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岁女童被邻居砍成重伤，法院不支持医疗赔偿，称「社会捐赠已弥补」，如何看待这个结果？ 第1页

一句话重点：受害人不重复获利的前提，是侵权人的责任没有被减轻；捐赠者是不可能向侵权人追偿的，因此侵权人全部赔偿责任只能向受害人承担。

或者说的更大白话一点：

现在这种情况，要么就是受害人重复获利，要么就是侵权人因逃避赔偿责任而得利。

逻辑上的理想情况，可以做到侵权人的责任不减轻，然后受害人也不会获得重复赔付，那就是先行垫付医药费的主体可以就这部分费用向侵权人追偿，那么侵权人对于受害人就只要赔付未经垫付部分的费用。

问题是，本案根本就不可能追偿，这就意味着出现了一个价值选择：当受害人和侵权人中有且只有一方可以额外得利的时候，应该选择谁？

按照这个判决的思路，相当于（我不敢说是不是积极追求，但是从结果来看相当于）选择了减免过错方的责任。

损害填补原则之下，的确有法院认为被侵权人不得「重复获利」，但实践中更多法院更强调侵权人的责任不能因此减轻。

比如医保赔了钱，侵权人就不用赔了？如果被侵权人可以从工伤保险基金获得赔付，难道就不可以再向侵权人请求赔偿了吗？

最高法八民纪要说的非常清楚：

被侵权人有权获得工伤保险待遇或者其他社会保险待遇的，侵权人的侵权责任不因受害人获得社会保险而减轻或者免除。

类似的案例非常多：（2017）粤民再381号、（2016）浙06民终2382号、（2016）浙01民终5846号……一系列判决书几乎都认为，不能因为被侵权人已经从其他途径、基于其他的法律关系获得了赔付，就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有些案例中，侵权人提出「损失被报销之后，就不存在损失」，法院是明确驳回的，这其实传达出了一个观点，那就是要求侵权人全额进行赔偿本身就是对其的一种惩罚，不能简单地以「重复获利」为理由而逃脱惩罚。这样理解的话，已经是突破了「损害填补」原则。

当然了，实践中也有观点认为，这个问题应该站在被侵权人和侵权人两个角度出发来看。

站在被侵权人的角度，其不应重复获利，所以已经获得赔付的部分，不应重复获得侵权人的赔偿。

站在侵权人的角度，不应减轻赔偿责任，因此允许保险基金向其追偿。不过此处还要考虑保险法的有关规定，这种追偿权应当局限在医保基金这种性质的赔付主体。

如果说社会保险和本案中捐款的性质实在不同，那么上文提到的（2017）粤民再381号判决书中，被侵权人之前获得的赔付是来自于单位的福利，并不是任何的保险。相信有些朋友应该清楚，有些单位存在「大病互助」、「二次报销」这样的制度，名为「报销」，实际上更像是单位对员工的人道主义援助。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仍然认为不应该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

我从和本案类似却不相同的案例中迂回地这么分析，是想说明一点，实践中不论法院是认同「重复获利」还是坚持「损害填补」，不变的地方在于，均不认为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可以获得减轻。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将「侵权人责任不可减轻原则」置于「损害填补原则」之上，优先要确保前者得到贯彻的话……

那么医保基金先行垫付医药费的，尚有可能向侵权人追偿，社会慈善捐助先行支付医药费的，难道也能向侵权人追偿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既然向侵权人追偿并不现实，但是首先要确保侵权人的责任不能减轻，那么在本案中所谓「不可重复获利」的损害填补，就要靠后站一站了，更适合判侵权人在其责任范围内对被侵权人进行全额赔付。

“社会捐助可以抵医疗赔偿”，这样的结论在网上引发不小的争议。在此事上，社会显然需要让法律归法律——司法判决，本不该轻易被外界声音左右。但司法裁决本身也需要经得起法治检视。

就该案而言，有些地方确实值得商榷：医疗费是对人体伤害治疗的花费，属于典型的人身损害赔偿项目，所付出的费用属于人身性损失，并不像车辆损坏、公共设施损坏等那样，属于财产性损失。

女童家人通过网络平台获捐13.7万余元，镇政府给予困难救助和职工捐款2.3万元，确实在客观上弥补了医疗花费，但女童家人的求助及各方的救助，其本意并非是替侵害人担责。

因女童方接受社会捐助便不再要求侵权人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一方面背离求助方和捐助方意愿——帮助受害人而不是侵害人；另一方面，这会改变捐助与救助的性质，使捐助与救助的结果最终导向“助恶”，而非“行善”。

至于“不能因他人的侵权行为而获益”的说法，也有商榷空间。

法无禁止即可为，法理上有“不能通过自己的错误获利”的说法，并无“不能因他人的侵权行为而获益”之说。相反，在部分侵权案件中，司法机关还会通过惩罚性赔偿让侵权人付出沉重代价，使受害人在弥补损失之外“适当”获益。

