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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和我国都曾经采用过农业集体化,为什么反而效果不是很好呢? 第1页

           

user avatar   tian-feng-67-4 网友的相关建议: 
      

@老岳 你既然提到我 那我就说两句。

我来举个例子,海河流域地势低洼土地盐碱化很严重,想去盐碱就要抬田,也就是把土地垫高让水从旁边的沟渠流走,这样就去盐碱了,集体化时期就是这样去盐碱的。

按你的逻辑,我问你49之前的海河地区的农民为什么不抬田去盐碱,为什么49之后靠着集体化就能去盐碱了。

这样的例子很多,兴修水利,改造耕地都需要集体化去完成的,小农经济积累的那点个人经验,已经无法有效提高农业生产力,从这点上说农民确实不会种地。

你就别抖机灵了,你那机灵抖的一直很尬。


user avatar   feng-da-67-58 网友的相关建议: 
      

这个事情谈过很多,一般都是讲农业集体化的情况,算是被动防御、接受审讯。这次我们换个角度,从私有化的角度谈一谈问题。

人们常说,农业集体化调动不起农民积极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农业私有化可以调动起农民的积极性。

好,我们就当这是真的。

那么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之后,必然会高度挖掘农业生产潜力。

那么我们想一想会发生什么事。

假设一个人的体力,使用铁锹、小推车,一天可以挖掘运输二十方土(龙昇写过一本《血色炼狱》,讲了知青在新疆的生活情况,比一般的伤痕文学好得多,讲到过他们的土方定量,似乎从简单的几方土上升到了几十方,只是我不太记得了)。那么他将这个力量爆发出来以后,是可以将自己的农业生产力提升到非常高的地步的。因为吃大锅饭的人可能只能挖五方土。好,现在我们搞到了一台收割机,作价相当于他们家农田两百年总产量……

我觉得这个故事已经结束了。

你买不起。

哪怕你的肌肉像恐龙一样,你也买不起。

古人说,三年耕而有一年积。我们假设农民种三年地可以积累一年的钱(现在小农户种地,很多都是赔钱的,我算是强行给他们开金手指了),也就是说,只要六百年,他们就可以通过农业种植购买一台收割机了。

有人会说,现在我们国家也有很多农户购买了收割机,他们为什么没有积攒六百年?

因为他们出去打工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原文都写这么清楚了,评论区居然还有人问为什么有人买得起……)。

翻译成比较“正式”的说法,就是:“部分农民通过放弃农业获得了非农收入,筹集到了进行农业机械化的资金。”

他们丢下家里的农田,将锄草浇水的活全部交给了七老八十的老人,放任农田处于低水平管理的水平,完全抛弃了精耕细作的传统。

抛弃了精耕细作的传统,那么所谓“农业私有化”会提升农民积极性、带来生产效率提升的理论,也就无从谈起了。

我们在搞集体农业的时候,只用了二十年,就来到了农业机械化的门口,一些富裕些的大队,已经开始购买大型农机。我们搞农业私有化的时候,只用了三十年,就再次来到了农业机械化的门口,一些富裕些的农民工,已经开始在政府补贴下购买大型农机。如今又过了十年,四十年过去了,农业机械化已经在主粮收获环节得到基本普及,大量农机走南闯北进行收获,只是农业机械化至今仍未在全链条铺开。

我们现在依靠无人机技术,终于在农药播撒等环节实现了机械化,达到了三四十年前使用螺旋桨式固定翼飞机直接飞播的水平。

只是我们仍旧无法解决,由于到处是小型地块,使用的种子品种不一,带来的作物性质串种杂交品质下降良莠不齐难以进行工业加工的问题。

整体效率明显处于偏低水平。

十个人就可以收割成千上万顷的集体农庄,一百个人也搞不定十里八乡的小农田。农业生产率?哪还有什么农业生产率!

以前有段时间,中国大豆竞争不过美国大豆,闹得沸沸扬扬,我稍微注意了一下。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中国大豆采用的是小农方式。这个农户种的是高蛋白豆子,那个农户种的是高油脂豆子。多个地块的豆子合在一起,既不高蛋白,也不高油脂。工厂里买机器,你用加工高蛋白的也不行,加工高油脂的也难受,啥都不好使。所以干脆进口美国的。美国一个大农场,全是一样的豆子。

至于收购环节大量小农导致收购成本过高、运输成本过高、检验成本过高的问题就更突出了。别人一个大农场相当于你们全村乃至全乡,只要去四五个人、几天时间就能完成收购、运输、检验过程。你们这一个村或者一个乡,四五个人几天时间连谈判都谈不完,就别说运输和检验了,效率极低。

还有管理问题。三鹿祸害一带儿童的事情,很大程度上就和散户难以管理有关系。你就是再怎么改革,也得按照社会水平来改革。社会达不到人人做雷锋的水平,那么管理极限必然就很低。这种情况下是大农场好管还是小散户好管,是清清楚楚的。摄像头一装,汽车都不闯红灯了,瞬间人人都是985毕业的高素质人才,一个比一个开车守规矩。你把摄像头撤了,换成交警站在马路上,一个点头儿,一个眼神儿,兄弟我就闯红灯过去了。很多人叫嚣着说什么自行车素质低、电动车素质低(现在叫自行车素质低得少了,因为骑自行车的开始非富即贵了。其实现在骑自行车的人素质低的现象很严重),说白了就是摄像头还得升级,不然无法有效管理。散户生产恰恰是难以有效管理的。我们总讲联产,问题是你能细化到规定每个农户种什么品种作物的地步吗?

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根本就不适应中国高度发达的第二产业。这虽然在无意中加快了中国将美国转变为原料产地的进程,但也意味着农业成为中国经济的短板。

知道为什么现在合村并居搞得那么大意见还在搞吗?因为农民不值钱,因为农业不值钱。农业自身面临着必须改革的必然要求,所以才有被利用捞取利益的机会。

作为一个整体,农业当然是值钱的。但是谈判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整体了,只有个体。一个农民的年农业收入可能只有几千块,还不如城市里端盘子的服务员一个月的收入,那么你的谈判能力还不如给你上酒的烧烤小哥。你的经济价值远远小于对方的十分之一。因为你投入的时间成本是对方的十几倍,收益却只是对方的十分之一以下,里外里一算,那是百分之一的比例。

为什么合村并居有那么大意见还在搞?就是因为农民作为个体不值钱。

我们假设有这么一个村,两千多口人,青壮年劳动力大概有700多,土地面积大概两平方公里。

那么,如果是集体农场,农业生产大概需要五到十个人。其余七百多人可以从事其他行业。那么这个村的年收入可以达到亿元规模,甚至可以出现规模以上企业(有的地方的5平方公里的集体农场规模以上企业就有二十多个,产值几个亿)。当然,一般达不到这个水平。但是,就算是干养殖场收入也会很可观。

那么,如果是全部分到个人。这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青壮年都不出去打工。贫困村,没跑了。一种是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社会危机愈演愈烈,且直接降低未来人口素质;农业产量下降,直接影响社会稳定。总的来说,也没跑了。

这就是差别。

从社会宣传上说,一般认为,农业私有化以后,农民吃饱了饭。理由是集体农庄不再拿走那么多粮食了。这个理由是错误的。因为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将多年来积累的粮食,在短时间内发放给了农民。一年吃了三年粮,顿时就吃饱了。后来由于农业技术的全面提升、工业肥料的大举投入,农业产量急速增加,农业形势一片大好。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到了2000年,李昌平就要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在各种农业技术、杂交稻、化肥的加成下,短短20年,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效果有点太好了吧?

如果说农业集体化降低了效率,私有化才能提升效率,那么为什么各地不解散企业、工厂,让职员和工人全部变成自由职业者,然后由企业总部直接对外招标,让自由职业者自由提供产品呢?

