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三体》中的史强？ 第1页

据说在美国的《三体》读者中，对程心最有好感，觉得她善良、有普世情怀；

但我国读者，对程心普遍不感冒，甚至很多人讨厌这个角色；

而日本三体读者，最喜欢的角色是史强。

看来不同民族之间的审美观，还真的是很有差异啊！

推而广之，宇宙间的森林法则的恐怖程度。。。。真亏大刘能构思的出来！

《三体》中，史强是我超级喜欢的一个角色！

罗辑也很让人喜欢，但这种喜欢，更多的是一种高山仰止的仰慕。

但大史不一样，他有血有肉，优点和毛病一样多，烟不离嘴，脏口就来。

有没有很像你年轻时的某个一起撸串一起追女孩一起打群架的兄弟？

这个糙汉子身上，还有着看似朴素但常人难以企及的优点。

大史，是活的最真实的那个人！

大史好像在任何人面前都一个德行。

对于刚见面的汪淼，他就往人家脸上吐烟圈；

对于老首长常伟思，他那个态度感觉那就是那一块嫖过娼的狐朋狗友；

这家伙，还当着雪茄人家主人的面，神色自若的在烟灰缸里捡雪茄屁股抽，还心旷神怡的把烟圈吐到人家脸上；

在他和罗辑为躲避计算机病毒引起的追杀在雕塑广场前鼠窜时，罗辑还有点不好意思，怕别人笑话，大史说，“怕个鬼啊，谁认识你？”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些都是小事，都没啥，但其实不是的。

那些在任何人面前都能做自己的人，都是极为有胆气的人！

比如《鹿鼎记》中的韦小宝，比如我们可爱的大史。

大史，往往能一眼看穿事情的真相，并迅速做出行动。

大史的这个聪明，和叶文洁、罗辑的聪明不一样，后者是智慧、智商上的超群绝伦。

而大史的聪明，是生活的智慧，是经验的积累，是简单事情上用心的总结。

比如，他刀子一般的眼睛，能迅速看到汪淼看名单时的关注点；

比如，在处理三体聚会的叛乱时，他能迅速猜测到手持核弹的女孩的出身情况，并在电光火石之间就作出了应对方案；

我最佩服的，是大史在接罗辑去联合国开会的途中，在自己未被告知丝毫情况的前提下，就猜测到了罗辑有可能是被选定的面壁人，然后还在飞机上教罗辑怎么骗人。这分析能力，爆棚！

从罗辑只言片语、前言不搭后语的描述中，就能帮他找出那个梦中情人，这靠的不仅仅是分析能力和后面的大数据技术的筛选，更靠的是对心理的把握和揣摩。“每类男人的梦中情人大体上是相同的。”

当所有人都会面壁人逻辑感到失望时，大史却是对他最有信心的那个人！因为他在罗辑花花公子的表象下，看到了罗辑的不可琢磨与定力。大史自己也对罗辑说过“我就服你这一点，老弟，我一直就服你这一点。”

除此之外，大史心善，内心有厚厚的责任感，他就像永远能有办法、能罩住你的一个大哥。

我们会发现，他能把交付给他的每件事都办好！甚至可以为此不讲规矩。

在汪淼近乎崩溃的那段时间里，好多次都是史强那“哈哈哈，又放倒一个”的大笑，拯救了他。

大史为什么会多次跟踪、监视汪淼？

这个问题仔细想想的话，会让你产生一股暖意的。

史强唯一一次产生失态，是在飞机上教罗辑怎么骗人。

【“还是那句话：这事儿我知道的不比你多，但我有预感。你必须称为这样一个人，罗兄，必须！”史强突然激动起来，他一手抓住罗辑的肩膀，很有力地抓着，让罗辑感到很疼。】

那时，他觉得人类的责任都放在了对面这个人身上了。

还有一个细节，在罗辑被解除了面壁者的身份后，大史其实还一直跟着他，救了他很多次，并始终不放心他的安全。

在罗辑等着水滴来攻击、杀死自己的时候，有这样一段描写：

【“哈哈，老弟，什么事也没有吧！真该和你打个赌的！”大史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罗辑身边，他是截了一辆车赶过来的。】

你细品！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会不热泪盈眶吗？

想到大史，你是不是想起了人生成长路上的某个或某些人呢？

堪称蜀汉政权的一大善政，也算得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为数不多、可圈可点的经典政业。只是长期以来遭受曲解，大多差评。大史家陶元珍在《三国食货志》里说：“刘备在益州复铸直百钱，圜法愈趋紊乱矣。”

公元214年刘备攻占成都后遭遇财政危机，军需供应严重短缺。名士刘巴说这好办，只须铸造直百五铢钱，让各级官府开设官市，平抑物价即可。刘备照办，于是在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当时的史料记载只有这么多，原文不再照录。下面是直百五铢钱。

