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沈从文、老舍、巴金、冰心等大作家在建国后没有什么佳作？ 第1页

一堆靠百度活着的文盲，但凡百度搜着点啥如获至宝，隔三差五跑这么个回答下碰瓷。

文盲还非得TM瞎杠，我是真的烦——你们跟我杠，我就拉黑，就这么简单。

一堆缺乏基本的查阅资料和阅读理解能力的X，张嘴“地摊文学”闭嘴胡扣帽子。

招魂招到X都没了，一个个还真以为自己能骑到墙上呢？

我感觉我某个内容基本引用的回答套到这种问题上，可以做个公式性质的回答。

逼乎上各种拿着帽子乱喷的，普遍美化且扭曲了知识分子建国后某一漫长时期的境遇。

另外加一句，评论区各路大手子出没，我也不敢掺和啥。不过某些文盲张嘴党史、地方志、党史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的报告文学都是“地摊文学”“厕所读物”，接着自己一张键盘创造地摊文学的，这地摊文学可真是“自由心证”了。我对这种实在是怼一句的欲望都没有。

友好的回复一下，这里的相关报告文学旧书网上淘淘也就十块二十块的，当然，估计各位也是没这个闲钱买这些书的，毕竟键盘随便敲个“地摊文学”多轻松。所以像《巴蜀女知青》这种党史文献在万恶的知网上都是免费下载的，《文史参考》随便上人民网都能看的，求求你们读读书吧。

顺便问一句，赵树理是怎么没的来着？

还佳作，佳个粑粑。

“WG”十年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达1402.66万人。加上“文革”结束后陆续下乡的有260.04万人，共1662.7万人。与1980年的全国城镇人口1.91亿相比，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当时几乎所有城镇家庭都与“知青”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WG”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出了许多问题，比如，插队安置费标准太低，吃不饱饭，疾病医疗没有保障。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干部依仗权势拉关系走后门，在招工、招干、返城中大行不正之风，还出现了一些奸污迫害女知青的不法分子，这些问题在各地都存在，但没有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简史》，《文史参考》第18期）

在勐腊农场，一群知青脱下上衣，裸露出遍布身体的累累伤痕，那是兵团时期野蛮专制的终生纪念。统计数字标明，知青中伤、病率高得惊人，有几个数字已经接近或者达到百分之百，患胃病、肠炎、风湿关节炎等急慢性疾病达百分之百，女知青患痛经、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接近百分之百。

长期处于饥饿和劳累状态的男女知青，精神上承受力已经超过极限，于是普遍复归到一无所有的赤贫状态，极端荒诞和精神变态的事件层出不穷。

“（第十八团）排以上干部亲自动手四十八人，被打知青一百一十人，遭受三十几种刑罚，有的被打致残，有的内伤严重，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自杀（未死）……”

“辽宁省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三千四百多起，四川省三千二百九十六起……河北省，仅一九七二年奸污案一百一十九起。”

“云南兵团不完全统计，吊打知青六十九起，仅一师批斗知青七百二十七人，有的知青被吊起来活活打死。”

“云南省知青办揭露：据不完全统计……有一百零三名干部奸污女知青。”

“第十六团五营三连连长陈忠友，有妇之夫，奸污、调戏女知青十一人，女知青上山割胶，听见树叶响都以为是连长来了……”

“四川南充军分区副参谋长袁候新，在地区革委会任生产组长时，以安排知青工作为名，奸污女知青达九十余人。”

“祝江就，浙江省江山县丰足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用各种手段奸污女知青八人，猥亵八人……”

“第十团司令部参谋刀世美（正连级），有妇之夫，采用欺骗、引诱和胁迫等手段，鸡奸男知青二十余人”。

（邓贤《中国知青梦》，1993年出版）

　“WG”期间，全市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在这个运动中产生了大量与之有关的案件，当时统称为破坏上山下乡运动案件。这是在“WG”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特殊案件，这类案件成为当时法院审判案件的重点之一。

197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先后下发了文件，要求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作坚决斗争，对强奸女知识青年的犯罪分子，要按其罪行依法惩办，对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判处死刑。1973年9月～1974年底，全市法院受理破坏上山下乡案件364件，其中奸污、迫害女知识青年的案件占90%以上，受害者有487名。上海县上山下乡办公室1名工作人员，1968年以来利用职权，威逼利诱，强奸女知识青年3名，奸污、猥亵16名。

