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新冠病毒发生在纳粹德国，会怎样？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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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份，东特勒；“只是流感而已。”

四月份，东特勒；“有些人说这是一种罕见的流行性疾病？（笑）没有人比我更懂疾病，我在二战的时候面对过英国佬的毒气，面对过更可怕的事情。最多十月份，病毒就会神奇地消失。我曾经和首席医师讨论过，他们觉得我非常懂疾病和传播，他们说我如果当医生绝对是一个优秀的医生。”

五月份，东特勒；“难以想象，在过去的日子里，来自英格兰的肮脏政客居然用可怕的病毒在祸害我们美丽的国家！这是战争！英国必须负责！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敦刻尔克大撤退就是因为英国人打算在法国境内播撒这种可怕的致命病毒！”在东特勒手谕调动下，党卫军盖世太保二次扩招，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开始在每个城市排查共产主义者和民族觉醒者。

五月中旬，在盖世太保秘密警察的行动中，走火297次，击毙游击队份子260余人，误伤无辜路人（注：其中18人为犹太人）37人。本着“自由，民主”的精神，37名无辜伤员已经被送往“奥斯维辛战地医院”进行救治。

五月下旬，盖世太保再一次日常巡逻中“无意”致使一名叫“盖娅”的俄罗斯女性吊颈身亡，东乌克兰以“I can`t breatch”（嘛，俄罗斯人英语不好）为口号开始了暴动。东特勒在电台发言：“英国！”

五月末，潜艇部队发现感染传播严重，“狼群战术”被迫中止，对于英国的封锁作战就此失败。邓尼茨在进入东特勒行宫中争执两个小时后被党卫队押往军事法庭宣判“渎职罪”剥夺军衔，但是海军部反对此决定并且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

六月初，波兰，捷克，奥地利等地起义此起彼伏，东特勒要求驻法国防军进行调动镇暴被拒绝，出动党卫队及伞兵部队进行镇压，东特勒在电台中这么说道；“我在狼穴地洞里，周围全是最精锐，最忠诚的党卫队以及最先进的坦克和战略轰炸机。我从未感觉如此安全，这群低等生物，人生失败者的可笑暴动并不会对帝国造成哪怕一丝丝的威胁。”

六月上旬，各地国防军，地方警察，甚至“乌克兰解の放之军”（注：这支部队是真实存在的）都开始出现同情起义部队的人和情况，甚至有部分警察和国防军在执勤时间结束后加入了起义游行部队的队伍。

六月中旬，乌克兰宣布独立自治。

在乌克兰宣布自治三日后，英国内某家咖啡屋内，有个法国人在茶话会上饶有兴趣的提了个问题；“如果这次病毒发生在美国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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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时期（1933-1945年），病毒学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蒙昧时代，科学家知道有部分植物和动物病原体是可以通过细菌过滤器的，但长期不知道它们长什么样子，因为病毒太小，光学显微镜下看不到。

要看到病毒就必须用电子显微镜，德国当时是研发电子显微镜领先的国家，1933年（纳粹元年）发明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的就是德国物理学家恩斯特·鲁斯卡（Ernst Ruska），他因为这一贡献获得了198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后来他加入了西门子旗下的子公司，于1938年生产出世界第一台商用电子显微镜^[1]^[2]。但电子显微镜在1930年代处于发展的早期，因为分辨率和放大倍数不足以看清大部分病毒，多数只用于工业研究，1938年鲁斯卡才获得了第一张病毒的电子显微镜照片^[3]。

科学界当时知道很少一部分病毒的培养方法，例如1931年发现流感病毒可以在受精的鸡蛋中培养；1937年首次用鸡蛋传代培养黄热病病毒，制造出了减毒活疫苗^[4]。德国当时也有世界领先的病毒学家，例如马克斯·德尔布吕克（Max Delbrück）于1937年首先提出了噬菌体（一种寄生在细菌上的病毒）如何侵入细菌、复制并释放的假说，但他当年就离开了纳粹德国赴美国定居了^[5]。由于DNA和RNA的结构到1950年代才被发现，因此纳粹德国时期科学界无从得知病毒是如何复制的，也无法研究病毒的变异。

