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病毒都不会100%致死,有幸存者熬过了病毒就会产生抗体,逐渐后代会群体免疫。
人类已经有了200万年,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什么病毒没遇到过,要是免疫系统对病毒毫无抵抗力人类早就没了。
古代?
搁八十年代,估计县里都不会上报市里,市里都不会上报省里的。
主要是前有SARs的神秘爆发神秘消失,明白的人儿们,心里悬着的那根弦一直没放松。
后有某Phase One协议签署在即,咒人者,被反咒,而被咒者就此解脱,这才是不寒而栗的事。
人类的命运,一看过几天公布的UFO“真”相,二看此次天量货币如何收场。
我国古代动不动就人口减半,新冠算老几?
王莽之乱,50年间,人口从6000万降为3500万,减少最小42%(最大65%);
黄巾之乱,30年间,人口从6000万降为2300万,减少最小62%(最大87%);
隋末大乱,15年间,人口从6000万降为2500万,减少最小58%(最大78%);
安史之乱,30年间,人口从7000万降为3540万,减少最小49%(最大68%);
太平天国之乱,20年间,人口从4.36亿降为3.64亿,最小减少17%(最大46%)。
新冠这死亡率放古代就是个弟中弟,就算全部人都感染了,死于新冠的人也绝对到不了死于难产的产妇的十分之一。
西方黑死病不说了,就说中国的史料记载的瘟疫。
死者过半、十之八九是常态。
不过,古代没有汽车高铁飞机,人口流动比较困难,当一个区域的人死了大半后,瘟疫就差不多结束了。
新冠死亡率没那么高,放在古代,会在一个小范围内传播并很快结束,真的就是大号的感冒... ...
880年,唐廣明元年,庚子年,春末,贼在信州疫疠,其徒多丧。赋众疫疠,摘自《旧唐书·僖宗纪》。
891年,唐大顺二年,辛亥年,春,淮南大饥,军中疫疠,死者十三四,摘自《旧唐书·昭宗纪》。
1127年,南宋建炎元年,丁未年,三月,金人围汴京,城中疫死者几半,摘自《宋史·五行志》。
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辛亥年,六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尸無算,摘自《宋史·五行志》。
1132年,南宋绍兴二年,壬子年,春,涪州疫,死数千人,会稽时行痢疾,摘自《宋史·五行志》、《续名医类案·痢类》。
1161年,金正隆六年,辛巳年,诸道工匠至京师,疫死者不可胜数,天下骚然,摘自《金史·完颜匡传》。
1164年,南宋隆兴二年,甲申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绥,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是岁浙之铠饥民疫者尤众,摘自《宋史·五行志》。
1181年,南宋淳熙八年,辛丑年,行都大疫,禁旅多死。宁国府民疫,死者尤众,摘自《宋史·五行志》。
1191年,南宋绍熙二年,辛亥年,涪州疫,死数千人,摘自《宋史·五行志》。
1209年,宋嘉定二年,己巳年,夏,都民疫,死去甚众,淮民流江南者,饥与暑并,多疫死,摘自《宋史·五行志》。
1210年,南宋嘉定三年,庚午年,四月,都民多疫死,摘自《宋史·五行志》。
1276年,南宋德佑二年,丙子年,数月间城中疫气薰蒸,人之病死者,不可以数计,摘自1297年,元大德元年,丁酉年,八月,真定、顺德、河间旱疫;河间之乐壽、交河疫死六千五百余人。(十二月)般阳路饥疫,兵多死于瘴疠,摘自《元史·成宗本纪》、《新元史·史耀传》。
1308年,元至大元年,戊申年,春,绍兴、庆元、台州疫死者二万六千余人,摘自《元史·五行志》。
1331年,元至顺二年,辛未年,疫疠死者十九,摘自《元史·文宗本纪》。
1332年,元至顺三年,壬申年,宜山县饥疫,死者众,摘自《元史·文宗本纪》。
1408年,明永乐六年,戊子年,正月,江西建昌、抚州、福建建宁、邵武,自去年至是月,疫死者七万八千四百余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410年,明永乐八年,庚寅年,登州、临海诸州县自正月至六月,疫死者六千余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413年,明永乐十一年,癸巳年,六月,湖州三县疫;七月,宁波五县疫;邵武大疫,绝死者万二千户,摘自《明史·五行志》