在《流浪地球》火爆之后,饱和式救援一时成为了脍炙人口的名词。在对演职人员乃至编剧作者进行全面攻击的浪潮中,刘慈欣为什么在上班时间写小说,也成为了放大镜下的焦点。当人们发现刘慈欣所从事的电力工作要求值班人员整夜整夜无所事事地待在值班岗位上的时候,人们表示出了巨大的疑惑。而很快这个疑惑就被解开了。

正是因为在这个岗位上值班的人的极低效率,才能保证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需要紧急行动时以最高效率投入人员。

这就出现了“局部的低效率实现了整体的高效率”的情况。

或者哲学一点:

细节违逆于整体,但又在深层逻辑上与整体完美一致。

很多人批判政府、单位、大型企业、工厂、集体农庄存在人浮于事的现象。这些现象里,的确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浮于事”都是真的“人浮于事”。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窗口办事,我们都讨厌排队。移动大厅等了一百个人却只开了两个窗口的事你没遇到过?银行窗口几十个人等待只开了一个窗口的事你没遇到过?他们倒是不再人浮于事了,柜员忙得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你满意吗?开了几十个窗口,大部分柜员都在聊天喝水,办事的人是满意了,企业又不满意了。四个小时清空来客,和二十分钟清空来客,对于企业来说意义不大——节省的时间又不是企业的。

个体效率最大化,带来的并不是集体效率最大化。

你看到的并不是你看到的。现实世界就是这么反直觉。

美国暴乱的时候你才知道美国的治安防控体系到底有多大的编制,美国人只有在镇暴的时候才会做到饱和式镇压。

这个时候你才会知道,汽车闯红灯电车随意变道行人无视交通规则的直接原因根本不是人口素质太低而是交警太少,成龙说中国人太缺少管理了是一句大实话。

农业集体化不是效果不好,而是效果太好了。

对此,有人受限于历来的宣传,特别热衷于阅读、引用一些专门摘取集体农庄阴暗面的书籍、实例,企图通过集体农庄存在阴暗面来证明集体农庄在制度上是失败的。我认为这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蠢事。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李昌平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时候,一定有和那些“揭批”集体农庄阴暗面的书籍一样的黑暗事情在发生。但是我们像“有人”一样拿这种细节性的事情来代替论证过程了吗?没有。

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知道,事情有战略错误,有战术错误,甚至还有偶然错误,如果只因为存在错误就否定一件事,那么判断错误的几率会非常高。所以,论证就是论证,不能用个例简单代替。

个例有个例的研究价值,但是个例不能代替论证过程。

我们当然知道,苏联式的集体农庄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还知道封建制的小农经济、封建制的地主庄园经济、资本主义的大型农场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呢。好了,已知所有这些制度都有问题,你一个也不选?解散农业?

有问题就要分析问题的性质、数量、比例、作用。如果没有能力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那就老老实实学习,不要随意影响别人的深入讨论。

苏联集体农庄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一直不断改进其内在问题,使之更具效率。苏联对集体农庄的调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在缺乏经验的时候的确有破坏农庄的问题,但是他们积累经验以后又确确实实将农庄发展了起来。

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他们所推崇的以色列之所以在建国初期就具有强大战斗力,就是因为当时很多以色列人就是直接从东欧苏联过去的,他们到了以色列也建立了不少集体农庄。

很多人以为集体农庄是别人宣传给他们的样子,但是他们就是稍微动一下脑筋也应该明白:

如果集体农庄真的是人间地狱,难道苏联人全都是可以牺牲一切的共产主义战士吗?

所以稍微一动脑筋就可以知道,这样的污蔑性宣传志在妖魔化集体农庄,是没有参考价值的。


user avatar   chun-guo-xue-xiao 网友的相关建议: 
      

苏联我不清楚,但是在问我国农业集体化是否“效果不是很好?”之前,是否还应该问一个问题:我国当年有选择余地吗?

首先,必须明白几个关键数据:

1、民以食为天,维持生存的热量摄入标准为1500大卡/天(体重50公斤的成人、静卧、体重不增不减),在严重缺乏蛋白质和脂肪摄入的情况下,所对应的就是约400克/人.日(150公斤/人.年)的口粮,再考虑到工业用粮和粮食收、贮、运、售、加工的损耗,和再分配过程中必然的不平等及重体力劳动者(需3000大卡/天以上)多为贫困人口等因素,所以:人均粮产量200公斤就是饥荒底线。

2、农业社会的粮食单产不可能稳定在100公斤/亩以上 工业化之前的全国平均粮食亩产最高能有多少? 。而和平日久必然出现人口指数性增长,人均耕地必然越来越少;当减少到某一阈值,在粮食不能或无法进口的情况下,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饥荒”和“战乱”都将成为残酷但必然的“解决方案”!

3、1949年中国人口5.4亿,人均耕地2.95亩,平均单产68.92公斤,人均粮产量208.95公斤;仅仅25年后的1974年,中国人均耕地即降到了2亩以下。人均耕地2亩×100公斤/亩=人均粮产量200公斤,达到饥荒底线。

4、只有在工业革命之后,在“饥荒”和“战乱”之外才有了新的,也是唯一真正的解决方案:利用工业化成果,持续地大幅度提高粮食单产。

5、所以,工业化是当年包括农民在内所有中国人求生存的唯一道路和手段!

基于前面的数据,中国的初步工业化时间只有25年。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和选择余地——这也是我另一篇文章:如何评价建国后、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工业体系? 的核心观点。

(注:因问题所限,本文仅讨论“集体化时期”,想讨论“可工业化之后……”的,或讨论当前“三农问题”农业改革的,或展览对当前农民的怜悯、指责“什么宏伟的目标”的,请到外面去讨论、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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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是:

1、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建国伊始就“包产到户”重建小农经济,如果没有国家主导的对重工业的超常投入,没有人民公社“盘剥”农村获得的巨额资金,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将只能是一条由富裕农民积累资金进而办手工作坊、再积累资金进而办工厂这样一条漫长的道路,建成最多的还只会是本小利高周转快的轻工业。而且在这个漫长的没有重工业,不能造舰船车炮,不能造化肥农药,工业原料依赖于进口的“工业化进程”中,还必须祈祷神明保佑中国能独立自主,不能有第二个“9.18”,不能成为外国工业品的倾销地,不能被工业原料禁运,不能遇到贸易壁垒,不能被金融抢劫……否则就是第二个毫无意义的“黄金十年”。但什么样的神明才能让列强数十年都有如此好心肠,会坐视一大块肥肉变成争夺肥肉的竞争对手?

更何况,即使真有这么个神明保佑,中国也等不起了。1949年人均3亩的耕地,平均70公斤的亩产,高达2.22%(1950年到1958年平均值)甚至2.65%(1965年到1973年平均值)的人口增长率,决定了即使没有自然灾害、战争及外界威胁,留给中国工业化的时间也已经极为紧迫。如果因循守旧而不“瞎折腾(建人民公社)”,中国很快将因人口的急剧增长而深陷小农经济的泥潭中。当人均耕地降到2亩以下,同时又要面对过度开荒种粮造成的生态恶化、耕地劣化、人口超10亿后更为恐怖的指数性增长的时候,却仍然没有最基础的重工业体系,粮食单产只有100公斤(现在的印度数据)……那就已是万劫不复的绝境。

当人均粮产量不足200公斤时,每一粒大米都可能是救命粮,届时不要说“盘剥”农业积累工业化资金,能在外国援助下吃上饭都已经是万幸了。

不要忘记,现在中国人均耕地已不足1.4亩,如果没有工业化,如果我们需要进口的粮食超过1亿吨(全球粮食交易总量2亿吨),你相不相信国际粮价将在1千美元/吨以上,灾年甚至可能涨到1万美元/吨?而且因耕地开垦潜力已尽,我们的现状和前景将还不如黑非洲,毕竟他们还有2、30亿亩宜耕荒地可以开垦。


2、工业化不是目的,而是当年包括农民在内所有中国人求生存的唯一道路和手段!

