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令人吃惊的历史真相？ 第1页

1946年，二战刚刚结束，盟军集团荡平元恶，各自班师回国。

在经济史上，接下去的二十年被称为“黄金时代”。北美、西欧、苏联、日本，各国经济迅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人类文明向前集体迈进了一大步。

在史书上，那是波澜壮阔的二十年，是“和平带来进步”。

可是和平并不总是带来进步。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没有带来进步，一战埋下了法西斯邪恶的胚胎，奏响了经济大萧条阴沉的序曲，最终导致了更加惨烈的二战。

而在1946年，二战的结束为美国带来的，除了和平，还有一千多万解甲归田的退伍军人，以及战后立即失业的二百万军火工人。

如果算上这些人的妻儿，那就是三千万张等着吃饭的嘴。

《第一滴血》里的史泰龙就是退役美军，除了杀人，他身无长技，工作不顺心就开始报复社会。现在有千百万个史泰龙排着队带着军械返回本土，政府的应对稍有差池，那转眼之间就是一场乾坤颠覆的大惨事。

到了那个时候，美国本土自顾不暇，势必无法资助欧洲和日本的重建，届时民不聊生，烽烟又起，人类的苦难将延续多久，实未可知。

好在这场势如燎原的失业危机被及时解决，这就要归功于20世纪经济学第一大宗师凯恩斯和一个名为《1946年就业法》的新法案。

1946年颁布的美国《就业法》，规定政府有责任“促进最大限度的就业”，如果私企的岗位不够，那就用各种手段来增加就业岗位，包括直接雇人修桥修路。这正是凯恩斯经济学的精髓。

失业就是岗位不够，国家花钱干项目，不就能创造工作岗位了？然后工人拿着钱去消费，社会经济的机器就可以长久稳定的运转。

如今我们视为天经地义的“政府项目拉动经济增长”，在那个时代可称得上是离经叛道的创新。于是，《就业法》一经实施，整个美国立即把失业当成了头号问题，从民间到政府上下齐心，终于把饱和的劳动力转化成了生产力，退伍军人们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开启了二十年太平盛世。

当初我查资料看到此处时，一个经济学家拯救世界的故事就此在脑海中成型，正准备心满意足的合上书本。

可是，在一篇论文的角落我又看到了一句不起眼的评语：

“《1946年就业法》对后世最重要的影响是1945年《完全就业提案》的失败”。

开什么玩笑？

《1946年就业法》可是杜鲁门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法案，一举把克服失业确立为美国的基本经济方针，至今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光是这个法案的附带产品，就包括成立美国最重要的两个经济部门：

一是联合经济委员会（JEC），这是国会四大委员会之一的重量级部门。

另一个是美国总统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包括美联储的主席格林斯潘和伯克南都是从这里起步，经济学教科书作者曼昆也曾是该委员会的主席。

这样一个大政方针性的国策级法案，居然还不是完全体？

那这个1945年《完全就业提案》到底是什么来头？

带着这样的疑惑，我把资料搜索的范围往前扩大了一年，找到了《完全就业提案》的文本，一看之下，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

不必解释全文，我只引用一句话你就能明白：

“所有的美国人，天生即有获得工作的权利。美国政府有义务确保每个人都有工作，如果私企做不到，政府需要直接创造工作。”

毕业包分配工作？这可不是新东方厨师学校，这是美国政府！

你没有看错，美国政府在二战末期，曾经试图立法，把拥有一份工作变成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私企没法提供，政府就要花钱分配工作。这哪止是个就业法案，简直就是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说好的市场经济，说好的自由竞争呢？这样赤化美国，杜鲁门难道也是我们自己的同志？

想一想红旗在国会山上飘扬，居然也莫名有些带感是怎么回事。

当我继续查找相关资料，发现这个《完全就业提案》还真的差点通过了。可惜几乎没有什么中文相关文献，迫不得已，我只好直接读当年听证会的原始文档，这一读就是五个晚上。

1945年年中，日本战败已成定局，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由于担心失业和衰退重蹈一战覆辙，安排在当年秋季举行《完全就业提案》的听证会。可是由于日本在8月15日突然宣布投降，听证会匆忙在8月21日提前召开，用来应对迫在眉睫的就业问题。

听证会的原始文档，就是所有立法相关人士对这个提案的个人观点。

根据文档中的记载，完全体的法案有极好的民众基础，在民意调查中，七成老百姓对这个提案表示赞同。

在参议院，该提案也以71比10的高票数获得通过。然而在众议院，这个提案遭到了反对者的坚决抵抗。

这可就奇了，一般而言，美国的参议院侧重于中央层面的宏观事务，精英居多，而众议院侧重各州的利益，众议员任期短，又都是草根出生，往往代表着底层民众的意见。这个提案在参议院和民众间都获得了拥护，为何会被众议院卡住？

难道是阶级矛盾？看起来并非如此，比如代表农民利益的美国农业协会（National Farmers Union）就支持此法案，而另一个农会American Farm Bureau Federation的主席就坚决反对这个法案。（其信件内容原文可见下图）

那么难道是因为党派之争？似乎也不是主因，固然有很多共和党对民主党的一切提案都会反对，但是不少共和党议员也放弃党派隔阂，支持了这个法案。例如，俄勒冈共和党议员莫尔斯，福蒙特州议员艾肯，农协主席拉塞尔.史密斯等等。

此提案研究的专家，史蒂芬.贝利教授给出了他的答案。这个提案之所以会在众议院被挡住，并非因为法案本身的内容，而是它赋予了中央政府过大的权利。如果中央政府有责任确保所有美国人的就业，那么就需要很大的部门，很多的开销来确保实施，这种类似于计划经济的就业模式，将大大增强美国联邦政府的力量。

