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用所学的知识为社会带来哪些影响？ 第1页

非常感谢 @阿詹 的精彩提问，让我有机会认真梳理一下自己多年来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

利用自己的知识给社会带来改变，其实就发生在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我们中的大多数会成为默默无闻的平凡者，但无数这样的平凡者在漫长的时间里用心做好一件事，美好的事情就会悄然发生；

当然我们中的一些人也可能有幸成为先觉者，开拓知识的新边界，甚至带来颠覆性的变革；

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努力成为盗火者，把自己拥有的知识分享给其他人，让知识的火光照亮每一处愚昧的角落。

无论我们最终被归类为三者之中的哪一个，这世界我们来过，我们的知识、技能和观点就会留下或多或少的影响和改变。我是医学专业出身，这里就从医学的角度，看看那些平凡者、先觉者和盗火者们都在如何改变我们的社会。

一，平凡者

2019年情人节那天，上海市卫健委宣布统计结果，2018年上海户籍人口期望寿命已经达到83.63岁（男性81.25岁，女性86.08岁）；婴儿死亡率为3.52‰，孕产妇死亡率为1.15/10万。这三项是评价医疗保健体系效率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三个重要指标。

这份答卷无疑是令人振奋的，因为纵向对比建国初期，上海居民预期寿命只有48岁。横向对比美国一线城市，如纽约，预期寿命甚至不增反降，2018年的统计结果是约79岁。而且发达国家的平均孕产妇死亡率是12/10万。上海市的数据已经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优秀了太多。

但我知道这份数据背后是无数平凡医务工作者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一日，如履薄冰、殚精竭虑拼出来的。他们的绝大多数是默默无闻的，工作日常就是查房、开医嘱、做手术、看门诊，如此周而复始。他们绝大多数不会成为知名专家，但他们的每一次门诊，每一台手术，每一次随访都在一点一滴改变着这个社会。因为他们，人口预期寿命延长了，婴儿和孕产妇死亡率降下来了。

说到孕产妇死亡率，去年在上海某三甲医院产科工作的同学还跟我抱怨。科里有个产妇出现了羊水栓塞。这种产科重症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重大难题，基本上诊断出来就要宣告产妇死亡了。他们科的那位产妇也没能幸免。医院领导要到上级有关部门去说明情况。所以各级领导逐级施压，控制孕产妇死亡率作为一项雷打不动的命令被逐级贯彻落实。

看吧，我们国家居民健康水平的几项硬指标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压下来的。

二，先觉者

1865年8月13日，伊格纳茨·塞麦尔维斯在孤独中于维也纳精神病院死去，享年47岁。

1847年，塞麦尔维斯完成医学院妇产科的学习进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担任产科医师。当时这家医院的产科分为两个病区，每年可以接生7000名以上的新生儿。两个病区规模、接生人数非常接近。但一病区的接生任务由医学院学术和产科医生负责，而二病区则是全部由助产士负责。按说一病区的医务人员应该更加专业，但综合1840-1846年两个病区各两万人的数据发现，一病区死亡率接近20%，而二病区则只有3.5%。这引起了塞麦尔维斯的高度重视。

当时他的好友在解剖尸体时不慎划伤手指，被尸体污染的伤口不仅发生了化脓，还逐渐恶化为败血症，最后殒命。好友的死去让他坚信尸体中存在某种可令人死亡的毒素。而当时一病区的产科医生、医学生经常往返于解剖室和产房。往往是一手沾满尸体的血污就直接开始为产妇接生。他坚信就是因为不洗手造成了尸体毒素被沾染到产妇的身上，最后引起了产妇出现产褥热，最后死亡。

他最初提出这些观点的时候几乎被整个欧洲的医学圈子群嘲。当时全欧顶级医学学府巴黎医学院的医生们坚信医生都是绅士，而绅士的双手是干净的。

塞麦尔维斯知道，只有严谨的临床试验才能说服其他人。于是塞麦尔维斯开始要求医生和医学生在为产妇检查和接生前都必须用漂白水彻底洗手。这一举措坚持数个月后，成效相当惊人——产妇死亡率从18.27%骤降至0.19%。