地下没有如海的石油,先辈没有掠夺有殖民地,人均只有3亩耕地,所以,在前30年中,中国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无为而治”什么也不干就不会犯错误,只要在耕地潜力未尽前不“瞎折腾”肯定大家都可以宽舒几年,有了余钱时再办厂修堤赈下灾,然后轻松写意地沉醉在小农经济的田园牧歌中,然后人均耕地越来越少,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另一条就是最大限度压缩消费和最大程度地“盘剥”农业,把资金集中起来,冒着犯错误背骂名的危险,勒紧裤带,流着血汗,在人均耕地降至2亩(1974年)以前尽快工业化,至少要有最基础的重工业体系。

后面这条道路狭窄艰险,稍有小错就有人跌下悬崖,对执政团队从核心到中层到基层的凝聚能力、策划能力、掌控能力、号召能力、组织能力、执行能力、应变能力等,乃至国民素质都有极高的要求,这也是二战之后新成功的工业化国家廖廖无几的原因。但却是唯一生路。

在我看来,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大势就是“工业化”,顺此大势就是正确的,除此以外什么主义都是假的。只有工业化的中国才不会重陷绝境,不用以血肉长城去抵抗钢铁洪流,不用为裹腹口粮徒劳地深耕日削益瘠的耕地……

事实上没有谁的工业化进程可以在康庄大道上唱着歌开始,都只能以无数血泪和挫折在黑暗和荆棘中摸索前进,英法美德俄日……概无例外,区别仅是能否让殖民地“帮着”流血。

而提高粮食亩产只能通过建立:A、雄厚的重工业基础;B、完善的农业科技研发推广体系;C、完善的农田水利系统;D、适宜的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如果没有工业化因素,谁能为我解释,数千年“包产到户”粮食平均单产从不曾高于100公斤,1984年怎么就上了240公斤?是菩萨供的高还是风神龙王入了党?


3、人民公社是当年尽快工业化唯一可行的途径。

中国要工业化必须解决的4个问题:技术、资金、市场、具一定文化的劳动力。

先说技术,这个问题的解决我倒同意某些人的观点,从苏联换来的“手把手”的全方位技术援助起了最主要的作用,而以钱学森为代表的海外理工人才的回归也功不可没。但无论是156个项目也好,还是海外理工人才的回归也好,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工业化,都只能是火种。如果不解决后面3个问题,火种就不可能燎原。

而对于后面的3个问题,当年的答案是:人民公社。

资金

工业化所需的巨额资金,在既不能靠外援,也无法殖民掠夺,工商自行扩大再生产能力极弱小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尤其重工业建设固有的投资巨大却回笼缓慢的特点更加重了这一问题。以台湾工业化进程为例,1960年台湾省人口1079万,不计优惠贷款和国府运台黄金,不计其原本就好于大陆的基础,仅美国从50~70年代对台援助总额就高达48.64亿美元,其中无偿赠与超过42亿美元。以人口比例计算等于大陆6亿人口得到2400亿美元,这个金额相当于1950年苏联GDP的40%或美国GDP的17%。另一方面,小农经济下各农户独立经营且贫富悬殊极大,通过农业税收搜集资金极为低效、极为有限。

所以,只能由国家权力第一次深入农村每个角落,暴力没收土地,原由地主收取、高达五成的地租减免到三成后由国家直接收取(王丹莉《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村税费制度演进》:税费负担与农民所得之比基本维持在20%~30%之间),再加上剪刀差等,农村通过集体化向国家贡献了7000亿到8000亿。

市场

小农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给自足、封闭保守,土地分割细碎,生产单位数量众多,规模小且分散;但这是和工业化所要求的社会化大生产完全背道而驰的。所以只能另寻它途,通过人民公社并辅以供销社和农技站,引进推广和规模化种植“土特产”如棉、麻、桐、棬、蜡、樟、漆等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从50年代的约2亿亩提高到了约4.5亿亩。以规模种植、物资调配、统购统销等手段破坏原有的封闭落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建设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基地,推广化肥、农药、农机、农膜、良种及相关农业技术,把整个农村纳入了全国社会化、工业化生产的链条,解决市场问题。

具一定文化的劳动力

1950年,中国识字率不到20%,其中还有大量是旧式教育的无用文人,连高小生(小学4、5年级)都成了“大知识分子”,理工科学生更是凤毛麟角。所以只能通过人民公社的组织,以社、队办中小学,民办教师的形式普及基础教育,1975年小学数量达到历史最高值109.3万所,是1949年(34.7万所)的3倍;1977年中学数量达到历史最高值20.1万所,是1949年(4.0万所)的5倍,高中毕业生从6.1万人增加到616.2,增长了100倍;5亿多人“脱盲”,把文盲率降到了20%。

除此以外,只有人民公社可以最快地“破坏原有的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宗法制度”,也只有人民公社可以在当年承担起在工业化之后由国家承担的农村基本公共开支,兴建农田水利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农村基础教育体系、农村基础医疗体系。以群众投工投劳的形式,高效低价地完成了大量农村基础建设,共治理、改良劣质耕地5亿亩,修建了86000多座大中型水库,新增灌溉面积3.7亿亩,整修和新建堤防、疏浚和新辟河道20万公里。农技推广则仅在水稻品种上就完成了三次全国大更换,即普及矮杆、中杆和杂交水稻,良种之外还有化肥、农药、农膜、农机等的推广和耕作制度改革……这些都是小农经济无法完成的任务。

这个答案在很多人看来并不是最好的,但在我看来,在当时,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这是唯一可行的。关键词:尽快、可行。


4、人民公社的错误不容掩饰,但是,功绩更不容掩盖。

这好比有人掉进冰窟了,事急从权,你用一根荆棘把他拉上来,人是救了手却被扎伤甚至扎残了。事后诸葛自然可以说该如何如何,救人者确也应检讨总结。但如果因此就总结出救人者应站到一边去,等城里消防队来了再说,甚至救人者“办的是大坏事”就是瞎扯了。

“超前发展”和“政社合一”是人民公社的两大弊端,由此造成的管理者文化素质差,制度不完善,管理僵化科学性不足,监督奖惩机制不健全,增加了农民的苦难。但作为一种临时措施,其强大、迅速的动员组织协调能力又是“盘剥”农村,兴建农田水利和农技、农机推广,建立规模化工业原料基地等所必须的。

人民公社确实有太多的苦难和牺牲,某些错误政策更进一步加大了这些苦难和牺牲。但是,和民国时所受高达5成地租的盘剥,年年饥荒瘟疫,毫无意义的苦难挣扎相比较,人民公社时期的苦难和牺牲是工业化的奠基石,终有回报。

终于,在人均耕地降至2亩之时,中国从15.8万吨钢43亿度电0.6万吨化肥(折纯)0吨农药(原药)1.1亿吨粮食6万高中毕业生;增长到了 2390万吨钢0.2万亿度电422万吨化肥(折纯)37万吨农药(原药)2.8亿吨粮食420万高中毕业生;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建设了农田水利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农村基础教育体系、农村基础医疗体系;5年后、人民公社解体前,达到了 3712万吨钢0.3万亿度电1269万吨化肥(折纯)54万吨农药(原药)3.2亿吨粮食700万高中毕业生。中国农村的情况较解放前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了很大改善。印度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阿马蒂亚.库马尔.森:“在毛时代,中国在土地改革,以及基础教育和医疗方面取得了进展”……中国向我们充分地证明了,即使一个国家相对贫困,我们也能通过良好的社会医疗和社会分配政策来极大地提高人民的健康和寿命。……1979年,印度的人均寿命大概只有54岁,也就是说比中国的68岁少了14岁。……印度的婴儿平均死亡率是5.8%,比中国的2.5%高得多。……(《社会发展中的和谐与不和谐》)。“世界上的极度贫困主要集中在两个特定地区: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这两个地区的成人识字率和婴儿死亡率差别不大”……“印度的营养不良的程度,要远甚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非洲各地有20%到40%的儿童营养不良,而印度各地营养不良儿童的比例则为极高的40%到60%”(《以自由看待发展》)


