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是二战时期唯一遭饥荒的西欧国家，为什么？ 第1页

荷兰人民在二战中乃至1945年都或多或少的受到饥饿的折磨，这点是不容否认的，但是说“唯一”发生饥荒则相当值得商榷，因为相比上西欧国家，东欧被占领国家的情况则要糟糕的多。

二十年代后期的经济萧条，导致欧洲大陆各国政府普遍对农业进行援助，所以战争爆发前的那十年，是粮食生产稳步增长的时期。欧洲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提供了它所需要的食品的将近百分之九十（按卡路里计算），仅在饲料方面缺少百分之十，而在脂肪和食油方面则缺少百分之四十五。同德国一样，欧洲大陆在做面包用的谷物、土豆、食糖和牛奶方面几乎可以自给，但是有百分之十五的肉类要依靠海外供应。由于预料将会出现紧急情况，大多数国家都增加了储存，管制粮食的法律也准备就绪，而且基本工作人员都已内定。在荷兰，1939年成立的战时粮食机构，起先得到德国占领当局的承认，可是后来却由人们熟悉的全国农业协会所取代。不过，由于国家管制的基础早在德国入侵以前就已经奠定，荷兰的制度继续发挥作用而没有受到多少干涉，结果是，直到战争的最后阶段，当战事妨碍了交通和管制工作时，粮食的分配工作仍然令人相当满意。

回顾整个战争时期，欧洲大陆各国粮食的产量在战争的前一半时期下降了百分之十，而到战争结束时则下降了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农作物，尤其是做面包用的谷物，产量下降得较少，而畜产品，特别是肉类，产量则减少得较多。从1943年起，当大陆的中心地区而不是边缘地区开始感到战争的全部冲击力时，有些国家的农业生产反倒稍有改善。只是在战争结束后，到了1945年秋天，第一次真正灾难性的歉收才出现了。各个国家之间，情形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除丹麦外，所有国家的配给量和食品供应总数都比德国少。在芬兰、挪威、比利时、荷兰和法国的大部分地方，尤其是在波兰、俄国、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城市中，居民有很长一段时期不得不在大大低于最低需要水平的情况下生活。凡是有钱从黑市购买东西的人，物质方面没有感到什么匮乏，可是大多数城市居民都无力经常通过非法的途径来补充配给量的不足。

欧洲全体居民的健康，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了损害。成年人体重减轻是很普遍的，而儿童中发育迟缓的现象则有案可稽。软骨病和肠胃病增多了，在情况最差的地方，还出现了因饥饿而浮肿的病人。婴儿死亡率上升了。在粮食消费量特别低的地方，结核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大幅度地增加。但是，由于医疗防治工作的改进，大多数人在这场战争结束后的健康情况，都比前一代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要好些。在大多数情况下，造成的损害并不象那些不得不经受这场严峻考验的人们当时所预料的那样持久。

二战中的荷兰

由于荷兰的地理位置使得她成为进攻英国的可能跳板以及防御盟军的桥头堡，德国在战略上想和荷兰搞好关系。然而到1941年2月，德国人一定已经明白，他们不能期望荷兰人民俯首听命，因为在那个月里阿姆斯特丹开始发生了罢工和骚动，随后蔓延到了其他城市。荷兰纳粹分子的挑衅激起了群众愤怒的第一次自然的大爆发。对德国人的愤怒也开始高涨了，首先是由于德国人对犹太人的迫害日益升级，后来则是由于战事的迫切需要使德国人对荷兰人力和资源的剥削不断加剧。从1941年初起，强迫男人和女人去服劳役的范围不断扩大。熟练工人被骗到德国去做工。1941年7月东方战线开辟以后，荷兰人被招募去打德国的敌人，或者把他们迁移，利用他们的务农本领去开发新征服的乌克兰草原。

1942年德国人决定放弃其哄骗或威吓荷兰人的希望，采用了强硬的反措施，这便使人看出荷兰人已在开始进行抵抗了。这年春天，希姆莱和他的主要助手海德里希访问了荷兰，亲自对他们在荷兰的代表警察长官劳特尔作了简要的指示。5月，荷兰武装部队中的军官重新被拘留起来，并在荷兰的重要人物中逮捕了四百六十人作为人质。他们的数目后来增加到一千人左右，第一次枪毙人质发生于1942年8月15日，当时德国人为了对鹿特丹的一次破坏行动进行报复，把五个人质处死了。秋天，由于日益害怕盟军进攻，他们开始强制疏散荷兰沿海的居民，包括海牙的一部分居民。荷兰居民由于燃料和粮食短少的情况迅速恶化，已经深受苦难，这一迁移更增加了他们的困苦。与此同时，新颁布的法令增强了德国人对荷兰劳工和人力的控制，因此他们可以把成千上万的荷兰工人押送到德国去干活——仅仅在1942年5月和6月就有不下四万六千人。

