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能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却至今未能控制？ 第1页

中国是河流文明，欧美各国是海洋文明。

河流文明擅长应对极端灾难，海洋文明擅长开拓扩张。

河流文明以农耕为基础，以治水来巩固耕地，治水必须凝聚众人，所以河流文明的内核是集体主义。

海洋文明以贸易为基础，以探索来实现价值，探索需要勇气与冒险，所以海洋文明的内核是个人主义。

河流文明依赖于耕地，耕地是固定资产，只能守护，无法转移，所以河流文明面对灾难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计代价的挺身而出。

海洋文明依赖于货币，货币是流动资产，便于携带转移，随时可以带走，所以海洋文明面对灾难的第一反应是计算成本与收益：收益远大于成本，则可一战；成本远大于收益，则溜之大吉，哪怕身后洪水滔天。

远古时期的大禹治水、李冰的都江堰，现代的长江抗洪、汶川抢险、还有这一次的新冠都是这样，灾难来临的时候，从高层到基层都是举全国之力不计代价来应对，这样才能控制疫情。

河流文明与海洋文明在应对灾难时，对比强烈，现在的新冠就不用说了。

说说中世纪的黑死病和清末的东北鼠疫。

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也就是鼠疫，让欧洲人口减少三分之一，2500万人因此丧生。

黑死病来临的时候，掌握大量社会财富和资源的贵族、官员带着仆人和金银器皿，纷纷逃往海外，逃往乡下，躲到别墅里寻欢作乐，对城中平民的惨状置之不理。（参见今天的美国权贵和金融资本家）

各国的君主虽然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有心扑灭瘟疫，但是欧洲的君主们只是众多贵族中的一个总领主，没有自上而下的健全的行政体制，无法快速动员征集应对瘟疫的人员和资源，所以只能眼睁睁看着臣民们一批接一批地死去，无计可施。（参见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推诿扯皮）

再看中国，清末中国东北也爆发了一场惨烈的鼠疫。

1910年10月25日，满洲里爆发鼠疫，11月8日即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之后疫情如江河决堤般蔓延开来，不仅横扫东北平原，而且波及河北、山东等地。患病较重者，往往全家毙命，当时采取的办法是将其房屋估价焚烧，去执行任务的员役兵警也相继死亡。一时从城市到乡村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

东北爆发鼠疫的这一年，正是清政府被推翻的前一年，腐朽的清政府已是油尽灯枯，行将就木。就是这个烂的不能再烂的清政府，仍然能够控制这场惨烈的鼠疫，最终死亡的人数只有6万人。

当时清政府任命伍连德为总医官，到东北主持防疫工作。

伍连德是剑桥大学博士级医学专家和公共卫生学专家，时年31岁。

伍连德首先要求所有患者以及与患者接触过的人全部隔离。清政府对伍连德所有要求全部给予支持，为了按照伍连德的计划执行分区，政府从长春调来了1160名士兵对疫区内实行交通管制。疫区内被分为白、红、黄、蓝4个区域，所有居民严格禁止到别的区域活动。
此时死于鼠疫的人越来越多，刚开始清政府还给予死者薄棺以下葬，到了后期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多，死者直接被放在坟场，伍连德左思右想发现要处理这些尸体，唯一的办法就是集中火葬。但是这个办法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无异于掘人家祖坟。
伍连德知道只有皇帝的圣旨才能让火烧尸体得以进行，他带着当地的官员和乡绅到坟场去走了一圈，就让他们顿时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在伍连德向朝廷上书的同时，官员乡绅们也联名向吉林总督申请，强烈要求批准火葬，最终，清政府同意了这个要求并下达皇帝圣旨。在伍连德组织集中尸体焚烧的工作时，沙俄防疫部门也派人在此旁观，后来他们也效仿了中方做法。

控制东北鼠疫，伍连德博士居功至伟，但是如果没有清政府从上到下行政体系的支持，伍连德博士再有天大能力，也无法发挥出来。（参见美国的福奇博士，连说真话都不敢，说了就会被炒）