单纯按照史料记载，蜀汉直百五铢钱原本没法评说其善恶。后人所以恶评如潮，是按照考古出土的实物秤量，这种直百五铢每个只有大约９克。而两汉五铢钱每个大致3.5克。直百五铢的“直”通“值”，就是一个重量不足三个五铢的新币，价值却是后者的一百个。

乍看上去，这是赤裸裸的经济盘剥。

古人信奉等价交换的理念，钱币本身得有相应的价值才算公平交易——这种朴素的货币等价计重理念，一直到上世纪的上半期仍然是社会公识。“袁大头”就是当时典型的计重货币。

但是按照这种传统的货币计重理念来看，蜀汉直百五铢的发行还有更离谱的。根据考古出土的实物秤量，这种钱在此后发行中不断减重，越铸越小，越来越薄，从原来的八九克减到五六克，后来减至两三克，到蜀汉后期最小的还不到1克。像下面这些，币面小得连字都容不下了，所谓“直百五铢”，铢字笔划太多，干脆省了，仅留两个字：“直百”

三枚直百的重量还不抵一枚五铢，但它一枚仍然抵它一百枚。

所以，后世历来把蜀汉直百五铢与王莽的“大泉五十”(一枚值五十枚)、“契刀五百”（一枚值五百）、“一刀五千”（一枚值五千)，和董卓小钱、孙权“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相提并论。

如果单纯按照发行时的兑换情况看，蜀汉“直百五铢”与“一刀直五千”“大泉当千”等著名劣币还真的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小斗出、大斗进”，都是以少换多、以小换大，都是虚值大币。而在那种货币计重时代，人们对于虚值大币都是避之惟恐不及、弃之如敝履。王莽、董卓、孙权的货币改革都因此遭到强烈抵制，直接导致货币体系崩溃，是载入史册的粗暴恶政。

只有蜀汉政权的直百五铢能够长期保持稳定流通，而且后来的考古出土表明，当时还大量流入东吴和曹魏。因为在江浙、安徽和河南、河北、陕西乃至新疆，都有蜀汉钱币出土，有些地方出土的数量还较大。这表明蜀汉直百一直是稳定流通的，也意味着刘备当年发行直百五铢钱，对于益州民众来说其实谈不上什么剥削、榨取——流入东吴的曹魏的直百五铢如果只是用于边贸的话，应该说也不存在盘剥，但是这些虚值大币一旦在其内部流通，那就是蜀汉政权对于东吴和曹魏的财富榨取。

名士刘巴提议铸造直百五铢钱，各级政府开设官市流通，按照现代的理解就像是校园餐厅里发放就餐卡，大学生入学，先要往卡里充值。当年的蜀汉民众要把粮食、布帛、土地、房产等真金白银换成一堆虚值大币，看似没有任何公平可言。问题的关键在于，考古出土表明这些货币是长期持续流通的，因而蜀汉民众既要把粮食、布帛、土地、房产兑换成虚值大币，同样也能随时用这些虚值大币去兑换粮食、布帛、土地、房产等他们需要的物品。这个过程也像现在把工资、存款转入微信、支付宝，只要能够稳定流通就不会有任何损失。刘备政府当年的实际收益，只是一笔笔社会财富流经国库时的留滞价值，其实也是政府对于民众的无息负债——这是任何政府“央行”的天然红利，并非只是蜀汉如此。蜀汉货币大量流入东吴和曹魏，则应该是当时的北方和江浙等地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通货紧缩，由于钱币系统瘫痪，民间根本无钱可用——没有能够保值流通的信用货币，因此叫通货紧缩，百物自然贬值。此间的情形可参照防疫紧张时期的消毒夜、口罩。

蜀汉直百五铢钱虽然背离了货币计重原则，却具有现代信用货币的核心要素：政府信用。诸葛亮当年毫无疑问在益州打造了一个稳定有效、清平有序的施政体系，从而使政权具有良好信用，因而能把这种政府信用附加于货币之中。在坚挺的政府信用面前，货币自身的大小、轻重、自身价值统统无关宏旨。现在站在信用货币的角度回望历史，反倒感觉之前的计重货币问题一大堆，尤其是极其庞大的资源浪费，原本用木板、纸片乃至数码可以解决的问题，当年却需要动用当时最稀缺、最昂贵、最核心的战略资源：金、银、铜、铁、锡等，而且动辄数十、百吨。按照史料相关记载估算，如果两汉时期的铸币耗费投放于军械，完全可以装备另外一支与当朝规模相当的汉军。

---

  san-ju-xin-an 网友的相关建议: 
      

堪称蜀汉政权的一大善政，也算得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为数不多、可圈可点的经典政业。只是长期以来遭受曲解，大多差评。大史家陶元珍在《三国食货志》里说：“刘备在益州复铸直百钱，圜法愈趋紊乱矣。”

