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记录的夏朝的史实是虚构的」一说有哪些证据？ 第1页

夏朝究竟存不存在，其实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个话语权之争，文明的定义是什么？西方人说要有大理石宫殿还有巴拉巴拉的我也记不清了，可中国就没有大理石这玩意难道中国就没有文明了么？夯土的道路一样控制四方，木制的宫殿一样气度辉煌。何况我们的考据比他们严谨多了，因为中国有史书，有几千年不断的史料记载，周前面就是商，商前面就是夏，要文物和史料记载都严格地对上，这个事情在中国才算全无争议。
譬如解放前也曾有人质疑过商朝是否真实存在，甚至一度商朝根本不存在还占据了上风，没想到后来殷墟出土的文物打脸啪啪啪，甚至直接证明了连史记上记载的商代十几个王的名字都是对的！如果以如此严谨的态度考据其他文明，那他们的底裤都得脱了，谁特么跟你们中国人一样有那么长的史料记载？咱们的历史全靠猜2333。
二里头文明是不是夏，那是100分和99分的争论，比起其他人的七八十分，还是高到不知哪里去了！
再说了，本来中国文明也不是靠吹自己多么多么早啊，我朝一直以来吹的从来都是不间断呀～你看看其他文明，人种都不知道换了几茬了2333。
〔嗯，比我早的没我连贯，比我连贯的？抱歉贵球是没有了，就算有，那也没我早！哼(ノ=Д=)ノ┻━┻〕

有人说史记中三皇五帝式的记载一看就是假的。然而殷墟出土的文物已经证明了史记中对商的记载是真实的，连商王的姓名也都是对的。不过对商之前的记载，譬如夏和三皇五帝，是真是假还没有得到出土文物的验证。但是夏商周三代，古籍言之者众多，按道理来讲不可能商周是真的而夏却是编出来的。历史变成传说，传说变成神话。传了几千年的东西本来就不可能还保存那种质朴真实的描述，要说三皇五帝式的玄幻记载太蠢，其他文明表示都很慌。嗯，我懒得再翻书也懒得再贴资料，推荐诸位去看一下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

随便补充一点资料吧——

可见二里头文化，是足可以称之为文明的，但它是不是“夏”，却还有待考证。中国文明的起源肯定比商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由于史料记载言之凿凿，商之前就是夏，这才会有如今的争论。

除了《史记》中对夏朝的记载，《尚书》、《诗经》、《国语》、《左传》、《竹书纪年》等等古籍中都有对夏朝的记载，譬如《国语·鲁语》中说的“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这里的“杼”便是指少康（“少康中兴”的那个少康）的儿子，这句话是说——杼战功赫赫，不愧是大禹的子孙，夏后氏（也就是建立夏王朝的氏族）对他的祭祀非常隆重。还有《尚书·汤誓》中记载的商汤伐夏时对夏桀罪行的揭露，“率遏众力”（竭尽百姓的力量），“率割夏邑”（损害了夏邑人民的利益）。再有《竹书纪年》对夏王朝延续时间的记载“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矣”，与孟子所说的“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相印证，夏王朝的持续时间是可以大致推定出来的。而在《大戴礼记》中还保存有夏代的历法——《夏小正》，更是我国最早的天象历法资料。先秦学者经常引用《夏书》、《夏训》中的内容，便是当时还保存的有关夏代的典册（不过后来佚失了），比如说春秋时鲁国史官曾引用《夏书》中的一段“辰不集于房”，就是说某年某月朔日时发生在房宿位置上的一次日食，《竹书纪年》中还记载有夏桀十年“夜中星陨如雨”，便是有关流星雨的最早记录。

——综上，中国文明肯定起源于商之前是无疑问的，但是商之前的那个文明叫不叫“夏”，目前还存疑，不过从史料记载和考古实际上来说，“夏”存在的概率是大于不存在的概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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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对夏朝比较熟悉，对其他文明古国只有一个概念性的认识。他们能说分清楚夏商周，甚至尧舜禹，但对古埃及王朝更替如何、两河流域有多少城邦、古印度有多少诸侯……分不清楚。

