公旦、太公望等一干猛人终于敲响了商王朝的丧钟，一个崭新的时代终于来临。

所以，你还认为商纣王死得冤吗？

1. ^ 《论语·泰伯》
2. ^ 杨宽：《西周史》
3. ^ 辛戈，《“义方彝”和“义尊”终于回家了 》，《山西晚报》2019年7月7日
4. ^ 陶正刚、刘永生、海金乐，《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文物》 1986年第11期
5. ^ 蒋刚，《太行山两翼北方青铜文化的演进与夏商周文化的互动》
6. ^ 张长寿，《沣西的先周文化遗存》，《考古与文物》 2000年第2期
7. ^ 李宏飞，《论周原贺家73M1铜器群——关中地区先周时期铜器群探索之一》，《南方文物》 2017年第4期
8. ^ 张渭莲、段宏镇，《中原与北方之间的文化走廊》
9. ^ 《后汉书·西羌传》引《竹书纪年》
10. ^ 《后汉书·西羌传》引《竹书纪年》
11. ^ 《后汉书·西羌传》引《竹书纪年》
12. ^ 《尚书·商书·西伯戡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