1444年,明正统九年,甲子年,冬,绍兴、宁波、台州瘟疫大作;及明年死者三万余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456年,明景泰七年,丙子年,五月,桂林疫,死者二万余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475年,明成化十一年,乙未年,八月,福建大疫,延及江西,死者無算,摘自《明史·五行志》。
1485年,明成化二十一年,乙巳年,新野疫疠大作,死者無虚日,摘自《名医类案·瘟疫》。
1493年,明弘治六年,癸丑年,吴中大疫,常熟尤甚,多阖门死,摘自《都公谭纂》。
1506年,明正德元年,丙寅年,六月,湖廣、平溪、清涼、镇远、偏桥、四卫大疫,死者甚众,靖州诸处自七月至十二月大疫,建宁、邵武自八月始亦大疫,摘自《明史·五行志》。
1523年,明嘉靖二年,癸未年,七月,南京大疫,军民死者甚众,摘自《明史·五行志》。
1525年,明嘉靖四年,乙酉年,九月,山东疫,死者四千一百二十八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530年,明嘉靖九年,庚寅年,痘災盛行,死者过半,摘自《痘症理辨·序》。
1534年,明嘉靖十三年,甲午年,春,痘毒流行,死者十有八九,摘自《疫症集说》。
1582年,明万历十年,壬午年,四月,京师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安,患大头瘟症,死者枕籍,摘自《明史·五行志》、《顺天府志·祥异》。
1586年,明万历十四年,丙戌年,大梁瘟疫大作,甚至灭门,摘自《万病回春》。
1622年,明天啟二年,壬戌年,(时行疫痢)夏末秋初,沿门阖境患此,病势极为危迫,摘自《先醒斋笔记·痢门》。
1681年,清康熙二十年,辛酉年,晉宁疫,人牛多毙;曲阳大疫,余姚痘疫盛行,摘自《清史稿·災异志》、《学箕初稿·天花仁术序》。
1703年,清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年,春,琼州、灵州大疫;五月,景州大疫,人死無算;六月,曲阜大疫,东昌疫,巨野大疫;八月,文登大疫,民死几半,摘自《清史稿·災异志》。
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年,春,南乐疫,河间大疫,块獻县大疫,人死無算;六月荷泽疫;秋,章邱、东昌、青州大疫,福山瘟疫,人死無算,昌乐疫;羌州宁海、潍县大疫,摘自《清史稿·災异志》。
1723年,清雍正元年,癸卯年,秋,平乡大疫,死者無算,摘自《清史稿·災异志》。
1727年,清雍正五年,丁未年,夏,揭扬、海阳大疫;秋,澄海大疫,死者無算;冬,漢阳疫,黄冈大疫,钟祥、榆明疫,摘自《清史稿·災异志》。
1732年,清雍正十年,壬子年,昆山大疫,死者数千人;夏,会城疫,摘自《洄溪医案·瘟疫》。
1733年,清雍正十一年,癸丑年,镇洋大疫,死者無算;昆山疫;上海、寶山大疫,摘自《清史稿·災异志》。
1786年,清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年,春,泰州、通州、合肥、赣榆、武进、苏州大疫;夏,日照、范县、莘县、莒州大疫,死者不可计数;昌乐疫,东光大疫,摘自《清史稿·災异志》。
1821年,清道光元年,辛巳年,三月,任邱大疫;六月,冠县、武城、范县大疫,巨野疫,登州府属大疫,死者無算;七月,东光、元氏、新乐、通州、济南大疫,死者無算,东阿、武定、滕县、济宁州大疫;八月,乐亭大疫,青县时疫大作,至八月始止,死者不可胜计;清苑、定州瘟疫流行,病毙無数;滦州、元氏、内邱、唐山、蠡县、望都大疫,临榆疫,南官、曲阳、武強、平乡大疫;九月,日照、沂水大疫,摘自《清史稿·災异志》。
1832年,清道光十二年,壬辰年,三月,武昌、咸宁、濳江大疫;四月,蓬莱疫;五月,黄陂、漢阳、宜都、石都大疫,死者無算;崇阳大疫;监利疫,松滋大疫;八月,应城、黄梅、公安大疫,摘自《清史稿·災异志》。
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年,夏,暑风甚剧,时疫大作,俱兼喉痛,亡者接踵,摘自《冷庐医话》。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会有很多人感染,但绝不会灭亡。