5、经历20多年“最大限度压缩消费和最大程度地“盘剥”农村”后,在工业体系基本成形的情况下,维持“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已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事实上,1982年“包产到户”具备可行性有两个前提:

一是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农业税(直接税收,不含提留、剪刀差等)占财政收入的比例由1950年的39%下降到了5.5%(1979年)。所以在“包产到户”后农业税条例规定的全国平均税率为15.5%,而且因产量定额较低,农业各税/农民所得比例实际从未超过4%,加上提留后也没超过12%,远低于公社时期。

二是人均耕地虽然减少到建国初的60%,但平均亩产增长到了建国初的3倍。

但仅就农业农村发展而言,我认为最理想的情况是:当不再需要“盘剥”农村以农补工后,1980年人民公社应当剥离“为盘剥农村而附加的行政职能”,政社分离重组为单纯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而不应全面解体,复辟小农经济。

但是,考虑到沿海发展过程中对“具一定文化、巨量、自由、廉价”劳动力的庞大需求,及各地情况差异极大,如四川深山区耕地散布于山林沟崖之间,根本无法集约化规模化管理,只能解散公社包产到户,再在适当的时候退耕还林。50%以上的条件较差(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民公社可以解散并包产到户。

而条件较好,生产水平较高的人民公社应当用一定的优惠政策引导促进,以“法规明确、制度规范、自愿参加、自主经营、民主管理、形式多样、因地制宜、技术援助、政府补贴、保险保障”的原则,或以队或大队或公社为基础重组为类似基布兹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或重组为类似莫沙夫或荷兰模式的“合作社”,或其它形式(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等)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种子”保留下来的这三种模式应该各占10%以上。这样,经过经济转型和市场冲击后,每县有10~500家多种形式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发展壮大,起到探索道路、引导示范作用就极为理想了。

但是,这样的情况虽然最有利于农业农村发展,对当时的中国是否就是最优方案?

选项太多,模式太多会不会造成思想混乱,让僵化的极左派和自以为是的冥煮派有机可乘,以至改革开放政策失去其基石——农村广泛稳定的支持?会不会造成改革开放半途而废或在大动荡中倾覆?

我也不知道。


6、事实上包产到户后就很难再“以农补工”了。

由于“土地分割细碎的分散的小农经济造成农业剩余量少且过度分散,客观上与国家工业化、城市化从农业提取原始积累的必然要求相冲突。政府与分散的农民之间的交易费用过高”(半个世纪的农村制度变迁/温铁军),农业税收和集体提留征收成本高昂、效率低下。其实也很好理解,如果你一个人要面对100人收税,绝对是件一年也完不成的麻烦事,但如果这100人是一个公司的就简单了,找公司财务半小时就解决。这也是小农经济时代“皇权不下县”的根本原因。如果是真正熟悉农村的人就应该知道90年代乡镇“中心工作”就是“催粮催款,刮宫引产”却连工资也无法足额发放的窘境,当时绝大多数乡镇政府的唯一职能就是维持自己的生存,农技推广、农田水利维护管理等工作自然就无人问津,农村基础教育和基础医疗不进反退,甚至出现了崩溃的局面。

顺便说下,我支持改革开放,但改革开放中同样有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败笔就是让基础教育普及在80~90年代出现了大低谷。

1975年和1977年,中、小学数量达到历史最高值,1979年高中毕业生达到726.50万人。然后……包产到户后因农村提留征收困难导致农村民办中小学无力维持而大量关闭,再加上因家长短视要求学生缀学回家务农,1984年高中毕业生居然暴跌到189.80万人!

一直到2006年才恢复到727.07万人。

数据来源: 国家数据


7、现在看来,一刀切的“包产到户”在农业生产的发展上明显是失败的,联产承包真正的积极作用不在农业,而在工业,在国家的总体发展,在于放开了农村劳动力流动,保障了乡镇企业和合资外资企业对具有一定文化的廉价劳动力的庞大需求。

展望世界,以大面积耕地、大量资金和技术投入在尽量少劳动力上获得高效益的美国农业,中国没办法学;中国人多地少钱少的农业现状决定了中国必须在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中更重视前者。说白了,就是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提高产量,多安置人口。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成功案例依然只有各型农业合作社(集体农业),如以色列,荷兰、丹麦农业合作社等。虽然国家又在大力提倡合作社,但是在实践工作中,因“小农意识”的顽固及其它原因,对近期我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我是不乐观的;对中国能否完全避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风险的美国农业模式,我也不乐观。

我国农业改革的逻辑以及进一步改革的思路是怎样的?

毫无疑问,包产到户满足了千年以来农民“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成为自耕农的愿景,因而充分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克服了“人民公社管理者文化素质差,制度不完善,管理僵化科学性不足,监督奖惩机制不健全”等弊端,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到1984年时粮食产量创下历史最高记录。但是,如果仅仅靠积极性就能解决问题,岂不又成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所有认为“包产到户”是必然和完美,一听到“人民公社”就兴奋的人,不知是认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或是认可“人有多积极地有多高产”?不知是否听说过“从长远来看,从根本上来讲,解决农业问题要靠科学技术,要开辟我国农业发展的广阔前景,关键在于农业的科技进步。”这句话?

人民公社问题多,问题严重,管理者文化素质差,政企不分,制度不完善,管理僵化科学性不足,监督奖惩机制不健全……这些我都承认,但它有一个优点是小农经济(包产到户)永远也不可能有的——就是利于农技推广,利于产业化。只要它有这个优点,即使有再多的问题,在剥离“为“盘剥”农村而附加的行政职能”之后,在参考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进行“进退自由、自主经营、民主管理、科学管理”的制度改革之后,仍然有巨大的优势和发展的前景。而无论包产到户说得有多么美好,只要它不利于农技推广,不利于产业化,它就是没有前途的绝路。

小农经济(包产到户)是否已到最后的末路?


8、目前,世界上发展比较好的集体农业主要有以色列的基布兹和莫沙夫,荷兰农业合作社,丹麦农(牧、草)业合作社,等。以荷兰皇家菲仕兰合作社为例:由家庭农场主自发组建大规模合作社。合作社投资成立加工、销售的公司,向产业链下游发展,以工业和商业利润反哺农业。合作社的各级管理人员和重大事宜决策,均通过会员农场主投票表决。合作社是下属跨国公司(如荷兰皇家菲仕兰公司)的唯一股东,其高管的任免和考核,由9名会员农场主代表和4名外部专家组成的公司监事会负责。而以色列基布兹就是一个公有社会,成员共同劳动,按需分配,实现内部民主和平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外部人员加入基布兹,必须充公其财产,基布兹成员外出打工收入也归基布兹所有。

这些集体农业形式不同、规模不同、组织方式不同、严密程度不同、发展基础和方向不同,有的比人民公社更左但正在改革,有的较为松散却在进一步紧密化,但其共同点是:国家工业化程度高,成员受教育程度高,农业科技水平高。

所以,人民公社若要完全地成功,就必须在建立伊始就能有完善无瑕的制度,清晰正确的发展方向,高素质人才的管理,确切及时的信息渠道,可因应“势、地、时”变化而灵活、可控地调整的执行计划,高层永不犯错的决策……以保证能在最高效地“盘剥”农村的同时,让全国各地的农村也能均衡、稳定、较快地发展。但这可能吗?中国不是以色列,国土之大,各地之异,当年文盲之众,交通通讯之难,工农业之落后就决定了这一切只能存在于想象中。


9、所以,人民公社虽然不算完全成功,但也是大部成功,他的“效果不是很好”仅是受限于时代!



春过雪消:工业化之前的全国平均粮食亩产最高能有多少?

春过雪消:地主阶级是怎样阻碍生产力发展的?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人民公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春过雪消:小农经济(包产到户)是否已到最后的末路?

春过雪消:我国农业改革的逻辑以及进一步改革的思路?