塞麦尔维斯因此确信自己的理论没有错，他在很多场合奔走呼吁，但仅仅被当成疯子。1865年7月31日，他被人送入维也纳精神病院强制治疗，不久就死在了这里。

但真理不惧怕时间的考验。英国医生李斯特在美国南北战争战场上取得的宝贵经验有力佐证了塞麦尔维斯的理论，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更是发现了引起伤口感染的致病微生物。随着一系列新的科学发现，整个学术界开始慢慢接受了塞麦尔维斯的理论。

塞麦尔维斯，作为一个先觉者颠覆了整个医学界对干净和脏的认识。慢慢的，满身、满手血污不再是一个好医生的评定标准；手术以后伤口化脓不再被认为是正常现象；而产妇分娩后发生产褥热也逐渐变得罕见。

医学的进步为欧洲社会的变革埋下了种子。

三，盗火者

作为神族的普罗米修斯，把神界司空见惯的火种偷出交给凡人，从此凡人世界的夜晚便被照亮了。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其他人的普罗米修斯，把自己专业里的知识分享给其他人，帮他们解答困惑、反击谣言。当然了，只要花点时间和精力就好，不会被绑在石柱上忍受鹰啄食肝脏的痛苦。

去年4月，我受邀参加知乎新知青年大会，期间有幸见到梁文道先生。他在那天的演讲上感慨当代人们获取知识效率的提升是多么的惊人。过去需要泡在图书馆拿出皓首穷经的勇气去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而今只要敲击键盘就可以了。

但海量的信息当中，有些是知识，有些则是精心装扮成知识的谣言和智商税。

我希望自己的一些分享能至少让大家明白NSAIDs止痛药不会上瘾，痛经的妹子，肌肉或者关节拉伤的兄弟完全可以在医生指导下放心吃止痛片：

我希望自己的分享能让爱美的人们不要被微商推荐的美容神器轻易忽悠：

我希望自己的分享让广大男同胞知道女人生育的风险和不易，还有我们国家这些年来为了提高百姓福祉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我希望自己的分享让大家知道，基因编辑婴儿不是我国科学家的重大技术突破，反而是某些人为了沽名钓誉视医学伦理为无物的疯狂举动：

我希望自己的分享让大家认识到健康体检的重要性：

我希望自己的分享让大家明白医学要和时代、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过去正确的做法不一定放在今天依旧管用：

我希望自己的分享让大家理解药物临床试验对用药安全的重要性，疯传的“神药”很可能并不那么神：

我想把最新的顶尖医学发现讲给你听，希望没学过医的你也能领略医学科研的魅力：

我想告诉你那些看似神奇的医学“黑科技”其实几十年前就出现了，并不稀奇：

我想告诉你最简单有效的急救知识：

我想把医学史上那些伟大的进步讲给你听：

我把一些作为医务工作者常识的知识传播给非医学背景的人们，希望对他们有所帮助。

同时我也对很多别的专业感兴趣

在知乎的这几年，我认识了很多各个领域的优秀回答者。比如生物圈的 @苏澄宇 、 @一个男人在流浪 、 @王蛐蛐 、 @小叶叔叔 。比如食品安全领域的 @钱程 。比如化学圈的 @孙亚飞 、 @许小然 。比如物理圈的 @小侯飞氘 、汽车圈的 @张抗抗 、 @孙少军 、法律圈的 @TEDCJK 、育儿圈的 @Cecilia ......

我相信不同学科的人聚在一起交流，总会碰撞出创新的火花。在医学史上，很多重要的进步都是多学科跨界的结果。例如人类发明麻醉技术的道路上，拉瓦锡、普利斯特里、戴维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是化学家。

医学检查设备，例如心电图、磁共振、计算机断层扫描（CT）、超声等等无一例外都是学科跨界的知识结晶。而这些伟大的跨界的产物无一例外都在改变着医学，影响着社会。

从这个逻辑来看，盗火者多了，学科交叉就会越来越频繁，会有更多先觉者应运而生。

最后总结一下：

作为平凡者，我坚信秉持初心做好最平凡的事情就能慢慢为社会带来好的影响。

期待成为先觉者，划时代的新发现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最为深刻。

努力做个盗火者，分享知识就是赠予力量。让科技为每个人赋能，让跨界产生更多先觉者。

谢 @阿詹 提了一个这么好的问题。

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思考了很久，我所学的这个专业，三年研究生生涯里认认真真琢磨过的这些知识，真的能对这个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吗？答案是——当然能，并且必须能！

