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李定国1655年被刺杀，国主能否成就大业？ 第1页

首先，个人看法——如果安西王在永历九年意外身死，那么秦王殿下还是有些（虽然不大，可也不小）可能肃清万里、齐总八荒的。

下面具体说说，1655年的局势，仍然处于孙国主（好吧，我知道正式一些的说法是“秦国主”）组织1652年大反攻进而引发主力会战之后的相持状态。中间1653、1654年孙可望、钱谦益相互联络企图发动会师长江的作战，结果因为刘文秀、郑成功等人消极态度而化为泡影，只是实现了常德之战和张名振、张煌言三入长江的小规模作战。1654年李定国也倾尽全力发动了新会之战，企图联络郑成功会攻广东，但是郑成功正忙于一面和满清谈判一面在闽、粤沿海“征收”粮饷等活动，对广东方面只是在1654年十月下旬派林察、周瑞率数万人从铜山出发支援，林察十二月十五日方到虎门附近，此时李定国主力已经战败，郑军徘徊数月征粮后返回。

到1655年秋冬，满清方面，以洪承畴为五省经略统辖襄阳至梧州的十余万绿营兵在一线防御南明各军，并且还在日益增加兵力，派阿尔津出征替换陈泰所部回京，世子济度统兵在福建征剿郑成功，尚耿二汉王在广东防备李定国再度东出，吴三桂在汉中驻防防备川南明军北上。南明方面，孙可望的秦藩明军主力集中于贵州、湘西南，川南、云南只有部分守备军队。孙可望在听闻李定国有去安龙“救驾”的迹象之后，派部将刘镇国、关有才驻田州阻截，后又派大将白文选于十月前往安龙，欲将永历接去贵阳严密看管。李定国的主力三万人左右自1654年新会战败后一直在南宁修整，至本年春夏，李定国因东取广东无望，决定利用1652年接到的“救驾密诏”，出兵安龙救出永历夺取云南。郑成功趁闽浙清军机动兵力集中于福建的时机，放弃被自己“预征”了近十年田赋银的漳州、泉州各县，派兵南出潮州，北进舟山。

具体看示意图：

这里面有不少脑补成分，但总兵力差的不多，兵力数字来源：《顺治实录》、《明清史料》、洪承畴等当事人及各类相关人员的奏疏、私人著述等。

如果1655年冬李定国意外身亡，历史在这个节点转向，那么下一步，永历会被孙可望押回身边严密看管，以西营为主体的秦藩明军基本上会服从孙的指挥，而非像历史上在李定国手下那样军心涣散、士气低落。满清方面迫于财政压力，其大举进攻的时间不会晚于历史上太久，其进攻兵力也不会多余历史上多尼、罗托、赵布泰、吴三桂、洪承畴的军队规模——十余万人太多，而秦藩明军由于新兴势力财政简洁、支付实物的特点，财政状态要好得多。

对这两点，我详细解释一下。

从西营四将军退入云南以来，孙可望一直致力于集中权力，张献忠晚期的西军主要分为张自领的御营和孙、李、刘、艾四义子长期统领、监护的各十余营，其中御营提督王尚礼首先被孙笼络，从流传记载和文物看，王尚礼基本是效忠于孙的，艾能奇意外身死后其部下后提督冯双礼被孙拉拢，刘文秀部下的前提督白文选被调往湖南战场脱离了刘的指挥，在保宁之战大败后刘也被解除兵权，从常德之战时孙可望对刘文秀授予、解除兵权都很顺利来看，孙可望对刘文秀旧部掌握比较得当。到1655年，除了李定国的大约四万人的直属部队，孙对主要是西营系统出身的秦藩明军可以说做到了切实掌握，大权独揽，西军出身诸将（尤其是面对满清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大体服从孙可望的，少数心怀不满的前明军将领又势单力孤，只要没有李定国挑头儿并且把永历这面大旗抓在手里，内部的变乱可能性不太大。李定国击败孙可望之后属于推倒从来，需要再进行一次这种集权过程，而李在这方面的能力又极差，所以历史上经过孙、李内战，李定国对非直属部队处置失当、刘文秀兵权再次被夺的一系列动荡，李定国指挥的西营系统诸军，在清军大举进攻面前表现极差，几乎不经激战（只有李定国的主力在双河口与满清南路军赵布泰部发生过短暂正面交战）就丢失了贵州、云南，直到磨盘山之战，李定国只剩直属部队，才发挥出真实的战斗力水平。

