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简史是本小书,里面的一些观点没给出特别有说服力的证据是比较正常的——而且说到狩猎采集的这个问题上,其实里面还隐藏了作者的一些私货,所以我来给你详细说说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了。
咱们先说一下“狩猎采集者的食物与生活比农业社会的人更好”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是人类学上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想要深入了解的话可以去看看美国人类学家Marshall Sahlines的相关文献。他把这个称之为“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原始的富足社会)。(注1)
这个观点也不是说他一拍脑袋想出来的。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主流人类学的观点是狩猎-采集社会里的人类每天都在饥饿边缘挣扎,到了农业社会大家才过上好日子。然而随着大家研究的不断深入,有人开始逐渐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好像有的时候事情也不全是这样的。比如说伯克利的Richard Borshay Lee去非洲找了一个原始的狩猎-采集部落,观察了一番之后表示我看这些黑蜀黍好像没事打打猎就够吃的了,每周工作时间贼鸡儿短,剩下的时候大家活的贼鸡儿开心,这跟以前的主流观点不太一样啊?因为这事他还写了本书,叫The !Kung San: Men, Women, and Work in a Foraging Society。
那么科学就是这样一个东西,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了偏差,肯定就要对理论进行修正。于是1966年大家坐下来开了个名为“Man the hunter”的会,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个问题——发现好像狩猎社会真的不是像大家以前认为的那么苦逼。于是参加了这个会议的Marshall Sahlines后来写了本石器时代经济学,里面重点阐述了自己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的这种观点,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狩猎采集者的这个生活啊,那其实比农业社会高到不知哪里去了!大家打猎完事之后啊,就谈笑风生!生活很幸福有木有!由于这个理论有咱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案例作为佐证,所以一下子就风靡一时。
而且更要命的一点是什么呢,是这个思想是比较“反西方中心”的,因为当时主流的西方文化中心思想是倾向于狩猎采集——农耕社会——工业文明一级比一级进步的观点的,所以你说狩猎采集者活得这么开心,那传统的观点当然就是不那么正确的,所以边缘地带的国家也特别喜欢这个说法。Marshall Sahlines顺便还批评了一下现代社会的物欲横流,一下子这东西就从各种角度上高大上了起来。
那么批评有没有?当然有,而且不少(注2),不过咱们这里先不谈学术界的这些批判,单谈这么个问题:人口与收益。
在任何一个环境中,人类所能获取到的资源肯定都不是单一的,而是有很多种。那么这些资源的获取难易程度肯定也都是不同的,所以在动物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最佳觅食原理”。这个原理有个挺有意思的公式,后来还被搞计算机的给借鉴了过去用于进行信息搜索(注3)——不过这里咱们就不看这个公式了,来简单说说这个原理是什么意思:
动物在觅食一般集中在一种或少数几种猎物上,即所谓的最佳食谱。这种最佳食谱是那些平均食物收获量与平均食物处理时间比值最大的那些种类。换句话说,即是化最少力气或时间而能获得最高回报的那些食品。
那么根据这个原理,会得到下面三个结论:
一、在一个地区或一种生态环境中往往分布有不同的食物资源,其中所被利用的品种与它们本身的丰富程度无关,而只取决于这一地区或环境中高档可食品种的绝对丰富程度。一种动物不会关心一种低档的食物,无论其丰富程度如何。
二、一种高档食物数量增加,低档食物就会被放弃。因此,总体食物丰富程度的增加会导致食谱的进一步专一化,而低挡食物丰富程度的增加对最佳食谱没有影响。
三、一种食物要么列于最佳食谱中,要么根本不予考虑,动物不会有任何局部的偏爱。
人类作为一种高等动物,当然也适用于这个原则。所以说狩猎-采集社会的人类当然不会傻乎乎的到处去找低档食物去填饱肚子,而是倾向于寻找高档食物,换句话说,在水牛跟兔子之间,人类会选择水牛,放过兔子。
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
1.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是会增加的。
2.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高档食物可能减少。
而人口的增加一般又会引起生态环境的进一步变化,那么现在咱们就有两个选择,一是大家换个地方待着,二就是咱们开始向低档食物下手。