我的硕士研究专业名称巨长，叫做「传媒法律法规政策与伦理」。听名称不难猜测，是一个传播+法律+伦理的交叉学科，但这是一个比较冷门的专业，冷门到国内几乎没有几所学校开设（中传，暨大，汕大）。我们学校一届也就只招得到一两个学生，我那一届算很好了，有3个人选了这个专业。

不夸张且不害臊地说，当年从新闻学小跨了下专业，去读「传媒法」研究生，我抱着的心态就是要为推动中国传媒立法而做出努力。

这是一个听起来非常宏大的理想，如果你了解英美传媒法是怎样一步步立起来的，以及中国的各种媒介困境与乱象，就会明白，要在中国推动传媒立法是项多么艰巨却亟需的事业。 @阿詹 是学法律的，想必更加了解要从国家层面来推动立新法是多么复杂和庞大的工程。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曾掀起过一轮想要立《传媒法》的浪潮，国内最顶尖的一群法学、新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们济济一堂，共同为推进这项事业而殚精竭虑。彼时我的导师，中国传媒法泰斗魏永征教授也投身其中，参与草拟了这份法典初稿，但最终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推行。

说到传媒法，大部分人都会说，中国是个没有「传媒法」的国家。这个说法既正确又错误。

中国的确不像美国、英国那般，有为传媒领域专门立一部法典，来规范和约束传媒界的言行举止。美国的《诽谤法》，英国的隐私权保护研究，都是我们学习这个专业时会花费大量时间去研究的他国传媒法领域重磅知识。在中国，的确没有一部这样系统规范的法律出台。

但中国并不是没有传媒法。所谓「传媒法」，并不一定非要是一部完整的法律法规——那些散落在xian法、广告法、出版法等其他法律规范中的，关于传媒行为的法律法规，都属于「传媒法」的组成部分。

只能说，中国目前没有专门的成完整体系的传媒法，但针对传媒界和传播行为约束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是存在的，中国的传媒主要是受xian法、刑法、物权法、广告法以及广电总局内部管理规定的制约。

很多人可能会问，「传媒法」这个专业到底学什么？在很多高校，这个专业是放在法学院下面的，但它其实又不尽然属于法学专业，它的研究重点是放在关注媒介发展、新闻传播中出现的法律和伦理问题，与一般人说到法律想到的杀人放火走私偷窃不同。

法律界定了做什么犯法与不犯法，但伦理却很难量化。受到传统文化、历史、社会发展等等各方面原因影响，伦理学也是一直在变化中发展，三言两语很难说清，需要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背景与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进程中去横向纵向对比。

说了这么多也许很抽象，一定有人会问，那传媒法和新闻、法律专业的具体区别是啥？

简单来讲，新闻专业采访、报道新闻；传媒法研究他们在采访、报道新闻的过程中有出现什么违反法律法规、违反伦理的地方。

法律专业研究法理、法条、制定法律来进行社会管理和约束；传媒法研究面对传媒界出现的违反法律法规和伦理的现象时，法律扮演何角色，是否缺位，是否要与时俱进。

人伦与法律有时候是相违背的，记者的身份和职责，有时候与伦理也会成为对立，遭遇「伦理困境」。

举个例子，记者的身份要求我们无限接近真相，尽可能多的报道事实，实事求是。但为了获取「真相」，我们是否可以进行「隐性采访」，是否可以公开受害者信息？明星政客作为「公众人物」，他们的「隐私权」是否受保护，公众人物是否理应让渡自己的隐私权，又应该让渡到什么程度？面对灾难、面对转瞬即逝的现场，你是先扮演记者的角色，还是先扮演人的角色？与此同时对受害者造成的「二次伤害」，以及Cyber Bully（网络暴力）等，都是一个接一个的问题。

前不久上海卢浦大桥男孩跳江自杀的新闻中，不仅仅是自媒体，连各大门户网站、专业媒体都在不停播放男孩跳江的视频画面，消费一个心碎的母亲。这是媒体专业素养的失守，还是媒介道德的沦丧？