所以说，我们现在能控制住新冠，是因为我们是河流文明，文明基因中自带应灾模式。

而以欧美为代表的海洋文明，在极端灾难面前，只会发生一件事：权贵出逃，平民等死。

2021.1.4 更新：

评论区的很多朋友提到了《海殇》，说实话，我没看过《海殇》也没看过《河殇》，既然朋友们说起来，就立刻去恶补了一下。

非常反感《河殇》，完全看不到自己文明的长项，反而用别人的长项，来攻击自己的短板，本质是源于自卑的自我否定。

《河殇》产生于80年代中期，那时的中国与欧美相比，确实有很大差距。

现在看来，《河殇》的那些人，因为差距而全盘否定自己，否定自己的文化，不是蠢就是坏。

中国现在的发展已经把那些人的脸打烂了。

《海殇》倾向于另一个极端，就是批判欧美的价值观，用自己的长项去攻击别人的短板，作者不坏也不蠢，思维很跳跃，很有趣，只是有点点刻意地迎合。

以前的时代，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没有全球性的灾难。

在岁月静好的时代，海洋文明崇尚自由、冒险、探索和开拓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这次新冠疫情是第一次全球性灾难，海洋文明各行其是、唯利是图、不顾大局、互相牵制的缺陷就显现出来了。

纵观欧美各国，都没有迅速出台强力的应对措施，导致疫情越来越恶化。

而河流文明与生俱来的中央权威性和社会动员能力，使之能够迅速采取强力有效的措施，来遏制疫情的发展，最终控制住疫情。

这场疫情，让海洋文明的缺陷暴露无遗，让河流文明的优势彰显于世。

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商业繁荣是科技进步的前提，全球化时代，海运低廉的成本注定了国家必须面向海洋，才能让商业繁荣。

所以，一旦灾难过去，海洋文明的优势将继续主导全球发展。

中国有河流文明的传统，有漫长的海岸线，以及优良的港口，有发展海洋文明的优良地理条件。

如果中国能汲取两种文明的长项，让社会有上下一心的强大动员能力，又让个人有自由、探索、开拓的勇气，就再没有人能够遏制中国的崛起。

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
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
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毛泽东

一、万户萧疏

血吸虫是一种肆虐我国至少2000多年的疫病，古代和近代一直都是不治之症。

被血吸虫感染会让儿童停止发育，妇女体弱而丧失生育能力，青壮年也会影响劳动能力。到了晚期甚至腹大如鼓，丧失劳动力以至死亡。因此血吸虫爆发的地方经常会有“寡妇村”、甚至无人居住的鬼村。

患此病者血吸虫在人体内产卵，随粪便排出，在水中孵化为毛蚴，侵入钉螺，发育繁殖为尾蚴，逸至水中，一般人接触有尾蚴的水即侵入体内导致发病。

南方多水田，只要夏天劳作皮肤接触到生水就有可能感染血吸虫，在当年全靠手工劳动的时代，血吸虫十分难以防控。

二、夜不能寐

1955年仲夏正当农忙时节，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到了杭州，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开会期间不要搞其他活动，要帮助他去了解当地农民的生活情况。

然后工作人员就到附近农村实地考察，然而他们看到的却是好不容易分到地，不在受压迫的农民，很多患上了血吸虫病，有人甚至肚子大的像冬瓜，面黄肌瘦丧失劳动能力，有地种不了，只能躺着等死。

工作人员把了解到的情况反映给毛泽东，他听后寝食难安。毛主席的卫士后来回忆时的情况，毛主席说：“我睡不着。你们这次去看，那么多孩子，那么多年轻人，那么多上了岁数的老人，都得了血吸虫病，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啊。”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提出：“

对血吸虫病要全面看，全面估计，它是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应该估计到它的严重性。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防治血吸虫病要当作政治任务，各级党委要挂帅，要组织有关部门协作，人人动手，大搞群众运动。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1956年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

口号喊出来了，但要怎么消灭？

日本当年技术比我们发达，工业基础比我们好。他们的用水泥密封了河岸，即便如此仍旧20多年都没能消灭血吸虫病。当年那个刚刚成立几年，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真的可以做到吗？

三、开创体系

中国的防疫还有医疗卫生体系是非常独特的，和西方国家不同，甚至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不一样。

这种独特的体系，便是那个时候开始建立的。

1955年7月，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规定对18种传染病的管理办法。同年11月，毛泽东又在中共中央杭州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消灭血吸虫病，‘血防’工作要由党委统一领导。”
同年11月23日至25日，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提出必须把消灭血吸虫病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实行充分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原则，并确定了“加强领导，全面规划，依靠互助合作，组织中西医力量，积极防治，七年消灭”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方针。

