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过那些以姓氏(陈)和形容词(金元明清)定国号的,大体上中国王朝或割据政权都会以所龙兴、所受爵封、所割据之地为名号。韩地仅有在战国至汉初指代战国韩国之地,战国之韩的长期稳定领土,大致为晋东南与豫中地区。秦及汉初所指之韩地几乎仅仅以豫中的颍川一郡为限。韩国所囊括的区域无论在战国以前,亦或是汉初以后,韩地之称始终是在“韩”之源:韩城一带。所以,与“韩”有关之地,仅有韩城、豫中、晋东南三处,下面我再一一分析一下这三处为什么没有诞生一个建号称制的政权。
韩城为韩原所在,是古韩部落所在,西周时为周室分封之国,是周武王的分支,春秋时期并入晋国,成为晋室分支之韩。韩城一带自古仅是关中与河东之间的北路交通枢纽,龙门津的地位仅次于南边的蒲津渡,为关中平原向黄土高原插入的一片狭窄河岸平地,南面无险,既非有利于自守割据之地,也非一统王朝愿意分封之地。汉代以后,此处仅有关津守将及州县官吏驻守,全无高阶权臣获封或驻扎,一介基层低阶官吏自然不可能凭此处之“韩”,建号称制了。
晋东南地区本非韩都所在,仅为韩氏在战国时期掌握的要地,不可能像邯郸之赵、大梁之魏那样,获得韩之名号。战国以前该区域古称便是“上党”,日后又因“潞氏”部落所在,得名“潞州”,封此地的王爵也随之叫做“潞王”(后唐、金、明)。而且上党高地,西控河东、北连晋阳、南俯伊洛、东控河北,内部多山,也是一个不以农业多产见长的军事重地,治世则一统王朝必严控,乱世则周边政权必争夺,无法割据自立。可见,上党从不以“韩”地自居,自身条件也不利于积聚实力,遑论据此地而以“韩”为号了。
豫中地区(郑州、新郑、荥阳一带),为中原之中,本身便是帝王不欲勋贵插手的陆路要地,又层累地重叠交错着许多“曾用名”,夏、商、周、郑等名号均在韩之前染指过这片区域,周边又有魏、梁、宋、卫等强国或古国名号所在地。帝都如果在洛阳或开封,夹在二者中间的韩地,怎么也不可能形成一个足够有实力割据一方的实力派。即便帝都在关中或北京,有那么多比“韩”更好的名号可选,“七雄老幺”又哪里比得过“第一王朝”夏、“第二王朝”商、"第三王朝"周、“春秋小霸”郑、“战国初霸”魏、“西周强藩”宋卫?何况韩国自己都没把都城名上的郑国色彩抹去(新郑),亡国之后,此地利马更名颍川,空有秦汉之际口头称呼之韩地,经过西汉两百年中央集权,曾经的割据之名号,既架不住其他更响亮名号的竞争、又抗不住帝王集权意欲把持此京畿要道之心,还没有落实到行政区划名称上,更无法在命名上竞争过古韩地。豫中便无法出现一个以“韩”为号的政权,哪怕割据也不可能。
总结一下,韩城、上党、豫中等三处先秦韩地
因下列原因无法支持一个强大到足以建号割据的政权:
且因下列原因无法成为封王受禅即位建号之处:
最后,回顾一下历史上“韩王”与“韩国公”的成分,验证一下:
秦汉以来韩王倒是有很多,汉初、北魏、唐、后唐、后晋、前蜀、后周、南唐、宋、金、明都有,不过除了汉初那几个被刘项削平的韩王,都是清一色的宗室王,即便造反也没必要搞改朝换代、建号称制的把戏(如代王刘恒、燕王朱棣)。
韩国公就更多了,北周以后开始出现,不过恰好都是在其人功高年老之后授予的有名无实的荣誉爵位,也便没什么权力搞阴谋政变了。功臣勋旧得上一个类似韩、许、鲁、卫、蔡、陈等小国名号的国公爵位,本身就是因为没有什么强势权力所致,要是像曹操、司马氏、刘裕那样有强势权力,早就自己选个威名赫赫的公王名号了,更有如石勒那样的,从赵帝手里得了个赵王名号,称帝后还接着用,硬是要搞出来一个异姓两赵对峙的局面来,有权就是任性。
一句话总结,强权配威名(先秦强国)、强权配宝地(有险有粮),有野心篡代的强权选择了威名赫赫的宝地作为自己的国号,声威不显的要地只能作为宗室屏藩与勋臣虚尊之地,韩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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