08年汶川地震时，记者们很英勇冲在前线采访伤者，当他们把摄像机、话筒对着刚失去孩子的父亲时，尽到了做记者的职责，但作为人的伦理是否缺位？

这张著名的照片《饥饿的苏丹》大家并不陌生，摄影师凯文·凯特凭借此作品获得了新闻摄影界的最高荣誉——普利策奖，随后却自杀了。他做到了让镜头足够得近，足够接近「真相」，但仍抵御不了作为人类对自我良心的谴责和鞭笞。

先拍照还是先救人？如果不拍照去救人，又是否真的能救的了这个被秃鹰虎视眈眈下的非洲小女孩？其实拍完这张照片后凯文是有去救她的，他赶走了秃鹰，并注视着女孩蹒跚而去，然后他点起一根烟，坐在树下默念着上帝的名字轻声哭泣。

但是这张作品在《纽约时报》发表后，他遭受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网络暴力」，「人肉搜索」，接受了无尽的质疑与批判，最后选择了自杀。

这的确是每个记者都无法避免遇到的「人伦困境」。

新闻报道了一位少女被性侵，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没有半点虚假。但因为公开了女孩姓名和照片，甚至家庭地址，一篇报道也许会让这个女孩从此无法走出阴影、重新生活。

变态强奸杀人犯猥亵并虐杀了自己的孩子，心碎至极的父亲不顾法律冲到法庭门口枪杀了杀害自己孩子的凶手，法律告诉我们这位父亲以暴制暴同样也犯了「故意杀人罪」；伦理却让我们生出万般同情，觉得这位父亲做了一位「父亲」会为孩子做的事情。

伦理问题永远会是传媒人绕不过去的碉堡。

这个专业很有趣，还原真相、记录事实与坚守人伦，做个有情有义的人之间，总是会有一道鸿沟。遵守法律与尊重伦理之间的矛盾，一重重的对立中寻求平衡，大是大非面前不能模糊。

但这里也永远有无尽的模糊地带，需要传媒界、法学界、伦理学界一起博弈，一起探讨，也一起不断变革、完善。美国的《诽谤法》、英国的《隐私法》，都不是一朝一夕立起来的，无数的人为之付出了代价。

推动中国的传媒立法，不仅仅是法学家的任务，我们每一个身处这个时代中，直接或间接受媒介影响的人，以及自媒体时代每一个使用媒介、自己也是媒介一部分的人，都应该感到「此事与我有关」，推进中国传媒立法任重而道远。

如今我已经毕业多年，毕业之后和导师一直还有在做一些传媒法科普工作，通过写论文、发文章的方式，来科普一些传媒法知识，并在各类违反传媒法律法规政策与伦理的事件出现的时候，第一时间站出来指出它的不当之处，提醒人们重视媒介伦理。

其实毕业之后我从事的工作领域与本专业并不相关，学习的理论知识也日渐还给导师，但是浮沉在互联网大潮中，每天流连忘返于五花八门的信息海洋中，吃着各种应接不暇的网络大「瓜」，炮制着所谓的「爆款」文章追寻着流量与五感刺激时，总是会冷静下来想一想，自己做的事情，写出来的文字，有没有违背「传媒法」这个专业对我的所教所授：

陈述客观事实时是否侵犯了他人隐私？不吐不快时是否对他人构成「诽谤」？伸张正义时有没有走向「网络暴力」极端？探究真相时有没有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

以及，媒体是否有权利干预司法？法律归法律，道德归道德，「媒介审判」时，自己是否可以保持理性良知，用法律的眼光来客观臧否，而不会成为群情激奋下一个不顾他人死活的键盘侠？

这个专业，让从事传播工作的我，在看不见的地方给自己留了一道底线，多了一些自律，对「名誉权」、「隐私权」等概念也更敏感，努力对自己写的每一个字负起责任。

这些所学的知识，也让我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看到媒体为了追求「眼球效应」而丧失专业操守时，敢于站出来实名diss，明明白白指给他们看看自己都干了什么「坏事」。