去年visualcapitalist做了一张生动的新冠数据可视化图,我简单汉化了一下,很能直观地体现Covid-19与其他流行病的差距。
要注意的是,其实在流行病之间进行比较是很复杂的,并不只是单单对比目前的死亡人数就可以,还需要考虑这种疾病致命性以及当时的人口数量这些因素。例如排在第一的黑死病爆发时,1300年世界上大约有3.9亿人口;到1918年西班牙流感爆发时,全球有近20亿人口[1][2]。
所以,大流行导致的死亡人数占全球人口数的比也很重要。
黑死病的恐怖,观看数据就能感受到。许多历史学家估计当时在五年内有2500万到2亿人死亡。这相当于当时世界人口的5%到40%[3]。
虽然从新冠的占比来说,目前依旧是不上个位数。但如果仅按目前的死亡人数计算,Covid-19确实很可能跻身历史上最致命的10大瘟疫之一。
不过还需要注意,这并不代表这就是最终的数据。排名只能作为一个大概参考。因为目前世界不但还没度过大流行,而且官方统计的数据一般在大流行结束后还要重新通过其他参数纠正(一般来说只会多)。
加上对于过去大流行的历史记录往往很少,历史上一些最严重的瘟疫,例如虽然天花在与欧洲接触后席卷了美洲,但是大多发生在没有书面出生或死亡记录的社会,这让历史学家难以猜测它们的总体影响。
可以肯定的是,在出现各大洲的人口来往交流之前,以传播源为中心的区域内都会有更多人感染,但是跨大陆板块的传播还是很难的。
这里需要对古代这个概念做一些划分。不知道题主对古代的界定是哪个时代?
如果还未到Zong教兴盛的时代,战国更早,甚至乃至还没进入封建社会之前,可能受限于人口密度比现代更难传播开,但病死率受限原始人的医疗条件就说不准了。
随着人类越文明,城市越大,贸易路线越奇特,与不同人群,动物和生态系统的接触越多,大流行的可能性就越大。
特别是伴随着Zong教类的活动(参考欧洲中世纪),可能会有更多的聚集。
如果COVID-19出现在古代,其感染率很可能比今天高(感染率,prevalence of infection是指在某时间内在被检人群中某病原体现有感染者人数所占的比例),但感染范围不容易扩大。
加上古代的医疗卫生条件虽然随着文明发展有了进步,但是和现在是不能比的,所以可能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比现在更快的传播,但病死率不一定比现在高。
为什么古代的病死率可能都不一定现在高呢?这还要说到我们的第三个原因。
首先,绝对不是说年轻人不用预防,不会被感染,GOV说了全年龄段都需要预防(手动保M),通俗地说,是强调老年人更难痊愈,而年轻人痊愈机会大 [4] 。
因为与鼠疫不同,COVID-19很少杀死儿童和年轻人,而健康的人(本身无基础疾病的人)多能康复。古代老人较少,我们来看看这个数据。
旧石器时代人类的预期寿命仅33左右,到了青铜器时代也才26左右,到了古希腊(对应我们秦汉时期)能活过30岁就很好了[5]。
如果有人感兴趣算过古代皇帝的平均寿命,可能会发现即使皇帝以“万岁”自诩,但自秦汉至明清,他们能活过50岁的也寥寥无几。
所以我认为,如果新冠发生在古代,比起新冠,古代人可能更害怕战乱、以及其他瘟疫(可别以为有了新冠,古代就没别的病毒)的影响,毕竟古代新生儿夭折的概率极高。
因此,古代人平均年龄小,人口少,人口密度低,故传播条件相比现代更差,加之新冠对老年人危害更大,古代人可能也活不到能被新冠「毒死」的年龄。
当然,如果硬要把病毒在古代突变的几率也算进去的话,将新冠突变成对儿童青年致死率更高,传播力更强,那就另当别论了。
这句话可不只是一个鸡汤,如果说新冠发生在古代,依旧无法使得人类灭亡,结果它就有可能帮助到人类的进化。因为古代人对于无药可救的传染病,基本上除了社会隔离措施就是靠自身免疫力「硬扛」了,那么就很有可能获得群体免疫,反而还会增强后世对这类病毒的免疫。
生物的进化历程本身就是不断适应环境的过程:自古以来人类生存的环境中各种各样的微生物,所以人体在进化过程中自然也会逐渐适应这种环境。人体免疫系统正是在与细菌、病毒持续不断的战斗中得到进化的。