满清的财政情况在1654年之后急剧恶化，1654年去除存留、解运部寺、军饷等固定支出后理论盈余尚有二百六十万两，1655年已经变为赤字二百五十多万两，1656年赤字四百四十多万两，至1661年赤字（在地方存留项被压至极低的情况下）已经达到五百七十万余万两。

满清的财政收入在顺治十年以后大致在二千八百余万两（另有主要供应北京的米麦豆等六百多万石）范围，而军费从1653年湖南前线陷入对峙开始，因各省绿营及北京八旗兵大规模出征湖南等地长期驻扎而激增，1654年军费达一千四百余万两，到1656年鄂、湘、桂前线兵力初步到位时，军费达二千一百余万两左右，至1659年满清十余万大军占领云南时达三千万两以上，1660年更是高达三千七百多万两。

在这种局面下，满清势必不能长期对峙，在1656年的进攻计划搁浅后，至迟到1657年左右也会急于发动进攻。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满清入关接收前明军政力量的同时也接收了前明的王朝晚期习性，完全雇佣化的军队依赖白银军饷，顺治初期增加军饷后，维持一名绿营兵驻防本省每年大约需银二十几两（除军饷外，马乾、月粮也多用白银支付），如果出省作战，因行装银、盐菜金、出征行粮及战地采购、转运等因素，维持一名绿营兵每年需银数量是平时的大约两、三倍甚至更多，八旗兵在顺治初开始发粮饷后（维持费大致两倍于绿营）情况与此类似。

而孙可望的秦藩明军，由于孙极出色的治理能力，以超高征收，雇佣代替劳役，用粮食支付军饷（士兵及家口月支粮八、九斗左右），器械、衣物实行供给制的方式，在云南、川南、贵州、湘西南十余万顷（其中云南约八、九万顷）耕地的基础上维持二十余万大军，尚能使民间保持“物阜民安”的状态。个人估计秦藩明军的岁入大约在粮六、七百万石（初期征收率在百分之四、五十，后来有所下降），银数十至百余万两（主要是盐课、商税等）。当然这里有云贵特殊情况的因素——云南的耕地主要集中在昆明、大理周边，并且绝大多数掌握在沐氏勋庄和卫所系统手中，其他缙绅地主手中的耕地只占少数，便于没收之后改造，但是以孙可望表现出来的治理能力，即使进入民田占大多数的湖广、江南地区，在其施政之下，当地民生和所能提供的收入基本上会大大好于满清治下。

附：满清财政数字。

顺治十一年 “今约计北直、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江南、陕西、湖广、江西、福建、广东十一省。原额地丁银三千一百六十四万五千六百六十八两有奇。内除荒亡蠲免银六百三十九万四千两零。地方存留银八百三十七万一千六百九十六两零。起解各部寺银二百零七万六千八十六两零。该臣部项下银一千四百八十万三千八百八十四两零。内拨给十一年分各省镇兵饷银一千一百五十一万八千四百两零。应解臣部银三百二十八万五千四百八十两零。又应找拨陕西、广东、湖广等处、兵饷银一百八十万两。又王公文武满汉官兵俸饷银一百九十万一千一百两零。计不敷银四十一万五千六百两零。此外有盐课关税银共二百七十二万四百两零。又会议裁扣工食等银二十九万九千八百两零。除补前项不敷银数外。止应剩银二百六十万四千六百两零。"——户部奏

顺治十二年 “徵银二千二百万五千九百五十四两有奇（含存留，解送部寺）。米麦豆、五百七十六万八千七百一十三石八斗有奇。草四百六十二万九千三百一十六束。中茶八万六千七百七十八篦。行盐四百九万八千一百三十八引。徵课银二百二十三万一千九百四十两有奇。”——实录数字

“入数比出数缺额二百五十六万有奇”——户部尚书戴明说

顺治十三年 “徵银二千二百八万九千六百九十六两三钱（含存留，解送部寺）。米、麦、豆、五百八十一万二千六十石二斗有奇。草四百六十七万四千五百五十五束中茶八万二千五百八十五篦。行盐四百四十六万四百五十六引。徵课银二百三十九万五千九百七十五两二钱有奇。”——实录数字

“今国家所最急者，财也。岁入千八百一十四万有奇（到户部者），岁出二千二百六十一万有奇。出浮於入者四百四十七万。”——工科给事中王命岳

顺治十七年 “徵银二千五百六十六万四千二百二十三两有奇（含存留，解送部寺）。米、麦、豆、六百一万七千六百七十九石五斗有奇。草二百二十六万六千六百五十五束。中茶八万七千五百一十五篦。行盐四百一十万五千八百九十七引。徵课银二百七十一万六千八百一十六两。”——实录数字