随着1943年这新的一年的来临，所有这种压迫所引起的激烈情绪开始爆发。1月间，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有几个领导人被暗杀了，这表示出民众对这个组织的憎恨。对占领国的积极反抗也开始采取破坏为德国人生产的工厂以及销毁有关即将押送出国的工人的名册的形式。铁路也受到攻击，这有两个目的：既阻碍德国人的作战努力，又阻止或放慢押送工人出国的工作。德国人为了报复，处决了许多人质后，又在3月底对各大学发动了一次袭击，逮捕了几千名大学生，把他们拘留起来作为人质。1943年3月16日颁布了一项法令，限制各大学招收学生的人数，入学的条件是要他们宣誓效忠，否则就要被押送到德国去做工。据说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学生拒绝签字。4月里，荷兰的紧张状态加剧了。4月29日公布了德军总司令克里斯蒂扬森将军发布的一道命令，勒令荷兰武装部队以前的全体军士报到，以便送往德国的战俘营中拘留。这就引起了一场新的危机。第二天，在伦敦的荷兰政府广播了一个呼吁，要求有关人员抵制这道命令：“不去登记……不理睬他们的传唤。设法让他们找不到你们！”鉴于荷兰人民有了这种危险情绪，4月30日在全荷兰公布了戒严令，实行宵禁，并订出了其他种种限制行动自由的规定，违者可以处以死刑。然而，在以后的几天里，发生了激烈的示威运动，群众遭到枪击，全国各地都爆发了罢工，农民拒不交出牛和牛奶，铁路和码头遭到破坏，工厂和农庄发生火灾。从5月2日到6日，至少有二十一名荷兰人由于参加罢工或其他的罪行而被判处死刑。德国人重新控制住局势以后，就乘机实行德国驻荷兰专员赛斯-英夸特2月间暗示过的全面动员荷兰劳工的工作。根据1943年5月6日的一项法令，所有年龄在十八岁到三十五岁的男子都应登记强制服劳役，所有没有在表示效忠的宣言上签过字的学生也应登记服劳役。5月13日，德国警察长官劳特尔发出一个通知，没收所有无线电设备及其附件和零件，不管是私人家里的，还是商店里的存货。5月15日，戒严令撤销了，但是关于强迫劳动和没收无线电设备的规定依然不动。同一天，赛斯-英夸特又发布了一道旨在对付政府工作中消极抵抗的命令，对制造严重行政破坏事故的人可以处以终身苦役或死刑。这个措施证明本年2月间荷兰首相盖布兰迪教授从伦敦发出的呼吁已经取得了成功。他呼吁全体忠诚的荷兰官员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用一切办法拒不执行显然为了帮助德国人作战而颁布的种种法令。

大约就在这时，从两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掀起了一股正在增涨的反抗浪潮。首先是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向赛斯-英夸特递交了一份联合抗议书，并于1943年2月21日在荷兰所有教堂的讲坛上宣读。抗议书用最强烈的愤怒词句提到破坏正义，破坏基督教原则，迫害犹太人，把荷兰工人押送到德国去，在荷兰强迫服劳役，以及杀害人质等。第二份抗议书是荷兰医务界在1943年6月发出的。它用同样强烈的词句使人注意到压迫对身心的影响，荷兰居民的营养不良情况和由此而造成的肺结核的蔓延，以及把荷兰粮食输往定量较高的德国这种不公平的情况。它还提到强迫荷兰人制造武器去打与盟军并肩对德作战的同胞的这种心理上的折磨。但是，德国人那种迅速恶化的战局使他们简直不可能倾听人道主义的呼吁了；相反，这种形势却促使他们采取甚至更加残忍的行动。在他们强迫沿海地区的居民疏散以后，看来甚至还有采取更为强烈的防卫措施的迹象。1944年元旦，米塞发表了一篇演说，他在演说中对盟军入侵可能带来的恐怖事情渲染得极其可怕，他特别指出，鉴于荷兰大部分土地都低于海平面，入侵可能导致淹没新开辟的低地（抽干了水的沼泽地）。于是这个题目便被德国控制下的荷兰报纸大肆发挥，企图威胁荷兰人民变得俯首帖耳，使他们吓得不敢反抗，不敢与盟军合作。后来，这种情况又有所缓和，着重在荷兰作为抵抗欧洲“布尔什维克化”的堡垒这一“足以自豪”的任务和淹没低地作为防卫武器的价值了。的确，当这种宣传在1944年春出现时，德国人实际上正在某些地区放水——尽管德国人试图缩小这件事，并且对它作出最好的解释，但是，不久便被地下报纸传开了，使人们直接预先知道了情况。