但注意,只是增强,不是百分百免疫。比如本来10个人里9个会被传染,现在战胜病原体的基因被遗传给新一代了,那可能会减少这个被传染的数量。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获得抗体,而且就算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进化,病毒也存在变异。就像这次新冠病毒,其实冠状病毒不是第一次出现[6](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目前已发现的至少有七种,如之前的SARS-CoV、MERS-CoV、HCoV-229E、HCoV-OC43、HCoV-NL63、HCoV-HKU1),只是这一次出现了新的变异种,而且未来作为这类RNA病毒来说,还可能出现新的变异。
对于变异,我们现代技术可以进行一些预防准备。毕竟病毒依旧是人类基因组中自然选择的主要驱动力之一,通过自然选择,战胜病原体的基因更可能被遗传给新一代,通过使用现代工具,研究人员可以在现代人的DNA中发现这些古老病原体的踪迹——通过确定它们是如何推动自然选择的。这些信息可以反过来可以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帮助预测未来可能会生的流行病[7]。
最后,如果你依然还认为会在古代导致人类灭绝的发生,你还可以看看国家对新冠的分类。
2003年非典之后,我国修订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控制法》按传染病的危害级别分为甲乙丙三类,最高级别为甲类传染病,而目前新冠属于乙类。
这就回到第一个原因了,鼠疫这类甲类的都撑过来了,何况新冠。
与其思考流行病能不能使得人类灭亡,不如再关注下人类消灭了多少疾病。
不要动不动就人类灭亡了。
新冠给各位冲击这么大,无非是近几十年第一次被民众明显感知的大规模传染病罢了。
新冠虽然传染性强,但是远达不到十室九空的程度。
看印度,虽然某些联邦90%的家庭都有人感染了(来自一位印度人的说法),但是仍然大多数人都活下来了。
就国内而言,东汉末年,一场持续6年的瘟疫,从洛阳、南阳扩散到了整个东汉十三州地区,造成了数千万人死亡。
当时著名医学家张仲景记载“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
曹植《说疫气》描述当时疫病流行惨状“建安二十二年,戾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宗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
几乎可以说是十室九空。
还有一直被提及的黑死病,也达到了7500万-2亿人死亡,在当时的人口而言,比例已经非常高了。
人类历史是一部与瘟疫的共生史,我们的确需要保持警惕,因为新冠不可能是最后一次大规模流行的传染病。
但是动不动就说灭绝,就有点夸张了。
当然不会,新冠本身没有那么夸张,至少不是史上top的传染病,比起人类历史上的顶级杀手,要差不少,我们连那些都熬过了,新冠自然不需要如此担心人类灭亡。
很多新冠,其实自愈了~~~
比如,武汉抗疫成功后,血清调查显示感染率为3.9%,按照武汉1121万人口,那就是43万人感染。然而武汉累积报道的感染是50333,也就是,十分之一左右的人是治疗了,剩下的人十分之九的自然痊愈了(其实如果不是那么重视,可能需要治疗的人口也没那么高)
————新冠的自然感染率————
而且,其实,很多人感染了新冠后,可能是无症状或者自然痊愈了。
以武汉为例,2020年11月,武汉新冠清零后好几个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团队在JAMA Network Open发表了一项武汉地区人群新冠抗体的血清阳性率的调查结果[1]1。
研究纳入了35040例18岁以上成人,对这些人群进行了新冠病毒特异性IgM和IgG抗体进行了血清检测。
结果发现,总体血清抗体阳性率为3.9%。
这个数据其实是随机数据,大体上可以代表武汉本地的随机感染情况。
也就是说,按照武汉总人口1121万的话,理论上,武汉当初感染大概在43万左右。
而且不同年龄段感染不一样,比如,60岁明显高一些,60岁及以上的人群的血清阳性率为9.2%。
性别差异也明星,女性的血清阳性率高于男性(4.4% vs 3.3%),
此外,城市比农村高(4.4% vs 2.9%),这一点也符合正常,毕竟城市流动性要远大于农村流动性。
其实,从这个数字,你就可以看出。