大体概括一下就是

1、防疫工作是各级党委负责的一项政治任务；

2、要充分发动群众；

3、结合科学技术；

4、卫生、农业、水利、畜牧等多部门合作；

5、中西医结合

这几条是不是很眼熟？现在的防疫工作其实就是借鉴60多年前消灭血吸虫的成功经验。

四、六亿舜尧

要消灭血吸虫，首先要消灭作为中间宿主的钉螺。但钉螺体积小、分布范围广，而且繁殖能力非常恐怖，日本当年在血吸虫防控上失利，很大的原因就是对付不了钉螺。

钉螺的幼体多生活中水中，成年钉螺则喜欢河岸的草丛。灭螺必须水上水下一起搞，真的做起来绝对是一件改天换地的大工程。更何况50年代中国工业化刚刚起步，根本什么大型机械。

怎么办？办法只有一个，“充分发动群众”。

当时有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农业合作化已经初步完成。千百年来农民分散的力量第一次结合起来，而且还有了统一的指挥，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

华容县《血防志》记载：“1958年11月5日，钱粮湖灭螺围挽工程开工，投入劳力18.82万人。至1959年1月13日第一期工程告竣，围挽洞庭外洲有螺面积三十万亩。”

当年华容县总人口不过40万人，调动接近20万劳动力可能已经接近青壮年的总和了。

据中共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的有关资料记载：“江西余江县从1956年春至1957年冬，先后为灭螺填掉旧沟347条，全长19万余米，填土一百多万方，开新沟119条，全长11.6万多米，挖土44万多方；扩大耕地面积532亩，改善灌溉面积1500多亩。

管中窥豹，可见当年各地灭螺运动气势之恢弘。

今年的全民居家、不串门、不聚会、不恐慌、戴口罩等等全民抗疫的行动，其实都是当年地动三河的缩影。

新中国成立以来，“送瘟神”从来都不是一城一省自己的事，而是一方有难全国支援。

在当年也是如此，只要有血吸虫爆发的地区，都会有各地的医护人员冲到疫区最前线。

这个场面是不是很眼熟？

今年支援武汉的最美逆行者，只是换了一代人，换了更先进的设备，但仍然是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光荣传统。

不只是医疗队，其他行业纷纷为对抗血吸虫贡献力量。

药厂加班加点的生产抗疫需要的药品，科研人员研发新的抗虫药，纺织厂也抓紧赶制多层防虫袜，让农民下水田劳动的时候避免被血吸虫尾蚴钻进体内。

五、瘟君何往？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江西省余江县首先消灭了血吸虫病的喜讯。

毛主席得知喜讯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于是写下了著名的《送瘟神二首》：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余江县只是一个开始，全国各个血吸虫疫区在后来纷纷传来喜报。

上海市青浦县任屯村曾险些因为血吸虫彻底绝户。当时任屯村全家去世的有97户，仅剩一人的有28户，侥幸活下来的仅461人。

经过1955至1962年的送“瘟神”运动，村民健康情况大大改善，村里组建了农民篮球队，在1963年参加全县运动会，夺得冠军。

福建省福清县的东张一带本是重疫区，漫山遍野都栖息着钉螺，老百姓大多逃难，十室九空。

解放后当地政府号召群众查螺，还从外地调来一万多名解放军战士和农工，采取喷雾器喷药、火烧、药物泥糊等办法，硬是将漫山遍野的钉螺全部消灭了。

如今此地已建成“石竹山旅游区”，成为福建省的八大旅游胜地之一。

江苏昆山县因系血吸虫病重疫区，通过大搞群众血防运动，出兵人数从百余人增加到1000多人，体检合格率从21.6%上升至79.8%。

中国防疫、抗疫工作不是什么机密的东西，买张报纸就能学到，其中也没有什么先进的技术。总结起来就是毛主席的一段话：

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然而同样血吸虫泛滥的日本，其最大的感染地带山梨县在1996年2月才宣布血吸虫病流行终结。

这就像是一条阳谋，我做的事情都是公开的，你想学我甚至可以教你，但你却做不到。

因为你的上层精英和人民群众是割裂的，你不可能将他们结合起来，让他们互相信任、互相配合，更不可能调动人民的伟大力量，所以防疫工作是肯定是做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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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疫情逐渐成为常态，那就会产生巨大的”疫情利益集团“。