这就触及了各州代表的利益。于是，纵使老百姓普遍支持，众议院的代表们也终于没让这条提案变成法律。这既不是因为阶级矛盾，也不是党争，而是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制衡的结果。

一步之遥，就能看到工作包分配版本的美国，不知在那条时间线上，乔布斯和比尔盖茨们是否还会从车库里干出大事业？

最终，完全体的提案被阉割成了《1946年就业法》，从美国政府有责任安排工作，变成了政府尽量安排工作，一词之差，谬以千里。这一条无疑将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提案，终于夭折，但仅仅是最终面世的残缺版本，也已经一举为人类带来二十年的兴旺发展。（下图是两个版本的对比）

看到此处，一个权力斗争导致立法失败的故事，就此在脑海中成型，我又一次打算心满意足的合上书本。

感谢这几天每天忍受我唠叨的亲友们的聆听，还要感谢...

等一等。

不对劲。参众两院勾心斗角，杜鲁门总统的态度呢？

杜鲁门总统1945年年中才刚刚上任，在三个月内部署这个法案，筹备的时间不够。新官上任，很少会激进的推行大变革，起码也要摸清各方势力的平衡，再找机会下手。况且，在这样变革国本的立法过程里，杜鲁门自始至终也没有起到主导作用，并没有十分积极。

再看第一个提出《完全就业提案》的议员的名字，詹姆斯.默里，此人正是罗斯福新政的急先锋，难道这份计划周详、准备充分的提案，并非出于杜鲁门的授意？

意义深远而筹备许久的提案，略显被动的总统，首倡者的暧昧派系。

种种线索叠加在一起，把答案指向了同一个方向。

一个巨人的影子，渐渐从历史的文档中映射了出来。于是，一切都说的通了。

罗斯福，美国唯一一个连任超过两届的总统，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在1933年就任总统，带领美国走出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又在二战中力克强敌，最终在第四届总统任期上去世。

罗斯福见识过地狱。

“民不聊生”这个成语极少会和美国联系在一起，然而1929开始的经济大萧条，是这四个字真切的注脚。

1929年10月24日，史称“黑色星期四”，美国整个金融系统突然崩溃，股票暴跌40%，下降速度之快，连自动显示牌都被转坏。

这场危机马上造成了疯狂的挤兑，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内战一触即发，并且迅速蔓延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把英法德日诸国一并拖入深渊。最终，成为二战爆发的原因之一。

如下图所示，美国的失业率在罗斯福上任前，一度高达25%，全国没有任何一家银行营业，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样的恐怖景象无疑给罗斯福带了巨大心理阴影，他的第一个任期的全部精力，都用来挽救失业率，让百姓有口饭吃。

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就是打破美国政府不干预市场的传统，包括以断然措施启动政府基建项目来创造就业岗位，终于挽狂澜于既倒，拯救了美国。

罗斯福的个人威望也因此到达顶峰，他在1936年连任时，在48个州中获得了46个州的投票，参众两院全是他的追随者。手握行政权和立法权，罗斯福一度还想增加最高法院法官的数量，安插自己的亲信，把司法权力也控制在手中。

虽然这个把分立的三权归于一人的计划最终没有成功，但是罗斯福当时的乾纲独断可见一斑。

干了四任总统，是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集权。国内政坛里，遍布着罗斯福的门生故吏，国际外交上，罗斯福带领盟军攘除奸凶，击溃了邪恶的法西斯轴心。

于是在二战末期，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拔剑四顾，目所能见的只剩下最后一个敌人：失业。

失业是他的一生之敌，是他夙夜忧虑的隐患，一直到二战之前，他也没有彻底解决失业。二战一结束，死灰复燃的失业要如何处理？继任者能否像自己一样稳住经济的大船？

于是在1944年，罗斯福在白宫的火炉旁，把给国会汇报的国情咨文通过广播向全国人民播放。在这次炉边谈话里，他提出了后来被称为“第二权利法案”权利清单：

在我国的工厂、商店、农场或矿山获得有益并有报酬的工作的权利;赚取工资负担充足的食物、衣服和养育下一代的权利;所有农场主生产并出售其产品，其盈利能让他和他的家庭过上体面生活的权利;所有商人无论大小在自由氛围内交易的权利，免于国内外寡头的不公平竞争和控制;每个家庭得到适当住房的权利;充分的医疗条件，有机会获得并享受健康的权利;得到保护，不必在经济上担心老年、疾病、事故和失业的权利; 获得良好教育的权利。

罗斯福半生都在轮椅上度过，他大概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有的这些铺垫，都是焦急的准备向“失业”发起最后一击。而《完全就业法案》就是罗斯福最后一击的武器。

有经济学家说，罗斯福以国家行政力量拉动就业，是凯恩斯主义的奉行者。

其实这是很大的一个误会，没错，罗和凯解决失业问题的思路是一致的，可是罗斯福1933年就任总统，而凯恩斯主义的圣经《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1936才出版。

他们二人在1934年5月曾经见过面，双方都表现出了失望。罗斯福直接说凯恩斯比起政治经济学家更像一个数学家，而凯恩斯的失望则更为含蓄，他说自己原本以为罗斯福“对经济学有更专业的理解”，时任美国劳工部长说这是“学术派与实用派之间交流的失败。”

凯恩斯固然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而罗斯福，虽然他不懂得经济公式的演算，但他仍然在左支右拙间把美国带出了大萧条的深渊。