于是在这种笼统性的认识下，出现了两拨半吊子：

半吊子剑宗认为，夏朝没有出土的最直接的证据性文献，也就是说甲骨文里没有什么对夏朝的记载，所以夏朝是不存在的。而对于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印度乃至古希腊，他们并不了解，只是简单地将其笼统地视为一个朝代或者一个整体。于是很严肃而装逼地宣布，四大文明古国是假的，中国开始于商朝，是晚晚的，落后落后滴。

半吊子气宗认为，夏朝是有考古实物的，不但夏朝有，五帝时代也有。所以中国不但早早地，而且伟大伟大滴，中国的文明是黄帝、或者尧舜禹肇始的。

实际上，不单是中国，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印度都有类似的后世文献存在，但考古遗迹无法完全完全对得上号、或者记载文献出现于几千年后导致无法全部可信的朝代。

譬如埃及第一王朝的著名法老美尼斯，这么屌炸天的人物。埃及第五王朝的法老名册石碑上居然都没有他……如果偏激一些说，美尼斯是可能埃及第十九王朝瞎编出来的。这就跟中国的三皇五帝的情况差不多，商朝人没有记载三皇五帝，周朝人却记载了，似乎就成了瞎编了。其实到底是不是瞎编的，谁也无法定论，所以就只能是争议了。

而古印度的哈拉帕文明甚至还只有考古遗迹，没有一丁点文献记载。

大伙都半斤八两。

夏朝存在不存在，不影响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而回到这个问题上，夏朝究竟存在不存在。反正商朝之前，中国的确是有从部落联盟过渡到商朝的一个过渡体的，而且大量的考古遗迹也能支持论证。按照周朝人的解释，这个过渡体就是夏朝。但商朝人自己没有说清楚之前是什么。所以才出现了争议。

也就是说，“夏朝”是存在的，但到底叫不叫夏朝，是否进入了国家这个阶段，是有争议的。仅此而已。

2015年4月9日，清华简第五辑整理报告发布，其中有一篇关于夏朝历史的篇章《厚父》，《厚父》篇很快引起了学术界和网络上的大量讨论。首先是关于《厚父》究竟属于《夏书》、《商书》还是《周书》。

其实，《厚父》中有“永叙在服，惟如台？”、“兹小人之德，惟如台？”，这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尚书·汤誓》：夏罪其如台？

《尚书·盘庚上》：卜稽，曰其如台？

《尚书·高宗肜日》：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尚书·西伯戡黎》：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

“如台”是“怎么样呢”的意思，这个语气词仅见于《商书》而不见于《虞书》、《夏书》、《周书》，是商朝人和殷遗民特有的用语。再比如清华简中的《汤处于汤丘》、《尹至》篇中也都有“如台”。

《厚父》篇中还出现了两次“哲王”，通常来说周人只有在安抚殷遗民时才使用“哲王”一词，这个本来也是殷人的词汇。

《厚父》篇中的“肆汝其若龟筮之言，亦勿可专改”，亦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尚书·洪范》中箕子的有关于龟筮的言论。

至此，“夏书说”和“周书说”已可排除。（《厚父》本身已提及夏桀之亡，“夏书说”在逻辑上就已无法成立。）

而且按《史记·六国年表》：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荀子·儒效》中提出“法后王”，这是因为“后王”所面对的社会风俗面貌和环境与当代更接近，更具有效法价值。对于西汉人而言，战国与秦的历史就比三代更具有借鉴价值；而对于西周人而言，优先借鉴殷史而不是夏史，所以《周书》和《逸周书》中看到大量对商代贤君的引经据典却对夏代记述极为简略。《厚父》篇中对夏代历史记述详细并引以为鉴，却不以商代历史为鉴，恰恰也说明它属于《商书》而不会是《周书》。

