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鲍毓明发文「面对万夫所指一忍再忍，将开发布会回应」，此前网友质疑当事女孩认识鲍毓明时疑已成年？ 第1页

网友怎么可能“扒出来身份证”？这网友如果真能知道身份证，则应该是熟悉当事人的重要证人啊，也可能是公安机关走漏消息。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消息是假的。

如果女方非自愿，无论成年还是未成年都是强奸。

如果女方未成年，无论自愿还是非自愿都是强奸。

麻烦就麻烦在女方有可能是成年且没有证据证明是非自愿的。。。。

多说一句，14岁是中国法律规定的性同意年龄。不代表它是合理的。

你和14岁零一个月的姑娘睡觉，在我看来你也是强奸。我不会和未成年人发生关系，也鄙视所有和未成年人发生关系的成年人。

鲍毓明如果根据其法律知识，专门等姑娘年满14岁再下手，如果姑娘自愿，虽然法律上他不算强奸，但我觉得他仍然是一个卑鄙小人，强奸犯，只不过由于我国法律不完善，让他钻了法律空子。但如果姑娘已经年满18周岁，属于法定意义的成年人，我个人就觉得没什么，这是他的自由。。。。。。

这是我当时的回答：

如何评价财新网的特稿报道《高管性侵养女案疑云》？ - 改之理zcw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87182301/answer/1148112437

在那时候我就呼吁把性同意年龄改成18-20岁。所以各位小学刚毕业，才认得几个字就得意忘形的网友，就不要给我科普14岁以下就算强奸了。

如果鲍毓明无罪，我只能说：

大家欠烟台警方一个道歉。

如果没记错：李星星在很多城市报警都没被真正受理吧？但是为什么只有烟台警方承受了最多的指责？

利益相关：我是烟台人 —— 这件事出来，朋友圈都有人指名道姓骂烟台，我直接把她删了（虽然当时我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地域黑见一个删一个）。微博什么样，都不用看，想想都知道。

此外，遇到重大事件，官方没有定论之前，我从不对任何事情发表任何意见。

就像罗尔事件，朋友圈刷屏了《罗一笑你给我站住》，我没有转发，所以当天下午也不用删掉，更不用给自己辩解 —— 是出于爱心才上当了。

就像江歌案，一切都确定了，我才给江歌妈妈的支付宝打了钱，并且阶段性举报所有洗白刘鑫的答案。

感谢邀请。

大致讲三点吧：

1、目前尚未有撤销案件的新闻报道，鲍也尚在取保候审期间，调查程序尚未结束。

既然案件尚在调查期间，孰是孰非就尚未有定论。

以「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原则说，哪怕我们再怎么笃定一个人是罪犯，只要法院一天没有判决，ta就仍是「犯罪嫌疑人」，是公民，不是罪犯。

同样依据审慎原则，哪怕我们再怎么怀疑告诉/举报是虚构，只要司法机关尚未作出结论，ta就仍是可能的受害者，其告诉/举报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乃至支持。

对于本案，还是建议等待调查结果，多关注，多监督，少下结论。

2、鲍案女方年龄争议一出，就有不少网友大呼「反转」，其实大可不必，无论是事前断言鲍罪大恶极，还是现在一力嘲讽舆论无知，恐怕都陷入了非黑即白的二元论。

法庭并非推动社会运动的场所，作用狭窄，不可受当事人挺身举报之目的，或社会大众之意向受影响，需按控辩双方的证供决定，不一定是事实的反应”。

（香港Me too第一案裁定罪名不成立、撤销控罪判词截取）

司法程序受到客观现实和侦查技术的影响，不一定能够完全还原客观真相；罪与非罪间有许多模糊且灰色的中间地带，行为的定性有时难以排除争议；罪名的设置、刑法体系受限于时代发展，有时未必能尽括所有危害社会的行为；各方不同的教育背景、成长经历、观察视角使得对同一事件的评价千人千面......

对于一起结论未知的控告，并非只有「举报者是坏人（诬告）/被举报者是坏人（犯罪）」两个选项，只以结果论来评价案件是一种过于粗暴的二元论思维。

我们既鼓励举报者不畏强权，勇敢面对，挺身举报；也支持被举报者穷尽程序，积极抗辩；我们既监督司法部门，督促其积极办理，务要推诿，也关注程序透明，坚决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我们既希望罪恶得到惩处，真相能够大白，也希望司法程序能够还无辜者清白，疑罪从无的原则能够始终得到贯彻；我们既支持受害人举报，也支持嫌疑人辩护——因为受害者的举报、嫌疑人的辩护、民众的监督本来就都是法治的一环，我们应该支持的不是某一个东风压倒西风的结论，而是贯彻始终的法治。

在这个意义上，当新闻报道指出可能存在司法机关不作为时，民众积极关注，行使监督权；当不断披露受害者受害经历时，民众鼓励告诉，支持举报；当被举报人积极抗辩时，民众保持反思，支持其抗辩权利。

随着材料不断披露，事实不断厘清，更新对案件的理解和评价，这种「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做法不是什么「反转」，恰恰是「以（法律）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反而张口闭口「反转」、「打脸」的说法多少有点预作判断，结果先行的味道。

3、本案的女方的年龄争议确实对案件有很大影响。

我国强奸罪依据受害者年龄不同，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或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

两种情况的区别在于，针对14岁以下幼女，只要行为人明知或应知其为幼女并与其发生关系，即以强奸论；而针对14岁以上妇女，则需违背其意愿与其发生关系方能构成强奸。后者除了需要证明发生过性关系之外，还需举证违背女方意愿。

鲍案经历芝罘公安两次立案，第一次在有检察院介入的情况下仍以证据不足撤案，足见时过境迁，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很多早期证据已经灭失，证明犯罪事实有很大难度。

在这种不利局面下，再爆出出生日期争议，对定罪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一方面，如果确有出生日期造假，显然会严重削弱女方告诉的可信度，同时如果现有证据只能证明曾发生过性关系，却不能证明存在违背女方意愿的情况，由于按照1997年计算，发生关系（2015年）时已经年满14周岁，在无法证明违背女方意愿的情况下，难以认定强奸罪。

另一方面，即使出生日期为2001年，只要确有疑似1997年出生的相关记录，被举报人也可能主张由于相关记录误以为女方已超过14岁，即否认「人明知或应知其为幼女」。

（当然，以上的分析建立在违背女方意愿强迫其发生关系难以证明的前提上）

总之，目前调查尚在继续，我们不妨保持关注，耐心等待。无论是控告人举报得偿，还是嫌疑人重获清白（法律上），只要是在法治框架内，我们都应该尊重、理解并支持。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