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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令人吃惊的历史真相? 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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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韩先楚,挽救了今日中国的南海主权和战略格局。

觉得很不可思议是不是?好像一个解放战争时期的人物,驰骋陆地的战争年代,和今日南海有什么关系?

话要从广为人知的解放海南岛说起。

人们都知道海南岛解放是摧枯拉朽,但是如果没有韩先楚,历史的偶然性会让海南岛成为第二个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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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10日,毛主席在莫斯科访问,就已经定下了春夏两季彻底解决海南岛问题的决心。

其实这个决心已经推迟了。原计划是春节就拿下海南,但由于三野的登陆金门岛和登步岛两次失利,让我军意识到了渡海登岛作战的艰巨性,于是暂缓海南岛战役,由春节改为争取春夏解决。

指示下发后,2月1日广东军政委员会开会,阐明了战役发起时间由2,3月推迟到6月。

当战役推迟的消息下达时,15兵团韩先楚的40军和李作鹏的43军却完全两个态度:

李作鹏散会后,向43军传达推迟到6月的消息,相应备战时间表也推迟了;而韩先楚却违反规定,按下了消息,40军继续做2,3月备战打仗的准备。

到了2月中旬,15兵团认为准备不充分,还要将6月推迟到1950年年底。

韩先楚坐不住了,3月20日向四野发出了电报:“主力作战估计无大问题”。

一意孤行就是要尽快打。

但是他的决定并不被上下级看好。15兵团领导认为他“草率”,基层官兵认为他就是想送命。他两头受着夹板气。

这也是韩先楚后来被有些人形容为“军中两大恶人”的原因:坚定了想法,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另一个是许世友)

……………………………………………………………

韩先楚持续在40军抓练兵,部队情绪极大,怨言一片。彼时三野28军攻击金门失败的阴影正笼罩,九千健儿全军覆没,消息传来,四野不愿打的情绪很强。

“韩副司令在12兵团,副司令当得好好的,你还兼40军军长干什么?”

“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这回真要革命到底了,革命到海底了!”

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很多军队领导已经转到地方任各级领导了,战士也纷纷复员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了。别人都过上了好日子,自己还要继续打仗送命,常人都会不满。

3月底,韩先楚又致电15兵团:“大规模渡海作战条件已经成熟”。

4月初,韩先楚再次致电15兵团,四野和军委,请求尽快发动海南岛战役。他还提到43军没准备好,他可以亲率准备好的40军主力渡海,并立下了军令状。

他看的很清楚,一定要抓住4,5月的季风时期,季风一转,今年登岛就不可能了。

又会有人说,6月不行就年底嘛,1950年不行就1951年嘛。反正比台湾近多了,不是轻而易举么?

韩先楚是出了名的好战分子,全国解放的和平环境已经到来,他却还一个劲的要去打仗送命,难怪后来有人把他和许世友并称“军中两霸”。

他就把上下级给他的怨气一个人承担下来了,我不管你们说我啥,我就是要打。反正我是军长,我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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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韩先楚的奔走有了效果。

4月10日,大规模强渡作战的命令下达。韩先楚如愿以偿。

由于李作鹏向43军传达的是6月份才登岛,突然提前了两个月,根本没有准备好。而韩先楚的40军从2月份以来一直练兵备战,做的是2月打仗的准备,全军上下整装待发。

4月16日,经过前期的数批偷渡后,大规模渡海总攻开始。40军和43军主力共8个团2.5万余人,分乘380艘帆船、32艘机帆船,从雷州半岛南端启航,强渡琼州海峡。经过彻夜海战,突破了海上封锁。

4月17日2时至6时,渡海部队在海口以西至临高角地段突击登岛。

由于李作鹏和韩先楚迥然不同的备战态度,主力登岛的8个团里,43军只有2个团,其他部队根本没有准备好;韩先楚却亲率40军6个团第一批登岛。

解放军的脚一踏上地面,就无人能挡了。

在冯白驹领导的琼崖纵队的配合下,40军和43军如开闸洪水,直接将薛岳赶下海去。5月1日,我军粉碎了蒋军陆海空的立体防御,解放了全岛。

历史真相的危险之处就在这里:

5月1日海南岛解放,之前谁都没想到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6月27日美军第七舰队切断台湾海峡。

如果不是韩先楚的积极备战,屡次求战,按原计划6月甚至年底攻打海南,如果6月25日打不下来,我国的台湾、海南两大岛将全部被美军切断。

更不用说原计划的1950年年底甚至1951年了。

不仅台湾海峡航行要被监视,琼州海峡也得被监视。

而评论区所说的一些“海南离大陆近,不会固守太久”也不大可能。

如果海南岛没解放,彼时会是以下局面:

因为美蒋协议视时局划分而定,有第七舰队守海峡,再近也是无济于事。海南是跳向东南亚、对越共乃至对印度洋的跳板,美国怎会因为近而放弃?

60年代从越南插向我国脚上的那一刀,也就变成了从海南发起。

我认为以美蒋协议,多半会由美国代管经营海南岛,会像经营日本大跳板一样,蒋以出卖海南岛主权来换取美援。

看今日海南岛之重要性,就知道当年美国肯定不会放弃,反而会帮蒋大力经营甚至变成其全球诸多岛屿军事基地的一个,把海南变成第一岛链的一环。

那时候不是蒋有没有能力维持海南岛的问题了,而是整个海南岛是不是给美国的问题了。

一个台湾已经让我们堵的辗转难眠了,再加一个海南,还让不让人活了?

到那时,不仅仅是能不能去三亚旅游的问题,我国所有过南海的远洋船只,都得在美国的监视下绕远路,我们的航天发射基地也不会在海南。

一个备战台湾,让整个福建发展都滞后了。对面再放一个海南,我们的改革开放前沿广东该如何发展?在导弹底下建深圳,飞机下面建广州?香港、澳门怎么收?