他是地球上最强大军队的统帅，是盟军的首脑，是文官集团的领袖，甚至，四届连任而死在任内，在某种程度上，罗斯福可以称作这个强大帝国的帝王。

在罗斯福心里，他把凯恩斯当成一个皓首穷经的学者，也不足为怪。

那么，罗斯福为何会坚定的以“国家分配”的形式希望消灭失业呢？

我猜，他的老师另有其人。

在1928年，美国大萧条的前夜，亚欧大陆上的另一个帝国，红色苏联，开始了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在西方世界饱受经济周期困扰时，苏联的计划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短短几年，苏联从一个二流列强，一个住在郊区的农业国家，迅速成长为工业底子扎实的一流强国。

到了二战期间，当传统大国法国兵败如山的时候，苏联这个年轻的帝国居然在东线把德国打的节节溃退。这不能不让罗斯福大为震撼。

在分析历史的时候，我不喜欢宏大的叙事。罗斯福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但是他也是第一次当总统，没有人可以教他怎么管理这个帝国。而他的任期，几乎与苏联的崛起时间吻合，他亲眼见识到了苏联的成功，作为战后的三巨头，他也亲自见到了斯大林和苏联的代表。

所见所闻，计划经济的新思路让苏联腾空而起，罗斯福如何能不印象深刻？

诚然，美苏最终成为了敌人。但是罗也一定从苏联的崛起中学到了很多。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面对失业的困局时，苏联不但人人有工作，而且还迅速的完成了工业化的成就。

对于后世来说，我们知道故事的结局，苏联在世纪末轰然倒塌，中国也开启了市场经济的大潮，计划经济在人工智能应用之前似乎难以实现。

但是在罗斯福那个年代，苏联是半个世界的灯塔，那才是《全面就业法案》真正的根源。

于是，罗斯福把政府分配工作的构想，打造成了对抗失业的武器。这份法案法度严谨，而且从根本上把就业变成了国家的责任，完全颠覆了美国自由主义的传统。

这样大的手笔，绝不是詹姆斯.默里这样的议员，或是像凯恩斯这样的学者，又或者是杜鲁门这样的替补总统敢提出的构想。

只有大权总揽又力图遗泽后世的人，才有气魄和资格来酝酿这件大事。

可想而知，罗斯福希望在自己最后的时间里，凭借多年执政的威望和对朝政的控制来强行通过法案，毕其功于一役，把失业彻底消灭。可惜天意弄人，罗氏在1945年4月12日，猝然去世，最终没有能等到战争结束。

罗斯福的余威在参议院尚有留存，可是缺少了他本人的推动，《完全就业提案》最终没能通过审核。

这临死前的奋然一击到底还是功亏一篑，壮志未酬，徒令后人唏嘘。

然而，罗斯福炉边谈话的内容，也就是第二权利法案的内容，在他死后被吸收成为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传播到了全世界。包括芬兰在内的多个国家把关于就业责任的部分写进了自己的宪法，北欧的福利国家大多也由此确立了法律传统。

罗氏的种子没能在美国的土地上开花，却在地球另一端的北方有了结果，或许罗氏泉下有知，情也可慰？

罗斯福半身瘫痪，但是他试图以国家力量消灭失业的磅礴构想，堪称壮烈。而他勇敢的直接对抗经济和政治两种传统，亦可称为无畏。

《全面就业法案》没有通过，人类至今也依然还在探索压制着失业的办法。实际上，我个人也并不认为这个全面就业的尝试能够彻底解决就业问题。毕竟，中国就是从那条老路上走回来的。

但是仅仅是知道有人试图与失业这个巨兽殊死相搏，就已经值得令后人铭记。

只是我们已无从知晓，在1945年的某个深夜，当罗斯福从整理法案的案牍上抬头休息时，是否会想起自己在第一次竞选总统时说的第一句话：

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值得恐惧的，唯一值得恐惧的，只有恐惧本身。

（凯恩斯在罗斯福去世后的第二年，也死于心脏病发。凯恩斯的传奇故事将另文专述）

下图就是听证会材料的封面，人过三十，看论文的速度真是慢了不少。

参考文献：

Bailey, Stephen Kemp. Congress Makes a Law: The Story Behind the Employment Act of 194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0.

Beveridge, William H. Full Employment in a Free Society. New York: W.W. Norton, 1945.

Norton, Hugh S. The Employment Act and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1946-76.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77.

Stein, Herbert. The Fiscal Revolution 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中国有一个村子，年产毒品 156 吨，三轮车拉 AK47 和手榴弹，烧真钱祭祖。

2013 年的初秋，当警察邓军第一次进入博社村时，眼前每幅景象，都让他觉得无比魔幻。

潮热海风，吹来化学制品的刺鼻气味，发电机嘈杂声响下，家家户户正忙着制作冰毒。塑料桶、残渣随地乱丢一气，旁边砖墙上挂着红色条幅，赫然写着「禁止倾倒制毒垃圾」。

不远处蔡家祠堂，前面戏台唱得火热，后面祠堂香火旺盛，不少村民赶来祭祖时，扛起大包货真价实的人民币，投进火盆里当冥币烧。门口停放的电动三轮车，装载着数桶制毒所需的麻黄素，以及 2 把 AK47 和手榴弹一箱。司机拜完祖先，见到邻里乡亲，不忘满脸堆笑热情寒暄。

邓军不敢想象，在当今的法治社会中，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县，一个沿海村庄里，藏匿了 18 个特大制毒团伙，77 家制毒工厂，280 名毒枭。村中男女老少齐上阵，制毒贩毒就是这里发家致富的良方。