1977年，全市处理的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案件共188件206人，强奸、轮奸女知识青年的案件达38．35%。一些犯罪分子利用职权、地位以及女知识青年所处的特定环境，乘机对她们进行犯罪活动。各级人民法院对犯有强奸、轮奸女知识青年的犯罪分子进行严厉惩罚。在处理的案犯中，原系基层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占13．59%，农民和工人分别占62．14%和9．71%。

（《破坏上山下乡运动案件》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专业志·上海审判志·第三编刑事审判·第五章其他刑事犯罪案件审判·第五节破坏上山下乡运动案件》）

“有些女知青是以肉体为代价换得一张离开农村的通行证的。1972年，安徽某县首次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全县数万知青展开大规模竞争，最终有七十余人获得这天大的幸运。在进行上学前体检时，妇科检查的大夫惊讶地发现，二十余名女知青没有一名是处女，而且几乎全都不是陈旧性裂痕，再准确点说，她们都是在招生通知发下以后失去贞操的。”（《拥抱战神的孩子们》的知青报告文学集中收录的《被亵渎的青春》，作者丁雨雨，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

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第八期会议简报上我们可以看到：辽宁省1968年至1973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据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11期登载，……黑龙江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365起；内蒙古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247起；云南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39起；广州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93起。其中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38人……黑龙江兵团简报第十六期登载，黑龙江兵团某副参谋长调戏女知青七人，边学习中央文件边调戏女知青。二十五团副团长在全国召开打击批斗奸污女知青罪犯大会的同时，还在办公室里强奸了一名女知青。”（《尘劫·知青畅想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

一般情况下, 下乡知青在劳动锻炼了两年以上就有了被“三招” 的可能, 而支边知青由于待遇与下乡知青不 同, 在边疆劳动锻炼时间多在七八年以上。 1976 年全国掀起返城高潮, 支边知青因返城 无望终于在 1978 年底爆发了云南十万知青 返城大罢工( 截至 1977 年底, 四川在云南的 支边知青实有 31126 人, 其中男 17792 人, 女 13334 人) 。 从1958 年至 1980 年, 四川省下乡和支 边青年累计达 148.7 万余人, 其中女知青约占一半。

据1971 年初对 17 个地、市 、州的不完全统计, 下乡女知青被强奸、诱奸、逼婚 、诱婚的案件就有 729 起 。在司法部门严厉打击下, 情 况有所好转, 至 1974 年这类案件又有所抬 头, 1—5 月全省发生 457 件知青案件中, 摧 残迫害女知青案件达 420 件, 占 91.1 %, 以 后亦时有发生 。在全省推广集体安置经验 后, 此类案件逐步减少。

1979 年四川省公、检、法、妇联等部门对女知青案件进行了一次联合大调查, 案件种 类很多。如有 :( 1) 逼婚后不堪虐待自杀身 亡。( 2) 有的基层干部借照顾为名, 诱奸、骗 奸女知青 。( 3) 暴力强奸女知青, 此类情况较 少。 ( 4) 有的女知青长相漂亮倍受凌辱 。( 5) 极少数国家干部利用职权为非作歹 。南充军 分区原副参谋长袁侯新在地革委任生产组长 时, 以安排工作为名奸污女知青达 90 余人 。 后袁侯新关死在狱中。云南兵团独立一营有来自北京、上海 、重庆的女知青 700 余人, 教 导员蒋小山利用职权在 1970 年至 1973 年间 强奸女知青 20 余人, 猥亵侮辱者上百人 。一 师二团六营连长张国良在职 3 年强奸了几十名女知青, 其中数人多次堕胎, 以至女知青听 到树叶响或喊“连长来了”就会吓得簌簌发 抖。 1974 年, 由国务院、中央军委签署命令, 批准判处蒋小山、张国良等 4 名罪犯死刑, 立即执行。（《巴蜀女知青》，《四川党史》1998年03期）

上山下乡中涉及知青的刑事案件或曰知青受迫害问题，在各级地方志尤其是司法志、法院志、审判志等专业志中有不少记载，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和具体的数据。由于相关的档案资料在大多数地方都未开放，因此这些资料对研究者而言更显示出其重要价值。