以国民党的实力,估计现在整个南海都不再属于中华民族了。

而这一切,前后仅差一个月。可这就是历史令人庆幸的真相。

韩先楚也让我们知道,共和国大厦究竟哪些人在支撑。

……………………当然有庆幸,也有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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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九皇大合照

1910年5月,欧洲九国君主聚集伦敦,参加英王爱德华七世葬礼并合影留念。虽然少了俄国沙皇、意大利国王、罗马尼亚国王、奥匈帝国国王,但这已经是有史以来人头儿最全的一张照片(不如说是家庭合影更为贴切)。日后,他们中将有4个被废、1个被暗杀。

站着,从左到右站立:挪威国王哈康七世保加利亚人沙皇费迪南德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二世德意志国王威廉二世希腊国王乔治一世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

坐着,从左到右: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八世

这些人拥有“七大姑八姨式”复杂的亲戚关系。照片中,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八世挪威国王哈康七世的爹地;挪威国王哈康七世的老婆是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妹妹;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八世也是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叔叔希腊国王乔治一世的老婆是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未出现在照片中)的表妹;德国国王威廉二世、英国国王乔治五俄国沙皇尼古拉二又他娘的都是表兄弟关系... ...而保加利亚沙皇费迪南德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二世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他们之间又都与英国、哈布斯堡、霍亨索伦等皇室拥有血缘关联。真是欧洲一家亲啊!

*很多人把中间坐着的那位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当成了尼古拉二世这哥俩长得确实太像了!因为他俩的母亲是同胞姐妹。(这兄弟俩感情不错,据说当乔治五世得知尼古拉二世被列宁同志给弄死的消息后,老伙计悲痛沉默了一个上午!)

▾这张拍摄于1913年。左:尼古拉二世 右:乔治五世(*请注意他们的服装!这哥俩穿着的都是德国骑兵制服,尼古拉二世穿的是德军威斯特伐利亚轻骑兵服,乔治五世穿的是莱茵铁骑军团服。过去欧洲王室通常会相互象征性的赠送一只本国部队给别国,作为友好交流

▾也是左:尼古拉二世 右:乔治五世

尼古拉二世与他的另一个大表哥威廉二世(右),穿着海军军服合影。威廉二世是个老油条,他经常忽悠比自己岁数小且性格柔弱的尼古拉:“小老弟!俄国的未来在东方!你特么就放心大胆的去干吧!欧洲这边有哥帮你撑着呢... ...”

左: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他妈

右:亚历山德拉·卡洛琳(英王乔治五世他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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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范蠡和西施泛舟太湖,只是个典型的童话故事,他们很可能是被淹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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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熟悉的范蠡和西施泛舟太湖的说法,出自唐人《吴地记》引《越绝书》的记载:“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越绝书》本身就是东汉越人书写的一部野史小说,可信度较低。而这段史料见于《越绝书》的佚文而不在今本《越绝书》里,可信度更低了。

如果我们搜寻更早的史料,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诸子百家经常提到西施,基本是以美人的典型出现,并没有与吴越史事联系上。只有《墨子·亲士》提了“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死,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那么,西施居然是因为美貌被沉到水里淹死的!《史记》没有记载西施。《绎史》引《修文御览》引《吴越春秋》说:“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

我们知道《史记》里“鸱夷”可以指伍子胥、也可以指范蠡。如果指的是伍子胥,当然是说西施和伍子胥一样被沉江而死;如果是范蠡,那么范蠡是不是同样也被杀了呢?

清人沈钦韩在《汉书疏证》就总结过:“《吕览·悔过》:范蠡流乎江。又《离谓》:范蠡子胥以此流。《新书·七》:范蠡附石而蹈五湖。”那么,战国汉初人还认为,范蠡和伍子胥一样被杀然后沉入太湖、尸体漂入长江,而并非我们通常所了解的泛舟太湖!

那么,《史记·越王勾践列传》中范蠡的故事又如何看待呢?其实破绽还是挺多的。第一个就是说范蠡到齐国改名鸱夷子皮,其实《墨子》《韩非子》《说苑》都有记载鸱夷子皮这个人。公元前481年齐国大夫田成子杀死齐简公独揽大权,他的重要帮手就是鸱夷子皮。而吴国灭亡在公元前473年,所以范蠡不可能是鸱夷子皮。

第二个就是说范蠡到宋国改名陶朱公,其实汉初贾谊的《新书》也有提到陶朱公。“梁尝有疑狱,半以为当罪,半以为不当。梁王曰:陶朱之叟,以布衣而富侔国,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问之。”魏惠王迁都大梁后,魏王又称梁王。魏国迁都时间是公元前361年,梁王见陶朱公必在此后,明显又不符合范蠡的活动时间了。

综上,在战国汉初史料中,说的是西施、范蠡被沉江而死,二者未建立关系。到《史记》里,则以《国语·越语下》的范蠡泛舟为基础,把鸱夷子皮、陶朱公的传说拼凑成新故事,范蠡和西施仍未建立关系。而到东汉的《越绝书》《吴越春秋》里,则说西施陪范蠡一起泛舟而去,英雄美人的童话故事至此形成。

另一个颠覆一般认识的回答,论证孙武是伍子胥的形象分化:林屋公子:孙武其人究竟存在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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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几条西方法制史的冷知识,有一些在之前的答案里零零碎碎提到过,以后想起来再补。

1. 按照中世纪基督教的理论,给人定罪有下地狱的风险(在一些比较严苛的理论中,无论定罪是否正确,都会下地狱)。当时神明裁决是由教会主持的,天主教会表示这锅不背,这是废除神明裁决的动因之一。

2. 于是给人定罪下地狱的风险转移给各国。英格兰的法官同样表示这锅不背,于是他们机智的把刑事审判中的定罪职责推给了陪审团。

3. 陪审团同样不愿意背锅,于是陪审员经常无视事实,拒绝被犯人定罪。为了保证陪审员没有定罪的心理负担,英格兰在中世纪创设了最早的“排除合理怀疑”理论。即只要陪审员在定罪时已经“排除合理怀疑”,那么即使判错也不用下地狱。

4. 欧洲大陆的法官没能把锅甩给陪审团,法官自己承担了定罪的职责。于是欧洲大陆更早建立严格和机械的证据制度,因为法官只要按照证据制度定罪,就可以避免下地狱的风险。

5. 因为欧洲大陆的证据制度更严格,导致很多案件无法获取足够的证据,所以欧洲大陆在中世纪引入了刑讯制度。相反,证据制度更松散落后的英格兰就不需要搞刑讯。

6. “英格兰刑事司法设定的以死刑相威慑的范围超过了执法者愿意执行的程度。为了避免杀人如麻的结果,实行各种形式的规避措施。对抗式刑事审判程序就是形成于这种背景之下。如果要理解这一时代形成的英美刑事诉讼程序何以如此不顾事实真相,那就必须记住:我们设定刑事司法程序之日,正是我们如此不需要真相之时。”这段话说的大致是18到19世纪的事。