一克冰毒可以让人产生幻觉、狂躁中杀死身边至亲。

十克冰毒可以让人兴奋过度、瞬间脑死亡。

而在博社村，三吨冰毒，不过是一周的产量。

看着又一大批冰毒被装进麻袋，码上货车发往全国各地，即将毁灭数百万个家庭，邓军心里疑惑：

「制贩毒是要被杀头的生意，到底是什么，能让博社村成为法外之地，堂而皇之地干着这一切？」

1、冰毒王国

邓军自己都没有想到，他做混混会这么顺利，像天生就应该做混混一样。从警校出来十年，他混成县城毒贩二哥，在两家迪厅，和十几家 KTV 里兜售冰毒。平常脑门上顶着一道长疤，随便去哪儿，身边都要跟着两三马仔。要不是上司老林给他指派任务，邓军都差点儿忘了，自己还是个警察。

「鹏仔最近麻黄草供货渠道断了，村里急缺制毒原料，这是你十年来，进入博社村最好机会！」

卧底生涯，邓军只有一个任务，就是通过陆丰贩毒圈，打进博社村制毒产业链。

可现在机会摆在面前，面对老林指令，邓军犹豫了。他卧底十年，从初出茅庐的年轻小伙，变成陆丰贩毒圈，饱经风霜的老大哥。虽然在毒贩和混混眼中，他纸醉金迷，风光无两，但邓军却愈发讨厌现在生活。

年轻时，作为缉毒警，他期待像无数电影里的警察一样，手刃毒贩维护正义。但现在，人生即将步入中年，却亲手卖出无数冰毒，让更多人堕入深渊。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冲突，让他总想放弃目前的一切。

老林说完任务，请辞的话卡在邓军嗓子眼里，不知如何说出口。直到挂上电话才后悔，自己又在不情愿中，接受了任务。

当晚，邓军订了家 KTV，邀上鹏仔，一直嗨到半夜。鹏仔是博社村三号人物亲侄子，因为这个身份，邓军在十年前斗殴中，用脑门帮他挡了酒瓶，虽留了一道长疤，但却被鹏仔视为过命的兄弟，这给自己卧底工作，带来不少方便。

鹏仔一扎啤酒下肚，吸了一克冰，迷迷糊糊正说着胡话，当邓军提及去博社村谈生意时，鹏仔赶紧摇手：

「哥，不是弟弟不卖面子，说了多少回了，去我们村做生意，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得姓蔡！只要生在博社村，姓蔡，甭管是五六岁小孩，还是八九十岁的老头老太，想制毒贩毒随时都行。可要是不姓蔡，在村口把头磕烂都没人理你。」

「规矩我懂，可我福建有个亲戚，偷偷种了一大片麻黄草，价格便宜，你看能不能给个方便？」

鹏仔听到这话，瞬间来了精神。麻黄草是国家严格管制的制毒原料，自己老供货商断了，新的着实难找。以至于现在村里各家制毒工厂，原材料全线告急，每天都有乡亲，堵在他家门口催。如果趁机帮这位好兄弟一把，倒也是个双赢的局面。

「你确定货源稳定？人信得过？」

在邓军拍着胸脯保证后，鹏仔松口，先让他拉一车到村里看看货。

三天后一早，邓军将一货车麻黄草，运到博社村村口。鹏仔也没闲着，对着村里几个老人，不停解释，并非自己想坏规矩，只不过现在货不好弄，要保证村里制毒正常运行，只能出此下策。

得到几个大房头老人首肯后，鹏仔赶紧指挥村民，每人开辆电三轮车，不停往村里搬！

鹏仔一边手忙脚乱卸货，一边不忘对邓军问起：

「哥，咱哥俩这么多年交情，我铁定信你，但你得保证，这些玩意出不了岔子！」

邓军随口捏造了几个亲戚，从种植收割，到检查放行，瞎吹胡侃编了半天，给鹏仔吃足了定心丸。实际上，上司老林早对他通过气，今年剿灭博社村势在必行，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特事特办。这句特事特办，邓军让老林从福建，调来这一车麻黄草。

鹏仔安排三轮车，一辆接一辆将麻黄草运到村子，心情大好下，拉着邓军去家里喝酒。邓军假意推托了两次，随后便带着微型摄像头，跟着鹏仔进入博社村。

十年来，第一次卧底博社村，邓军难掩紧张，左顾右盼看着周围一切。整个村中洋楼林立，夹杂着不少土屋瓦房和豪华祠堂，大大小小建筑建成一排，形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墙。村内道路密集，宽度狭小逼仄，勉强能够一辆电三轮车行驶。但凡超过两层的建筑，都配有监控摄像，楼顶专人放哨。虽然鹏仔在前带路，可邓军身后还是有村民跟着，不断汇报情况。

随着道路七转八拐，像是走完了一张蜘蛛网，邓军才终于到了鹏仔家洋房。随便从冰箱拿出俩菜，两人推杯换盏，从上午一直喝到傍晚。期间，鹏仔 1 岁的儿子，不停围着两人爬来爬去，鹏仔将儿子抱入怀中，倒出一克自制冰毒，本想邀邓军品尝，被严词拒绝后，竟当着孩子的面，自顾着溜了起来。第一次卧底行动即将成功，邓军长松口气，突然听到门外有村民大喊：