最终只有九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的人需要去医院治疗,大部分人,自愈了。
顺便,如果按照另一篇研究[2],这个数字会更高。
2021年三月份,另一个期刊柳叶刀发表了一篇统计数据,这次研究对象是9542名武汉居民。统计结果发现,拥有新冠抗体血清阳性率为6.92%。
这个数据里也恰好弥补了上一份研究提到的缺乏18岁以下的感染率
这个数据里,按照18岁以下大概是3.22-5.33之间的话,那么和上一个数据相互印证。
武汉的最终感染率应该在3.9-6.59%之间,也就是43-75万之间,大概率在50万左右。
————新冠是乙类BSL3传染病————
传染病根据传播等级会分为甲类、乙类和丙类。
甲类:鼠疫和霍乱
乙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质炎、狂犬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
丙类: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等
新冠是乙类传染病。
生物安全等级(Biosafety level)
根据生物对人类的危害程度,将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的安全划分为4级
1、BSL-1
代表病原体:麻疹病毒、腮腺炎病毒
已知且研究较为透彻,不会导致疾病的微生物。日常基本操作即可
2、BSL-2
代表病原体:流感病毒
存在中等程度风险,导致常见人类疾病,需要专业处理,且做好污染控制。
一般在生物安全柜内
3、BSL-3
代表病原体:炭疽芽孢杆菌、鼠疫杆菌、结核分枝杆菌、狂犬病毒
可能通过呼吸等方式传播,且对人有致病或者生命危险。需要防止直接暴露于病毒,因此需要三级生物安全柜。
4、BSL-4
代表病原体: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拉沙病毒
高度致病甚至致死,无有效应对方式,传播特别快速。
目前,新冠属于BSL-3等级。
由此可见,新冠,在人类的病毒中,其实并不是那么厉害,这种情况下,连更厉害的人都熬过来了,这种相对弱的,其实无须担心。
比如那些极其强大的高手都没让人类灭亡。
—————历史上的超级杀手—————
《圣经新约·启示录》里有在末日审判人类的天启四骑士,四骑士之一,就是瘟疫(注:这种说法是宗教界多种观点之一)。
事实上,在人类的文明史里,每一次大规模的瘟疫爆发,都会大幅影响人类的历史走向,从古雅典爆发的导致半数人死亡的大瘟疫,到导致欧洲人死亡三分之一的鼠疫,以及导致拉美人十不存一的天花,抑或是造成全球近亿人死亡的西班牙流感,无一不是整个人类的巨大伤痛。
比如,中世纪的时候,欧洲爆发了史无前例的黑死病疫情,这场席卷了整个欧洲的鼠疫大瘟疫,夺走了上千万人的生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以西班牙流感为例
感染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造成了2000万到1亿左右的死亡。
而如今新冠都快2年了还没达到这个规模。
按照传染病的严重性(CDC Pandemic Severity Index)
新冠就一般了。
——————————
特别说明:本文并非说新冠不严重,按照其致死率和传染率,不加控制的话,那规模就不是几万的问题,而是几千万的问题了(3亿美国人,3000万感染,60万死亡),所以不能以此抹杀抗疫功劳。
只是放在全人类灭亡这个概念下,自然不算特别严重了。
但是即便如此,这么大规模的感染和死亡,还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了。
这就是很多时候的话术和比较对象了呗。爱情、学业、事业当然重要,可是在生死面前也不足为重了。
但是因为没生死重要,并不等于本身不重要,更不能因此而不谈,这是两码事。
毕竟,世界不是二极管。
1 Liu A, Li Y, Wan Z, et al. Seropositive Prevalence of Antibodies Against SARS-CoV-2 in Wuhan, China[J]. JAMA network open, 2020, 3(10): e2025717-e2025717.