此外，《厚父》中表现出的思想，诸如“天命不可湛，斯民心难测。民式克恭心、敬畏，畏不祥，保教明德，慎肆祀，惟所役之司民启之。桀其亡，剠，乃弗畏不祥，亡施于民，亦惟祸之攸及，惟司民之所取。今民莫不曰余保教明德，亦‘鲜’、‘克’以诲。”，其实并不同于周人和儒家的思想，我认为这更像是道家尤其是“黄老学派”的思想，黄老道家很注重对人性的研究，所以认为“民心难测”而充满忧患意识，黄老学派也有“保民”、“教民”的思想，但与儒家的侧重点并不一样。道家代表人物出自于宋、郑、齐、秦、楚等地，与殷商文化关系较近，《道德经》一书“贵阴守柔”，对女性生殖器和女性特有的“柔”极为推崇，老子对社会现实不满，所以背周礼而怀念殷商的母系社会残余，黄老道家则继承了老子“尚阴守雌”的理念。实际上清华简中有关于殷商的篇章很多都带有黄老学的因素，伊尹更是黄老学派经常假托的人物，这是值得注意的。这倒不是说《厚父》篇是黄老之作，它毕竟是尚书体裁，而是说黄老道家与殷商文化有明显的渊源关系，更证明了《厚父》属于《商书》。

认为《厚父》不属于《商书》的观点往往会指出该篇文章反对酗酒似乎不合于商人之俗。但其实一个民族酗酒成风不等于每个个体都酗酒，而且如果“厚父”就是伊尹那么伊尹和商并不是同一个民族，更何况《厚父》若为春秋时期宋国人的作品，则可以完全仿照《尚书·酒诰》的格式认为夏桀也是酗酒而亡。

百度百科虽然在可信度上常受批评，但其中的“厚父”条目厚父用的是马文增先生的说法，认为“厚父”即伊尹，“王”既太甲，这个判断倒应该是对的。文中厚父“事三后”，自然只能是在太甲之前辅佐过三位商王的伊尹，而且《厚父》篇中的王对夏朝灭亡的原因不是很理解从而需要请教厚父，如果是商汤的话他怎么可能自己都不清楚夏朝是什么原因被自己灭的？但是马文增先生的释读却存在其他的问题。

马文增先生断句为“弗用先哲王。孔甲之典刑，颠覆厥德”，这是因为他遵循传统观念认为孔甲是一个昏君，但其实这样使整个上下文更加不通顺了，还是应该顺其自然地断句为“弗用先哲王孔甲之典刑，颠覆厥德”。前文中的“再夏之哲王”从全文意思来看也很显然就是孔甲而并非少康。

其实从传世文献中，我也可以找出两个例子来证明孔甲在先秦时期的形象并不负面。

《汉书·艺文志》：“孔甲《盘盂》二十六篇。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 ”黄帝之史“孔甲”很显然是夏帝孔甲的分化，这本书应该是春秋战国时人假托孔甲之名写的，如果孔甲在先秦时期是反面形象，后人如何会假托他之名写书？

《吕氏春秋·音初》：“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萯山。天大风，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胜也，于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归，曰：‘以为余子，谁敢殃之？’子长成人，幕动圻橑，爷斫斩其足，遂为守门者。孔甲曰：‘呜呼！有疾，命矣夫！’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 ”

在《吕氏春秋》的这段记载中，民众看到孔甲到家里来了，表现出喜悦之情，如果孔甲是个昏暴之君还会如此吗？而且结合上下文来看，《吕氏春秋·音初》是把“孔甲”与“夏禹”、“周昭王”、“河亶甲”、“秦穆公”相提并论的，这也说明孔甲在作者眼中其实是贤君形象。

《左传·昭公六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

那么我们可知，“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在孔甲之时，这甚至可能是中国第一部成文法。而“商有乱政而作《汤刑》”按《今本竹书纪年》是在祖甲之时。《国语·周语下》说“昔孔甲乱夏，四世而陨；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帝甲乱之，七世而陨”，也正好是把孔甲和祖甲相提并论。其实祖甲在传世文献《尚书·无逸》中也是正面形象。

为什么孔甲到后世会从制订《禹刑》安定夏民的“哲王”明君的形象变成一个昏君的形象呢？我认为这涉及到《左传》和《国语》这两本书的价值观问题。这两本书都是战国中期儒家的作品，史料也多有重复，价值观是很接近的。而儒家主张人治德治反对用法典治国。