「鹏仔快出来！有警察踩点来了！」

邓军心里一紧，手中酒杯差点掉落，找机会摸了摸身上的微型摄像头。见鹏仔表情阴晴不定，已站起身从门后抄起一根铁棍。

「这么快就暴露了？」

邓军想要掩饰，没想到鹏仔拦在邓军前，歉然道：

「哥，村里进来警察，我得出去管管，今天的酒只能喝到这了。」

邓军一脸茫然，等鹏仔推开门，见路上村民三五成群，拿着各种家伙急速奔走，口中骂骂咧咧，誓言要将警察腿打断时。邓军才明白，恐怕老林安排的其他线人，已经暴露。

此时蔡家祠堂前广场，数千人围聚着，村里选了 20 多个精壮小伙，将一男子围住，不停拳打脚踢。

祠堂门口，村支书一袭黑衣，站在两位德高望重的老者中间，木然看着这一切。

「这家伙是公安局派来的侦查员，这要是把村里生意搅黄了，一村人不得喝西北风去！」

鹏仔咬紧后牙槽怒斥着，其余村民也是青筋暴起，要不是村支书刚立下规矩，只允许上 20 人，恐怕现在人人都要凑过去踢上几脚，以泄心中怨气。邓军看着爆发群体兽性的村民，问道：

「你们是怎么知道，他是警察派来的？」

「这还不简单，警察里面就有咱们的人！不管是突击检查，还是秘密侦查，我们事前全都知道，冰毒生意博社村干了这么多年，这两把刷子绝对是有的！」

邓军陷入沉默，鹏仔却满是骄傲，拍着他肩膀又安慰道：

「警察也好，法律也罢，在博社根本不叫事！跟我们做生意，就把心放进肚子里吧！」

殴打足足持续二十多分钟，村支书对身边老者悄悄说了句话，便转身返回祠堂。20 多个壮小伙，见村支书离开，随即停止殴打，抬起血肉模糊的侦查员，合力扔到村外臭水沟。

老者对着村民喊着：「书记说了，大伙都别看了，赶紧回吧！」

刚才还如豺狼虎豹，对警察和法律嗤之以鼻的村民们，听到这话就像接到圣旨，很快散去，不敢逗留。邓军担心自身安危之余，也不禁感叹，自己在县里卧底十年，每天听闻的消息，全绕不开这个冰毒大鳄，中国制毒第一村的村支书——蔡东家。

可这个人究竟用了什么手段，能跳脱出法律之外，将一个村子，完全打造成自己的冰毒王国？

2、博社村民

当晚，邓军回到家中辗转反侧，那个血肉模糊的侦查员，频繁在脑子里出现，让他越想越烦躁。

焦虑中打开手机，又看到新闻：云南某缉毒警执行任务期间，被女儿当街认出，只因叫了声爸爸，全家第二天被毒贩灭门……

当邓军情绪烦躁至极点，正好接到老林打来的电话。

说完事情起因经过，老林也交了实底，他早就知道警方队伍里，有人给博社村通气，可现在还没查出来是谁。虽然现在卧底任务，有随时暴露的危险，但剿灭毒村势在必行，必须得有人，打好这个前哨站。

邓军心里明白，目前唯一办法，就是尽快摸清博社村底细，赶在身份暴露之前，将这毒村一窝端了。可理想固然美好，博社村作为多年禁毒顽疾，不仅具备与警方丰富斗争经验，还兼有警方内部情报、村民上下一心、易守难攻的堡垒村布局。想瓦解这个毒品帝国，仅凭自己一人之力，绝对是痴人说梦。

「你只负责收集证据，剩下的事，交给我来解决。」

老林的话，略微让邓军感到一丝安心。

有了第一次生意成功，此后，邓军与鹏仔在博社村往来，变得越来越频繁。

多次进出博社村，各处明岗暗哨，也逐渐对邓军放松警惕，身后不再有人跟着。每次邓军卸完货，便藏着微型摄影机，跟鹏仔派送麻黄草，借此参观了村中不少制毒工厂。

就这么到了 12 月，邓军交给老林的视频证据，已十分充足，只是每次建议派兵围剿时，总是被老林一句「时机未到，」，打发回去。

有了证据，这么长时间了，却还不行动，邓军总在琢磨，这老林在忌惮些什么？想起那个暴露的侦查员，以及鹏仔说过，陆丰警察队伍里，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邓军不禁对老林，产生了怀疑。

以下内容，

可能会颠覆你们几十年来对毛主席的理解，

有任何问题、或者不敢相信的请自行翻阅党史。

一.毛主席是一直反对浮夸风，并且每到一处就批评一处的：

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战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欺骗不了的。”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今年好钢只有九百万吨，轧成钢材要打七折。只有六百多万吨。不要自己骗自己，粮食是不少。 我们只怕没有，有没有，没有查过，在座诸公都没有查过。就算有八千六百亿斤，四分之一是薯类。 要估计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讲清楚，把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县开个会，吹一吹，有什么不可以，别人讲不爱听，我就到处讲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脱离群众，被美国占领，国家灭掉，打游击。

——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

二.毛主席强烈反对人民公社的平均化，什么生产了上交，干多干少都一样，他是强烈反对的，并且反复批评的！

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的历史吧。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 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末，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毛泽东《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7日

问题不这样提，共产风会继续发展。为什么六中全会的决议没有阻止这股风的发展？ 整社三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在武昌会议时，不感到这个问题，回到北京感到了，睡不着觉，九月就充分暴露了。 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未执行，等于放屁。

——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

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毛泽东《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3月5日

为什么毛主席提到了开除党籍？为什么他这样困难，举步维艰？

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毛泽东《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1959年4月29日）