特异性诊断新冠病毒感染有两样核心技术——检测抗体的ELISA（酶联免疫吸附法）和检测核酸的RT-PCR（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分别是在1971年^[6]和1990年代^[7]才发明的，纳粹德国时期不可能用到。

辅助诊断新冠肺炎的影像学手段包括X线胸片和CT，但诊断效果更好的CT是1971年英国工程师戈德弗雷·杭斯菲尔德（Godfrey Hounsfield）发明的^[8]，纳粹德国时期只能用胸片。

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中推荐用于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9]及其发现年代分别是：

α-干扰素：1957年
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约在1990年代，2000年获得FDA批准上市
利巴韦林：1970年
磷酸氯喹：1934年
阿比多尔：约1960-1970年代发现，1993年合成

很显然，在纳粹德国年代，能用的治疗药物只有氯喹，不过这药恰恰是在德国药企拜耳工作的奥地利化学家汉斯·安德萨格（Hans Andersag）发现的^[10]。

另外一种与新冠肺炎死亡率息息相关的医疗设备——呼吸机是1928年美国工程师菲利普·准克尔（Philip Drinker）发明的，跟今天用高压空气周期性压入患者肺部不同的是，那时的呼吸机是用密闭的容器把病人的身体装进去，只有头留在外面，周期性地在病人胸廓外制造负压，牵引病人进行呼吸。

这种大型医疗设备在那个年代是稀罕货，到1936年世界上只有222台，大部分还在美国。德国的第一台呼吸机是阿克赛尔·多恩哈特（Axel Dönhardt）在1947年才制成的，用的还是报废潜艇上拆卸下来的鱼雷管^[11]。

因此新冠肺炎如果出现在纳粹德国时期，医学界会注意到有一种快速传染的疾病出现，症状与流感类似，其病原体不是细菌而是病毒（因为可以通过滤器），仅有的X光诊断也并不具备太多的特异性将其与其他疾病鉴别开来，因此很可能会被当做一种新型的流感，除了氯喹也缺少其他的药物治疗手段，只能沿用类似一战对付西班牙流感的方法，用隔离、对症支持治疗外加群体免疫硬扛，一旦病人发展到需要呼吸机的阶段，那就是死路一条。但考虑纳粹时期德国的老龄化程度比今天低得多，死亡率也不会多高。

当然，考虑到纳粹德国的德性，不排除他们会利用这次疾病，试图将其研发成生物武器，或是造谣称这是犹太人带来的瘟疫，甚至利用老年人重症率、死亡率高的特点减少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口（纳粹曾在1939-1945年期间执行“T4行动”，杀害了27.5-30万有精神或身体疾患的残疾人）^[12]。但如果这场疾病造成大流行，也有可能给德国的备战或作战带来重大干扰，或是给纳粹喜欢组织的万人大集会大游行造成阻碍。

在那个年代，人员的跨国流动比今天的规模小得多，疾病向其他国家蔓延的速度也会比较慢，但一旦传入其他国家，别国也没什么好办法。

总的来说，如果在纳粹德国时期爆发新冠肺炎流行，在历史上又会是一次类似西班牙流感一样的流行病，有一定机会可以推迟二战的爆发，在多个交战国大流行可能导致已经爆发的二战中途停战（这不一定是什么好事，意味着纳粹政权可以苟延残喘，伺机卷土重来，当然也有可能给同盟国更多的时间准备防御），甚至如果纳粹权力核心（希特勒、戈培尔、戈林、希姆莱）病死几个的话，可能导致其政权提前崩溃（这个机会不大，这几位当时的年龄在四五十）——若真的如此，一场新冠肺炎反而能拯救不少生命。

今年新冠肺炎的大流行是一个巨大的不幸，但不幸中的万幸是我们有N多科技加持，也没有处在全球性的战乱年代让我们不得不两线作战。但愿新冠肺炎和纳粹主义这两种瘟疫，都一去不返。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