比如前文提到的上海卢浦大桥男孩跳江事件中，看到媒体报道中如此失守，生气的我在知乎上写过这样一个回答：上海卢浦大桥孩子跳桥的视频是怎么得到的？

https://www. zhihu.com/question/3208 91817/answer/683195046

在回答中，我再次强调了「媒体不应以图像甚至影像展示死亡」，这项中外传播界共同遵循的媒介伦理准则。

作为社会「瞭望者」，媒体报道新闻事件是天职，无可厚非。但「自杀」这类特殊事件，从心理学、社会学角度看，具有一定的「传染性」。

2011年，美国预防自杀基金会、安内堡公共政策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心理治疗中心、美国心理疾病联盟等几家组织，联合十余家专业组织的专家学者，综合世界范围内关于自杀问题的研究，给出了一套自杀报道推荐方式，其中提到：「50余项国际研究表明，某些形式的媒体报道会增加易感人群自杀的可能性。」

另外自杀过程视频涉及到逝者与家属的隐私，并且媒体的细节画面传播极大可能对家属造成二次伤害。所以有底线的媒体，不会过度「渲染细节」。

很多人说这类媒体的行为是在吃人血馒头，在我看来，报道自杀不叫「吃人血馒头」，但有无「渲染细节」，就是吃没吃人血馒头的benchmark。

有时候评价一家媒体真正的实力，不仅在于它「写了什么」，更在于它「没写什么」；

同样的，评价一个记者真正的实力，不仅要看TA报道了什么，还要看TA没有把话筒硬递到谁的面前，没有选择让谁出镜，或者是用心为谁打上了马赛克。

作为传媒法学子，怀着翘首以盼的心，期待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中国正式传媒立法。

最后，希望我们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能做一个「有底线」的人。这个世界已经有很多人在努力拓宽上限，做着突破性的事业，不断push the boundary；能守住底线，不要cross the buttom line，也一样可贵。

感谢 @阿詹 的精彩提问，我是艺术学专业的，目前从事梳理、翻译艺术史论的工作。在《奇葩说》的舞台上，@阿詹 小姐姐谈及「救画 vs 救猫」的辩题时，提到的一段话令人印象深刻：

当我站在火海中，放眼望去，我的周围空无一人......可是我站在这幅画的面前，在时间历史这条轴上，我并不孤单......艺术的价值不只存在于那个绘画，还存在于一代一代仰望、凝视、保护过这个艺术的人。

不过，上面仅仅提到了艺术的历史、文化价值，但实际上，艺术的作用很大，不仅美化我们的生活，还能推动科技进步、社会发展。

所以，艺术学知识到底改变过什么呢？

1/ 「看」的学问

大家都知道伽利略是著名物理学家，但可能不清楚他的另一重身份：世界第一所美院——迪赛诺艺术学院的欧几里得课程教授以及荣誉会员。实际上，伽利略的素描、水彩功底十分深厚，擅长在短时间内作准确的速写记录，还创作过一些肖像小品。

正因此，伽利略才在1609-1610年之交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相对准确的月面观察记录。如上图所示，这些水彩画的真实感几乎直逼照片。

不过在科学史上，我们认为最早进行月面观察的是英国天文学家哈里奥特(Harriot)，他比伽利略早了4个月收到在荷兰订购的单孔望远镜(Dutch trunke)，并画了一张观察记录，如下图。

然而，拙劣的画技让哈里奥特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月面速写，甚至连自己都不知道到底看了个啥，于是他只能在笔记背面写下：我看到了奇怪的斑点。接着便作罢了（他在1年后又开始观察研究，但有学者认为那些记录是照抄伽利略的）。

我们之所以认为哈里奥特自己也不清楚月亮到底是什么材质，是因为他的观察并未传播开来，北欧的画家们依然把月亮当成一颗完美的、半透明的、如镜的雪花白大理石球（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观点）或者一团蒸汽（弗朗西斯·培根观点）。

而在意大利，伽利略却影响了一大批艺术家去更新自己的月球画法。其中最著名、反应也最快的是奇高利(Cigoli)，他在1610年为罗马圣母大殿创作的《圣母无染原罪》，如上图，就直接采用了伽利略的观察结果——一颗满目疮痍的石头月球。

尽管这个形象与天主教廷认为的月亮不一致，但艺术家们更愿意相信亲眼所见的东西，因此可以说艺术家也是科学知识的传播者。

但不止如此，如果我们追问伽利略为何有能力画出月面观察记录，更是因为他与佛罗伦萨迪赛诺艺术学院的关系，以及意大利当时的艺术氛围。

在达芬奇时代，数学家卢卡·帕丘里领头进行的「神圣几何学」研究，对当时的艺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剔除这门学问的宗教色彩，其实就是一门研究复杂多面体透视投影画法的学问，可以锻炼艺术家理解观察对象的造型结构与观察现象的光影效果和透视效果之间的关系。