ICU放不下病人，无非是lowlife们的死亡，只要有足够的荒岛，就起不了一点波澜；如果扩建了ICU，招了护工，却没有人去付费住它，则会导致医院的破产，形成系统性经济危机、医疗危机。

互联网公司们在疫情下，作为隔离者们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渠道，赚的钵满体满，而这个增长势头则用来取悦股东，描绘出公司的美好前景。如果人们走出家们，他们的美好前景就会不再。

还有各种其他的疫情利益集团，在”自由民主“的招牌下，他们绝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疫情中已经到手的利益。他们想要更多，更多。

制药公司巨额投入，研究出了新冠的药品，不管有没有效果，他们总是需要足够数量的新冠病人，来回收他们的成本。

疫苗公司巨额投入，研究出了疫苗。他们一定希望大家都去买他们的疫苗，而且不是每人一针、两针，而是每人每年都要打一针，还需要付大价钱才能打针，让新冠病毒像天山童姥的“生死符”一样，这样，股东们的利益才能最大化。

而“自由民主”的框架下，又允许他们自由地雇佣各种媒体，NGO，白手套，用各种谣言，各种曲解，对生活中的现象做出各种奇怪的解释，提出各种似是而非解决方案，以给人们洗脑，使真实的世界向他们自己想要的方向发展。

那么，他们会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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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an-hao-6-89 网友的相关建议: 
      

下面让我们来复盘2020年惊心动魄的新冠疫情事件。

明初奇人刘伯温在《救劫碑文》中有一句名言传颂很广：“十愁难过猪鼠年，甲子丰收庚子乱”。盘点中国近代史，庚子年给中国人民留下的都是苦难的记忆。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然后是百年屈辱史；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然后与清政府缔结了中国历史上最屈辱，赔偿金额最高的《辛丑条约》。

1960年，我们工业化进程出现严重挫折……

2020年，我觉得是向上追溯180年庚子年历史中一个转折之年，这一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将毫无悬念地被载入历史。

1 西方的傲慢

2019年12月，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出现不明原因肺炎患者，虽然陆续也有新闻报道，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把它仅仅当做一则不起眼的新闻而已。

谁也不曾想到，这个不明原因的肺炎将对中国造成怎样的冲击。

2020年1月，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开始零星扩散，开始有一线医护人员怀疑这是类似SARS的传染性疾病，但是当时患者数量不足，还不能得出人传人的结论。

转折点是1月19日，钟南山临危受命紧急赶往武汉，次日再赶到北京汇报，1月20日，钟南山在记者招待会上首次提出，这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

消息一出，举国震动！

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

武汉封城之后，全国舆论掀起一场风暴，公众普遍质疑武汉方面面对这样具有高度传染性疾病反应迟钝，各路媒体反复梳理武汉疫情前期过程，把武汉方面的失误反复鞭打。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其实新冠疫情早在去年6月就在意大利出现，并且扩散到全世界，美国CDC现在也承认去年12月美国就出现大量新冠疫情患者。

如果说反应迟钝、应对失误，这些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武汉方面差距至少有八条街，但是那时武汉方面却是唯一的焦点。

中国武汉爆发疫情国际舆论一片幸灾乐祸的声音，其中不乏借机对中国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攻击，然后有一张著名的图片广泛流传。（西方媒体指责中国限制措施侵犯人权）

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更为恶毒。（美国纽约时报：《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

在铺天盖地的国内国际舆论风暴中，也有人提出如果新冠疫情首先在欧美国家出现会是什么结果，然后舆论场上无数公知大V就跳出来论证美国、日本等国家不但对传染性疾病有一整套严密的防控机制，而且民主国家新闻自由、信息透明，所以即使有疫情发生，也很快就能扑灭。

应该说公知大V吹捧欧美国家也不完全是“毫无依据”，他们所有的说法当时都是有“国际共识”的。

美国名校霍普金斯大学的著名智库经济学人在2019年发布了一个全球卫生安全指数。在这个卫生安全指数里中国各项指数都偏低，总分仅48.2分，全球排名51位，“响应”排名47位，“规范”排名141位，有50个国家综合指数在中国之前。

而大美利坚合众国排名第一，总分83.5，远远领先排名第二的英国。

在武汉封城之后，智库经济学人还发布了一篇雄文，声称按照他们建立的模型显示，“中国这种体制不利于抗击疫情”，而美国的体制“响应更迅速，更透明、行动更能及时纠偏”。

是的，在美国精英阶层眼里，中国应对公共卫生安全能力，甚至还不如厄瓜多尔——就是那个社会治理非常低下，后来爆发新冠疫情之后，大量尸体都无法处理，用塑料袋包裹堆在家门口或者街边的厄瓜多尔。