7. “没有人应被逼迫控告自己”同样有基督教背景。这条原则来自于教会法,不过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目的。这是为了明确区分基督徒的两个方面,强调信徒的忏悔义务并不要求对自己提出刑事指控。基督徒可以向牧师承认自己的罪孽,但不必因此向法官或控方供述会受到刑事处罚的犯罪。

8. 中世纪的英格兰王室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是法院收取的诉讼费和罚款,所以英格兰王室想尽办法拓展王室下属法院的管辖范围。

9. 弗朗西斯培根曾任英国衡平法院大法官,后来因为受贿而被弹劾(尽管有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离职时培根耿直的表示,虽然他的确受贿了,但他还是历史上最清廉的衡平法院大法官。

10. 英国议会历史上的清廉程度也不怎么样,富兰克林曾经开玩笑的表示,只要给他独立战争军费的一半,他就可以靠贿赂搞定英国议会。

11. 《格列佛游记》为我们描述了与法制史教科书完全不同的英国普通法:“我说,我们那里有这样一帮人,他们(律师)从青年时代起就学习一门学问,怎样搬弄文字设法证明白的是黑的,而黑的是白的,你给他多少钱,他就给你出多少力。在这帮人眼中,除他们以外,别人都是奴隶。……他们(法官)都是从最精明老练的律师中选拔出来的,他们年纪大了,好逸恶劳,而且一生都在和真理、公道作对,所以他们必然要袒护欺诈,伪证,暴虐的行为。……这些律师有这样一条准则:凡是有前例可援引的事,再发生这样的事就算合法,因此他们特别注意把以前所有违反功利、背叛人性的判决记录下来。”

12. 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花了整整一章抨击法国刑事制度(第二卷第7章),而在通常的法制史教科书中,法国刑法典则被称为启蒙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

13.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经提及英格兰的法官和书记官根据判决书的长度收费。我个人觉得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传统上英格兰法官的判决比欧洲大陆的同行冗长。

14. 《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提到过一个纯法律技术问题:遗嘱继承人只有在被继承人去世的时候才能继承遗产,但那个时候被继承人已经去世了,也就失去了权利。莱布尼茨机智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莱布尼茨指出灵魂是不灭的,所以被继承人去世之后仍然拥有权利。

15. 莱布尼茨是法学博士,他的博士毕业论文标题是《论法学的艰难》。他参与编写过萨克森州的民法典,潘德克吞体系的某些原则还是莱布尼茨确立的。

16. 德国民法典的起草编撰过程极其拖延缓慢,相比之下法国民法典的起草速度就快了不少。实际情况是,法国民法典的起草一开始也非常拖沓,直到拿破仑过问此事,还经常参加起草例会,进度才大大加快。

17. 歌德也是学习法律出身,并且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枢密法院工作过。歌德曾经写过一部诗歌吐槽这段糟糕的个人经历,没想到这首诗歌现在成了研究帝国枢密法院的重要文献。

18.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的父亲安瑟姆·费尔巴哈是著名的刑法学家。比较常见的说法是安瑟姆·费尔巴哈也很热爱哲学,为了钱才去学习法律,因为“刑法是面包的学问”。不过按照安瑟姆·费尔巴哈给他儿子的信中所述,他本来的积蓄是足够学哲学的,直到认识了孩子他妈,为了追妹子开销才增大,最后走上了刑法的道路。

19. 相比之下,霍布斯在撰写《利维坦》的时候,并不懂普通法。他的好友好几年后还送过他一本普通法教科书,并且建议霍布斯学习一下普通法。顺便一提,《利维坦》一直到二战后才有法语的全译本。

20. 约翰马歇尔接受的法律教育也很有限,大概只有几个月的夜校课程。

21. 著名的马伯利诉麦迪逊案的缘起是原国务卿在离职前忘记给马伯里发任命函,新国务卿麦迪逊则拒绝给马伯里发任命函。而稀里糊涂忘记给马伯里发函的原国务卿就是约翰马歇尔。所以马歇尔没有回避对马伯利诉麦迪逊案的审判至少可以说是一件颇不体面的事。

22. 在制宪会议的记录里,确实记载了某一代表曾经发言提议赋予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权。但是至少从麦迪逊的笔记看,这一提议没有得到其他代表的任何响应就石沉大海了。至少我们可以说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是没有经过立宪会议代表认真讨论过的,而且很可能这一制度设计也不是他们所愿意看见的。

23. 制宪会议时,还有一个代表慷慨激昂的提出,所谓“州权”是不存在的,远不是什么有着悠久历史得到普遍认可的概念。这纯粹是各个州为了自己的利益,特别是蓄奴州为了继续蓄奴而人为创设出来的理论。

24. 马克思早年写过篇纯吐槽的《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虽然我不知道马克思和历史法学派是什么仇什么怨,但这篇文章都在花式喷历史法学派,比如这一句:“人们通常认为,历史学派是对18世纪轻佻精神的一种反动。这种观点流传的广泛性和它的真实性恰好成反比。确切地说,18世纪只有一种产物,它的主要特征就是轻佻,而这种唯一轻佻的产物就是历史学派。

25. 编写童话的格林兄弟是历史法学派大家萨维尼的学生。现在还能在书店以格林兄弟的笔记为基础出版的萨维尼历史法学派课程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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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小事

明朝的锦衣卫对于言论的控制已经到了非常变态的地步,李自成都打进北京城里面了,皇帝跑后山,太监们纷纷从紫禁城里面跑出来的时候,锦衣卫还不允许别人散布北京城破的消息,一旦抓到说闯贼破城的人,也会抓起来,真实死板到家了

丁未子刻,上既入后苑,内门大开。宫人内监,纷纷奔出东华门,厂卫犹禁,讹言执送金吾所。


日俄战争中,中国教科书上喜欢说日俄两国在中国大地上开战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日本还在旅顺和奉天等地杀害了很多中国人,但其实没说的是

旅顺开战之初,当地士绅多数即已“皆抱亲日之意”;日军获胜后,颇多地方头面人物还亲往祝贺。不少中国留日学生也纷纷发出欢呼声。
北京大学堂学生丁升幛以及张榕等人来东北,组织“抗俄铁血会”、“东亚义勇队”、“关东保卫军”等抗俄团体,联络“马贼”队伍,“屡与俄军冲突”,来帮助日军。