现有的人类学研究结果表明,早期的狩猎-采集社会群落的特点是什么呢,是低人口密度、轻领地意识、会刻意进行自身调整来维护人口与资源间的平衡以及低食物储备。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人太少了吧,生存风险会扩大,人多了吧,在一个区域内获取食物的压力又会增加,所以最后原始群落的规模大概都控制在了15-50人之间,根据周围环境占据半径2-50公里不等的一片区域(注4),并在收益降低的时候转移阵地(可能还有抛弃老年人)。但是随着人类扩张规模的不断增加,很快适宜生存的土地上人类就越来越多了,你再转移也很难找到特别合适的地方,那么自然就有人开始在人口规模扩大后尝试低档食物——这个叫做粮食生产起源的人口压力说。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农耕社会的生活是不是比狩猎-采集的生活更糟糕?单就食物获取这一点上来看,确实是很有可能的:你想这么个道理,以前是咱们25个人守着一百平方公里的林子打猎采集,隔几天就能打个大牲口大家一起开开荤,打完猎就一起嗨。现在是500人守着一百平方公里的地方种地,一年忙到头还得算计着过日子。显然后者是没有前者活的开心的。但从整个人类的角度来看,从狩猎-采集社会向农耕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整个人类群体的数量极大的扩张了,由于有了粮食的生产和储存,人类对风险抵御的能力也增加了,平均寿命也上升了;由于粮食生产本身是一种“延后收获”的食物获取方式,所以人们开始有了更强的领地意识,并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了国家和一系列的复杂社会组织,这些难道没有意义吗?
当然是有意义的。
社会的整体进步,有的时候恰恰是以损害个体短期利益的方式来进行的,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假如你是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在狩猎-采集社会里的生活是每隔几天出去打猎,打了大牲口回来吃肉,剩下的时间跟十几二十个欢快的小伙伴一起光着屁股玩耍,是不是简直快乐无边?而要是到了农耕社会,那就是脸朝黄土背朝天,一个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的辛勤耕作一整年,是不是就很苦逼?然而反过来想一想,前者你一旦受伤或者年纪大到无法狩猎,很可能就会面临被同伴抛弃的命运;而后者虽然辛苦,但由于更大的群落以及粮食储备的存在,你即使受伤也有更大的概率能得到治疗后存活下来,更不用提粮食生产较狩猎更强的稳定性了。
所以硬要说起来,狩猎的快乐更像是赌博,赢了会所嫩模,输了……也不要下海干活,直接上天台吧。
到这咱们大概把理论上的问题解释清楚了,然后再来聊聊作者的私货。
人类简史的这位作者吧,本身是个历史学家,所以对于人类学的这些东西呢,他属于拿过来用的——当然我并不是说这有什么问题,这个是OK的。但是咱们前面提到过,Marshall Sahlines的“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观点,里面还掺杂了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禅宗思想。
There are two possible courses to affluence. Wants may be "easily satisfied" either by producing much or desiring little The familiar conception, the Galbraithean way-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market economies- states that man's wants are great, not to say infinite, whereas his means are limited, although they can be improved. Thus, the gap between means and ends can be narrowed by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at least to the point that "urgent goods" become plentiful. But there is also a Zen road to affluence, which states that human material wants are finite and few, and technical means unchanging but on the whole adequate. Adopting the Zen strategy, a people can enjoy an unparalleled material plenty - with a low standard of living. That, I think, describes the hunters. And it helps explain some of their more curious economic behaviour: their "prodigality" for example- the inclination to consume at once all stocks on hand, as if they had it made. Free from market obsessions of scarcity, hunters' economic propensities may be more consistently predicated on abundance than our own.