《左传·昭公六年》中叔向对子产铸刑书持批评态度，其实也反映了作者本人反对用公开的刑法治国的观点。

《国语·周语上》一开头就批判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大概在作者看来这是周朝失德的开始。而按《竹书纪年》，周穆王征犬戎是大获全胜并俘虏了五个首领。《国语》中对周穆王是很明显的丑化。传世文献中我们对周穆王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在《尚书·吕刑》中制订了三千条刑法，实际上穆王时期恰恰是周最盛之时，西周中期礼制改革也是开始于“穆王修典”。但传统儒家视角恰恰认为穆王时期制订法典是德行衰落了。

再比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赵鞅、荀寅铸范宣子刑书于鼎却遭到了孔子的批判，孔子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到了《左传》成书之时，晋国很可能已经灭亡了，所以在作者看来，“铸刑鼎”就是晋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理，孔甲作《禹刑》而祖甲作《汤刑》，在作者看来也就是夏商两朝灭亡的原因之一。所以《国语》自然要认为他们是“四世而亡”和“七世而亡”了。而《史记》采《国语》之说，自然也把孔甲和祖甲定性为昏君。

然后我们再来看《厚父》篇对夏代历史的总体叙述。为什么“再夏之哲王”的中兴之主却是孔甲而不是少康？这其中提到的“三后”结合上下文来看也是指“禹、启、孔甲”。《左传·哀公元年》：“（少康）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国语·鲁语上》：“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为什么只提孔甲而不提少康和季杼？难道少康和杼在夏朝的历史地位还不如孔甲？我认为这是因为《厚父》的作者根本就没有“少康中兴”的概念。说明在古史累积的过程中，“少康中兴”的传说比“孔甲”的传说要晚出。

顾颉刚《古史辨》第七册下编《夏史三论·少康中兴辨》中认为少康中兴是东汉光武中兴以后才杜撰出来的传说，其重要原因是西汉和东汉初年人都几乎不引用这个典故。当然，顾老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但是要注意到，目前出土的战国楚简、秦简、西汉竹简都从未见到有“少康中兴”的记载。清华简《良臣》是“黄帝尧舜禹汤武丁文王武王”的顺序而没有“少康”，上博简《容成氏》则是“启王天下十有六世而桀作”期间仿佛没有夏祀中断的事一样。其实上博简《容成氏》和清华简《良臣》不提“少康”还都在情理之中，毕竟前者只注重朝代更替对夏朝内乱可以不提，后者和顾颉刚为了论证西汉并无“少康中兴”一说而引用的《大戴礼记·少间》一样，都是记载了“武丁中兴”却不记载“少康中兴”，然而“武丁”在先秦文献中有很高的地位，从殷墟考古我们也知道他对文字发展和开拓疆土有很大贡献，所以提“武丁”而不提“少康”也说得通。但是到了清华简《厚父》也不提“少康中兴”，这就说不通了。毕竟这是专述夏代历史的，都提到“孔甲中兴”了还没“少康中兴”，显然有问题了。

作为夏代历史中间的唯一一件大事，“少康中兴”这个传说究竟产生于何时？能否认定先秦甚至西汉根本就没有这种说法呢？我认为不可以，还是必须得慎重考辨。

顾颉刚认为《左传·襄公四年》的“有穷后羿”之事为东汉人窜入，其中“和戎之利”有五条，而与之对应的《国语·晋语七·魏绛谏伐诸戎》中“和戎之利”却只有三条，显然怀疑地很有道理。但是《左传·哀公元年》中有关于少康中兴的表述至少语句上是完全通顺的。而且，《哀公元年》与《襄公四年》中对“少康中兴”的两段记载从语法和主旨上来看不似同一人所作。纵使认为《左传》中的“少康中兴”一事为后人窜入，但窜入者也是根据《楚辞》及其他文献来写的，不一定完全没有根据。

《史记·夏本纪》：“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说明“太康失国”的传说在西汉是有的。《史记·夏本纪》：“帝仲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胤”被汉代人解释为胤国国君。但其实，“胤”的上古音与“羿”相近，应为“后羿”的分化，既然有“后羿射日”的传说，那么这里自然是后羿前去征讨“废时乱日”的诸侯，写下了《羿征》。而当时仲康只不过是傀儡，实权在后羿手上。“后羿为夏帝”的说法在西汉亦有了，那么当时认为的“太康失国”理应也是后羿引起的。《史记·夏本纪》：“仲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这里确实没提“寒浞篡夏”之事。但是“相”的本义即为中断，把一个“相”置于“三康”之间，只要存在“太康、仲康、相、少康”这段世系，就可能有“少康中兴”的故事。《史记》对三代的记载本身就依据《书序》和《世本》，显然有更早的来源。而上博简《容成氏》的“启王天下十有六世而桀作”，恰恰说明至迟战国时已有“夏朝十四代十七世”之说，自然也就包含了这段世系在其中。