我们认为，伽利略接受了相同的训练，在当时的比萨大学，透视学和神圣几何学也是理学家和工程学家们的必修课。另外，伽利略还接受了佛罗伦萨艺术家提出的「迪赛诺(disegno)」概念，这个概念有素描之意，但在当时更指一种理性观察方法，即艺术家以测量、推算造型投影和结构等艺术元素来揭示自然规律的一套观察方法。

事实上，伽利略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观察不只是看，而是要用一双想要观察的、想要相信所见之物的眼睛去看」。所以，我们可以说，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艺术家凝练出的观察方法为现代科学的兴起提供了不可磨灭的帮助。

另外，类似于伽利略这样的科学家并非特例。

20世纪的神经学家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同样痴迷于艺术，画技精湛，他进行的大脑微观结构观察记录目前还印在我们的生物课本上。并且，这些图案最终又反哺于艺术创作，是西班牙抽象主义、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的参考对象，比如达利，见下图（不过卡哈尔觉得超现实主义画家是疯子）。

当然，我们也不应忘记达芬奇对解剖学、测绘学、工程学和流体力学的贡献，他的「类比法」创作思想以及「可视化」教育理念在科学研究领域的作用。

另外，还有梵高对湍流的记录；意大利分色主义和点彩派修拉对色彩原理的早期实践；17-18世纪的版画家在地图、海图测绘上的帮助；19世纪水彩画家进行的生物学记录；自15世纪的阿尔伯蒂至19世纪初的西方艺术家对暗箱和后来的摄影机的执着；建筑家布鲁内莱斯基对透视学的完善。

总而言之，视觉艺术是一门关于「看」的学问，任何与「看」有关的知识都是艺术家们热衷追寻的，它生出的伟大成果——「迪赛诺」对人类发展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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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的学问

自人文主义发端的文艺复兴时期，艺术除了解决「看」的问题，还力图解决「人」的问题。前面我们提到达芬奇对解剖学的贡献，这个贡献除了修正盖伦-亚里士多德解剖学理论中的诸多错误外，还撼动了「人」的身份和定义。达芬奇在研究生殖系统和脑颅结构的过程中，对「灵魂不灭论」的追问是最早一批质疑灵魂存在的言论。另外，他对大学教育缺少插图和图示的抨击，以及对科学插图创作的研究和精进也是在解决「人」的问题。

下面，我们例举上个十年里一些重要的当代艺术作品，来介绍艺术学对「人」的关注。

《川普墙》

2018年，不少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如著名的克里斯托号召将川普墙定义为一件大地艺术品或观念艺术品，并以此揭示川普墙在人文领域的影响，以及单边主义对视觉文化的影响。

《擦去国界》（Borrando la Frontera，2011）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艺术家试图改造边境墙，来表达对地缘政治、人际关系网络的看法。如2011年10月13日，艺术家Fernández带领志愿者将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围栏中的一部分涂成了天空的蓝色，这种做法一方面隐退了墙的视觉压力，但同时也增强了这道墙的特异性。

《垃圾桶中的爱》（Love is in the Bin，2018）

班克斯用自毁作品的方式，唤起了我们对艺术品交易中的权力结构、市场规则和文化影响的关注。

《触达》（Reach，2015）

艺术家Julia Weist，在自家公寓楼顶租用了一个广告牌，印上了一个没人知道的单词，一旦有人搜索该词，他家的等就会被点亮一段时间。这件作品将资本、眼球经济和现实世界的关系可视化了。

《反抗，他们说》（Revolt，They Said，2012）

艺术家Andrea Geyer，调查了影响现代社会进程的850名女性 ，并将她们之间的关系、贡献和境遇绘成了一张令人震撼的思维导图。

《天梯》，2015

这件蔡国强私人的纪念性作品，唤起了我们对整个民族、家族愿望的畅想，提醒着我们梦想的重要性，同时也感动了很多观众。

《时钟》，2011

艺术家马克雷从全球5000部电影中剪出了带有时钟片段的画面，并剪辑成一部影片，提醒着我们这个世界的文化多样性、历史、地缘政治和人的关系。

《艺术家在场》

阿布拉莫维奇的简单而震撼的作品《艺术家在场》，用凝视和对话的状态，诉说着我们这个时代诡异善变的气质。如此简单的观看和在场，却不断拷问着我们对自我、社会和世界的态度。可以说这是上个十年来最令人震惊的作品。