注意我标黑的这段——可能你看着有点晕,不过没关系我给你翻译翻译,标黑这段的大意就是“通过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降低人欲的禅宗之道,我们可以在较低的物质消耗水平下达到富足的状态,这也是猎人之道。”
而人类简史的作者,从2000年开始就在牛津搞一个神奇的禅修,每天修炼俩小时,他甚至表示“I could not have written this book without the focus, peace and insight gained from practising Vipassana for fifteen years.“
所以说到这里,你就应该完全能够理解他为什么反复强调狩猎采集者的生活要比农业社会的人更好了吧?人家找到了人类学的观点支撑,他本身又是一个连智能机都不用的禅修达人,所以他在书里反复强调这个观点,一是确有其事,二是为了掺杂私货,实在不足为奇。
以上。
(注1)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看这个网页,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
(注2)比如说,Bird-David, Nurit, et al. "Beyond" 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 A Culturalist Reformulation [and Comments and Reply]."Current Anthropology33.1 (1992): 25-47.
(注3)information foraging theory,Pirolli&Card,1999 搞信息检索的同学应该听说过这个
(注4)“根据土地载能与人口的估计,25人一群以猎取驯鹿为生的爱斯基摩人需要半径约45公里面积为6400平方公里的生存区。非洲的哈特扎(Hadaz)土著,25人的群体需要半径为7.2公里,面积为163平方公里的活动区。美国加州克拉玛斯(lKamath)以渔猎为生的印第安人相同的人数需要半径为2.2公里面积为巧平方公里的生存区。如果一个区域一平方公里资源只能养活0.001人,那么25人的群体需要半径为14公里,面积为6500平方公里的活动区”——Hassan, Fekri A. "Determination of the size, density, and growth rate of hunting-gathering populations."Population, ecology, and social evolution. De Gruyter Mouton, The Hague, 1975. 27-52.
只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既然狩猎采集的生活比农业革命后的人更好。
那为什么他们的数量那么少?
要知道,古人可没有避孕套。
出生率不可能比搞农业低。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它们的死亡率非常高。
而追索他们的死亡率来源,恐怕会让你毛骨悚然。
而这座岛屿上的食物是有限的,这些人为了生存的压力,有些小族部落采取了计划生育的办法,就是直接残忍的杀死刚刚出生的女婴,或者是那些天生患有疾病的婴儿。
根据历史资料统计,一年下来,基本上有上百名婴儿被自己的亲生母亲杀死,埋进了丛林之中。
除了让丈夫接生外,新生儿还要经历一个生死关,这就是刚生下来的婴儿必须用山泉水来洗掉身上的污垢。
也正是用冷水给婴儿洗澡,导致婴儿的死亡率很高,这是莽人这个部落人数至今较少的最主要原因。
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
很显然,食物是有限的。如果人多了,根本养不活。
只能采取这么野蛮的办法。
主张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比农业社会好,主要是二十世纪60-70年代人类学家的流行看法。在此之前,多数人还是习惯以线性进步观看待史前史——农业既然晚出而且在地球上绝大多数地区都取代了狩猎采集生活方式,肯定是由于某种进步,于是狩猎采集社会被认为是资源匮乏、仅能糊口,而农业的发明则把人类解放出来、摆脱了对自然的极度依赖。按萨林斯的说法,贬低狩猎采集生活贫困,是由于我们怀着对稀缺性的焦虑心态、按照资产阶级的欲望与旧石器时代的工具这不相称的标准来下判断的。
然而,经过对现存狩猎采集群体的深入调查,人类学家发现他们谋生并不艰难,生活中也有非常多自由支配时间,特别是每人每天的白天睡觉时间长度要远大于其他任何类型的社会,跟终日劳作的农民相比,他们显得太懒惰了,而从单位时间的能量产出来看,农民比狩猎采集者好不到哪里去。这些方面的过硬证据,比如萨林斯的《石器时代经济学》(Marshall Sahlins,1972-Stone Age Economics,第一章就直言狩猎采集者是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意即那个社会所有人的物质需求都能轻易得到满足,带有强烈的批判当代市场经济和人们的无限欲望的意味)。更何况,现存的狩猎采集者通常是被农民排挤到环境恶劣、不适宜农耕的边缘地带中的(如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在史前生存在更优渥环境中的狩猎采集者,实际可能会更悠闲。另外,民族志中的狩猎采集者对资源的利用强度并不高,他们的人口水平远低于根据其生计方式和资源建模推测的所能供养人口的极限,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被基本生活资料所限制。