2 中国的抗疫战争

在国际舆论冷嘲热讽之中，中国却发起了一场气壮山河的抗疫战争。

武汉在经历了短暂的慌乱与无序之后迅速进入战时状态。

上千万人居家隔离，十天建成火神山医院，在一个月内建设16家方舱医院，设立定点医院255家，隔离病房22.5万间，救治病床11.7万张；

核酸检测量从疫情之初每日300份提高到5月的132万份；

累计开展流行病学调查10万人，追踪管理密切接触人群28.5万人；

供应链运行良好，武汉封城期间物资供应充足，物价平稳；

在这一切成绩的背后，是全国人民对武汉的鼎力相助——

在疫情期间有346支医疗队，4.26万名医务人员，965名公共卫生人员火线驰援，19个省对口帮扶。

全国10%的重症医护力量集结武汉，25%的ECMO集中在湖北，社会各界捐款151亿，捐物1.59亿件，无数医护人员、志愿者争先恐后驰援武汉，可歌可泣的事件层出不穷。

2月之后，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开始实施最严格的防控措施，14亿国民自动服从国家号召居家隔离，几百万公务员，几千万共产党员被有效组织起来在抗击疫情一线冲锋陷阵——迅速完成社区隔离、疑似患者筛查、供应链组织等工作。

在西方智库评价体系里，中国这个应对流行性疾病排名只有51位的国家以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表演让全世界媒体都目瞪口呆。

在中国，筛查如同战争片——

中国一个最基层的居委会只有几个工作人员，但是只要动员令一下，却能迅速组织几百名志愿者（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迅速完成社区封闭、监管、排查、宣传工作。

在中国，追踪就是侦破片——

对于确诊患者密切接触人群的追踪我们不但在社区进行拉网式反复筛查，更要联合卫健、公安、统计、通信部门进行抽丝剥茧式追踪，将潜伏在人群中的无症状感染者全部找出来，有效防止了疫情的扩散；

中国政府与人民出色的表现，以至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介绍中国经验时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一生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

3 冷嘲热讽与落井下石

当中国在与新冠疫情拼死决战的时候，西方国家在做什么呢？

它们在冷嘲热讽，在冷眼旁观，在落井下石。

武汉封城，

它们说我们这是侵犯人权；

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时，

它们说这是中国版的“切尔诺贝利时刻”；

当日本人好心提醒欧盟国家要重视新冠疫情时，一个意大利官员居然说，这是黄种人才会感染的疾病。

三体有一句名言——弱小与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

这句名言用在西方国家真是在贴切不过了。

最令人寒心的是，当中国因为抗击疫情工厂大面积停工，经济严重停滞的时候，某些国家与地区落井下石的表现令人齿冷。

美国第一时间宣布中断与中国的航班，并派出军舰闯入我南海；

印度与台湾地区宣布对华禁售口罩等医疗物资；

美国商务部长公开宣称：新冠疫情将有助于制造业回流美国；

印度交通部长直言不讳表示：疫情之后，中国全球工厂的地位将被削弱，印度会吸引更多投资。魔笛政府甚至雄心勃勃划出46万公顷土地准备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链。

2月初在日本横滨爆发的钻石公主号事件如同一面照妖镜让一票西方国家丑陋无能的嘴脸原形毕露。

口口声声标榜自己“人权至上”的几个西方发达国家的表现让人倒尽了胃口，面对钻石公主号上3711人的人道主义灾难，英美两国是推卸责任不闻不问，日本是应付舆论敷衍了事，最后眼睁睁看着邮轮在横滨停靠半个月不能上岸，传染病例超过700人！

当时我就预言，西方发达国家如果爆发疫情，结局绝对不会好！

4 西方的策略

果然，3月新冠疫情陆续在西方各国爆发之后，这票号称应对流行病准备最充分的国家的表现让人瞠目结舌。

美国，川普在疫情之初的表态：

——“我可以代表美国说我国疫情尚在掌握之中”

——“没什么需要恐慌的”

——“新冠病毒会奇迹般地消失”

——“新冠病毒是民主党的新骗局”