《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汲冢纪年》：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

《史记·夏本纪》索隐：“徐广曰：……按《汲冢纪年》曰：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如果《古本竹书纪年》没有记载“后羿、寒浞篡夏”之事，那又何来“有王与无王”？而且《竹书纪年》一书在西晋出土后，其中凡是与传统史观的重大不合之处都被记载了《晋书·束皙传》中，如若没记载少康中兴，那为何不提？这样来看“少康中兴”之说似乎又应当出自于先秦。

司马迁之所以在《史记·夏本纪》中不记载少康中兴一事，我现在认为只是因为他不太相信这个神话色彩浓厚的怪异的说法，但《史记》需要“成一家之言”，所以需要在不同篇章中采纳不同的说法以让后人方便阅读，自然也就选择在《史记·吴太伯世家》附上这个故事，而顾老认为《左传·哀公元年》和《吴太伯世家》也被后人窜入了，还是太武断了一点。

而李宏飞先生写的《夏世系研究》夏世系研究，认为夏朝的“太康、仲康、相、少康”就是以商朝前期的“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为原型，这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说法。“仲丁迁嚣”的“嚣”，即郑州小双桥遗址，有非常明显的岳石文化因素，甚至东夷族人还在商都小双桥进行了大屠杀，似乎表明商王太戊、仲丁很可能就是夏王太康、仲康的历史原型。

李宏飞先生认为“河亶甲”是夏王相的历史原型（河亶甲迁相），而由于夏王相曾居住于“商丘”，而商族先公相土也曾居住于“商丘”，大体上还是可以认为“相”的形象是综合了“河亶甲”和“相土”。而河亶甲在甲骨文中写作“戋甲”，李宏飞将“戋”解释为战事不利，而我觉得可以更进一步大胆假设一下。

甲骨文的“戋”字为上下两把戈，而这两把戈是一正一反，有残杀之义。为什么其他商王的日名都不用这么不吉利的字而河亶甲却要写作“戋甲”？我认为这很可能说明河亶甲是死于非命，被东夷人亲手残杀，这也就是“过浇弑相”的历史原型。

李宏飞先生认为“祖乙中兴”就是“少康中兴”的历史原型。《史记·殷本纪》认为祖乙为河亶甲之子，不过郭沫若根据甲骨文的祭祀次序而判定河亶甲属于非直系祖先，从而认定河亶甲为仲丁之弟、祖乙为仲丁之子。这样一来似乎对应不上“少康为相的遗腹子”了。但是换一个视角来看，“太戊、仲丁、祖乙”三人为祖孙关系，正对应于“太康、仲康、少康”，所以在古史累积的过程中，很可能夏朝的三康最初也是祖孙关系，而“相”则以河亶甲为历史原型插入其中，三康之间的关系则在后来的传说中发生了转变。