春过雪消:194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水平和规模在世界上能排到什么等级?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建国后、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工业体系?(近现代史之核心:国家工业化——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

春过雪消:就中国而言,近代到今最伟大的人是谁?

春过雪消:为何印度耕地面积世界第一而粮食年产不足中国一半?

春过雪消: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讨厌日本?单纯因为历史?

春过雪消:为什么一些人觉得美国是中国的敌人而不是朋友?

春过雪消:如果你可以改变你的国家一个政策或者法律,你会改变什么?

春过雪消:有哪些农业上的事实,没有一定农学知识的人不会相信?

春过雪消:中国整体的潜力有多大,尽头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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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因为你通常读到的什么小农户自主经营提高生产积极性因此效率高之类的说辞,都是特定时代的zz需要,它并不是真实的。

其实这个问题一点也不难理解吧,小农户一家几亩十几亩地,全无规模效益可言,连大农机都负担不起,技术改进无从谈起,靠天吃饭,抗风险能力近乎为零,何谈效率呢。

也许有人会现身说法,讲集体农庄时代生活多么艰苦啊。这个很可能是事实,但与所谓生产积极性的关系微乎其微。根本原因在于以下两点:

  1. 分配体系。这里你首先就要理解建立国家控制的集体农庄是要干什么。农民兄弟们祖祖辈辈自种自食,为什么非得要这么辛苦地把他们管起来?当然是为了比较方便地拿走剩余产品。任何国家搞工业化都需要原始积累,厂房机器码头铁路,全是吞金巨兽,第一波实现工业革命的西欧国家可以靠殖民掠夺,那么后发国家靠什么?无论苏联还是中国,一开始都靠的是强制拿走剩余农产品,压低社会消费。换句话说,生活苦,吃的差,是因为剩余的(维持基本生存以外的)农产品被无偿拿走换外汇,换物资,去修桥修路搞工业了。
  2. 石油农业。什么是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就是以石油产品为动力的农业机械,以石油制品为原料的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品。1963年大庆油田年产量300万吨,1976达到5千万吨并持续二十多年,加上渤海湾周围一圈的大港,东营,辽河等油田,我国石油自产上亿吨,贫油问题逐渐解决,1973年起有能力出口石油。70年代初中美破冰后,周总理主持下开始搞的“四三方案”,引进化肥化纤大型成套设备。毫无疑问,最终解决中国人吃饭穿衣问题的,是建立在石油化工之上的大化纤,大化肥,以及引进和自研的良种(例如著名的墨西哥矮杆小麦和杂交水稻等)。而不是什么所谓的生产积极性。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市场经济能够大大激发人自强求富的动力。但这终究是要立足于基础设施和技术的改善之上。

以上两点,第一点不方便讲,第二点不愿意讲,所以你比较少有机会读到它们。不过呢,今天有了互联网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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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CIA解密的档案苏联的集体农庄档案我们可以看到苏联集体农庄的劳动效率和生产积极性并不算低,还可以享受政府在免费医疗肥料乃至先进的机械化农业生产设备的补贴保障和农业专家的科学技术指导,在推动机械化耕作提高生产力方面连他的死敌灯塔国在给高层看的内部报告都要承认的,和上面单干最后因为产地竞争最终沦落到只能吃低保儿子只能送去当民工的日本农民朋友相比,你能认为农业集体化效率一定不好么?集体化主要是保障相对弱势的中小农户利益,事实上战后美国占领军在日本推行的土地改革,也是推动农协主导的集体化为主,而效果我们可以看看下面的专著调查论述,是比较显而易见的;
















从苏中农业生产集体化模式同期日本农协会专家对日本的土改论述里我们可以看出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确实是远比让农民单打独斗去面临产地竞争好的多,我们在回到题主的问题,题主说集体化效率在我国表现不佳,我们在看看下面的一些数据,看看农业集体化真的是不是和某些人说的一样真的毫无可取之处,消灭了建国前流行的地主包产制只会降低农民收入;












可以看出建国以来我国推行的农业集体化改革制度确实是保证了农民收入的稳定增加和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通过43工程建立的现代化化工体系,以及集体化改革建立的农林业院校为我国建立了真正的现代化农业建设体系,摆脱了传统小农经济靠天吃饭的困境,现代化农业系统的建立,农民的发家致富不是靠几个个人生产积极性高的农民单打独斗能够完成的,这也是我国目前推动的农业改革继续推动集体化合作社生产模式和乡镇农企带动农民集体化生产产业链构筑的原因,这种模式带动了我国工业农业的迅速发展从建国时落后于英属印度的一穷二白到成为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之一,对比民国时高等农业院校体系化工建设这些方面堪称惨不忍睹,农民收入基尼系数长期居高不下的情况可谓是两个时代的产物,我想现在也没有人认为清朝民国时代那种小农经济的包产到户可以给广大农奴佃户带来真正的高生产积极性吧,如果真有人这样认为,那可能是他们并未理解一号文件的真正指导用意和我国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历程,事实上在现在城市需要劳动力的情况下,提高单位生产效率和如何集中有限的农业生产力保证城乡的粮食供需和避免日本那样的乡镇荒废危机,推动集体化生产模式的农企联动以及统一供销化产业链,建立现代化的机械化农业生产模式可以说是世界上所有工业国家的大趋势,不论是美国还是日本以色列这些发达国家还是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工业国都是如此。


(1);

【2】

【3】林毅夫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

【4】

最后推荐下个人架空魔幻历史小说和相关设定专栏,喜欢魔幻历史题材的小说的朋友有兴趣可以看看,会涉及到希腊教,偌斯替教,琐罗斯亚德教,阿拉伯多神教这些前基督教时代的宗教神话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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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苏联农业集体化效果不好?

这真的应证了那句话:"自然科学人还可以置身世外进行相对较客观的评价,然而社会制度每个人就在其中,涉及每个人,每个阶层,每个阶级的利益,这是利益斗争,根本不可能客观评价。"尤其对苏联这种要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社会制度,对现实主流阶级完全是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很多人斯大林时期农业的污蔑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即使刨除失去了芬兰、波兰、西白俄罗斯、西乌克兰以及波罗的海国家(这些地区和国家在沙皇俄国崩溃后独立)的情况下,
但事实究竟如何呢?《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750-1993年》(欧洲卷第四版),这本书最大的优点首先是尽可能的给出了逐年数据,其次是给出了不同数据的统计口径,尤其是考虑到领土变动的影响,给出了不同数据对应的领土范围。后一点对评价斯大林时代的农业尤其重要,因为只需要对近代欧洲历史有最简单的了解就可以知道:沙俄不等于苏联。沙俄在一战之后分成了至少6个国家——苏联、波兰、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另外还有一小部分领土(比萨拉比亚)落到了罗马尼亚手中。)

沙俄时期粮食最高产量是8600万吨,而沙俄确包含了五分四的波兰领土及整个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人口也2亿多,而30年代初的苏联才1.7亿。
 而1937年的苏联仅谷物产量就达到9700万吨,整整超过了沙俄最高产量的三成。

很多人说:苏联当时所取得的的成就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一种极为流行的说法是苏联的粮食产量一直到斯大林1953年逝世时也还没有达到旧俄的最高水平1913年的产量。而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呢?早在1937年,苏联的粮食产量就已经远远超过了1913年的产量。如果我们以百万吨为单位,那么1913年的粮食产量为86.0,1932年为69.6,1937年为97.4,1940年为95.5,1950年为81.2,1953年82.5。(1)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在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以后的1937年开始苏联的粮食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且如果考虑到当时苏联农业人口的急剧减少(2),那么在农业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更为惊人了,而这同那些庸人所说的集体化工业化严重损害了苏联农业正好是截然相反的。

像《大国崛起》等片子中就说了谎,说斯大林死时粮食产量一直都还没有超过沙俄。的确斯大林死时的1953年粮食产量只有8250万吨低于沙俄最高产量的8600万吨但那是经历了二战在损失2700万人口和三分之二农业机械后的恢复期,同时苏联可没有像沙俄那样有五分之四的波兰领土及整个的芬兰!其次在斯大林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实现了机械化,农村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这样农业生产效率提高是惊人的。

苏联七八十年代的粮食产量在2.1亿吨左右,最高记录是1977年的2.36亿吨,一般时期人均粮食产量是800公斤左右(就连很多不停贬低苏联农业的资料、文章中,也能算出苏联人粮食产量也是800公斤,可他们是不是糊涂了!这个数字是今天中国人均粮食产量400多公斤的近两倍) ,这样的农业差么?