——“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做好了准备；我们有全球最好的专家”。

英国：

3月12日，英国首相公布了英国的防疫政策：“群体免疫”策略。

“让英国绝大部分的人感染新冠病毒，这样虽然会有一部分人会因此死亡，但是绝大部分的人将会活下来，并且获得抗体，从而获得群体免疫力。”

日本：

2月初，日本厚生劳动省大臣加藤胜信公布了日本的防疫策略：从预防感染的政策角度来看，为所有人实施PCR检测并非有效对策，需将有限的检测资源集中用于有重症化风险的患者。

瑞典

严格执行“群体免疫”政策，好吧，就是躺倒任由病毒蹂躏。

德国

德国采取典型的缓解策略： 强调新冠肺炎不可能被完全阻断， 采用大流感的管理模式，全民教育，降低社会活动度，通过家庭自我防护，降低疫情传播，主要注重对重症病例的救治。

5 三观尽碎

说实话，原本我对中国崛起很有信心，但是对于西方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大，国民素养、科技发达还是比较认同的。

虽然我也认为他们社会治理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在新冠疫情这张考卷下，西方国家不但面对疫情态度消极，而且应对疫情的治理能力之差，道德底线之低让我三观尽碎。

比如，中国一旦遇到突发性自然灾难，我们立刻就有无数志愿者站出来，自发承担救援物资组织、救济、援助等工作。

在我想象中，西方国家基层志愿组织更为发达，并且还有成熟完善的社工文化，所以，遇到新冠疫情西方国家志愿者组织应该有更为出色的表现。

但是，在西方国家爆发新冠疫情之后，我根本看不到大规模系统性志愿者的身影。

虽然意大利、法国等等国家也陆续颁布了封城的命令，但是无论是执行居家禁止令还是旅行禁止令，这些国家主要靠军队与警察来执行，并且效果很差。

而中国靠着居委会大妈、脾气暴躁的村支书以及志愿者就让14亿人乖乖待在家里，严格执行每户人每2天出门采购一次的规定。

比如，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通过呼吸系统传染的疾病，所以我们人人佩戴口罩，回家就洗手，甚至还对全身衣服进行消毒——在我们看来，这些不过是常识性操作而已。

但是这些常识性操作在西方国家却是另类，他们不但抗拒佩戴口罩，还喝消毒液，焚烧5G基站（认为是基站在传染病毒），抵制居家禁止令，组织大规模集会。

比如，我们都认为西方国家都有一套完善的疾病防控机制，包括信息采集、追踪、疾病监测与收治等等。

但是新冠疫情在欧美国家爆发之后，我们眼珠子都掉了一地，这些发达国家不仅社会治理极差，基础设施不行，连基本信息采集都错漏百出。

以美国为例，号称全球科技最发达的国家，联邦政府居然没有一个可靠的病例上报系统，逼着彭斯一个个给全美医院发函，要求他们向联邦政府上报数据，至于对确诊患者密切接触人员的追踪，西方一票发达国家居然没有一个能做到。

吐槽一下：好莱坞大片中那种敲几下键盘就可以几秒钟之内在全世界锁定目标的本领去哪儿了？

比如，我们觉得民主国家信息透明，靠选举执政的官员应该要对民众负责。

但是看看西方国家一顿骚操作，前期对疫情或者漠不关心或者拼命隐瞒，后期疫情爆发后制造各种“群体性免疫”理论——

实际就是对疫情不管不问，最后导致疫情全面爆发，截止到12月欧洲死十几万人，美国死几十万人，居然没有一个官员被问责。

而中国仅仅是湖北方面前期应对疫情不当，就有3000多官员被问责撤职！老实说，我觉得湖北这批被问责的官员随便拉一个出来表现也比西方国家不被问责的官员强得多！

比如，公知告诉我们，民主国家没有腐败。

结果美国总统安排自己女婿负责医疗物资采购，这些联邦政府采购的医疗物资被转手交给5个私人医疗公司，然后医疗公司将这批物资采用竞价拍卖价高者得的方式卖给各个州政府——

这种肆无忌惮发国难财的行为，美国从政府到新闻界居然熟视无睹。

最重要的是，一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欧美国家却并不如此。

比如，在现代社会政党是什么？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党是现代国家组织里动员力的基础，是国家与民族凝聚力的源泉，是社会的脊梁。