写六级公开信的时候，为什么毛主席发文章发不出去，最后跑到上海才能发出去，直接就发给了基层的六级干部。

我是一个对党史有着特殊信仰的爱国小粉红，

这些内容都是从党史里面摘抄出来的，

希望大家热爱我党、多看党史，了解我党历史！

革命者的考验不仅来自敌人、来自反革命，也来自自身，来自革命阵营的其他同志。

革命本来就包括革革命者自己的命，批评与自我批评，批判与自我批判，让自己及身边的同志都无私而纯粹，同样是革命的一部分。

很多人不了解这点，也就不能理解革命时代、后革命时代的一些现象。比如有人说：怎么革命成功以后那么多“自己人整自己人”？

不能将这简单将看成窝里斗的人性劣根，某种程度它是革命年代激进理想主义的一种体现，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革命传统。

不恰当之处在于将战争年代的斗争意识延续到了和平年代，当然更错误的是那种30年代张国焘、夏曦草菅人命的肃反——教员对此也说过：“人头不是韭菜，割了就长不出来了。”

革命时代同志之间的挑剔、斗争，不一定是居心叵测、自私自利的内斗，有些革命者的目的是让组织更加纯洁，同志更加纯粹，其实是革命年代的铁面无私。

举一个例子。30年代东北抗联领导人、抗日英雄周保中时常和另一位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不对付，周保中在当年的日记中写下了不少对赵尚志的不满：

直到现在赵尚志同志故态依然，这显然是由于他企图把反D反中央破坏在北游击运动以及把他历来玩弄北满党为一己的工具上的严重错误。从根本上深深隐藏起来......他盘踞根深蒂固的城市破落户小资产阶级非阶级流氓无赖的天性......他不愿彻底解除旧社会恶劣传统的枷锁，他不愿从对党对民族忠实诚恳态度上去求得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观点思想来武装自己。 ——周保中《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

读起来似乎不大通顺，但原文就是这样，可能战争年代不容易字斟句酌吧。见下图。

《曾志回忆录》中，女革命家、老红军曾志记述经历的人生坎坷，很多不是来自敌人，而来自其他同志的质疑和批评。

比如，1934年在福建从事地下工作的曾志，受到闽东特委詹如柏、马立峰等同志严厉批评。詹、马认为她和另外两位闽东领导人叶飞（后为开国上将）、任铁锋关系亲密，不正常，“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行为........曾志应负主要责任，不但要批评，还应该处分.......”

曾志对此很想不通：

为什么要我负主要责任？！只因为我是女人吗？我并没有去招惹他们呀？最后我承认了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确实有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情调。不过，我认为恋爱是我的权利。 ——《曾志回忆录》

结果因为这件事，曾志不仅受到撤职、留党察看的处分，还给被发配到形势险恶的偏远地区工作。

这个处分曾志背了20年，直到1954年才在叶飞等人帮助下撤销。叶飞当时对曾志说：处分是错误的，应该撤销。但咱们作为幸存者，对已经牺牲的领导人就不必再计较了——做出这个处分决定的詹如柏、马立峰，早在30年代就已为革命牺牲。

三年南方游击战争中，曾志在闽东打游击，1935年不幸患了重病，为看病被时任游击区领导的任铁锋带着到处转，找地方看病、躲避敌人，结果一转二转离开游击区，和组织失联了。一年半后历经千辛万苦才在上海重新找到组织。

这事本来就过去了。没成想到了1938年，一个刚从监狱出来的闽东领导范式人，不怎么了解情况，就看到曾志、任铁锋已经不在闽东，主动向上级发电报检举揭发：曾志、任达（即任铁锋）是从闽东逃跑出去的。

这件事让曾志后半生吃尽了苦。在延安整风时，曾志为此受到严格审查，一度被监禁。延安整风结束时组织对曾志的结论是：表现一贯良好，但离开游击区是“政治动摇行为。”这个结论直到1977年才彻底推翻。

革命年代，有时两个同志会关系紧张到难以调和的地步。同样是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后来成为大将之首的粟裕和另一位领导人刘英一起指挥一只游击部队（挺进师），结果两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刘英主张回师浙西南，粟裕主张在广泛地区游击。两个谁也说服不了谁，无奈只好分开活动，却依然相互警戒，以免被对方黑了。

此后，我和刘英同志就分开活动了，刘英同志主要坚持于浙南地区，我则主要活动在浙赣路南侧和浙西南地区。我们在总的方面仍是统一的，配合的，但在各自活动的地区内则各自行动，而且互相之间心存戒备，每当必须会合时也各自带着武装，并且不住在一个房子里。 ——《粟裕战争回忆录》

这个曾经和粟裕不合的刘英同志，1942年由于叛徒出卖在温州遭国民党逮捕。面对诱降审讯，刘英坚贞不屈，向看守们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后蒋介石发出急电“饬速处决刘英”，刘英英勇就义。

建立新中国的那一代革命者即使有这个那个的不足，但他们绝大多数是真正的革命者，因为那些自私自利的人早就留不下来，不是被敌人消灭，也会被嫉恶如仇的自己同志除掉。也许，今天某些你好我好大家好、默契相处的领导，才更容易腐败和堕落。

今天一些人能理解革命年代同志间的战斗情谊，却不能理解同志间的严格甚至严苛。其实这是革命者的一体两面，不能理解是因为没有真正了解革命，没有感受时代风潮对革命者的意义，以及革命者的牺牲。

设身处地想一想：你在上世纪2030年代投身革命，为了革命理想你不惧任何牺牲，你面临的是九死一生的选择，随时抛头颅洒热血，不仅自己可能丢掉生命，甚至有家亡族灭的危险。

毛教员一家为革命牺牲了多少人？毛教员一家是不少革命家庭的遭遇。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就义诗的夏明翰，除了自己为革命牺牲，仅兄弟姐妹牺牲的就有妹妹夏明衡、弟弟夏明震、弟弟夏明霹。其中夏明震就是曾志的第一任丈夫，夏明震牺牲时曾志正怀孕。