不信自己看资本主义俄罗斯政府网上的数据:

引用资本主义的俄罗斯政府的统计局《俄罗斯统计年鉴2011》中的数据,

附网址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非全苏联)粮食产量1990年11670万吨,2010年6100万吨   gks.ru/bgd/regl/b11_13/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非全苏联)肉类产量1990年1011.2万吨,2010年716.7万吨
gks.ru/bgd/regl/b11_13/

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当时1.45亿左右的人口,因此人均肉类消费量是75公斤左右,稍低于当美国的水平,人均肉类消费量排在世界第10位,而今天中国的人均肉类消费量才55公斤左右。

自己看资本主义国家的统计,1985年苏联人均肉量产量及消费量排世界第十位。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非全苏联)牛奶产量1990年5571.6万吨(全苏联产量9000万吨以上居当时世界第一位),2010年3184.7万吨 gks.ru/bgd/regl/b11_13/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非全苏联)禽蛋产量1990年474.7亿枚,2010年406亿枚
gks.ru/bgd/regl/b11_13/

  2010俄罗斯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均低于1990年,工业品产量远低于苏联时期,社会福利保障水平更是无法与前苏联时期相比。俄罗斯至到2017年才勉强追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非全苏联)历史上最高粮食产量1977年的1.35亿吨(俄罗斯2017年1.3亿吨)。人均牛奶产量才只恢复到苏联时代的三分之二,因而2000年以后生活水平稍恢复后,每年要从新西兰等进口2000万吨的牛奶,而肉类人均产量俄罗斯也只恢复到62公斤,低于苏联80年代的人均75公斤,甚至叶立钦时代到2000年普京上台前,俄罗斯人均肉类产量甚至低于斯大林末期水平。畜牧业养殖业的萎缩使得俄罗斯当然才余力出口粮食。


——————

另外从776年到1913年俄国共发生过96次饥荒,平均每11年就发生一次较大的饥荒,比如沙俄时代1891年的大饥荒,西方媒体就有报道美国的《纽约时报》1891年7月开始陆续报道当时沙俄的特大饥荒,提到伏尔加河流域,3600万人口受灾,认为只有出现奇迹才能使千百万俄国人免遭死难。美国人焦急不安起来了。当时亚历山大三世企图稳住世界和本国国民的情绪,便宣称: “在俄罗斯没有饥荒,有的只是歉收”。皇帝的话等于告诉人们,饥荒被正式宣告为国家的秘密。不知是政府认为没有外界援助它自己有能力战胜歉收呢,还是对后来灾情的程度缺少确实的情报,或是面对大量死亡,只好故意在外国人面前掩盖自己的无能……

可以说自从斯大林推动苏联工业化后,除二战外苏联(俄国)再也没有发生饥荒了,而且二战后,二十年时间不到就成世界第一牛奶生产大国,人均肉类生产及消费量进入到世界前10位,这需要多少饲料粮,可见苏联农业集体化后,粮食增产十分显著。


这还不是农业集体化后,增产粮食最多的国家,计划经济匈牙利二战前人均粮食产量不到300公斤,低于苏联战前的480公斤,可匈牙利农业集体化到80年代,人均粮食产量就达1.6吨以上,整整翻了5倍多,而苏联相比匈牙利,战后人均粮食量相比自身只增长了0.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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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杂交稻,化肥种子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立起来,本身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种混淆。这种搞法不知道是谁发明出来的,在知乎流毒甚深。

因为一个说的是生产方式,一个说的是工具,压根不是一回事。

说这个话的含义,似乎是:只有搞农业集体化,才有杂交稻和化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不用化肥农药了?或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阻碍了杂交稻了?不是吧。

如果把农业集体化狭隘的理解为:凑一群农民,然后集体干活集体分配,这是对于农业集体化的不了解。

例如人民公社这个产物并非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而是政治产物,毛在1958年8月6日到9日,考察了河南和山东后,认为人民公社好,定下基调,两三个月内,中国的诸多公社合并,一口气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到1958年10月1日,当时人民日报就宣布全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的消息。

人民公社不是一个集体经济组织,而是一个政权,经济和社会,军事一体的军政社合一的组织。

高度的平均主义,和高度的集中,超越了农村生产发展水平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派生出来的瞎指挥和浮夸风,以及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破坏了农村生产,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这是早在1978年之前就已经承认了的。

公社办公共食堂 , 吃饭不要钱 , 组织军事 化 、 行动战斗化、 生活集体化,我不需要去探寻当年人怎么想的,在做的各位,你们要过这种生活吗?公有制变成大家拿,上面 的高指标 、 高征购 , 下边就搞行政强制 、 瞎指挥 。

在以粮为纲的指导下,公社体制下的农民几乎不存在任何差别,不管生活在哪里都是同样的分配制度,获得差不多的收入,终身不束缚在出生的地方,几乎不存在流动,高度的同质化和平均化,无法发挥农民的主动性。

同时以行政命令代替经济规律,人民公社对于生产劳动,政治活动,集体生活高度统一管理,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么生产,卖给谁,什么价格,全部是国家指令性计划,国家可以随意平调农民的生产资料,劳动力和产品。

集体经济普遍出勤率低,劳动效率低的问题,贯穿整个中国农村集体化经济史,且从来没有任何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且人民公社本身是架构在指令性经济这个基础上,没有指令性经济,人民公社不可能存在。

在我们明知生产力达不到完全的计划经济的这个基础上-----就是达不到,连苏联都达不到,今天计算机技术这么发达,从各方面都远超过过去,谁敢说计划经济就能够取代市场经济?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人认为农业集体化是可以持续下去的呢?


很多知乎众,恕我批评一句:脑臀分离。

一边赞美农业集体化,一边谈论如何如何创业,“实现个人财富自由”,连你都知道实现个人财富自由,为什么你会觉得农民就甘心被束缚在农业集体化上?

另外,把日本农协那种模式的“集体化”和人民公社混为一谈,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故意混淆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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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吊打你机械化?所以建议美国学习保证产量爆炸(狗头)

关于粮食

在20世纪80年代初耗完了70年代的战备储备粮后,中国结束了粮食自给的历史,进入了缺粮时代;经常的情况是每年须进口3000---5000万吨以上的粮食来维持消费,合每人每年40公斤以上,并不比朝鲜的人均缺粮少;而且,储备粮长期达不到联合国的最低标准,直到2005年,才再次恢复到联合国的粮食储备标准。(中国粮食储备超联合国规定_新闻中心_新浪网news.sina.com.cn/o/2005


1980年以来,拥有世界最大水浇农业和最大杂交水稻农业的中国,不得不连续25年吃国际救济粮,直到2006年。(《世界粮食计划署称,明年起停止对华粮食援助》

那些说对农民好的我建议您去农村种两年地在出来发言吧,您要是找不到地我可以给你一块种两年

以下是我从别人那里翻出来的,上图

对于看不懂回答来我评论区暴论的人我一般建议去精神疾病医院观察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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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宾当久了,其实看看美欧日的农业改革就知道了,核心是农业过剩,线索是农产品价格和信贷,关键在于财政转移。