支出 “各省驻防及绿营二千二百五十九万两 留滇八旗官兵四百零二万两 京城八旗四百万两 平西王所属官兵（平西王藩兵及云南绿营）五百万两 达素、明安达礼及驻浙八旗估算二百万两。”（个人总结，非原文）——户部尚书车克

顺治十八年 “奉御前发下红本，该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等官公同会议得，本年不敷五百七十万有奇银两，今各省兵丁仍给赏操银两，应将明季所增练饷，照旧例暂增，于顺治十八年为始起征，俟钱粮充足之日，该部题请停止等因”——户部尚书车克

孙可望趁李定国意外死亡之机，掌握广西方面西营出身的安西藩明军应该问题不大，而洪承畴等也基本上不会借机发动进攻。湖南方向，历史上1656年在孙李已经决裂的情况下，阿尔津攻占辰州企图久驻，孙可望调动兵力准备反击，洪承畴认为孙李还未开战，形势尚未真正好转，害怕在非有利情况下引发主力会战，坚决制止阿尔津，官司一直打到福临那里，最后以福临支持洪承畴默认孙可望复夺辰州，阿尔津班师回京收场。广东方面，历史上尚可喜、耿精忠、线国安等在1655年冬确认李定国已入云南之前不敢进攻，甚至因兵力需集结广州防备李定国再次东下而不敢派主力救援潮州。

对交战情况的简单推测，得到广西的孙国主兵力会进一步增加（按历史同期孙可望治下的耕地与兵力估计，孙凭借广西大约七、八万顷左右的耕地，大概还能再组建十万人左右的军队），之后大概会继续对峙，直到满清忍耐不住，出动八旗主力来攻。

清军一旦出动湖广、四川、江南清军和北京八旗主力，郑成功和夔东十三家都会应机而动，在漳州、海澄、闽安接连受挫的郑成功多半儿会像历史上那样图谋南京，夔东十三家也很可能会乘虚进攻湖广或四川。满清大军在分路进攻时面对兵力相当甚至占优（个人估计兵力对比是大致满清湖广、四川、广西三路十几到二十万人对秦藩明军至少二十几到三十万人）内部大体团结的秦藩明军，很难像历史上那样快速推进，一旦在黔东、湘西南陷入僵持，粮运不继，财政吃紧拖欠饷银（历史上清军从攻入贵州开始，即遇到“米谷甚难”，粮草“千万艰难”的情况），很容易吃败仗。

这里就双方战斗力对比说几句，1653年宝庆周家铺之战时，屯齐的兵力可能略少于孙可望，屯齐奏报孙可望合兵十万，宝庆方志谓屯齐统兵十余万（应有夸张，不过从尼堪留在湘潭养马的八旗兵都有每牛录四名之多来看，尼堪/屯齐所部的八旗兵当有数万，外藩蒙古兵、绿营兵也不会少），交战时冯双礼、白文选各部奉命不动，下山的孙可望直属驾前军受挫，各部退走，被清军缴获马七百，象二只，清军亦伤亡颇重，正黄旗蒙古梅勒章京韦征、武京等将校阵亡，之后屯齐占领宝庆、武冈即收兵不敢向沅州、靖州追击，甚至数月后孙可望复夺武冈时，尚在在长沙的屯齐（屯齐大军直到1654年四月左右洪承畴到达湖南才班师回京）也坐视不理，可见双方的对峙是武力相当的无奈之举。

一旦满清主力因粮饷不而战败，秦藩明军定然会大举反击席卷湖广，四方反清人士会起兵响应（历史上他们连吴三桂这种货色都不挑食）。

郑成功只要没有因遭遇台风这种小概率事件而耽搁时间，必然能在南京方向牵制大量清军，一旦得不到有力支援的湖广清军被秦藩明军扫清，那么即使郑军仍然因轻敌在南京战败，清军也难当顺流而下的秦藩明军，南方基本就不复为满清所有了，只要新兴汉人势力在江南站住脚，收入大减的满清就难以长期维持原来规模的绿营兵，以孙国主的治理能力，双方的兵力对比很快就会逆转，这种情况下后面的战局不待龟卜。

这里面唯一一个关键不确定因素是孙可望能不能忍到大举反攻之后再逼永历让位，如能则前途光明，如不能则会内外树敌会甚多，战争进程会大大延缓，甚至归于失败，毕竟兵凶战危，没人能打包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