在中国遇到社会性灾难我们习惯了这样的场景：党员先上，然后带动老百姓参与，基层党组织协调。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抗击新冠疫情的战争中，我们共产党员起到了模范先锋作用，疫情期间一共有400多名政府工作人员与志愿者牺牲在第一线，其中超过70%都是共产党员。

但是在西方国家应对疫情期间，我们却看不到任何政党组织与党员的身影——社区隔离没有，医疗物资采购没有，民间援助更是没有！

只有在美国大选时，我们才看到民主党与共和党开始活跃起来，各种集会演讲，各种社区拉票——好吧，冲锋陷阵时政党组织与党员躲在一边，争权夺利时一个个如同打了鸡血一样积极。

这就是西方国家政党与中国共产党本质区别！

吐槽一下，香港那票形形色色的政党也是如此，搞动乱一个比一个积极（毕竟有境外资金奖赏），选举争权夺利一个比一个上心，真遇到疫情了，全做了缩头乌龟！

6 抹黑与甩锅

因为西方国家腐败、无能，组织涣散，结果新冠疫情毫无悬念在全球大爆发。

面对新冠疫情凶猛的攻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抗疫一塌糊涂，不但不反思总结自己的失误，反而丧心病狂地对中国进行抹黑与甩锅。

美国总统特朗普、国务卿蓬佩奥公然将新冠病毒命名为“中国病毒”，西方媒体一拥而上，一段时间“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的报道铺天盖地。

甩锅之后就是发起对中国的“索赔”运动。

美国一些政客与社会组织公然向中国起诉，要求索赔20万亿美元；

英国一家智库要求政府向中国索赔3510亿英镑；

印度一个非政府组织也要求政府向中国索赔；

澳大利亚公然提出要发起对中国的“独立调查”；

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

当时很多国人都焦虑未来西方国家会不会联手向我们发难，这个问题我倒是不怕的，试想，连新冠疫情的突然冲击我们都能顶住，西方国家一些政客的叫嚣难道还会让天塌下来？

前段时间德国媒体批评我国搞战狼外交引发舆论热议，很多人还颇为认同德媒的观点，认为我们外交没必要咄咄逼人，没必要四处出击四面树敌，甚至有人觉得痛打土澳也不符合统战的原则，这里讲讲我的看法。

我们不提过去，就看看今年以来国际舆论场上西方媒体与政客的对华言论。

中国爆发疫情之初，西方舆论不是攻击我们体制，就是侮辱我们是东亚病夫；

好吧，我们忍了；

当我们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时候，西方舆论说这是中国版的“切尔诺贝利时刻”，不但不感激中国为它们争取了一个月的缓冲时间，反而冷嘲热讽；

好吧，我们还是忍了；

当西方国家爆发疫情之后，美国为首的一些政客说这是“中国病毒”，是中国人将新冠病毒传染给全世界；

请问，这还能忍吗？

接下来，就是西方国家发起向中国索赔的呼声；

请问，这能忍吗？

所以，中国战狼外交完全是西方国家步步紧逼的结果，你不与他们斗，不去争，不教训一些反华急先锋，这票国家无中生有就能在我们身上撕下一块肉来，你信不信？

最近我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境外舆论战中获得一次痛快淋漓的胜利，结果就引来了德国媒体“战狼外交”的指责，大家知不知道，为啥这票西方国家只会含蓄地批评中国的外交风格，却没有对赵立坚本人进行攻击吗？

插播一段赵立坚往事。

赵立坚在巴基斯坦担任临时代办兼参赞的时候，曾经怒怼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赖斯。

事件起因是赵立坚在社交媒体推特上批评美国的种族问题，“华盛顿特区的白人从不去西南区（后发文澄清为华盛顿东南区），因为那是黑人和拉美裔的地区。”

此举惹恼赖斯，赖斯发推文称赵立坚为“可耻的种族主义者”，而且“惊人地无知”，推文称，“在正常时期，你会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PNG）。

赵立坚则回击称，赖斯才是“可耻”和“惊人地无知”，赵立坚说他目前派驻伊斯兰堡，但曾在10年前派驻华盛顿，指责赖斯，“把说你不想听的真话的人标签为种族主义者，是无耻与恶心的行为。”

据传，赖斯为此向中国方面投诉，要求中国处理赵立坚。

然后不久，赵立坚却被调任为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兼新闻发言人！

虽然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与新闻司副司长同为副司级，但是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兼新闻发言人地位与影响力显然远远超过巴基斯坦临时代办。