由于农业的脆弱特性,必须依赖于气候,一旦产出不足就会出现饥荒,一旦产出过剩就会出现价格大跌而破产,所以必须依赖于信贷支持,以平滑时间轴上的波动。但是,农民想要获取信贷就必须要抵押品,这个抵押品一般是农地。一旦农产品价格波动过大就会导致无法支付利息,而丧失抵押品赎回权,丧失自耕农的地位并成为佃农。所以,农民非常惧怕通货紧缩,这会使得实际债务大大增加,进而无法偿还债务而丧失土地。但是通货膨胀又会导致粮价上升,就会消耗政府粮食储备,这样歉收往往就会导致饥荒和农民暴动。

这就是近代以来的农业经济的主要问题,这里简单梳理下到底美欧日的农业是怎么发展的。


美国

1790年后,以南方种植园主为主的政治势力反对建立货币化的金融体系,坚持金银紧缩的通货,因为没有航道和铁路,不需要和市场发生联系。

随着轧棉机大量应用,南方建立了统一的金融体系,以支持棉花出口。东北部和中西部农业则保持自给自足,北方禁止跨州银行,保证各地拥有银行,以保证农业可以获取稳定信贷。

1825年后,美国通航伊利运河,东北部农业开始商品化。1840年后,中西部开始兴建运河,中西部农业开始商品化。

1850年后,美国开始建设跨大陆的铁路,将中西部农民纳入全国市场。广大中西部的农业从主要自给自足的农业变成商品化农业。

同时,50年代农产品价格大规模上升,农场开始机械化。

1862年,美国在农业政治势力影响下建立公立大学,以研究农业和机械为主,目标是提高农业生产率。

1861-1864年的南北战争中,联邦大肆发债,物价指数增加了74%。1865年后,出现了长达30年的长期通缩,物价指数下跌了65%,农业利益主导的民粹主义运动出现。

1870年后,商品化的农场主集中精力于商品生产,这就需要买入机械。要求提升农产品价格,也就是要求发行更多货币——当时认为价格由货币数量决定。这要求美国从金银复合本位转化为银本位,这就是自由白银运动。

1878年,美国通过《白兰德·艾利森法》,财政部每月购买200万银币。

1880年后,民粹主义要求制定《破产法》,以允许欠债者破产。

1887年,美国通过《州际商务法》,建立州际商务委员会限制铁路垄断。因为铁路运营商给予石油等大宗工业品和长途运输低价,并且提高农产品和短途运输价格,民粹主义要求破除垄断。

1890年,美国通过《谢尔曼购银法》,财政部无限量购买银币。美国通过《谢尔曼反垄断法》,拆分大量垄断企业。

19世纪末,美国发现金矿,通缩消失,出现了20年的持续通胀,民粹主义运动暂时瓦解。

1914年中,美国坚持金本位,但禁止兑换,以出售农产品偿还债务。战后坚持金本位,出现通缩。

1920年后,农产品价格大跌,但制造业快速发展,农场主利用最新式的按揭信贷,大规模投资农场。农产品价格自由落体下坠,10年猪肉价格跌了8倍。

1929年后,泡沫破灭,美国经济崩溃。北方的农产品出现绝对性过剩,甚至低于生产成本。

1931年,南方棉花大丰收,农场主血本无归,路易斯安那州长休伊·朗批评财富集中。发动“共享财富”运动,要求建立累进税,分配财富,建立社会主义式国家,于1935年被杀。

1933年,罗斯福上台,脱离金本位,并且大量宰杀猪肉,倾倒牛奶,掩埋粮食和棉花,以支撑农业价格。罗斯福也推动了1933年《农业调整法》,以限制生产和提供农业补贴。同年,推动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作为和农业利益的妥协,依旧禁止建立跨州银行,以保证农业信贷的可获得性。

1936年,1933年《农业调整法》被高院判处违宪。

1938年,美国通过《1938年农业调整法》。至此,美国农业问题基本解决。


欧共体/欧盟

1870年代,出现持续20年的长期经济萧条(The Long Depression)。因为欧洲的农业生产较美国落后,欧洲各国以农业保护为主。只有英国等少数国家实行自由贸易。

法国依靠小农支持政府,于1881年提高关税;而德国保护容克贵族利益,于1879年对农产品征收关税;意大利则更早,于1878年征税。

在二战后,欧洲农业的生产力落后问题更加严重,以恢复生产力为主要目标。在1950年末,开始出现生产过剩。

1958年,《罗马条约》签订,欧洲建立共同农业政策,以建立排他性的共同农业市场,并提供财政支持,提高农业效率和农业收入。

财政支持的工具包括:(1)管理价格:规定农产品价格上下限;(2)门槛价:最低进口价格,保证外国农产品竞争力不高于欧共体内部产品;(3)差价税:对进口农产品征收的税收,即共同市场的农产品价格和世界市场价格的差值。

并且对70%的农产品实行政策干预,即欧共体买入过剩产品以稳定价格,恢复平衡后卖出。

1960年代末,实现共同农业市场。由于财政补贴和生产规模挂钩,农场主无限制扩大生产,欧共体内部的农产品全面过剩,德国都开始大面积种植小麦了。

欧共体和美加澳打小麦战,通过无限制价格补贴,一度价格比关贸总协定指导的最低价格还要低20%,并击败美国和加拿大。

1970年后,欧共体开始农产品净出口,成为牛肉和奶制品的主要出口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小麦出口国。

欧共体内部两个净收入国,法国和意大利开始打葡萄酒战。

至1985年,欧共体农业补贴已经占预算的75%,接近破产。开始第一轮改革,削减补贴规模和控制产量。1984年,对牛奶实行生产配额制,控制牛奶产量;1985年,对所有农产品规定生产上限,并对超出部分罚款。并且对农业进行结构性改革,鼓励农民提早退休。

1992年,欧盟进行第二轮农业改革,将管理价格改为直接支付补贴,从价格支持转变为收入支持,以降低干预价格的35%。

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农业协定,要求欧盟废除可变的差价税,采取目前使用的固定关税,从而进一步增强农产品的外部竞争。

2003年,欧盟实行新一轮改革,也就是目前实行的农业政策框架,以囊括低效的东欧农业。主要是逐步降低干涉价格,使得新老欧洲农产品价格接近。并且引入单一农场支付的补贴体系,不再与限定的生产类型和规模挂钩,也就是与生产脱钩,农民自由根据市场决定生产内容。至此,欧洲的农业问题基本解决。


日本

在战国时代末期,日本出现比较接近现代的农村共同体的生活方式。江户幕府实行五人组制,即在每个村庄形成共同体,并且挑选五个代表,五个代表有连坐责任,并使用公共权力来促进合作。而当时农村共同体有十种相互扶持的责任,仅仅帮助火灾处理和殡仪而不管其他八种,称为“村八分”。

19世纪上半叶,日本农圣二宫尊德活跃,研究了改进农业效率的一系列措施。他还号召组织农村协会,促进合作,修建基础设施和组建基金。

1846年,日本出现报德社,是日本农协的前身,这种共同体组织参与相互扶持的活动,并且提供小额信贷服务。

1854年,日本被迫开国,由于日本金银价格仅仅为1:5,而国际价格为1:15,导致黄金外流。幕府为了避免通货流失产生通缩,只能恢复到国际比例,但白银贬值又产生严重通胀,米价飙升,幕府的粮仓耗尽。

1866年农业歉收,幕府无力赈济灾民,导致大面积农民起义。

明治时代,稻田生产率的增长约为1.7%,农业生产率增长约为2.5%。并非来源于农业组织形式的改进,也不是来源于欧洲的化肥(没有外汇且不存在重工业),也不是来源于耕地扩大。

主要来源于交通改进下形成的全国性市场,促进了大量信息流通,政府官员也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信息传播,如出资聘请人员巡回演讲、组织农艺讨论小组和种子交换协会等的制度。同时,经济进步后的日本推广了大量新型农具和新型肥料,都使得产量不断上升。

1881年,松方正义实行自由化改革。由于明治政府建立的大量国有企业持续亏损,北海道拓殖事业没有成效,且国有银行大量扩张货币。松方正义出售国有资产并且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导致大量农民破产,政府开始放松对农业的征税。

