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小岗村？ 第1页

1965年，离开井冈山已36年的毛泽东说：“我老了，经常梦到井冈山。很想去看看……”

5月19日，陪同毛泽东外巡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打电话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并井冈山管理局，准备22日接待毛泽东上山。

1965年5月21日，星期五，农历乙巳年四月廿一，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十二辆小车整齐排列在“九所”大院。

张平化夫人唐慕兰坐在第四辆车上，主席邀请他们夫妇一起坐进专列会议室车厢休息。

毛泽东心情舒畅地说：“今年的早稻收成会不错吧。”

张平化认真地回答：“主席对农业恢复时间的判断是正确的。”张平化再次想到了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

“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 主席说。

“所以主席在北戴河会上说，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一种阶级斗争。”

“对。客观上就是阶级斗争。现在大些人不愿意承认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孙中山也不讲阶级，只说有大贫、小贫之分。还有没有阶级？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在无产阶级掌权了，不让资产阶级复辟。资产阶级掌权，不让无产阶级起来，不是你压迫我，就是我剥夺你，这就是阶级斗争嘛。不过形式有所不同，资产阶级嘴里不承认，实质一样。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血淋淋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笑了，吸了一口烟说：“我的人生第一课也是阶级斗争。1906年底这条铁路上萍乡、浏阳、醴陵等地爆发了起义。声势很大，涉及周围十几个县，衡山、平江、万载、宜春、修水，好几万人，连韶山小山沟都震动了，我父亲做小生意半路打道回府。可惜不到一个月起义失败了。火车运来清军，抓住造反的人，挖心而食，杀人像割稻子一样。起义军有个领袖叫刘道一，是个同盟会会员，二十多岁，后被人出卖，宁死不屈，头被砍了四次才落下，惨烈得很。我从小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件事，官逼民反。”

毛泽东的声音带着一种苍凉，一种深情。说我们共产党人慢慢从血的教训中懂得革命要成功，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总结前人失败的教训。转回来说，当年安源大罢工吸取了萍浏醴起义失败的教训。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也是接受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这个失败的教训是什么？毛泽东严肃地告诉张平化，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

毛泽东继续对张平化说：“战争时期容易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打胜仗的路线就是正确路线；和平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就要难得多，不能光看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一定的时间内可能会有些成绩，但长久地看，就不行了。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后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的话，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这里毛泽东再说他不同意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三个理由：“中国搞资本主义，搞不好，国家就有分裂的危险。”

照完相后，湖南小车队各就各位，准备下山。谁也想不到毛泽东此时走下宾馆台阶，随着发动的小车，一步又一步随车走起来，老人家要步送湖南同志下山。

张平化赶紧下车，请主席回房休息，老人家办公一夜还没有睡觉，我们谁能担当得起主席的步送。

只听主席说：“你们这么多人那么远送我上井冈山，我走几处送送你们，有什么不行？快上车吧。”

张平化知道再说也没有用．他含着激动的泪花，说了声“请主席保重！” 却又迟迟舍不得上车。

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专列上我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

——《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专列上我的许诺吧？”

每每读到此句，总是鼻头一酸，泪如雨下。

自从大包干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小岗其实也是一个很值得同情的地方。被当地树为改革样板的荣誉，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成为小岗发展致富的助力，反而某种程度上成了小岗奋斗的一个桎梏。这篇文字可能稍微长点，如有错误请帮忙指出，谢谢。

上篇：困境中的抉择

当年小岗为什么要“大包干”，这个原因很多人都复述了，没必要再重复一遍。也许集体制对当年的部分农村地区确实有些太超前了吧？当然有一点需要牢牢记住的前提是，当年小岗人的奋斗，主要是自己自发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恩惠，而当年偷偷分田的也不仅仅是小岗，小岗甚至不一定是第一个偷偷分田的的，只是机缘巧合之下，它才成为了农村改革的样板。所以换句话说，大包干的改革甚至可以说是当时感觉过不下去的农民群众们自发开始的，从而“倒逼”上面承认的过程。非要特意强调这点，是因为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大包干三十年后小岗依旧贫困的根源所在。