公元214年刘备攻占成都后遭遇财政危机，军需供应严重短缺。名士刘巴说这好办，只须铸造直百五铢钱，让各级官府开设官市，平抑物价即可。刘备照办，于是在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当时的史料记载只有这么多，原文不再照录。下面是直百五铢钱。

单纯按照史料记载，蜀汉直百五铢钱原本没法评说其善恶。后人所以恶评如潮，是按照考古出土的实物秤量，这种直百五铢每个只有大约９克。而两汉五铢钱每个大致3.5克。直百五铢的“直”通“值”，就是一个重量不足三个五铢的新币，价值却是后者的一百个。

乍看上去，这是赤裸裸的经济盘剥。

古人信奉等价交换的理念，钱币本身得有相应的价值才算公平交易——这种朴素的货币等价计重理念，一直到上世纪的上半期仍然是社会公识。“袁大头”就是当时典型的计重货币。

但是按照这种传统的货币计重理念来看，蜀汉直百五铢的发行还有更离谱的。根据考古出土的实物秤量，这种钱在此后发行中不断减重，越铸越小，越来越薄，从原来的八九克减到五六克，后来减至两三克，到蜀汉后期最小的还不到1克。像下面这些，币面小得连字都容不下了，所谓“直百五铢”，铢字笔划太多，干脆省了，仅留两个字：“直百”

三枚直百的重量还不抵一枚五铢，但它一枚仍然抵它一百枚。

所以，后世历来把蜀汉直百五铢与王莽的“大泉五十”(一枚值五十枚)、“契刀五百”（一枚值五百）、“一刀五千”（一枚值五千)，和董卓小钱、孙权“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相提并论。

如果单纯按照发行时的兑换情况看，蜀汉“直百五铢”与“一刀直五千”“大泉当千”等著名劣币还真的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小斗出、大斗进”，都是以少换多、以小换大，都是虚值大币。而在那种货币计重时代，人们对于虚值大币都是避之惟恐不及、弃之如敝履。王莽、董卓、孙权的货币改革都因此遭到强烈抵制，直接导致货币体系崩溃，是载入史册的粗暴恶政。

只有蜀汉政权的直百五铢能够长期保持稳定流通，而且后来的考古出土表明，当时还大量流入东吴和曹魏。因为在江浙、安徽和河南、河北、陕西乃至新疆，都有蜀汉钱币出土，有些地方出土的数量还较大。这表明蜀汉直百一直是稳定流通的，也意味着刘备当年发行直百五铢钱，对于益州民众来说其实谈不上什么剥削、榨取——流入东吴的曹魏的直百五铢如果只是用于边贸的话，应该说也不存在盘剥，但是这些虚值大币一旦在其内部流通，那就是蜀汉政权对于东吴和曹魏的财富榨取。

名士刘巴提议铸造直百五铢钱，各级政府开设官市流通，按照现代的理解就像是校园餐厅里发放就餐卡，大学生入学，先要往卡里充值。当年的蜀汉民众要把粮食、布帛、土地、房产等真金白银换成一堆虚值大币，看似没有任何公平可言。问题的关键在于，考古出土表明这些货币是长期持续流通的，因而蜀汉民众既要把粮食、布帛、土地、房产兑换成虚值大币，同样也能随时用这些虚值大币去兑换粮食、布帛、土地、房产等他们需要的物品。这个过程也像现在把工资、存款转入微信、支付宝，只要能够稳定流通就不会有任何损失。刘备政府当年的实际收益，只是一笔笔社会财富流经国库时的留滞价值，其实也是政府对于民众的无息负债——这是任何政府“央行”的天然红利，并非只是蜀汉如此。蜀汉货币大量流入东吴和曹魏，则应该是当时的北方和江浙等地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通货紧缩，由于钱币系统瘫痪，民间根本无钱可用——没有能够保值流通的信用货币，因此叫通货紧缩，百物自然贬值。此间的情形可参照防疫紧张时期的消毒夜、口罩。

蜀汉直百五铢钱虽然背离了货币计重原则，却具有现代信用货币的核心要素：政府信用。诸葛亮当年毫无疑问在益州打造了一个稳定有效、清平有序的施政体系，从而使政权具有良好信用，因而能把这种政府信用附加于货币之中。在坚挺的政府信用面前，货币自身的大小、轻重、自身价值统统无关宏旨。现在站在信用货币的角度回望历史，反倒感觉之前的计重货币问题一大堆，尤其是极其庞大的资源浪费，原本用木板、纸片乃至数码可以解决的问题，当年却需要动用当时最稀缺、最昂贵、最核心的战略资源：金、银、铜、铁、锡等，而且动辄数十、百吨。按照史料相关记载估算，如果两汉时期的铸币耗费投放于军械，完全可以装备另外一支与当朝规模相当的汉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