1918年,战后出现了严重通胀,于是米价飙升,产生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群众运动“米骚动”。此时,完全没有自己土地的佃农已经占了28%,有自己土地且租借地主土地的占了 41%,共计69%,地租为50%。

而日本,政府开始大规模低价进口朝鲜和台湾粮食,加深了农业危机。

1920年后,佃农运动开始展开,要求降低地租,在整个20年代共有20000起纠纷发生,大多数情况下地主做出让步。

1925年,日本实现普选权。大批支持农业利益的政党出现,要求维护佃农利益,如社会民主党,其中也有秘密成立的共产党。

1929年,大萧条产生剧烈通缩,又开始了农业破产潮,自由放任主义破产。

1931年,高桥是清决定脱离金本位,并且无限制发放国债,并且由央行购买,以全力刺激总需求,摆脱通缩。

1931年,日本开始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军队势力上升,农村作为主要士兵来源,农业问题必须得以解决。主要采取的是隐性改革措施,而制定这个计划的就是“赤色分子”岸信介为首的改革派官僚,建立社会主义式经济。

1939年,日本《价格统制令》和《临时工资措置令,限制所有工资和租金上升。并通过剧烈通胀来降低地租,在1945后,实际地租已经从50%降低到了18%。

1942年,日本通过《粮食管理法》,由政府统一管理大米和小麦等粮食的价格,以及供给需求关系。这个是接近于苏联和新中国早期的农业政策的,很快黑市价格就超过政府标价的20倍。

1943年,日本通过《农业团体法》,建立农业会。进行农业信贷活动,提供给农民低价和低息贷款,以购买农具等产品,并由政府集中销售农产品。

1945年,日本建立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为农业基础设施放贷。

1945年后,军事政府垮台,经济官僚几乎完好无损,开始任由经济官僚操控政权的时代。日本投降仅仅一个月,农林省就拿出来了土地改革法案,官僚们先是把二战中草拟的改革法案保守化,于是麦克阿瑟就否决了这个不彻底的法案。经济官僚第二年又拿出来一个非常激进的法案,和二战中的草拟法案相比内容接近,不过内容更激进,这次实行了。

法案中通过“交付公债”来赎买土地。然而,战时草拟法案其实是打算通过二战中的高通胀来赖账。战后,日本银行买入巨量复兴债券来投资重要产业的恢复,剧烈通胀在三年内使得“交付公债”跌了20倍。

1947年,日本通过《农业协同组合法》,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农协,基本上还是前农业会的体系。日本因此建立了双重价格制,规定了收购粮食的生产者价格和消费者价格。通过差值,来提高农民收入,来实现隐性补贴。

1950年代初,日本农业生产基本恢复战前水平。

1961年,日本通过《农业基本法》,即旧基本法。因为当时日本的农村劳动力占城市的比例低至64%,要求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是通过农产品价格支持体系。同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主要是扩大经营规模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但是失败了。

而价格支持政策只考虑生产者,不考虑消费者,一方面使得农产品的价格维持在极高的水平上,造成消费者向生产者的收入转移;另一方面使得农产品过剩,部分农产品在市场上不受欢迎,而且难以把供需状况与消费者需求转达给农业生产者,妨碍了生产者改善农业生产结构、缩小国内外价格差异。

1967年,日本的大米实现自给自足,之后也出现了生产过剩的情况。

1970年,日本出台“减反政策”,通过支付补偿的方式要求农民减少大米种植。同时,禁止进口外国大米。

1970年后,日本农业实现了机械化,拖拉机使用使用量自战后翻了100倍,达到400万辆。农业劳动不再成为全日制工作,农民参与大量兼职的建筑工人、工厂工人和服务业从业者,大量增加了非农劳动收入。

1973年,日本农民家庭收入超过城市居民家庭。

1980年后,日本迫于美国压力,为牛肉为主的农产品开放外国市场。

1993年,日本通过《农业经营基础强化促进法》,挑选符合农业经营改善计划的农民为“认定农业者”,成为农业结构改革重点关注这些对象。

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农业协定,要求日本逐步实现农产品关税化和削减国内补贴。

1995年,日本通过《新粮食法》,以取代1942年的旧粮食管理体制。废除政府集中管理粮食的机能,只负责储备和进口,通过市场机制和供求关系来分配,实现大米自由化流通,米价因此降低了20%以上。

1999年,日本通过了《粮食、农业、农村基本法》,即新基本法。新基本法从需求端进行改革,将统一对象的农业支持政策转变为选择性的支持政策,即生产力强、适应市场需求的农民。

2000年,日本通过《针对山区、半山区地区等的直接支付制度》,建立了农民直接补贴制度。此外还通过了“稻作安定经营对策”,这是政府和农户共同出资的保险类基金,用于对冲价格下跌带来的损失。

最新一轮的农业改革来源于安倍晋三执政时期。2018年的CPTPP和2019年的日欧EPA都引入了外部竞争,以提高农产品生产率。2018年,日本废除“减反政策”。

韩国其实也类似,不过我没有系统研究过,主要农业政策接近日本。


所以,农业集体化政策只是各国农业政策工具箱的一小部分而已,反而证明苏联和新中国早期的农业政策制定非常僵化,明显落后于时代了。苏联农业潜力本来是很强的,反而大量购买欧共体的农产品,而80年代欧共体削减农业补贴后,苏联的大麻烦就来了。。。

当然,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很可能他们的政策目的是不一样的,只不过用“公共利益”作为借口而已。“公共利益”无非就是利益集团私利而已,正因为他们可以定义“公共利益”,才成为了利益集团。很明显,美欧日的农业势力自身长期是利益集团的一部分,所以制定了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和信贷获取的相关政策。而消费者通常来说无法组织起来,因为不过是损失一点小钱,不吃西瓜能死人吗?但是农民少赚钱可能真的会闹起来,所以不容易组织起来的消费者,就被更容易被组织起来的农业利益集团所损害了。(想想过去的出租车司机照)

很可能这才是农业集体化的根本优势——本质上是一种“卡特尔”式的工会。而日韩的农协则是垄断组织的最高阶段“康采恩”,他们还设法控制了金融机构、农业企业和农场机械相关的制造业,中国人往往以“财阀”命名这类组织。

从这种根本性的制度因素来看,反而苏联和当时中国的农业集体化更符合利益集团的利益,也就是“公共利益”。苏联和新中国早期的官僚一点也不蠢,毕竟他们代表“公共利益”。那么苏中官僚们可能反而认为自己,比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和调整农业结构而不断改革的美欧日官僚们,更能代表“正义”吧。

进一步来说,为什么农民无法成为利益集团,无非是农民的政治失语而已,而为什么政治失语呢?

所以,指望政策来维护农民利益是缘木求鱼,农民的政治失语、地位低下和收入远低于城市居民,这些现象应该被认为是派生的现象。


user avatar   wang-shan-81-17-10 网友的相关建议: 
      

中国的农业集体化并没有效果不好,当时效果很好的。如果不赶紧集体化,农村很快就出现两极分化,出现新的地主了。以合作社为单位组织生产,个人出工记工分,这些跟工厂管理差不多,无论在集体内还是集体之间,都没有绝对平均主义,也不会导致劳动积极性降低。真正造成恶果的是公社化和集体食堂这两件事。集体食堂纯属(s开头的省略词),就不多说了。公社化是个什么呢?它不是更大规模的集体化,公社其实不是经济组织,而是基层政权。公社化是试图在农村实行计划经济,用行政指令指挥农业生产。直到今天,有高度发达的交通网络、信息网络和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市场,几乎一切产品都不存在短缺,这种情况下仍然无法在农村搞计划经济,甚至国有农场都分割承包给家庭了,那么50年代的条件下搞计划经济(实则是命令经济,因为没有数据依据来制订计划,计划中需要的物资也无从获得),农村被折腾崩溃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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