原因也比较简单

自19世纪末以来,大清国士大夫就开始把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相混淆。严复、梁启超等早就明确地把白种人和黄种人视为两种不同的民族,相信黄种人应该具有共同的立场,日后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积极主张大亚洲主义,即是出于此。甲午战争打破了国人“天朝上国”、“天朝子民”的迷梦,大家认识到需要向日本学习,但那到底还只是黄种人内部之间的战争,并不代表日本人就真的能够与西方白种列强平起平坐了。日俄战争则不同,在中国的报刊上,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被国人视为“白人受辱于黄人之第一次历史”。

中国人和日本人一样,都是黄种人,而俄国是白种人,黄种人打败了白种人,中国人“与有荣焉”,只不过后来中日世仇,这段往事就不咋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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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欧洲中世纪还是在中国古时候,一件衣服都是非常重要的财产,普通人一辈子基本没有多少机会获得充足的衣服,很少几件,所以都特别珍惜,因而中世纪的人死掉之后,医院的管理人员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把死者的衣服交给继承者,然后继承者继续穿在身上,这其实是瘟疫传播的主要途径,

在1631年疫病流行的意大利托斯卡纳,一名军医在隔离病院工作了八个月,感染了瘟疫但最后挺了过来。这期间他都穿着同样一件衣服。

而当英国爆发工业革命的时候,首先就是棉纺织业的大爆发,衣服的价格开始急速下跌,英国贫穷的居民也能消费得起衣服了,引起了许多欧洲其他地区人的羡慕,“你穿的像个英国人”在很多地方是变相的说明你富裕,或者你服饰华美的意思,跟在唐朝说“你过得跟一个胡商一样”是一个意思,“华夏”俩字中,这个 华 也有衣服华美的意思,可以看得出,当时汉族人比其他族穿得好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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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抗日战争史的时候看到过这么一段

这些为抵抗外敌而战死的烈士中,有的被列入阵亡名册,有的由于各种原因未被记录,成了无名烈士。但他们的热血已渗入这土地、这河流、这山谷、这禾田,无愧于后人。与他们相比,那些在日军占领洛阳后甘心当汉奸的人,将永远被国人唾弃。
1944年5月25日,日寇侵占洛阳后,一小股民族败类认贼作父,马上和敌人接洽,成立“洛阳维持会”,为日军供应粮草、肉蛋、蔬菜,张贴“欢迎皇军进驻洛阳”标语。后来,他们又成立了所谓的洛阳县政府,恢复乡、镇、闾基层组织,勒令师生学说日语,发放临时课本,宣传“日中亲善”,进行奴化教育

这种史观很有问题,这明明是因为汤恩伯部队对于洛阳人民搜刮的过于厉害了,大家看到他们快要垮台了,趁机打一把而已,很多河南的老人现在还骂汤恩伯。什么汉奸不汉奸的,政府既然压迫人民,人民凭什么不能反抗政府,人民只是想过下去而已,只不过日本人都能给这个机会而汤恩伯不愿意给。现在的人觉得即使是被汤恩伯这样的人搜刮压迫而死也不能投降日本,民族气节什么的,可是您能先让汤恩伯不压迫老百姓吗?真当老百姓喜欢日本人,喜欢送东西,都是动漫看多了喜欢学日语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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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到2009年,中国一共有87085座水坝,其中建于1949年至1978年,即毛主席时代的,总共有86258座,占到了总数的百分之99.05%,还有现存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村运河和水利灌溉系统也同样是在毛泽东时代建起来的。我在一个答案下面写:中国的这些成就并不是市场化改革后才达到的,反而是改革期间在廉政、平等、教育和医疗的大众普及等方面发生了倒退。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早已实现重大赶超,同时也为其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然后被很多人嘲讽了,他们不相信我说的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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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时候,很多知识分子抱着的主张今天看来十分荒诞

张之洞提议与俄国密约共同对付日本、酌量划分新疆之地以酬之,像谭嗣同主张出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边缘寒瘠之地,以偿赔款并供变法之用,免受种种拖累等,都是很典型的例子。就算辛亥前顶顶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章太炎,也绝不像今人那样把边疆民族地区看得那么重要。在他看来:各民族最好“以一民族组织一国家,平等自由,相与为乐”。如果不是列强环伺可能威胁汉人土地,对于西藏、回部、蒙古,最好“任其去来也”。

孙中山也说

满洲原为满人的土地,对我中国汉人来说并非绝对需要。日本人口年年增多,资源贫乏,满洲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当能满足日本之发展。故中国革命成功,必将满洲交给日本开发和管理。

只不过后来民族意识兴起的时候,大家不愿提这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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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有一个调查,整个国家有大约250万人,说着820多种语言,其中有一种叫Abaga的语言只有五个人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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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里面评价“三元里抗英”

说这个行动并不是什么爱国主义的行为,而是保卫自己的家园,因为英国人当时在当地开棺暴骨,杀人放火,烧杀抢掠,劫掠财务,强奸妇女,军纪十分之差,所以三元里人民才起来的,而本来是有很多三元里人民是跟英军做生意的,比如卖鸡蛋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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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之前,曲阜的祭孔典礼仪式都是穿的清朝人的衣服,而2005年中央批准以后,曲阜的祭孔仪式扩大了规模,但是服饰改成了明朝服饰,不再沿用清朝的规矩了,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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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当年留学生后来纷纷回国了,报效国家当然是一个原因,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种族歧视,梁实秋就记载过自己在美国留学事情这么两件事

第一件是同学陈长桐去学校旁边的一家理发店理发,坐在椅子上半天没有人理,最后一个理发匠明白地告诉他:“我们不伺候中国人。”陈长桐气不过,到法院去告了这家理发店,官司是赢了,但那位理发匠很无奈地告诉陈说:你以后要理发,我可以带了工具到你府上来理,请千万别再到我店里来,因为黄种人进入店中理发,许多白种人就不愿再来了。
第二件是他们那届大学毕业时,在学校的毕业典礼上,“照例是毕业生一男一女的排成一双一双的纵队走向讲台领取毕业文凭,这一年我们中国学生毕业的有六个,美国女生没有一个愿意和我们成双作对的排在一起,结果是学校当局苦心安排让我们六个黑发黑眼黄脸的中国人自行排成三对走在行列的前端”。

可能那些高大上的理由后面也有很多的无可奈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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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了,以前我也觉得我们国家是最纯净的白莲花,是地球上各方面领先世界几百年的帝国。