另外则是考古记录,与一直四处游荡的狩猎采集者不同,农民定居在一个村子里,周围的水体通常会遭到污染,驯化家畜等因素带来的传染病容易传播,终日机械动作使他们不再像狩猎采集者那样体型匀称,他们的牙齿因为食用太多的淀粉而成了龋齿,他们的关节因为承受经常的重压而变形,他们因动物蛋白摄入不足而营养不良……这些都在出土的人类骨骼上留下了清晰的记录。
现在的人类学家已经普遍持一种更为平衡的看法,觉得像萨林斯有点矫枉过正了。最典型的反例是控制人口。农业相比于狩猎采集最大的优势是单位面积资源可以供养更多的人。面对资源波动时,狩猎采集者除了采取增强流动性、扩大食谱、竞争、强化利用资源等手段应对之外,另一项常规操作是弃婴、弃老,减少人口。即便狩猎采集者基于他们的道德观念对此司空见惯,但这种冷血无情的行为恐怕不能称之为好。
另一项反例是暴力。狩猎采集者决不能等同于不食人间烟火的和平主义者,反而可能非常接近于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就死于暴力的人口百分比来看,狩猎采集群体肯定要比现代人高得多(这些在六七十年代的反战背景下是不会被注意或强调的)。具体证据可见平克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
所以说,《人类简史》中的论述有其道理但是也有选择性。历史上的狩猎采集者是死的,但是我们怎么看待他们往往取决于当下的社会思潮和背景。对于国内受古典进化论荼毒的人,以及题主这样持有“生产力落后却能有更好地生活感觉不科学”想法的人,《人类简史》这个说法是有意义的。我们不能只看到农业革命带来经济增长就觉得人们生活一定变好,重要的是进一步分析增长到底是斯密型增长还是马尔萨斯型增长。就目前的证据看,农业革命的后果是创造了一个绝对数量异常庞大的赤贫阶层,这部分人的生活质量——至少是其中部分维度,如劳动强度、营养和休息时间等——相比于同时代和更早的狩猎采集者并没有什么改善,而这部分人的数量要比狩猎采集者多好多数量级。换言之,现在的人随机穿越到过去的话,有很大概率可能还是会觉得狩猎采集社会生活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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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针对目前高赞答案 龙牙 的一点补充。我承认经验相对于文本所能传承的知识绝对有独特价值,而我个人恰恰在参与狩猎采集生活这方面是弱项。但需要强调的是,总体上看他的体验与人类学家对于狩猎采集社会的认识没有太多矛盾,或者说不能构成对于《人类简史》的有力反驳。
很遗憾,问题就出在他把人类学家视作不适于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的地方,误认为是“……实际上都位于非常偏僻的所在,有着无比优厚的自然条件,这些地方要么是雨林,要么是动植物资源无比丰富的地方,他们当然可以依靠狩猎采集就活下去。”“各种动植物资源也就更多……非常适合狩猎、采集,堪称是乐土。”然而狩猎采集者在纯粹的雨林中食物资源密度并不高!这对于以采集维生的人或者常看荒野求生之类的节目的城市中产阶级来说应该是一个常识性问题。
所谓资源丰富绝对是用工业化眼光(具备枪支和机械化伐木工具)来审视导致的误解,水热资源丰富只能推出地表初级生产力高,但这不等于狩猎采集者的食物充足。在这里植物是尽力长高去竞争阳光,大部分的能量投资到树干枝叶上去了,都是不能食用的或者是很难采摘的。由于可食用的植物部分少,而且难以获取,所以动物的个体多比较小,以便于获得林冠层上的食物(如果动物个体比较大的话,数量往往比较少且分布稀疏,如象)。所以,目前所知的史前利用热带雨林的狩猎采集群体,主要是依赖植物性食物生存的,封闭的密林环境基本无法发挥人类的狩猎工具优势,吃肉也都是小动物的肉(捕获小动物从行为上看更类似采集,与开阔环境中群体合作的大动物狩猎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没有额外水生资源的话,对史前狩猎采集者来说森林环境是肯定是不如林缘环境的,而后者在农业革命之后是最先被被农耕群体占据的。农业产生后之所以还存在森林中的狩猎采集者,或多或少都是由于市场交换拓展了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变得更加专业化了。
————————以上是9.23的答案
9.25补充:
上几个图会更直观一点
晚近的狩猎采集者的分布(积累了民族志材料,但多数现在已无存)
一种对狩猎采集者人口密度的估算,显示平均有效温度14.4℃的地区人口密度最大(最佳繁衍地带)。出自路易斯·宾福德:《追寻人类的过去:解释考古材料》,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狩猎采集者食谱中各种食物的比例。出自http://www.guokr.com/article/439349/ “旧石器饮食法”为什么不靠谱?