2 He Z, Ren L, Yang J, et al. Seroprevalence and humoral immune durability of anti-SARS-CoV-2 antibodies in Wuhan, China: a longitudinal, population-level, cross-sectional study[J]. The Lancet, 2021, 397(10279): 1075-1084.
为什么新冠肺炎这么难控制,因为人员流动。想出门,飞机火车自驾随便你选。
古代什么情况,无故出村可能就要坐牢。商人都要有通行证才能在各个地区走动,流动性几乎为零。即使是几十年前,你去外地都要开介绍信,否则住店买票都成问题。
所以那个时候,发生瘟疫就是一个字封,自生自灭,许进不许出。
以清朝来举例,疫情全面爆发,哪怕所有人感染。总死亡人数会在800万~1000万人。
到这个死亡总人数,也不到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死亡人数的10%。
当今的世界人口达到了78亿,是1800年前后的7倍,10世纪的近20倍。再加上全球化的交通、物流,是造成新冠大流行的基础。
而在古代,大唐长安也才100万人,10万就是大城市了。各种村镇往往比较独立,新冠很容易限制在局部地区,而且根本竞争不过其他死亡率很高的其他病毒。
哪怕古代盛世,婴儿分娩死亡率也高达20%,5岁之前又有20%死亡率。成年率存活率仅50%左右,平均寿命40~50岁。
新冠的死亡率,主要被老人拉高了,但哪怕如此,也比天花30%死亡率低了15倍,更是比鼠疫死亡率低了几十倍。
雅典大瘟疫:
公元前430年,为了争夺地中海霸主地位,雅典和斯巴正血战方酣的时候,一场流行疫情突然爆发。并在短短3年的时间,至公元前427年,导致雅典近1/2的人口死亡[1]。这也为公元前404年,雅典城邦的投降埋下了伏笔。
在后世的研究中,认为此次疫情可能是鼠疫、麻疹、流感、天花、呼吸道疾病或斑疹伤寒……并无定论。
雅典大瘟疫近50%的总死亡率,是新冠病毒死亡率的25倍(据当前全球数据,死亡率2.1%)。
古罗马安东尼瘟疫
公元165—191年,古罗马帝国如日中天,镇压叙利亚叛乱后,士兵也带回了天花和麻疹,最终导致疫情的大爆发。每天死亡2000人,占感染比率的1/4。最终古罗马本土死亡总人口多达500万人,死亡比率1/3。
公元169年,维鲁斯大帝染病死亡。
公元180年,安东尼大帝染病死亡。
安东尼瘟疫33%的死亡率,是新冠病毒的16倍。
查士丁尼瘟疫
公元395年,古罗马帝国分裂成了西罗马帝国(395年~476年),以及东罗马的拜占庭帝国(395年公元1453年)。
公元541~542年,东部拜占庭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意图再次统一罗马,恢复昔日辉煌。
但当他即将成功的时候,鼠疫大爆发,并波及到了帝国中心君士坦丁堡。
但如同相似的历史剧情,帝国官员瞒报了疫情,并最终导致君士坦丁堡死亡率40%的人口,查士丁尼梦碎。
然而这还仅仅是这场疫情的开始。
鼠疫流行了半个世纪,并在接下来的200年的时间内,反复的爆发,并最终累计造成近1亿人死亡。每天死亡最高峰达到数万人。而公元10世纪左右,世界总人口也才4亿人。
后来的研究表明,这一场鼠疫属于鼠疫,致病菌为鼠疫杆菌,与后来的黑死病属于相同的疫情。鼠疫死亡率根据类型不同在30%-100%,哪怕依靠现在的科学治疗,死亡率也有10%左右。
黑死病
1347年,鼠疫在西西里群岛卷土从来,至1353横扫了亚欧非大陆。
并在随后的20年,导致欧洲2500万人的直接死亡,占当时欧洲人的一半。