后来才知道,华夏文明也是从黄河边开始慢慢扩张的,史书上短短几字,人相食,水断流,筑京观,尽屠等,体会到了原来我们汉人一直是战斗民族~

长大了也才知道,玛丽苏也要有资本,穷逼叫无病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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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过了几千年的战火,逃过了蛮夷入侵,逃过了日寇侵华,逃过了文革破四旧


然后······································

没逃过开放商··············

自古利益动人心啊········一二层商铺,十几万一平,三楼到20楼住房,一万五一平

加起来几十个亿的利润

文物算个屁啊·····

额,回复里这么多要我举例的,这个,大家看看自己周围不就知道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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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一开始的火车是这样子的,那时候当火车司机也是蛮辛苦的,不仅要负责驱赶动物,还要负责搬运轨道。

https://www.zhihu.com/video/1049651344142544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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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陈荟楠

来源:一点资讯APP

原文链接: k.sina.com.cn/article_6

很久以前,我曾经在中央电视台上看到一个节目,老舍的儿子作家舒乙回忆他的祖父,一个清朝神机营的满族军人,在庚子之乱中,守卫北京的悲壮故事。

舒乙说那些清朝的军人,大部分都是用的大刀长矛和弓箭,他的祖父武器稍好,使用的是抬枪,一种落后的黑火药武器,有两个人操作,射击速度极慢,由于每次射击的时候,都要把火药从枪口倒入,总难免会洒出一些来,结果战斗的久了,周围到处都是散落的黑火药,最后不幸被一颗流弹引燃,导致他的祖父被黑火药烧伤。

面对洋枪洋炮的八国联军,清军将士,并不是作战不勇敢,实在是器不如人,最终空有一腔热血,却始终难以报国。当时我看完后不胜唏嘘,深感落后就要挨打,这个道理实在是太重要了。

实际上不仅仅是我,大多数的中国人,对整个满清晚期军事上一败再败的认识,都是归结于武器落后,但是最近我才发现,这纯粹是胡扯!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我最近发现在美国著名的春田兵工厂的博物馆里,有一挺诺顿菲尔特速射机关枪,上面写着:“英吉利,诺顿菲尔特,敬赠李中堂”。旁边的说明写着,此枪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天津时缴获,此战役中共缴获清军上百把这种机枪。

当时我看到这里,脑袋嗡的一下就响了起来。“什么鬼!清军居然还有机枪!而且在一次战斗中居然被人缴获了上百把!不是说好了他们只有大刀长矛的吗?!”

在这个刺激下,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特别是西方的资料。结果我发现,关于晚晴清军真相,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不是事实。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兴起了一阵学习曾国藩的热潮,其中关于曾国藩的带兵打仗,有一个很奇怪的事儿,就是所谓的结硬阵,打呆仗,所有的书,都把这事儿升到了一个道德高度,意思是做事要踏踏实实,不要想投机取巧。

曾国藩的这种战术,说白了,就是每到一个地方士兵就立刻挖战壕,然后全部进入战壕中,不论是攻城还是野战,他都是这一招。而且每每以两三万人的兵力,包围和全歼对方几十万人。

这事儿看得我一头雾水,当时我就在想,拿着大刀长矛的清军,自己跳到战壕里头,如果太平军冲了过来,居高临下,从战壕上头用长矛刺他们,石头砸他们,这不是送死吗?怎么可能逢战必胜呢?

呵呵,原来我们上当了。曾国藩的军队中,没有冷兵器,全部都装备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步枪和火炮。我再强调一遍,你没有看错,没有冷兵器,全部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步枪和火炮。

事实上,曾国藩起兵后不久,就发现他们处于兵力上的弱势,而且未经严格训练的,临时募集来的乡勇,在残酷的肉搏战中,根本不是身经百战的太平军的对手。

就在这时,受李鸿章雇佣的华尔的洋枪队,在战场上的杰出表现启发,曾国藩做出了一个决定,募集了大笔的资金,购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发射米尼弹的前装线膛步枪,12磅野战滑膛炮,在主力部队中,彻底淘汰了冷兵器。

这些武器是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是美国内战中,北军的标准装备。前装线膛步枪,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由于它的枪膛内有来复线,所以射击的准确性大幅度提高。

而米尼弹,是当时一个划时代的发明,和当时的球型子弹不同,这是一种圆锥形的子弹,后面有一个凹腔,里面有一个木塞,射击时,在火药的作用下,木塞向前推动,使凹腔完全契合膛线,让射出后的子弹高速旋转,距离更远,在500米的距离上依然有准确的杀伤力!

而在此前使用火绳枪和燧发枪的球形子弹,子弹最多在50米内会保持直线运动,超过了50米,就不知道会飞到哪儿去了,全无杀伤力,所以曾国藩的湘军,面对手持旧式火枪的太平军,在武器上形成了代差。

而一只完全是由现代步枪和火炮组成的军队,该怎么打仗?当然是挖战壕了!所以曾国藩是战壕战的发明者,西方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曾国藩哪里是打呆仗?他是超级聪明的,西方人要50年以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才明白了这个道理。

由于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斗中,享受了武器优势带来的好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极度迷信武器的优势,而且成了清军内部的共识。当时世界上只要有先进武器一发展出来,清军就积极购买。

比如美国人发明的斯潘赛弹仓步枪,在美国的南北战争中,北军嫌该枪贵,并没有大量装备,但是左宗棠一看到该枪,立刻拍板,大量购买。又比如加特林机关枪,清军比美军更早开始大量使用。

在左宗棠平定回乱,收复新疆的过程中,清军的主力部队,装备的是被称作七连珠的斯潘塞弹仓步枪,被称为排枪的加特林机枪,后膛野战炮。

大家知道,回民的骑兵是相当厉害的,红军的西路军就是被回民的骑兵打垮的。但是左宗棠的军队,装备远远好于西征的红军,他们不像西征的红军那样缺乏弹药,面对回民骑兵的冲锋,他们使用的加特林机关枪和斯潘赛弹仓步枪的弹幕回击,所以一路摧枯拉朽,轻松的就平定了西北叛乱。

不仅仅如此,在收复新疆的战役中,英国军官罗杰注意到,新疆阿古特的叛乱军队,虽然得到了英国上万只的单发步枪支援,但是在和左宗棠的军队作战时,完全被对方的后膛野战火炮,加特林机枪和弹仓步枪压制的无法抬头,一触即溃。以至于他认为,即使当时的英国军队的装备也不如左宗棠的西征军。