前两天看一本书《东南亚大陆早期文化:从最初的人类到吴哥王朝》,其中描述了一个考古遗址叫科帕农迪遗址,这个遗址位于泰国沿海22公里的一座土丘上,年代为公元前2000到公元前1500年,按照墓葬的规制可以分成七个时代,其中时代2、3主要生业为渔猎、兼有水稻采集或种植,时代4水稻种植的比例大大增加。由于遗址中墓葬的骨骼和其他遗物保存情况比较好,所以留下了比较详细的信息。
比较一下时代2、3和时代4人们的生活情况就能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个案。
时代2在墓葬中发现了56具人类遗骸,但是有31人死亡时不到1岁。所有的男性肩关节的骨头都出现了病变,可能是把从事船拉入海中这一劳动造成的,女性关节磨损主要出现在膝盖和肘部,龋齿率女性比男性高发很多,很多人患有营养不良。
时代3发现了42具人类遗骸,其中20人刚出生就夭折了,还有3人寿命不足1岁。关节病变情况和男女差异同时代2,但是男性的身体是3个时代中最高大强壮的。
时代4和前两个时代相比,情况发生了变化,婴儿夭折的概率大大降低,男女关节病变大大减少,龋齿率和营养不良率降低,身体病变差异大大缩小,男性身体的发达程度比时代3要低。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至少在泰国沿海地区,农业社会的实物来源更稳定,人们的健康状况比渔猎社会更好,男女分工区别更不明显,但是生活和劳动区域集中在聚落附近,男性身体的发达程度也降低了。
所以我觉得,就生活状况来说,农业社会比渔猎社会在稳定性上是大大增强了,有保障的食物来源也使疾病发生率大大降低,劳动强度和风险都更小,但是对人的束缚也更多。到底哪种社会更“好”,恐怕还是和判断者的价值观念有关系。
如果你是一个坐在城市里的房间中无所事事的中产阶级,《人类简史》这本书简直堪称神作;
如果你真的跑去干过书里描述的事情,这本书垫桌子脚太厚,当板砖太薄。
我敢100%的肯定作者根本没有任何实地狩猎、采集的经验,也没有真正务过农,其采信的大部分史料的原始作者也根本没有这种经历,因此才能在所谓的“现代采集狩猎部落实地调查”中,得出狩猎采集者比农民或者现代人过得更好的结论。这种结论之荒谬,跟现代的白左思潮有一定的关系,纯属是吃饱了饭撑的。得出这种想法,也跟基督教神话有一定联系,也就是那个伊甸园传说。在21世纪依旧在从事狩猎采集的部落,实际上都位于非常偏僻的所在,有着无比优厚的自然条件,这些地方要么是雨林,要么是动植物资源无比丰富的地方,他们当然可以依靠狩猎采集就活下去。但是地球是不是全都是这样的地方,绝大多数地方是很难很难依靠狩猎采集活下去的,原因我们后面会讲。
这实际上是个幸存者偏差。
狩猎、采集是不是一种幸福生活,关键只取决于一点:获得能量与输出能量的比值。
野外的食物绝对不是唾手可得,想要弄到一点东西果腹,是必须要付出能量的,一旦取得的食物不足以补偿付出的能量,就会饿肚子,一旦这种情况维持一段时间,就是死亡。可能是死于饥饿,也有可能是死于体能下降。
很不幸,这是一个负反馈系统,一旦你开始饿肚子,你就很难很难逃脱死亡的命运了。饿肚子导致体能下降,体能下降导致找不到足够的食物,找不到食物又导致进一步的体能下降。所以尽管我这个人非常喜欢作死,但是包里永远都会有两条士力架的,不作无谓之死。
这地方是喜马拉雅山南麓,印度洋季风一头撞上喜马拉雅山变成雨水,降水格外丰富,各种动植物资源也就更多。另外这个地方还缺乏大型食肉动物,能够对人造成威胁的只有亚洲棕熊,偏偏在野外熊并不喜欢主动攻击人类,除非你把它惹毛了。综合各方面因素,这个地方非常适合狩猎、采集,堪称是乐土。实际上这片区域现在也还有很多依靠狩猎和采集生存的人,当然他们已经有了后装枪、冲锋衣和医疗保险(仅限中国这一部分),也养牲畜和种地。