关于案件的数量和类型，据浙江省 1979 年年底的统计，到上山下乡结束时全省共发生破坏上山下乡案件 2942 起，其中一类案件（即迫害女知青案件） 2557 起，受迫害人数为 3248 人，占案件总数的 86.9% ；二类案件 385 起，其中杀人 38 起，毒打迫害 118 起，偷盗、诈骗 167 起，打击报复 10 起，纵火放毒 4 起，贪污 8 起，教唆 40 起。湖北省从 1968 年至 1973 年上半年，判处了“强奸、迫害下乡知识青年”案件罪犯 453 名。 1973 年，中央要求各地严查迫害知青问题，当年全省判处 544 名此类案件的罪犯，超过了前几年的总和； 1974 年该省判处此类案件罪犯 683 名，又超过了 1973 年。 1970 年到 1973 年 8 月，陕西省发生迫害下乡知青案件 621 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件占 88% 。 1970~1973 年，吉林省共处理强奸女知青案件 726 起，判处罪犯 596 名。1969~1972 年，北京市农村郊区发生迫害知青案件 76 起，其中奸污迫害女知青 71 起，捆绑吊打 3 起。上述各省市的数据显示，在迫害知青的案件中，涉及迫害女知青的案件占绝大多数。

各地方志中还有与知青上山下乡有关的其他案件的信息。 1973 年，辽宁省在对安置经费进行清理过程中发现，国家下拨的 22011 万元经费中有 817 万元被侵占、挪用、贪污和私分，其中 479 万元是知青安置经费。 到 1973 年，国家下拨给湖北省汉阳县的知青安置经费 236.3 万元，被贪污挪用 38.2 万元。“WG”期间，广东省沿海地区有许多知青“偷渡”到香港，据《惠州市志》记载， 1971 年春季有 1120 人“偷渡”，其中知青 862 人，占 77% 。惠阳、东莞、博罗等县“偷渡”的人员中知青占 80% 。虽然省委要求坚决遏止，但收效不大。

关于涉案人员被判刑情况及其身份，在湖北省 1974 年判处的 683 名案犯中，判处死刑（包括死缓）及无期徒刑的有 20 名。这些案犯中包括农民 303 人、基层干部 118 人、国家工作人员 62 人，等等。吉林省在 1970~1973 年判处的 596 名案犯中，其中判处死刑 14 名、死缓 5 名、无期徒刑 15 名、 5 年以上有期徒刑 243 名、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171 名、监外执行 148 名，此外还批评教育处理了 148 名案犯。 1970~1978 年间，安徽省共审结了 4357 件破坏上山下乡案件，判处了 4562 名案犯，其中死刑 34 人（ 1973 年最多，判处死刑 9 人）。案犯中农村社员最多，为 901 人；其次是基层干部 593 人、国家工作人员 385 人、工人 348 人、“五类分子” 44 人；等等。在浙江省发生的 2557 起一类案件中，案犯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有 241 人、基层干部 669 人、工人 427 人、社员 892 人、其他 406 人，合计 2635 人（其中党员 718 人）； 385 起二类案件中，案犯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有 9 人、基层干部 54 人、工人 43 人、社员 198 人、其他 140 人，合计 444 人（其中党员 38 人）。一类、二类案件共涉及 3079 名案犯，其中判处死刑 28 人、死缓 27 人、无期徒刑 13 人、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322 人、 6~9 年有期徒刑 460 人、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592 人、缓刑 98 人、管制 259 人、党纪行政处分 638 人、其他 642 人。有些县志中也有相关材料，如广东省《海丰县志》记载， 1973 年查处奸污女知青案件 14 起， 14 名案犯中国家干部 8 人、大小队干部 3 人、群众 3 人。此外还有逼婚、诱奸案件 4 起。从案犯的身份来看，农民或称农村社员居于首位，其次是基层干部或国家工作人员。

上述资料显示，在 1973 年各地都根据中央指示加大了对迫害知青案件的打击力度。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会出现判处过重的现象呢？《安徽省志·司法志》写道：“由于存在‘只要路线对头，不怕政策过头’的思想，一度出现多判重判的倾向。”虽然没有列出具体数据，却透露出有关知青案件的判处存在过重的偏差。这类叙述在地方志中并不多见，但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从地方志资料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金光耀，金大陆。2015年发表于《当代中国史研究》

举个例子吧，老舍的：

带有轻喜剧色彩的《女店员》1959年初上演后，一下子就收到各方面传来二十六条修改意见，主要认为看不出党的领导和支持，对于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性质表现不够，在大跃进时代表现儿童捣乱不合适等等。西城区商业局提意见说：“用女店员代替男店员，把男店员调去支援生产，并不是一个方向。”东城区百货大楼、隆福寺商场书记提出：“看不出党的领导和支持，书记出来做了什么？”市委财贸部长也同样认为：“党的领导表现无力，戏里三个女青年在她们决定去向的过程中似乎和党没有联系，戏里看不到这几个年轻人本身的思想斗争和变化……对男售货员小陶的处理有些过，过了就会起副作用，有些地方显得流气，如跪下求婚……最后一场戏乱，不集中，唱个歌就结束，很松，不过瘾，使戏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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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外行给内行提意见，以政治正确为纲的条件下，想写出好作品实在是太难了。