不仅仅在内战中如此,即使在外战中,清军也拥有了火力优势,根据法军在中法战争中的报告,镇南关战役里,装备击针后装单发夏斯波步枪的法军,在战斗中遭遇了冯子材指挥的王牌部队,该部队全部是用连发步枪和加特林机关枪组成的,对法军拥有绝对的火力优势,导致法军大败。

看到这里,你会不会惊讶得合不上嘴?是的,这和我们通常被告知的历史完全不同。由于受到使用先进武器获得了一连串胜利的刺激,清军不仅仅大量购买外国的先进武器,也开始了仿制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洋务运动。

实际上到了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前,清军已经完成了陆军的现代化改装,全部都开始装备最先进的现代化武器,其水平不亚于欧洲列强,海军拥有了当时亚洲最先进的两艘7000吨级的战舰,定远号和镇远号,号称亚洲第一。你要知道,中国直到去年才再次造出了比这更大的战舰,万吨级的驱逐舰。

在清军依靠先进武器,结束了内战以后,清帝国进入了休养生息,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到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前,清帝国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可能。

那么清军的武器这么先进,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同时代的很多人,都认为清军的武器落后呢?

造成这种印象的人,恰恰是那些拥有大量先进武器的洋务派大臣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给朝廷的奏折里,都是夸大对方武器的优势,不提自己武器的能力,因为这样才能从朝廷要到钱。

因为靠武器的优势打赢了仗,并不能凸显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们在每一次的胜利奏折中,都把自己描绘成以弱胜强,以劣胜优。甚至故意瞒报实际的战场情形。

曾国藩从来不提他到底是怎么打呆战的,为什么要挖战壕。左宗棠和冯子材的奏折中,绝口不提他们大量使用了加特林机关枪和弹仓步枪的情况,反而声称对方的火力极猛,武器极先进,而他们则似乎只是靠着大刀长矛之类的东西,就把对方打赢了,以凸显自己的英勇和才智,万一败了,那也是器不如人。

所以在这一时期,中国的资料档案和西方的资料档案,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湘军淮军的实际装备情况,和大多数中国人的认知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实际上,舒乙先生讲的那个故事,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庚子之乱时,荣禄手下守卫京城的武卫军,守卫天津的聂士成的武毅军,是全部的德械装备,德式训练。他们装备的是毛瑟1871和1884单发和弹仓步枪,每一军都拥有上百门现代火炮,两挺马克西姆机枪,上百挺被称为排枪的诺顿菲尔特速射机枪,即使是同时驻守在京城,装备最差的甘军董福祥部,装备的也是马蒂尼亨利步枪,是当时英军的制式装备。

所以,舒乙先生的故事,显然是他作为小说家杜撰的。清军在甲午战争以前,就不再用什么抬枪之类的东西了,没人会拿自己的命去开玩笑。

那么你也许会问了,既然这个时候的湘军和淮军已经都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为什么会在甲午战争中败得一踏涂地?在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又如此的不堪一击呢?

武器从来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人和制度才是一切的关键。

一个国家,没有现代科技研发能力、现代化工业体系、现代化武器生产能力就弱。

1860年,北京到天津之间的平原上,效忠清廷的蒙古王爷僧格林心,看着前面排成整齐方阵的8000英法联军,他决定今天要给他们点好看。虽然在不久之前的几次接触战斗中,他吃了一点小亏。但是,他相信在今天的战斗中,能彻底击溃英法联军。

因为之前他的部队还没有集结完毕,他的核心部队,一万多蒙古骑兵,外加一万多支援的八旗和绿营骑兵今天都已经集结完毕了,还有两万步兵在背后支援。

他今天要重演五年前的辉煌,那一年,他从蒙古紧急帅兵来京勤王,面对几万北伐的太平军,那个比今天规模大得多的对手,他用成吉思汗先祖留下来的传统战法,一举将他们击溃。彻底断绝了太平军北伐的念想。

他把他的骑兵分成了五列,前面两列是手持长矛的破阵骑兵,后面三列是装备弓箭的弓骑兵。他的战法说起来很简单,手持长矛的破阵骑兵排成紧密的队形,和后面的装备弓箭的骑射兵间隔30米,然后一起冲锋。

当前方的骑兵距离敌阵百步之遥的时候,后方间隔30米的弓骑兵以45度角,一起发箭,密集的箭雨越过前方骑兵的头顶,射向敌阵,干扰敌阵用火枪射击前方的持矛骑兵,就在对方躲避箭雨之际,持矛骑兵已经冲到面前,直接冲破方阵,后面的弓骑兵,抽出马刀,砍杀溃散的敌兵,他就是用这个办法连破了北伐的太平军十几个大阵,杀得他们片甲不留。

按照他的估计,英法联军的火炮,会在500到200米的距离上,杀伤他一千多名骑兵,然后冲到一百米左右的时候,敌人的排枪射击,可能会打倒他一两千名骑兵,但是他们只有一次射击机会,剩下他的一万多骑兵就可以冲入大阵,杀他们个片甲不留了。

于是他挥动了黄旗,两万多骑兵同时发动了冲锋,但是,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敌人的火枪兵,不是在一百米左右才开始射击,是在四五百米外就开始了齐射,他不知道英法联军使用的并不是老式的滑膛枪,而是先进的线膛枪和米尼弹。而且由于使用了火帽技术,装填速度加快,每次齐射的间隔只有七八秒钟。这意味着他的骑兵冲到对方阵前,要遭遇对方十几轮齐射,而不是想象中的一两轮齐射。

那一天,所有的持矛骑兵都还没有冲到对方阵前,全部被射落下马,而剩下的弓骑兵,面对着对方的刺刀阵,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纷纷被对方刺落和射落马下。

当日清军大败,折损了将近两万人,而英法联军只损失了几十个人。僧格林沁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将是清军历史上,最后一个发动全线冲锋的将领,从此以后,清军将彻底放弃冲锋战术,没人再会拼命。

于是北京洞开,圆明园被烧,咸丰皇帝跑到热河病死,两宫皇太后掌权。所有的大臣都把战败的责任,全推给了僧格林沁,他被掳去了一切封号,虽然保留了钦差大臣,但从风光无限,到从此不再受朝廷待见,一切都是因为他失去了他自己的军队,蒙古骑兵。后来不久,他被强迫用他的残存骑兵,去进行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最后战死在沙场。

这一切被湘军和淮军的将领看在眼里,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失去了军队,他们的下场可能还比不上僧格林沁,毕竟僧格林沁,和清朝王室之间,还有血缘关系。