在人类文明之初,人类开始主动蓄养牲畜和种地,目的之一甚至可以说主要目的就在于在获得能量与付出能量失衡的时候,有机会逆转必然死亡的命运。
我参与过当地门巴族人、夏尔巴人两种不同的狩猎过程,总体来说,采集比狩猎划算,打鱼比打猎划算,捕猎小型动物比捕猎大家伙划算。即使是最轻松最划算的采集植物果实,也远远不是《人类简史》说的那种“工作两小时,晒屌一整天”。真的去野外你就会知道,一片地方的野生食物很快就会被吃完,你不得不去更远的地方找吃的。
这是一棵野生蔷薇树,果实可以吃,甜甜的。
这么大一棵蔷薇树,够一个人吃多久呢?一顿饭都是吃不饱的。
这么大一整片地方,我只能找到7棵蔷薇树,3块野生木薯,一把野生燕麦。差不多够我吃一顿饭的量,花了4个小时。下一顿晚饭,我必须离开这个区域,走上至少8公里左右的山路去另一个地方。当然,野生花椒树倒是多得很,可惜花椒只能调味,不能果腹。
于是我扯开了一条士力架。
《人类简史》乃至于现代的很多所谓的“古人类学家”都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现代还在进行狩猎和采集的部落,都居住于无比适合狩猎采集的地方,这是个幸存者偏差。狩猎采集和农业是有着根本性矛盾的,适合狩猎采集的地方一定不适于开展农业, 不是原始部落的人不想养点牲畜种点庄稼,是确实没办法。
你拿最适合狩猎采集、最不适于农业的地方生存的“现代原始部落”,得出一个“狩猎采集者食物生活比农业社会强”的结论,跟事实也差得太远了。
这个“还要好”
就跟很多人觉得几十年前的农村娃子天天放牛撵狗玩泥巴的生活比今天的城市小孩早九晚五读书做作业“还要好”
是一样的
这是个统计学的常识,只左脚后跟花三秒钟就想得明白的事。说答案:
1. 狩猎采集的幸福度均值低,但方差很大;
2. 农耕的幸福度均值低,但方差小;
3. 现代社会的幸福度均值高,但方差也大。
用那种生活生产方式维持与发展社会呢?第一活下去,第二活得好。
当然是正确的,如果你有十棵面包树,你显然没必要种地,摘果子烤一烤就可以吃了。农耕代替狩猎采集,是因为人口太多了。不过,在农耕初期,人类也是很懒的,刀耕火种,烧一片树林,种子直接往地里撒。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耕作方式也越来越精细,到明清时期,就开始种田如绣花了。
8月2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斯坦福考古中心博士后研究员王佳静以Zoom在线会议的形式为浙江大学考古与文博系的师生、学术界同仁以及考古爱好者们带来了一场生动有趣的讲座——“小橡子大历史:稻作农业起源的新探索”,为这一问题带来了全新的视角。
讲座伊始,王佳静博士首先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思路,以思考稻作农业的起源为出发点。水稻一开始是生长在沼泽湿地的野草,大多数野生稻的落粒性强,种植的回报率低。但是有少量的野生稻落粒性差,通过人工选择这种落粒性差的水稻,人们逐渐改变了植物的基因性或表型特征,使之依赖人类才得以繁衍。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人们去驯化植物,最初的农业如何产生?