《白虎通义·姓名篇》：“殷家质，故直以生日名子也。”《易·纬·乾凿度》：“帝乙则汤，殷家质，以生日为名，顺天性也。”《太平御览》八十三引《帝王世纪》：“帝祖乙以乙日生，故谓之帝乙。孔子所谓五世之外天之锡名琉可同名者也，是以祖乙不为讳，益殷礼也。”《殷本纪·索隐》引皇甫谧曰： “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为名，盖自微始。”但随着殷墟甲骨文被发现以后，这种传统说法被质疑，夏商两代君主的日名制似乎并不以生日来命名。“康”同“庚”，“太康、仲康、少康”即“太庚、仲庚、少庚”这三个日名，虽然商代日名制的命名规则尚无定说，但从商族自上甲微开始的世系来看，相邻的商王不会采用同一个天干名。个人倾向于认为商代日名中的天干可能受多次占卜结果和后人对其评判（类似于谥号，天干中含有褒贬）的共同影响，而且会刻意保持和前任不同（死后卜选为李学勤观点，但是殷周日名貌似存在生前就有日名的实例存疑在此。商代金文中几代贵族中相邻世使用相同天干的现象很常见，但是在商族从上甲微到武庚的世系中却见不到相邻世使用相同天干的情况，这很明显是刻意而为的。我倾向于认为君主不同于普通贵族而需要讲究避免重复并注重褒贬。而一说认为商王族按十天干分为十个族群，商王天干取自于其母所在的族群，此说也颇有道理，但是这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来确保王位始终是在不同族群中轮替而不会出现重复情况。上甲微之后报乙、报丙、报丁正好以甲乙丙丁的先后顺序，这更可能是刻意排列使用，而从商汤开始，十天干中只有“癸”未被使用，应该是因为夏桀的天干为“癸”所以“癸”不吉利或带有强烈贬义而刻意不用，个人觉得“辛”、“壬”、“癸”都偏向贬义，例如“小辛”时殷复衰，“廪辛”缺乏存在感，“帝辛”亡国，“外壬”时殷衰，“中壬”无存在感，“示壬”和“示癸”（和夏桀同天干名）在一起估计和商汤形成对比。相邻君主不用相同天干，正如同后世相邻君主不用相同谥号。）。“太康”、“仲康”这两个相邻的王都用“庚”这个天干，这恰恰是作伪的证据，而复兴者“少康”又用“庚”这个天干。

此外，《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引《纪年》曰：”帝廑一名胤甲，即位居西河，天有妖孽，十日并出。“这样“孔甲”和“胤甲”作为两个相邻的夏王也用同一个天干名，这段世系也变得可疑了。《今本竹书纪年》：“帝廑，一名胤甲。元年己未，帝即位，居西河。四年，作西音。”而《吕氏春秋·音初》：“殷整甲徙宅西河，犹思故处，实始作为西音。”“河亶甲”名整，“整甲”即“河亶甲”。“胤甲”实际上也是“河亶甲”的分化。《通鉴外纪》卷二引《汲冢纪年》曰：“胤甲即位，居西河，十日并出，其年胤甲陟。”，说明胤甲很可能是非正常死亡（暗示河亶甲也是非正常死亡）。虽然“胤甲”应为虚构的夏王，但孔甲毕竟是《商书》的《厚父》篇记载的人物，其真伪性还不好说。我们还要注意到夏桀的天干为“癸”，这与商汤的父亲“示癸”也是同一个天干名，这也是可疑的。按顾颉刚和童书业的《夏史三论》，“桀”应该是古书上最早出现的夏王，如若连“桀”都不可信，那么就意味着整个夏朝都是虚构的了，对此我们还不能轻易下结论，暂时只能先确定“太康、仲康、相、少康”和“胤甲”是虚构的。既然“胤甲”是“河亶甲”的分化，我认为还有待考察中丁、外壬与河亶甲的关系，因为从卜辞中仅可知后两者都是非直系祖先，不排除河亶甲是外壬之子的可能性。夏朝的世系中，扃为不降之弟，胤甲为扃之子，孔甲又为不降之子，这也是夏朝世系中最诡异的一部分，如若“外壬为中丁之弟，河亶甲为外壬之子，祖乙为中丁之子”，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中丁”就是“不降”的历史原型，“外壬”就是“扃”的历史原型，甚至“祖乙”同时也是中兴之主“孔甲”的历史原型？