有些高赞的答主，变着法的要证明，不是新社会不支持文艺工作，是这些作家自己的问题，因为国家不幸诗人幸，所以民国他们才写的出好文章。而后来新中国成立了，国家这么幸福，他们创作上的灵感可能相对就削弱了，没有那么具有震撼性的作品出现了。

甚至有人为了粉饰太平，用老舍的《茶馆》说事，证明新中国的文艺“很开放”，“很自由”，那些人写不出这么高级的作品怪他们水平，不怪国家。

这种人一看就是完全不知道《茶馆》是在什么条件下创作出来的，为了保持艺术的独立性，老舍为此又得罪了多少人，否则按当时官方提的意见来写，这基本是一出革命戏。（具体详情可参考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

这样说话的不是蠢坏，就是借着爱国的旗号在骗赞。

他以为自己是在帮那个时代的政府说话，却把人民群众的智商都给侮辱了。

群众的智商是在代代提高的，以前认几百个字就算是有基本文化基础了，高中毕业简直是高材生。今天连专科毕业的都被认为是低学历。因为受教育越来越多，所以人就没那么好骗了。哪怕看抖音评论区的时候还是会感慨，可我还是相信大部分群众的智慧。

在这样的新社会，你用这么简单的理由，就能把各种繁琐的审查，以及写完之后不一定会惹出什么祸的政治风险都一笔抹杀了？这是那个年代客观存在的，你承认了没什么，不承认还找借口，才有问题。

事实上，与港台相比，我们在六七十年代，就是一直在文艺作品上是远远落后的，这没什么可不能说的。而核心原因就是政治审查。这不是抱怨，而是事实。

因为当时主要还是为了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精神世界是知识分子追求的东西，而我国是工人跟农民居多，尤其是那个年代，是不讲究太多娱乐活动的。

同样是六十年代，腐朽的香港在拍什么？

《独臂刀》。以及左派电影公司出的《云海玉弓缘》。（但虽然是左派，内地一样不让看）

左派的电影公司领导们都傻吗？他们为什么不把同时期内地的样板戏以及《艳阳天》这类阶级斗争电影拿到香港给劳苦大众们享受享受，反而要拍这么腐朽落后的武侠小说故事？

因为谁都知道，哪些好看，哪些不好看。

仓廪实而知荣辱，那时候我们大陆还处于勒紧裤腰带的时候，对艺术作品的需求并不是最主要的，小说，戏剧，还是以宣传为第一要务。毕竟是刚刚建国，需要在群众当中广泛普及一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至于当时文艺管制的厉害，导致了名作家跟名导演束手束脚，搞不出好东西，这也无妨。都过去了不是么？更何况闻一多还被蒋介石杀了呢，有这样一个例子可说，新中国对创作者已经算是宽宏大量。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主流，这是领导者决定，也是他底下的人民决定。其实不怪政府，正是人民选择了看这种电影，这是当时人民的选择，是他们用实际行动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所得来的革命成果，代表了他们自己。

政府有政府的无奈，你可以认为这么做是对的，但不要忽略基本的逻辑常识。自己感觉像是在替政府说好话，把政府当成偶像爱豆一样爱护，一点瑕疵不能有，必须全方位吊打美蒋港英，哪怕是与民生无关的文艺事业，也得是作家们跟导演们自己不上进，没灵感，才耽误下来的。

这跟追星的脑残粉有什么不同呢？你以为你懂历史，所以拿些对自己立场有利的“证据”来糊弄大众，这如果算是懂历史，那脑残粉都是电影史学家，音乐理论家。因为她们帮哥哥们打击对手时候干货满满。

当然，我也不建议因此说政府的坏话，因为政府就是政府，也不是你我有资格去妄断的。我们既然生活在这个文化开放，吃喝不愁的年代，就不要过于计较以前的往事。你可以知道，但无需在意。这会让你自己很累。

因为你太在意，要抱怨，那也只有两种结果，一是国家越来越好，文艺越来越多样，自由。那你抱怨的不觉得亏心吗？岂不是成了令人不耻的“公知”？

二是国家发展不好，文化倒退，变成跟当年一样，看样板戏了。那你抱怨不是给自己找事儿吗？

好好赚钱，爱岗敬业，面对历史一笑置之，日子还得往前走，我觉得中国应当会越来越好，当初的无奈之举，不该粉饰吹捧，但也不必记恨于心。

全文完。

这重类型的问题答案基本上就是一边倒，因为另一边的答案很多都发不出来。。。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