实际上，包产到户并不是小岗开始的，当时比小岗时间早、规模大的包产到户运动的农村还有很多。只能说最终小岗成为样板也可以说是机缘巧合，命运的安排。小岗之所以成为样板，跟小岗的第一个贵人，时任安徽一把手的万里，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年小岗开始分田，第一时间就承担了县乡两级党委干部的巨大压力。自古以来基层官僚的德行两千年从来没有变过：一切紧跟上级脚步走，是保乌纱的秘诀，至于下面的人的意见是没有必要去听的，毕竟下面的人决定不了自己的仕途。当年土地合并时就是（不止小岗，全国有相当数量的农村“被自愿”合并土地集体化的时候都有这个场景），尽管当年上面的方针是自愿集体化入社，但是实际一执行就变味。干部们没有那个耐心仔细的教育、解释，总之上面说了集体化你们就得入。这工作无非就是个任务，上级对任务往往是只问结果不问过程，所以基层干部为了成绩也就不在乎过程了。常用方法是开大会，然后号召入社。不入社的人就熬鹰，不许你离开会场回家吃饭休息，你就在这想，什么时候想通了做出决定了（当然是指服从方面），整天整夜的熬你。当你熬的受不了了，你就“自愿”的入社了。熬鹰的方法算文明的，野蛮的方法还有你不“进步”就扒房牵牛割庄稼的。包括小岗在内许多地方的农民都是这么“自愿”入社的。然后皆大欢喜（指干部圆满的完成了上级任务方面）。至于许多现实问题，比如集体化的生产资料价格补偿问题，估价太低，农民不满，那不在乎。于是许多地方的宰杀耕牛、庄稼还没熟就收割等故意自己破坏自己的财产然后光身子入社等行为，其实都是农民阶级对霸道的胡指挥的管理方式表达不满的一种消极抵抗而已。分田的时候也是，当乡党委知道小岗分田后，当时农民出身的乡党委张书记明明知道这样才是刺激农民下地干活工作还自行解决温饱的好办法，但是既然上面没有下令允许分田，就严厉命令小岗必须把田并回去。小岗人据理力争没有用，当地干部叫嚣：就算一直拿国家救济粮养着小岗人，就算小岗人地里能种出金子也不许分，因为集体制是党的政策。然后就停发种子、稻草、化肥、贷款等等生产资料逼迫小岗取消分田。小岗人要么把田合并回去，要么啥生产资料都不给你，让你想种地也没法种........小岗人只能一面私下找关系找别的生产队借种子稻草等生产资料然后工作，一面努力与当地干部周旋苦苦支撑。这个时候，万里来了。

先说下当时的大背景，当年不止是小岗，许多地方的农民都在偷偷的搞事。而各地干部和农民之间关于此事的矛盾都很激烈。基层干部们为什么一定要强压农村不许分呢？1977年，当时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很激烈，局势不明朗。《人民日报》更是直接刊登头版头条批判包产到户。这都导致基层干部看不透形势，不敢擅做主张，所以宁可按过去方针办先维稳。

当时省委支持的安徽的一个公开搞包产到户试点的农村并非是凤阳县小岗，而是肥西县山南。肥西县委书记王郁昭算是万里的人，当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头版头条给各地包产到户试点的基层造成压力时，万里就通知王郁昭坚持下去。那个时候，万里到安徽的任务就是拨乱反正，政治方面也好经济方面也好，什么工作刚开始都是很难的。所有，很需要找几个样板，好方便继续推行工作。这个时候正好小岗的故事送到了他的手上。