我想起国际外交史上一段经典对话。

20世纪A国与B国剑拔弩张，某日A国一个军官发表了一段言论让B国非常不满，于是B国要求A国处理这个军官，然后A国回应是这样说的——

“我们对于史密斯上尉的言论表示遗憾，我们已经提醒史密斯少校注意自己的言论，如果再出现类似的问题，我们将对史密斯上校进行严厉的处罚！”

6 拯救全球经济

当全世界都在新冠疫情里打滚的时候，率先取得抗击新冠疫情胜利，并且率先恢复生产的中国向全世界，甚至包括前期落井下石的国家不计前嫌地伸出自己的援手。

我们向几十个国家派出医疗队与专家小组；

我们给上百个国家提供天文数字的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医疗物资；

我们向世界卫生组织捐款20亿美元；

我们承诺自己研发的新冠疫苗将作为公共卫生产品提供给全世界；

人在做，天在看！

所以，当全世界因为疫情导致经济陷入停摆之时，中国经济却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加班！加班！不停加班！这是今年中国生产企业特别是外贸出口企业的普遍现象。

因为疫情导致全世界生产停摆，中国成为全世界唯一仅存的制造基地。

从5月到11月，虽然人民币连续升值从兑美元汇率7.19升值到6.5，但是也挡不住外贸出口暴增的势头；

医疗物资出口暴增；

手机、笔记本、家用电器出口暴增；

自行车、小家电出口暴增；

纺织品出口暴增；

刚刚过去的11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21.1%，当月贸易顺差754亿美元，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纪录！

中欧货运班列同比猛增105%，海运集装箱一箱难求！

大家知道这些现象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中国凭一己之力硬生生拯救了全世界经济！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在疫情爆发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为了撑住经济都不约而同进行大规模印钞放水。

但是如果只有钞票没有足够的商品供应，海量的货币与短缺的物资直接就会导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最后经济崩溃几乎是必然的结局。

但是，还好中国的工厂填补了全世界商品短缺的空白，天文数字的中国商品源源不断通过海运、铁路运输到达世界各地，保障了全世界的物资供应，让全球主要经济体仅仅只靠印钞就撑住了经济。

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以及旺盛的需求不但将国际原油价格从负油价硬生生拉回到40美元以上的区间，还拉动铁矿石、动力煤价格节节攀升。

假如没有中国在今年1—2月众志成城的抗疫战争，假如中国现在如同其他国家一样在疫情泥潭里打滚，假如现在中国也无法向全球提供充足的商品供应；

现在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模样？

那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

年初中国的抗疫战争为全世界争取了1个月的缓冲期，

好吧，被一票发达国家猪队友浪费掉了！

现在中国的工厂生产的商品撑住了全球经济没有崩溃，社会没有失控，所有在年初冷嘲热讽，抹黑甩锅我们的国家——

你们不但欠中国人民一声感谢，更欠中国人民一次道歉！

7 超级烂摊子

那个在今年不遗余力抹黑甩锅中国，各种落井下石的美国现在怎么样了呢？

目前确诊超过1700万，死亡超过30万——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次世界大战，并且每日还以超过珍珠港事件死亡人数向上飙升。

年初湖北某“著名作家”编造的谣言“满地无人认领的手机”被你们如获至宝，迅速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向全世界传播，现在这些现象正在一一在美国呈现。

对于美国目前的超级烂摊子我想起中国一句古话——

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

人心效顺，匹夫无不报之仇！

都不用我们出手，老天爷也会狠狠惩罚你们！

8 非同寻常

复盘2020年让我感慨万千。

过去我一直在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有一个标志性事件让全世界都认同美国衰落的趋势无可阻挡，中国崛起的趋势同样无可阻挡。

但是过去我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这样的标志性事件居然是一场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

在同样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中国不但将自己的道路优势、制度优势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14亿国民内生性的爆发力凝聚力更是让全球瞠目结舌。

虽然新冠疫情还没结束，但是全球重要经济体对华态度已经悄悄发生变化。

2019年印度退出RCEP协定，当时日本表态，印度不来我就不签，结果今年还是签了；

新加坡总理在签订RCEP协定之后，对外表态，不参加没有中国的联盟；

12月10日德国前副总理菲舍尔撰文：中国赢得了2020年。

2020年即将过去，未来如果我们回望这个不平凡的一年或许才能意识到——我们在2020年见证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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