周代以后形成了“夷夏之辨”的概念，本身周王朝和姬姓诸侯国与东夷之间的战争也非常激烈，这时出于政治需求而要渲染“华夏族与东夷族的战争复兴史”，直接引用商代前期与东夷的战争复兴史则不妥当，毕竟商不属于狭义上的东夷却属于广义上的东夷，在周人眼里是“东夷集团内斗”，所以只好把这段历史移花接木到夏代前期去，编出了“少康中兴”这段故事。考虑到作伪者很可能不懂商代日名制的命名规则，而西周前期其实沿用过日名制（比如《史记·齐太公世家》中齐哀公之前皆用日名，《应公鼎》铭文记载周武王日名为丁，《禽鼎》铭文则记载周公的日名为辛，周穆王时期统率“殷八师”的伯雍父应为周人但也对其父母使用了日名，而西周中期周公后人的蒋氏以及幾内姬姓贵族的荣氏的青铜器铭文中都出现了日名，作为召公后人所用的伯龢鼎、匽侯旨作父辛鼎中也有日名。谥号制度实际上是西周中期礼制改革之后的产物，而且其取代商代日名制是个缓慢的过程。“周人不用腰坑”、“周人不用日名说”等都已是过时的观点），所以这个故事得是西周中期之后编纂的（而夏王“胤甲”的产生可能要更晚一些，也可能是无意中以讹传讹逐渐堆积出来的世系）。而清华简《厚父》篇中没有“少康中兴”，可能说明它的成作年代较早，也更说明它只能是《商书》，《商书》虽经过周代润色加工但却应有商代的底本，《厚父》篇反映的正是殷人/宋人眼中的“夏史”观念。而周厉王、宣王时期与东夷的战争并不顺利，周室东迁后又有想要中兴的期望，这两个时间段则最符合编出“少康中兴”这个故事的动机。

既然“少康中兴”是以早商史为历史原型，那么只能是周代人作伪而东汉人则没有这个必要。但是顾颉刚的说法却也不无道理，因为西汉和东汉初年人都几乎从来不引用这个典故，就连同样中兴的汉光武帝也仿佛不知道“少康中兴”。而“少康中兴”的故事似乎是东汉以后才广为人知的。我认为，这恰恰是因为先秦时期学说不一，“少康中兴”作为一个新编的不是很重要的故事而知名度有限，周代虽有此故事却并未广为流传，一直要到东汉光武中兴后，由于政治因素宣传和《左传》的普及，这个典故才广为人知。在先秦至西汉，“少康”的知名度其实并不高，估计还比不上“太戊、祖乙、盘庚、武丁”这种商代的中兴之主。

所以这也说明了疑古必须要掌握正确的方法论，一种传说，从它的产生到它的广泛传播，会有一个明显的“时间差”。像“少康中兴”这个故事，假如它产生于西周中期，但却要到东汉中期以后才广为人知，这已经有一千多年之隔。所以疑古学派判断一部古籍和一种传说的产生时间经常出错，往往是忽略了这个“时间差”。

最后再回到话题“古籍记录的夏朝是否为虚构”，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已可以知道“少康中兴”的世系和故事以及夏王“胤甲”都应该是虚构的，夏代中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已经不成立了。夏代的整个世系固然是可疑的，但是它未必完全不存在，否则周人完全凭空编出一个朝代也难以让殷遗民和其他民族信服。比如若我们相信清华简《厚父》的记载，那就意味着孔甲至桀的世系都是可信的，而《厚父》篇中的“禹”实际上已经属于夏朝的“三后”之一，已经从神变成人王了，这也是应当注意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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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马文增《清华简《厚父》新释、简注、白话译文》(简帛网 ,2015-05-12)
2. 子居《清华简《厚父》解析》（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2015年4月28日）
3. 王晖《清华简《厚父》属性及时代背景新认识——从“之匿王乃渴失其命”的断句释读说起》，《史学集刊》2019年第4期
4. 张利军《清华简《厚父》的性质与时代》，《管子学刊》2016年第3期
5. 刘成群《清华简与先秦时代的黄老之学》，《人文杂志》2016年第02期
6. 袁青《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是儒家著作吗——兼与李均明等先生商榷》，《学术界》2017年第8期
7. 冯仰生《论老子"尚阴崇母"思想及其来源》，《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
8. 《吕氏春秋·音初》
9. 顾颉刚、童书业《夏史三论·少康中兴辨》，《古史辨》第七册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0. 周秦汉《夏代中兴史的史料批判及其《左传》文本的形成》，《殷都学刊》2019年
11. 陈梦家《夏世即商世说》，《古史辨》第七册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2. 郭沫若《卜辞通纂》，科学出版社，1983年。
13. 张富祥《商王名号与日名制》，《文史知识》2006年第005期
14. 魏鸿雁《日名制的产生与商王尊号》，《殷都学刊》2017年
15. 李宏飞《夏世系研究》，《甲骨学110年：回顾与展望——王宇信教授师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16. 李宏飞、王宁《小双桥遗址的商与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1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