3/ 一起走向未来

艺术学的另一大任务，是带领我们一起走向未来。

很多人说看不懂那些经典的当代艺术，除了我们在艺术科普领域的工作还没有到位外，更多的是我们还没有真正进入当代，理解当代。艺术家通过他们对当代社会的感受和解读，创作的作品其实有一大部分是面向更远的未来的，因此它们或许只能在数十年后才能发挥作用。

在这里我仅举一例，波洛克的滴画。

这些看似什么都没画的作品，是抽象表现主义的集大成之作，创作于50年代。对波洛克而言， 一种自动的创作方法非常重要，同时他还在创作过程中规避了绘画一直以来所具有的「重力感」，即对于架上绘画而言，一幅画是有上下左右的方位区别的。

波洛克通过「满幅」的构图手法，将画布置于地板上的创作手法，创作的这些作品，可以旋转着，从四面八方欣赏，不管从什么方向看，它们都是和谐的，美的。而之所以能达到这个效果，是因为波洛克在创作时正以环绕作品边缘的方式作画。

我想你会问，为什么要画这么奇怪的画？

答案或许很简单，如果我们进入太空，呆在重力舱里，我们的墙壁就是不停旋转的，这时候如何装饰一幅不停旋转的墙壁就成了问题。然而这个问题，似乎在70年前就已经找到了适合的解决方案。因此，我们说很多当代作品看不懂，或许只是我们还未进入未来。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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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g-ling-qi-38-59 网友的相关建议: 
      

很喜欢这个栏目的问题(｡･ω･｡)ﾉ♡

看到詹青云小姐姐得提问，不由表达欲爆棚，赶来说道两句。

（上一期刘昊然童鞋提问的回答）

作为麻醉医生，我的所知所学、所作所为可以凝结为短短的八个字“消除疼痛，守护生命”。

疼痛反应是人类生理构造上的一次胜利，是基因总结了生存危险后的精妙预警，疼痛-逃避的本能反射让族群延续的几率大大增加，自古以来，人类用这种不依赖高级神经中枢的快速反应逃过了多少近在咫尺的危险，那些丧失疼痛预警的病人（如麻风病患者）往往受伤害而不自知，被残酷自然快速淘汰。

而疼痛，却是没有人性的。

疼痛能让妙龄少女撒泼国骂，能让纹身大哥嘤嘤泪下。疼到变形从来不是一句玩笑，疼得死去活来或许真是性命有虞，手术室从不意外拳打脚踢与狂呼乱叫，也总有可怜的人们挣扎着摔下手术床，狂躁地拔出留置针。在疼痛面前，道德与自尊毫无意义。

在1846年第一种麻醉气体乙醚正式用于牙科手术之间，手术室与屠宰场没有太大区别。没有麻醉的外科手术和罪犯受刑几乎相同，可怜的病人最多口吞两口烈酒，被棍棒打成脑震荡或被放血造成人为的失血性休克，只为逃避机体痛觉感受器疯狂传导的无边痛苦。

那个年代，外科佬们造的孽可不少。（本人是前外科佬，外科童鞋可以把手里的刀放下了 怂ಥ_ಥ）为了尽快完成手术减少疼痛时间，俄国外科医生皮果罗夫科能够三分钟锯断大腿，半分钟切去乳房，法国名医让•多米尼克•拉里24小时内完成了200例截肢手术。“李斯顿飞刀”--罗伯特•李斯顿则创造了一台300%死亡率的手术：他在给一个病人截肢时操刀过猛，手起刀落的瞬间，切掉了手术助手的手指，划破了观摩医师的皮肉；观摩医生当场吓死，由于没有抗生素，截肢的病人和断了手指的助手也很快感染死亡。

直到医用麻醉剂正式用于临床，病人们才享受到在睡眠与梦境间面对疼痛的待遇，外科医疗终于告别蛮荒，迎来了文明与人性。麻醉医生手里的止痛药麻醉品，是外科领域发展的基石，也是对疾病探索、诊断、竭力祛除的必要条件。