曾志不仅牺牲第一任丈夫夏明震，还牺牲了第二任丈夫蔡协民，她和两任丈夫生了三个小孩，都因为忙于革命送了人。幸运的是曾志自己虽九死一生，终于和自己第三任丈夫陶铸活到了解放后。曾志回忆录标题就是《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你想想，你如此投身于革命，你能接受身边任何同志的含糊和动摇？你只会要求身边的同志和你一样坚定和纯粹。你如果坚信自己的策略是正确的，面对不同意见，你会像今天那种办公会议似的轻描淡写和稀泥？你只会坚持坚持再坚持，以任何你认为可行的手段和反对你的意见做斗争。

还有环境的严苛，在这种环境，无数人倒下，无数人叛变，知道革命年代除了战斗最常见的死因是什么吗？是被叛徒出卖。《曾志回忆录》对每一个人物在页脚都有注解，这些注解表明牺牲的地下工作者七成是因为叛徒出卖。

严峻的形势下你怎么保全自己？常凯申搞“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你为了保全自己，是不是也会“宁可错疑十个，不能错信一个”？

所以，在革命的年代，在缺乏可靠消息时，你很容易就怀疑一个人是否动摇和叛变，你会对身边每一个人的纯洁度会有敏锐（甚至过敏）的感觉，以及偏执的要求——那句“只有偏执者才能生存”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因为真的是关系到自己的身家性命。

当然，在这个过程也容易让一些同志受到错误怀疑和不公对待。

今天一些人容易将历史庸俗化，认为整人都是争权夺利，被整是没有关系和靠山。至少对于革命年代，这种认识是将严肃的社会变革与办公室政治划等号，将历史观降低到宫斗剧的水平。

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很多和权力争夺关系不大（少数有，比如长征时的张国焘），和有没有背景和靠山更是没有什么关系。常见的导火索主要有两条：一，路线或策略分歧，二，被整的人行为、性格或思想让人揪了辫子。

曾志1938年被闽东负责人举报“逃离游击区”。她那时已和陶铸结婚，在北方工作，和闽东没有任何交叉，闽东负责人向上级举报她，不仅不能获得利益，还得罪了一个在党内关系深厚的同志。

1942年延安整风中，曾志的历史受到严格审查，是因为曾志没有关系和背景吗？那时候她不仅丈夫陶铸在中央身居高位，还因为她是从井冈山时期就紧跟教员的老红军，和教员关系深厚，常到教员家混饭。

曾志最委屈时实在受不了向教员诉苦，教员对她说了一句：我理解你。但依照组织安排该接受的审查一样少不了。

《曾志回忆录》还提到延安整风时有一位被整得最惨的女同志危拱之，几乎被整出精神病。她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女红军，背景深厚，而且是叶剑英元帅的前妻。

当然这个过程不是没有问题。的确有扩大化的现象，有的老红军干部为了表现自己的积极，甚至刑讯逼供。这些书里都有提到。但这不是我想说的重点，我想说的是：为什么那个年代的革命者那么坚定、坚强？为什么他们成为由特殊材料组成的人？

因为那时候面临的是重重考验，有内部的有外部的，只有通过考验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

本文开篇引用了当年同志对赵尚志的不满，正是因为这些不满，赵尚志先后两次被开除党籍。其中第二次发生在1940年初，北满省委做出了《关于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而赵尚志再次恢复党籍时，已经是他牺牲40多年以后的1985年。

但即使是被开除了党籍，赵尚志也没有怨天尤人，他的抗日决心依旧如钢似铁。1942年，赵尚志被日本特务诱捕。赵尚志虽将特务击毙，但终因腹部中弹而被捕，最终英勇就义。

牺牲前的审讯，赵尚志说：“你们和我不同样是中国人吗？你们却成为卖国贼，该杀！我死不足惜，今将逝去，还有何可问？”日本关东军的《满洲共产抗日活动概况》写道：“赵一直睨视审讯官，置刀枪痛苦于不顾。显示无愧于匪中魁首之尊严。”

在《曾志回忆录》中，曾志的第二任丈夫蔡协民，是一位早年入党、参加红军，不管是在炮火纷飞的战场还是白色恐怖的白区，都为革命出生入死、忠心恳恳的同志。因为策略上的分歧，地方组织搞“反蔡协民路线”，蔡受到撤职和留党察看处分。

蔡协民决定到上海找中央汇报，请求另行分配工作，结果被上海中央局定性为“社会民主党”，在上海第一天接头还好好的，第二天就无人来联系。蔡协民在上海钱花光了，东西典当完了，被人天天催债，只能流浪街头、忍饥挨饿，甚至想过干脆让巡捕房抓去关几天混口饭吃。

最后蔡在朋友帮助下买了船票回到福州。在福州蔡协民和曾志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曾志出主意：没有了组织，你就自己继续革命，一是到海军或炮台当兵，有机会就兵变拖枪上山打游击，二是找过去熟悉的工人，通过介绍进厂当工人，发动工人运动。

于是蔡协民果真去了厦门，在建筑工地做苦工。白天打石头、背枕木、抬木料，靠卖苦力养活自己，晚上和一个老工人作伴，住在破工棚里。边劳动边和工人接触，开展工运斗争。

就这样经过一番煎熬，蔡协民慢慢被组织再次接受，先安排到县委当秘书做基层工作，后来派去带队打游击。1934年4月，蔡被叛徒告密被捕，在狱中遭受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始终不屈，最后在漳州英勇就义。