农业起源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和采集狩猎相比,农业是非常晚近的生计方式。农业的出现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变革,包括驯养家畜、开始长期定居等,这场变革被戈登·柴尔德称为农业革命或新石器时代革命。假如农业比采集狩猎的生计方式更为高效,那么人们驯化植物、发展农业的动力就不难理解。然而,人类学家很早就发现,采集狩猎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比农业社会中的人们的生活更为惬意。因为采集狩猎2-3小时的回报相当于辛辛苦苦在农田里劳作8小时的劳动成果。此外采集狩猎社会中,人们的食物更加多样,营养更加全面,健康状况好于以谷物为主要食物的农业社会。
既然如此,为什么采集狩猎社会要向农业社会转换?为什么在大约1万年前开始,世界各地都开始了这一进程?考古学家们提出了许多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戈登·柴尔德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环境变化理论。由于全新世开始之后,导致一些地区土地沙漠化,使得自然界中可供人们采集狩猎的植物和动物短缺,于是人们聚集在绿洲地带,通过驯化动植物来弥补食物来源。
但是新的资料表明,全新世的环境变化,实际上使得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自然资源更加丰富,而不是匮乏。因此环境变化论遭到了质疑。刘易斯·宾福德继而提出了人口压力理论,认为一些资源丰富的区域吸引了大量人口在这里定居生活,逐渐造成了资源与人口的失衡,一些人被迫离开中心区,来到资源较为匮乏的边缘区域,通过栽培动植物的方式补充食物来源,由此发展了农业。但这一理论问题在于,新石器时代的人口数量难以估算,很多学者提出质疑,“人口的增长究竟是农业革命的结果还是原因?”这一问题目前尚无结论。Brian Hayden通过在南亚原始部落中所做的调查发现,农业种植出来的谷物性食物在当地被视作奢侈品,而非普通的粮食。Hayden认为,在农业刚刚萌芽时,栽培的作物由于产量有限,因此比较珍贵,在人们的日常食谱中不占主要地位,也不是充饥的首选。通过考古资料的研究Hayden发现,在从采集狩猎社会向农业社会转变的初期,这些部落社会中就已经出现了社会复杂化的迹象。于是Hayden提出了社会竞争理论,认为驯化的植物不仅仅是食物,更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农业是社会内部竞争的产物。
以上介绍的是有关农业起源几种流行理论。回到具体的问题上,学者发现早期水稻的栽培与采集费时费力,和其他食物相比回报率很低。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栽培水稻?另外,水稻驯化的过程十分漫长,在驯化的初期,水稻显然无法成为主食。
上山文化被视为稻作农业的起源,它和时间稍早的南方旧石器时代遗址很大差别在于定居村落的出现,代表了首个在旷野里定居的聚落。上山人定居的原因是什么?王博士从上山文化的器物入手探讨,上山文化的器物很多,且一些器物的形制较大。通过残留物的研究了解器物功能,也许可以解开上山文化起源的原因。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种。首先是淀粉残留物的研究,由于不同植物的淀粉粒有不同的形态和大小,并且不同的加工方式造成的淀粉粒形态也有所不同,因此可以判断植物加工工具的具体功能。二是植硅体残留物研究,植硅体是植物的硅化骨架,大量在壳、叶子和茎脉中出现,特别适用于发现水稻等草本植物。三是微痕研究,可辅助判断石器类工具的功能。