但麻醉医生在手术中要做的，远远不止推点止痛药那么简单。

人体是一台精密的仪器，无数生理反射与生化反应时时刻刻在细胞/器官层面上演；而精密的近义词，是脆弱。麻醉诱导后进入梦乡的病人，在香甜的梦里命若悬丝---全麻状态的机体失去了诸多保护性反射，脆弱程度甚至高于刚出生的新生儿；麻醉药物如阿片类药物、丙泊酚等具有很强的循环抑制/呼吸抑制作用，剂量稍大就会出现低血压、呼吸暂停、心律失常、心跳骤停等严重的反应，手术过程中，麻醉医生要密切监护患者的生命体征，并根据一系列生理变化判断患者体内正在发生的病理性变化，随后给予药物或操作干预---即在短时间内做出诊断并予以治疗，极为考验医学知识是否扎实。

再者，给予肌松剂后，自主呼吸停止，麻醉医生利用麻醉机接管了患者的呼吸功能---根据病人情况及手术进程改变呼吸模式、潮气量也是麻醉医生的重要工作。

麻醉医生的身份，从来都是患者进入手术室后的“守望者”，当手术开始，外科大夫的全部注意力便锁定在病灶上，所有心思都在思考如何又快又好的完成手术；麻醉大夫的职业，则是和病人生死与共，保护他直到安全苏醒。

整台手术下来，麻醉工作远远不是传统印象里的轻松愉快，而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当手中握有生命时，每一个病情变化都会令人心跳加速，每一个临床决策都会让人再三思索。

在舒适化诊疗，人性化诊疗概念普及的今天，麻醉医生的职责更加宽广了，我们走出手术室，进驻产房，实行惠及千万产妇的无痛分娩；走进胃肠镜中心，进行让人轻松内镜检查的静脉麻醉；开设疼痛病房，运用扎实的神经肌肉解剖功底，进行慢性疼痛诊疗；麻醉医生更因深厚的生理病理知识和围术期的全才而分化出危重症ICU医生的职业。

提及无痛分娩，麻醉医生想说的更多了。

自古以来被视为鬼门关的分娩伴随着难以想象的剧烈疼痛，严重威胁着产妇和新生儿的安全，麻醉医生手持一手椎管内镇痛的绝活，可以安全而有效地缓解分娩痛，让生孩子变成宁静而温馨的人伦之乐，而非惨绝人寰的受苦受难。

（本人关于分娩镇痛的详细解答）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

由于在医院内部低下的地位，和收入上远远落后于外科的尴尬，麻醉科人力储备极为羸弱。根据卫健委的数据，截至2018年，全国共有麻醉执业(助理)医师7.66万人，每万人拥有的麻醉医生只有区区0.5人，手术/麻醉医生比例为7~7.5：1，而在美国，万人麻醉医生数目为2.5人，手麻医生比例为3：1，中国至少还有30万名麻醉医生的缺口。而这不满八万人的队伍要满足从择期到急诊的各类手术需求，早已处于人员严重赤字状态。在手术量巨大的公立医院，术间犹如流水线，台次翻转极快，其间难有休息，往往全部手术结束、病人安全转醒时已到深夜，麻醉医师在动辄十几小时的连续加班中见不到太阳。巨大的工作压力常导致悲剧的发生，年轻麻醉大夫的猝死悲剧尤为频繁，2019CSA全国麻醉年会期间，年仅30岁的上海某院麻醉大夫江金健便在连续加班后永远倒在了值班室中，令人扼腕叹息！

在此，谨呼唤公众了解麻醉医生群体，熟悉麻醉工作，也渴望一份万分珍贵的理解。

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医学是人类善良情感的集中体现。我们的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其终极目的便是纯粹的利他主义：解除人类群体的苦厄和病痛，而无论现实中的龃龉和矛盾有多少（比如目前严峻的医患纠纷和医闹暴力），去帮助、去劝慰永远是医生心灵的底色。

最后，以詹青云小姐姐的一句话结尾：

使唐僧成为唐僧的，不是经书，是那条取经的路。

同样，使医生成为医生的，不是医学知识，而是那颗善良的心。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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