但是，总的说来，德国人在涉及自己的利益和安全的地方就不愿意直言不讳了。1944年5月13日，赛斯-英夸特发布了一道新的命令，规定如形势需要（即盟军登陆），立即实行戒严，并规定对荷兰人进行最严格的管制，以免他们在任何方面妨碍德国人。实际上，所有的荷兰人都得执行德国人的命令，违者处死。7月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不久，同荷兰人共同负责的伪装，由于撤销了米塞的“咨询内阁”而告结束。荷兰人在德军占领的余下时间里都遭到了赤裸裸的德国军事专制的统治。然而，当荷兰人看到盟军在1944年夏末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欧洲时，他们自然想到解放的时刻就在眼前了。正是在这样的期待中，并在希望加速这一结局的到来时，荷兰流亡政府与盟军最高统帅部和国内抵抗运动取得了一致意见，于1944年9月17日命令铁路举行总罢工。这个命令立刻得到普遍的执行。在四十八小时内，荷兰各地的火车，除了几列由德国人自己驾驶的以外，全部停开。德国人用恐怖手段或答应给双薪和双份配给品的办法都没有能破坏罢工。但是，这时盟军的攻势在阿纳姆遭到严重的挫折。德国人对自己在荷兰仍控制着的地区加紧压制，罢工开始受到报复，不仅对罢工的工人，而且对全体居民。德国人认为荷兰人这时已经丧失了一切应得照顾的权利，于是开始有计划的、无情的破坏和洗劫荷兰国家财产。在荷兰，被严寒加剧了的一个可怕的冬天开始了。盟军频频轰炸，粮食、燃料和电力都极端缺乏。荷兰最大的一些城市所在的西海岸地区的粮食储存根据德国民政当局的命令，于1944年夏季已经减少到只够两三星期之用。为了报复铁路罢工，禁止从较远的东部农业区运送粮食到大城市，禁运直到11月8日才解除，可是到了那时，严寒季节业已开始，再也无法储存粮食了。除了德国人的报复措施外，罢工也使得供应品无法运往城市，因此煤和粮食的储备不久便告枯竭。此外，三万名铁路工人在罢工——连家属在内，总共有十万人——全都得隐蔽起来，都得吃饭。到11月，德国人开始在街上和屋子里围捕荷兰人，把他们押送到德国去。由于遭受这些苦难的结果，1945年1月和2月在总人口超过二百万的六个城市中，死亡率几乎比1944年同期加倍。根据报纸上的报道，仅鹿特丹一地，饿死的平均每天就有四百人。

德国人沿着荷兰南半部宽阔的河口构筑了他们的防线。在1945这新的一年年初，他们仍然占据着荷兰的大部分地区，人口约有六百万。盟军占领的地区濒临饥饿的状态，而在德国人占领的地区则是彻底的闹饥荒。但是，荷兰人的精神还是没有垮下来，反抗德国人的活动并没有停止。3月初，有人企图谋杀德国警察头子和公安委员会常务专员劳特尔，又引起了特别野蛮的报复。为了这一罪责，3月7日，约有四百人被处死，其中许多人是在斯开文宁根的海滨沙丘上被枪决的。直到4月初盟军才开始从德国进入荷兰，1945年5月6日，才解放了荷兰全境。到了这时，荷兰人民肉体的痛苦才算结束了。在大战的最后阶段，德国人对这个国家进一步给以沉重的打击。在鹿特丹港和阿姆斯特丹港，他们进行了毫无战略意义的破坏，似乎纯粹是出于报复的心情。他们还破坏了海堤，使海水进一步淹没了大片肥沃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