研究重点原本是在上山遗址的残留物中寻找水稻,但是却意外发现橡子居然是上山遗址中最普遍发现的微植物。她的研究便从水稻转向了橡子,进而探讨橡子采集与水稻种植的关系。橡子中有一种丹宁酸,不能直接食用。世界各地对于橡子的加工方式不同。在对金华地区的橡子加工进行细致的人类学考察后,尝试重建了上山文化的橡子加工方法。结果显示,上山文化的磨盘磨棒、大口盆是重要的橡子研磨、沥滤的工具。相比之下水稻只是众多食物中占比很小的一种,但是水稻在上山时期还有在另外一种非常重要的功能,是其他食物难以取代的——作为陶器的掺和料。大量的稻壳用来制作大口盆,而大口盆的主要功能是沥滤橡子等植物淀粉。
按照橡子在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分布,上山文化中出现那么多的橡子并不奇怪。王博士进而提问,为什么上山文化的橡子经济促进了定居和水稻驯化?她认为,与美洲和近东等地的早期橡子经济不同,山上文化的橡子加工需要用到很多人造工具,特别是陶器和研磨石器。在中国,早在更新世末次冰盛期左右,陶器与研磨石器就被采集狩猎人群发明。而这一传统诞生,使得人类便逐渐对物产生了依赖性。结合Ian Hodder的纠缠理论 (Entanglement Theory) 以及Helen Leach 和Peter Wilson等关于 “人类驯化”(Human domestication) 的理论研究,王博士提出,人在使用物的过程中对物产生了依赖性。这种依赖性一方面体现在,工具的用途变得越来越多元。另一方面,特定的工具在解决新问题时可能存在局限,面对工具的局限,人们不是选择抛弃它,而是投入更多的劳动力用于改进工具。因此,这两类工具在更新世出现后,便一直延续在之后的人群中。工具的运用是否也“驯化”了人类?工具产生给人们带来了便利,人们也越来越依赖工具。当更新世早期,橡树在各地变得繁盛之时,人类对橡子的加工方法自然而然的沿用了陶器和研磨器的工具传统。
大量的工具生产促进了定居的产生。因为人们越来越依赖工具,当工具越来越多,不方便搬动时,便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人们定居。而定居是中国南方水稻农业生产的必备条件。
最后,演讲者回顾了已有的理论模型。三种理论模型似乎均不能很好地符合上山文化农业起源的情况。农业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历程,长达数千年,是最初水稻栽培者无法预见的。因此很难说古人最初在栽培水稻有什么单一的、长远的目的。单一动因的理论模型无法解释所有地区的农业起源问题。
(来源: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图片来自演讲者幻灯片,撰稿:许祯津、安婷,本文经演讲者审阅)
如果是单纯的迷茫,倒是不错的,只是这个问题,很容易让我想到。
叶公好龙。
叶公好龙的故事就是说古代有个人叫叶公,他到处跟大家说他特别喜欢龙,满屋子的龙的周边,还拉着附近的人去他家里看。
结果有一天真的龙飞来了,别人还在好奇,看看真的龙长啥样,他叶公跑的最快,躲到桌子底下,根本双手抱头,害怕得根本不敢睁开眼。
题主对文学的热爱应该如何体现呢?真的热爱是不用人说的,无法阻拦的,你自己就会有不断地看,甚至写的冲动,进而就去做了,也就是说热爱文学你就多看,通俗的,纯文学的,看的进去就多看,如果想写就试着写,不想写就继续看,就这么简单。
怎么热爱还需要别人教的吗?是不是不理解什么是热爱?
比如说我热爱音乐,我听到好的音乐我会感动,我会努力学唱歌,为了表达音乐,虽然还唱的不够好,但是我会学习怎么样才是唱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