事实上客观的说,战败并不应该指责僧格林沁,英法联军一路逼向北京,如果僧格林沁连试都不试一试,那还不如直接投降算了,难道让他那些全部都是使用冷兵器的骑兵,放弃机动性优势,去守城吗?事实上,僧格林沁是负责任的,这是他的唯一选择,至于胜败,当时双方没人可以预测。

但是,作为汉族大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显然比僧格林沁更有智慧。曾国藩的兄弟曾国荃,曾经带兵为了攻下太平军防守的武汉,发动了一场冲锋,造成了3000人的损失,气得曾国藩垂头顿足,严令从此以后禁止冲锋,只准挖战壕,打呆仗,用炮火和子弹去杀伤敌人。

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诞生了。湘军和淮军不冲锋,不肉搏,他们全凭购买先进的武器,利用优势的火力去杀伤敌人,力保部队不损失,因为这是他们在朝廷中,赖以立身的根本。

这样他们和朝廷就形成了奇怪的关系,两者利益之间有相同点,但也有不同点,作为清朝王室,八旗军和绿营已经完全失去了战斗力,蒙古军也已经被英法联军消灭,只有依靠汉族的湘军和淮军。但在政治上,清朝王室依然享有道德上的正统。

他们希望给这些汉族大臣高官厚爵,让这些汉族大臣,利用他们的军队,来无条件的为清朝王室效忠,而对于这些汉族大臣来说,一方面要为清廷尽力,一方面又不能失去军队,如果失去了军队,就不再会被朝廷重用,所以他们的军队只能是被有条件的使用。

帝国从此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成为了诸多的利益集团共同把持的对象,王室和汉族大臣,是一种互相利用,又互相博弈的关系。

所以,湘军淮军的不冲锋,不肉搏的火力战模式,是这场博弈的平衡点,汉族大臣为清廷尽力,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不能多也不能少。

在1895年以前,清廷面临的对手,无论是太平天国,捻军,回民叛乱,新疆的分裂势力,在武器装备,组织能力上,和湘军淮军都有代差,所以拥有先进武器的清军,利用这种奇怪的火力战,足以战胜对手,所以直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之前,帝国靠这种微妙的平衡,军事上一路所向披靡,国力也逐渐恢复,甚至一度出现了复兴的迹象。

但是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打破了这个平衡。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国家实力急速发展,他的军队,和李鸿章的淮军,是一个水平的,不存在代差。

所以在朝鲜战场,清军,更准确的说是淮军,还是用他的老办法,火力战去对付日本人就行不通了。日本人在装备水平方面比淮军略低,但是也相差不大,在平壤城下,日本人发现和清军守将叶志超的部队对轰对射不分高低,而且弹药不如对方充足以后,为了夺取胜利,他们跳出了战壕,发起了白刃冲锋。

这个时候叶志超突然懵了,对于装备相当的对手,火力战阻止不了对方,这时,他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不要和对方展开白刃战?如果展开白刃战,必然会造成部队的重大损失,打赢了,有利于清室,但是兵死多了,不利于李鸿章李大人,而他这个官名义上是清朝的官,实际上是来自于李鸿章李大人的推荐,并不是来自于清朝王室。

叶志超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所以他肯定不怕死,但是他不能辜负有提拔之恩的李大人,他要为李大人着想。

所以再三衡量之下,叶志超决定跑,他要保全部队,这是李大人的本钱,于是他带着部队,连跑了三天三夜跑回了鸭绿江,虽然损失了几千人,但大部分人他都带了回来。

随后的一系列战役,都是平壤战役的翻版。每一个淮军将领,打火力战都可以,但是面对日军的白刃冲锋时,都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不要拼命?愿不愿意付出大量伤亡?而他们最终,都会做出和叶志超相同的选择。

这让淮军中的德国教官,感到很奇怪,因为双方互相炮击,对射的时候,淮军的将领都表现的英勇无比,面对纷飞的炮弹和枪林弹雨,表现得毫无畏惧。但是只要日军一发动白刃冲锋,淮军的将领就像变了一个人,立刻让部队撤退,甚至丢盔卸甲,只要人员保齐就好。

淮军是受过德国训练,有白刃战能力的,但往往是士兵想战,军官让撤,这让德国教官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们不理解,淮军和清廷,这两个利益集团之间,是有一个无形的契约的,对于淮军来说,打仗可以,但拼命不行,部队损耗大了也不行,没命无法做官,损耗大了部队被裁,结果也不能做官。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实,在甲午战争中,日军攻城略地,缴获无数,但是清军陆军却鲜有伤亡,你可以看看所有的历史,除了提到平壤战役以外,几乎没有提到任何像样的陆上战役。

随后的一个怪现象就是,虽然海军败了,但陆军还有很强的实力,如果上下一心,是可以挽回败局的,但是李大人已经不想战了,因为李大人这个时候已经明白,这个对手和以前的敌人不同,要打赢这场仗,必须要拼命,自己的北洋水师已经赔进去了,剩下的淮军陆军必须保全,都拿来和日本人拼,这不在李大人和淮军集团的考虑范围内,因为拼完了命,他们并不能得到比现在更多的东西,甚至将失去一切,僧格林沁就是前车之鉴。

想战的光绪帝没有能战的兵,能战的李大人和淮军却不想打了,他们要保存实力,这是他们自己安危的关键。

所以最后只能认输讲和,于是自然是李大人去和日本人谈,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让帝国重新恢复到利益的平衡。

所以,甲午战争撕掉了清帝国最后的遮羞布,让它的弱点暴露无遗。表面上它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实际上却是由一个个各谋私利的集团组成,所以不管它的军事装备在当时是多么的先进,一旦打到了它的痛点,它立刻就土崩瓦解。就会像纸糊的大象一样,一点就穿。

但愿历史不要重演,中国能真正繁荣昌盛,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甲午之败,并不是武器落后,本质上是清廷无信,淮军无义,是国家制度之败。而庚子之战,也和武器无关,则是由于清廷的自私,民众的愚昧,是人的失败。


感觉被高中课本骗了好久。转自陈荟楠具体来源实在找不到了,是很久之前收藏的文章。我承认文章确实有瑕疵。欢迎大家指正。评论区有一些戾气太重,大家看了会不舒服的评论就删了。统一回复一下在高三刷题时,看到了一道材料题,说的是八国联军侵华时许多欧洲舆论认为清朝会赢,认为清朝军队装备先进。赢面很大。所以可以看出清军的装备绝不仅仅是大刀长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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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到明,中国曾在各领域掀起一股“半岛风”。换言之,当时从皇室到文人士大夫,在器物衣着乃至语言都以采用高丽式为时尚,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上的一出奇特的风景。