这张蔡协民的照片上面，有毛主席1952年给这个当年战友的题词。

再拿曾志来说，整风对她在游击区的历史做的结论是“政治动摇行为”。曾志的反应是找到主席，说要用鲜血证明自己的忠诚和清白，一定要去敌后，宁可战死也在所不惜。最后中央特批她是那批随军出发的唯一女同志。

我们都知道，主席在红军时期至少遭遇过三次重大挫折，但他始终不气馁、不消极，每一次都能从逆境中振作，并且比之前更加强大。《曾志回忆录》中提到主席回忆那段历史，他对曾志说：“我当时就那么想。读书吧！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我不怕杀头，不拍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处分，也不怕老婆离婚，一切我都不在乎，我只一心一意去多读书。”

可以说，面对同志的不信任，仍然保持坚定的信念，是那个年代不少革命者的特质。

其实，不少革命者加入革命队伍，并不是一开始就抱有崇高的理想和目标。

曾志本人出身就是大小姐，身边没有革命者，也不懂革命道理，偶然听说“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招生，一问学习内容，学的是“革命”和“军事”。她对军事好奇，于是报考了，从此走上革命之路。

《曾志回忆录》还提到闽东有一个海盗头子柯成贵，最初和红军搞联合，目的只是求个互为犄角，有需要时依靠一下红军。结果却成长为一名红军指挥员，最后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他们之所以有后来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党组织的教育，另一方面是血与火的锤炼，革命的熔炉将生铁也锻造成精钢。

那么革命能够给革命者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吗？答案是可能什么都没有。北大学者李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到“革命者都是殉道者”。革命的目的是解决社会的不公，革命最终的结果往往既不放过敌人，也不放过革命者自身。

革命者最终有好结局的并不太多，这些在《曾志回忆录》中也有反映。

我有一个姑公，是30年代上海一名地下党，后来不幸被捕，出狱后就与组织失联（原因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其他同志不知你狱中的表现，“宁可错疑十个，不可错信一个”），解放后几十年全身心投入普通工作却饱经坎坷，子女80年代才依据一张旧报纸证明了他的历史和清白。

落实政策时他已80多岁了。那时我经上海去外地读书，他风烛残年，躺在床上对我说：“到学校后要听党的话。”旁边的姑父揶揄：“你听话了一辈子又得到什么好处？”

有些人读史，看到革命者的不堪的下场和晚年的凄凉，就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说这话的人，真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从一人一时的得失看历史，看到的不是历史，只是功利。

文章写到上面就写完了。不过时常有人希望我为方便阅读能够总结一下，最后就做个总结：

1，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一场从理想出发，对敌人严酷、对自己和同志也严格的活动。后来有些人失去了理想，也失去了那种严格，这是新时代出现腐败的原因之一。

2，对革命者的考验，不仅来自敌人，也来自同志的批评和质疑，但真正的革命者会在这种批评和质疑中成长为勇敢纯粹的战士。

3，对比前人受过的委屈和挫折，今天遇到人与人之间欠缺信任和肯定，大多不算什么了，不必那么消沉。我承认这话有点鸡汤，但如果历史联系现实，也就只能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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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是2006年

而不是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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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书的序言，真正是醍醐灌顶：

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一种印象上的错觉，秦始皇嬴政和汉高祖刘邦，彷彿是隔世的两代人。

考究起来，这种错觉的产生，在于我所阅读的书籍和所接受的教育。浏览教科书，翻阅文献论著，秦始皇建立秦帝国，汉高祖建立汉王朝，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汉高祖灭亡秦国再封王侯，二人确是活跃于不同时代的不同历史人物。不过，当我自己著书教人，试著对这两位历史人物作仔细的考察时，才发现事情并非尽是如此。秦始皇生于西元前二五九年，汉高祖生于西元前二五六年，他们之间只有三岁的年龄差。秦始皇死于西元前二一0年，享年五十岁，汉高祖死于西元前一九五年，享年六十二岁，他们曾经在同一天空下生活了四十七年。所以，以自然年龄论，嬴政和刘邦是同一世代的人，隔代的印象，是时代区分割裂人物，历史观念影响历史时间的结果。

——李开元《秦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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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这么多人的点赞。也感谢这么多人的评论。

但是看评论发现很多人没get到我写这个回答的用意。

我批判的对象是文革，不是汉或者满。

不管明朝怎样满清怎样，现在满汉都是同胞都是中国人。

如果开了倒车，汉也好满也好，傣也好藏也好，你也好我也好，全都遭殃无人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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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良玉作为明朝女将，戎马一生除了平叛之外也多次与清兵战斗，算是抗清将领了。

然而满清两百年来，没动她的墓一草一木，秦良玉祠也还是在乾隆的授意下才改建起来的。

结果解放了文革了，她的汉族同胞红卫兵小将们刨了她的坟砸了她的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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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ao-zhao-hui-99 网友的相关建议: 
      

教员做图书管理员时，顶头上司是张申府。教员的字写得太潦草，张申府经常让他重抄。很多年后，教员仍然记忆犹新，经常和别人说，张老板的脸色很难看。

教员也是人中龙凤，忍常人所不能忍。那时他喜欢在北大旁听，他一口湖南口音，别人也听不懂。胡适问他是不是北大学生，教员说不是。胡适拒绝回答教员的问题。胡适的好基友傅斯年以前还抽过教员耳光。这些臭知识分子不把底层人当人看，太傲慢，所以教员说他们是臭老九。教员也是真男人，1949以后，傅斯年家族的巨大牌坊被砸掉，祖坟也被挖了，还被鞭尸。胡适更是被骂得像坨狗屎。我喜欢这种男人的快意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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