但也有历史学家发现,黑死病爆发后的6年时间,欧洲人口从8000万人减少到了3000万[2]。
虽然1353年之后情况有所好转,但黑死病一直持续到十七八世纪,期间多次爆发。
其中米兰大瘟疫、伦敦大瘟疫最为著名。
300年的时间里,黑死病夺走了2亿人的生命。
甚至到19世纪~20世纪,黑死病还再次波及32个国家,夺走了1300万人的性命。
天花
十七八世纪,黑死病才刚刚结束一个世纪,天花大流行。这一流行,直接持续到20世纪下半页。
1519年,天花随西班牙人进入美洲大陆,再加上种族屠杀等一些原因,3000万美洲原住民最终只剩下100万人。
16~18世纪,欧洲每年因天花死亡50万人,亚洲80万人,整个18世纪,仅仅欧洲因天花死亡的人数就达到1.5亿,全球范围更是无法预估。
18世纪,天花到达澳大利亚,造成50%的原住民死亡。
虽然从1796年5月14日开始,因为英国医学博士爱德华·琴纳发明了牛痘接种,人类免疫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但天花依旧在继续肆虐,到了1900年,俄国的天花疫情都还夺走了50万人的生命。
直到20世纪中叶,第二次疫苗技术革命之后,人类才真正战胜了天花。
其它疫情
1793年,美国费城黄热病大爆发,死亡人口1/5.
霍乱,全球发生过7次, 主要爆发于19世纪,100年间仅印度就死亡3800万人。而在今天,全球每年还有300~500万人感染,死亡10~12万人,死亡率和新冠相当。近代霍乱爆发与恒河有关,恒河被称为霍乱的故乡。
1918年大流感,全球死亡2000万~5000万人左右,感染人数达10亿人。当时全球总人口才17亿,感染率60%左右,死亡率2.5~5%。感染比率和死亡率都高于新冠。
疟疾平均每年感染3亿人,死亡100万人。感染率超过新冠,死亡率略逊。主要发生于非洲等地区。
西尼罗病毒、SARS死亡率都达到10%左右,汉坦病毒死亡率75%,埃博拉病毒死亡率25~90%(平均50%),马尔堡病毒具有相同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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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在今天的非洲,新冠也是弟弟中的弟弟。
人类疫情史已经证明,在天花等病毒的爆发下,新冠病毒的祖宗们,最终只能龟缩在蝙蝠的身体内,甚至不能对人类造成多少威胁。
人体的整个免疫系统,都是在千万年来,与各类病菌战争而演化形成的。
首先人口大量死亡之后,人口变得稀薄,哪怕有100%死亡率的病毒,最终也会断掉传染途径。
其次,能与人类长久共生的变异病毒最终会竞争掉致死性高的病毒,从而造成毒性的一步步降低。
但值得说明的是,这是建立在不断淘汰的过程,需要大量死亡人口做铺垫。
而我们对于新冠,正在避免这个过程。当然,某这国家,甚至正在发生这个过程。由于突变是随机的,一开始出现高致死病株是正常的。需要大量人口死亡后,轻致死病株才能取得优势。
现代人无法接受大量人口死亡的过程,而在古代才反而是最常见的事情。
总的来说,现代人很多人之所以认为新冠十分的严重,是因为我们大部分都生活在太平年代。
只有像中国这样,相关死亡率都足够低的国家,我们才有条件和资格去谈每个人的生命权利。当每个个体都感受到了生命的珍贵,对比起国外生命的廉价,自然让不了解相关历史的人产生了新冠疫情超越了整个人类历史的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