再者，涉事女童在年仅4岁便因为受伤造成十级伤残，其后续影响是终生的。相比于女童的健康终生受损，在获捐10余万的基础上让侵害人承担医疗费，很难说是因他人的侵权行为而获益。

说到底，自己对自己行为负责，是最基本的权责属性。社会对受害人的救助，并不能减轻或免除侵权人的侵害责任。

也正因此，无论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抑或者即将实施的民法典，都没有“若受害方受到社会救助，可相应减轻或免除侵权人责任”的规定。

当然，侵害人作为一名农村精神病人，经济能力或许有限，存在因治疗精神疾病而捉襟见肘的情况，若再加上这十来万元的医疗费，可能增加其经济负担，难以执行。但若果真如此，那也属于执行不能问题，双方应当得到社会救助，而不是说拿女童获得的社会捐助去抵销或免除侵害人的责任。

转自《新京报评论》文章《4岁女童被伤，获了社会捐助就该失去医疗赔偿？》

这个判决的导向就是错的，所以其逻辑问题，就不需要再考虑了。我们常说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

这个判决书明显就是纯逻辑推导的结果，而且逻辑都是错的。为啥这么说呢？先看裁判理由：

对于住院医疗费58366.20元和门诊治疗费43347.24元，共计101713.44元，此项费用原告已经支付，属于其财产性损失；根据庭审查明，此次事故发生后，原告通过水滴筹、轻松筹以及政府捐款已经获得捐助161420元，而水滴筹、轻松筹以及政府捐款是具有社会性和针对性的，即是为了帮助原告解决治疗费用困难问题，此款足以弥补原告所主张的医疗费用损失，而原告再次主张医疗费101713.44元，则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也不能因他人的侵权行为而获益，故对此本院不予支持^[1]

法院首先把医疗费定性为财产性损失，然后与捐款相互抵销。但是请注意的是，抵销在民法上是有严格条件的，并不能随意抵销。

《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八条 当事人互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到期债务抵销；但是，根据债务性质、按照当事人约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2]

无论是《民法典》还是《合同法》都规定了，抵销的前提是双方互负债务。在这个案子中，受害人一方并不欠加害人一方钱，抵销的前提不存在。

再说捐款的“社会性和针对性”问题，这种理由逻辑上更是站不住脚。原因在于，所有的捐款都是社会性的，甚至人类社会发生的一切的一切，都是社会性的。

如果捐款有针对性就能抵销，那么请问人身保险赔付要不要抵销？医疗保险赔付要不要抵销？如果能抵销，那么将严重冲击商业保险存在的基础。因为保险本来是投保人花钱保障自己的，但是如果保险赔付能与侵权赔偿抵销，那么相当于实际在保障侵权人。

那还有谁愿意投保险吗？

再说“原告也不能因他人的侵权行为而获益”的问题。其实，这个逻辑也是有严重问题的。法律并不禁止因为被人身侵权而获利，原因在于人的肉体的损失、精神的痛苦，是无法用财产衡量的。

而所谓的法定赔偿项目和金额，只不过是立法机关或者司法机关根据社会发展水平制定的较低的赔偿，其实远远不足以弥补人身侵权造成的伤害。

不信？举个例子，造成死亡的人损赔偿顶多只有一二百万元，谁愿意拿命去“赚”这点钱？即便是辛苦送外卖，30年时间也能赚到这么多钱吧？俗话说得好，好死不如赖活着。

所以，人身损害赔偿的项目和金额，是远远不足以弥补受害人损失的。因此，也不存在获利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商业险赔付和侵权赔偿，受害人是可以兼得的。在某些省份，工伤赔偿和侵权赔偿，部分项目也可以兼得。

当然， 上述我指出的判决的逻辑错误都是小错，这个判决的大错在于，导向就有严重问题。导向有问题的判决，会严重打击社会对司法机关的信心。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它在摧毁社会互助的基础。如果人们知道自己捐钱，就会让侵权人免除赔偿责任，那么试问还有谁会捐？

第二，它引发了道德危机。如果捐款可以抵销侵权人的赔偿责任，那么是不是在让侵权人获利？会不会引发侵权人代替受害人筹捐款的事件发生？

第三，它在动摇保险的存在价值和基础。如果有针对性的赔款可以抵销侵权人的赔偿责任，保险制度是否还有存在必要？

本回答最后，引用最高院的话作为结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切实践行司法为民大力加强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若干意见》
7.发挥司法裁判的导向作用。要在准确把握法律精神、全面体察社情民意的基础上，依法公正裁判，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对彰显法治精神、强化规则意识、引领社会风尚、维护公共秩序的重要作用，坚决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体现正确的价值导向。

1. ^ (2020)川1028民初1993号
2. ^ 与《合同法》99条基本相同

中国的法官是如何产生的，都需要什么资质，我很疑惑，有没有人了解的介绍一下。以前我甚至听说有的法官不是法律专业的，也不知道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