先说器用方面,朝鲜半岛最先在中国出名的正是天朝最自豪的瓷器。

嵌仙鹤纹高丽青瓷笛

如今假文青不顾一切把宋朝的瓷器从审美到工艺吹上天,但他们远远想不到,宋朝当时格外欣赏高丽青瓷,认为其罕见的翡翠色独步天下。

【袖中锦】一文列举了世上各类器用和食材中的第一位,高丽秘色瓷正在其中。

监书、内酒、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定磁、浙漆、吴纸、晋铜、西马、东绢、契丹鞍、夏国剑、高丽秘色、兴化军孑鱼、福州荔眼、温州褂、临江黄雀、江阴县河豚、金山咸豉、简寂观苦笋、东华门把鮓......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
——【宋】太平老人 《袖中锦》

所谓的高丽秘色指的就是高丽青瓷。高丽模仿汝窑,定窑,越窑,耀州窑等风格与工艺,外加镶嵌法,烧制出了精美绝伦的翡翠色瓷器,“翡色出高丽”由此而来。

韩国国家博物馆藏高丽青瓷注子


高丽石榴形注子

而所谓镶嵌青瓷,是指这类青瓷在釉下有黑白两色作装饰的镶嵌图纹。其装饰方法是先在胎上划出图样,再在所刻槽内填入黑白两色土酱,入窑初烧后,再在素烧的半成品器物之上施青釉经高温烧成。

根据宋徽宗时期【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的记载,高丽王朝的瓷器烧制技术的确技艺非凡,让宋朝使者们都格外惊叹,尤其是几件青瓷薰炉极其出彩:

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也,近年以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复能做碗、碟、杯、瓯、花瓶、汤盏,皆窃定器制度
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以此物最为精绝。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
高丽青瓷薰炉
韩国国家博物馆藏——高丽透雕七宝香炉
据《高丽史》中记载,1157年高丽毅宗在宫殿东侧建造了离宫,并用青瓷覆盖了养怡亭的屋顶。而在开城满月台高丽王宫遗址发现的青瓷瓦片和在全罗南道康津沙堂里的窑址中发现的青瓷瓦正是有力的证明。

而到了元朝时期,高丽归顺大元,王世子常在元大都居住,历代国王皆为元朝驸马。而大元皇帝也多选高丽侍女入宫,乃至在元顺帝时出身高丽的宫女奇氏登上后位。

在这种上层社会交流密切的背景之下,高丽文化各种元素开始广泛在中国流行起来。

首先是服饰方面,根据【诚意伯文集】的记录:

“高丽女婉媚善事人,至则多夺宠。自至正以来,宫中给事使令,大半为高丽女,故四方衣冠靴帽大抵皆依高丽矣”。

也就是说,高丽进贡的女子往往在宫中吃得开,从元顺帝至正年间(1341-1370)以来,宫中大半都是高丽女子,所以全国各地的服饰全都开始效仿高丽王朝的风格。

韩国电视剧【奇皇后】

元末明初的诗人张光弼的作品【辇下曲】也描绘了当时“高丽风”的情况:“宫衣新尚高丽样,方领过腰半臂裁。连夜内家争借看,为曾著过御前来。”

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中则记载了当时文人雅士们风行高丽装:

杜清碧先生本应召次钱塘,诸儒者争趋其门。燕孟初作诗嘲之,有“紫藤帽子高丽靴,处士门前当却薛”之句,闻者传以为笑。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不仅高丽服装在当时风靡,连高丽语言都成了流行。

“女儿未始会穿针,将去高丽学语音。教得新曲鹧鸪曲,一声准拟直千金。”

学高丽语的风潮也波及到了宫廷:“玉德殿当清灏西,蹲龙碧瓦接榱题。卫兵学得高丽语,连臂低歌井即梨。”可见当时这股高丽风的潮流之大。

而在元朝时期,“高丽席”和“高丽铜器”也是颇为紧俏的高丽产品。元代李存的作品【俟庵集】中【谢陈真人惠高丽席柯山墨】,其内就有“但觉交情如昔好,不知老色是谁多。参苗织席来东海,松叶烧烟出烂柯”之句

而高丽铜盆因为制作精美同样很受欢迎,“铜盆古雅出高丽,玉筹清奇原史籀”。

高丽青瓷烧制衰败之后,朝鲜白瓷成为了进贡明朝的主要瓷器。图为白瓷镶嵌莲花唐草纹大碟

到了明代,除了朝鲜进贡的美女依旧在宫内吃香,朝鲜进贡的太监也混的风生水起。明朝皇帝还对朝鲜膳食和歌舞产生了近乎痴迷的兴趣,在朝鲜王朝实录中频频可见明朝皇帝下旨命令朝鲜进贡宦官厨师与歌女舞女的记载:

黃儼奉宣諭, 求火者四十人——【世宗实录】世宗元年1月19日
命賜入朝火者尹鳳瑞興本家米豆二十石。 時鳳得幸於帝, 故儼請之也。——世宗元年2月4日
壽曰: “予已傳宣諭聖旨矣, 是事專在殿下也。” 於是, 採火者三十人于各道。——世宗五年8月19日
奏聞使元閔生通事朴淑陽先來啓曰: “皇帝謂元閔生曰: ‘老王以至誠事我, 至於乾魚, 無不進獻。 今小王不以至誠事我, 前日求老王所使火者, 乃別求他宦以送。 朕老矣, 食飮無味, 若蘇魚、紫蝦醢、文魚, 須將來進。 權妃生時凡進膳之物, 惟意所適, 死後凡進膳、造酒, 若瀚衣等事, 皆不適意。——世宗 6年 7月 8日
入朝火者崔海等十人辭, 賜衣服。——世宗九年7月18日
小火者宋璟等六人、執饌女重婢等十二人、唱歌女雪梅等八人, 隨使臣以行。——世宗十一年7月21日

从永乐帝到宣德帝,明朝皇宫内朝鲜厨师加歌舞女足有数百人之多。明宣宗去世后,朝廷选其中53人放归故国之事,也可见当时明朝宫内朝鲜人的数量庞大。

朝鲜王室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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