凤阳县内部关于包产到户的矛盾已经比较激烈。部分干部同情小岗包产到户实验，碍于自己身份立场不敢表态和出头，于是私下鼓动小岗的严宏昌（当时他因为坚持包产到户已经被打压的很厉害，并被接触了生产队队长职务，顺便一说这次被撤职也是他之后几十年都无法入党问题的根源）去上访，把事情往上捅。于是严宏昌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开始给中央写了几十封请愿信（为了避免当地邮局截留他还特意跑临县邮局寄），结果都泥牛入海。但是命运这个东西吧很难琢磨，凤阳县的事传到了正在寻找典型样板的万里耳里。主要是他在听凤阳县委陈书记的汇报的时候听说了一个词叫“大包干”，他就问什么叫“大包干”。其实这个词吧，就是凤阳那边支持包产到户的人，为了避免“包产到户”这个词太过敏感造成阻力太大而发明的新词。“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句后来写进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话就是从这次工作汇报时流传开的。万里大加赞赏，他说很好，这把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都考虑了，而且这句话朗朗上口，概括精准，真不错。然后万里指派省农村研究室主任周曰礼和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去凤阳考察，写出了《农业经济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凤阳农村大包干办法值得提倡》的调查报告。于是大包干这个词借此机会传遍全国，小岗村这个农村改革的典型样板就这么树立起来了。只是当时还在努力种地的小岗人还没有意识到，在自己不知道的时候，自己身上已经多了一道光环，自己的家乡成了未来中国四十年的一个符号。只是这些对那时的小岗农民还没有什么意义。

同样，当年的小岗人也不会想到，“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句响彻大江南北的口号，未来的二十多年内会给自己和其余大量地区的广大农民带来怎么样的......沉重的负担和痛苦。（后面会讲到这点）

当然，这些当时都不重要，我们初中时候的政治和历史教科书里记载的光辉岁月基本上就到这里，之后就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天翻地覆的改革，之后大量中国农民借着改革的东方，以自己的勤劳才智和冲天干劲改善了家乡的面貌，改变了自己的面貌，春风化雨之下，广大的农民走上了奔向富裕的道理，一场史诗般的壮丽画卷正在铺开。

只是，这幅壮丽画卷里，没有小岗村的位置。当然也没有内陆大量农村和农民的位置。

中篇：光环下的迷茫

关于小岗之后三十年内，虽然解决了温饱，但是始终非常贫困的事情和其原因，鄙人以前有过相关回答，这方面知乎其他答主的回答也有，我就不再浪费篇幅重复。简单来说，无工不富，小岗没有产业，是它无法富裕的原因。但是小岗无法建立自己的产业，除开自身农民没文化、落后保守的小农思维外，当地干部也没兴趣帮助它建立产业。这个看起来奇怪的事实际上逻辑上一点也不奇怪，那就是因为它是中央树立的改革样板，它不容许有任何的负面新闻！也不许有任何可能砸招牌的风险！比如，当年严宏昌为了创业，自己搞了个瓶盖厂，试图生产，被人把厂给炸了。这个案子至今没法破，甚至执法人员气恼的说，要不是这事发生在小岗早就破了，因为这里不许有丑闻存在。这就是前面说的，改革样板的牌子，不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成为小岗发展的助力，反而成了它的桎梏的原因就在这。当地干部不需要你小岗有多大能耐，有什么成绩，小岗只要屹立在那个位置不出什么问题，就是小岗对当地最大的贡献。所以，宁可小岗不发展也不想它因为创业分红，导致激化小岗内部矛盾（尤其是当年十几家带头人，带他们名字的红手印还在国家历史博物馆里面呢）而造成丑闻。所以，小岗只要当好样板，年年接待好外地来采访、参观、考察的人就可以，不要折腾，好好种自己的地就行。不仅如此，当地还把小岗当成了一个可以守株待兔的树！外面因为被小岗名声而尝试来投资的人，他们的投资被当地政府各种截胡拿走，时间一长外地的投资者也被搞得不敢和小岗合作了。而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虽然到小岗参观、采访、考察的人络绎不绝，但是小岗不仅没有因为那些人流获得任何实际的利益，而且为了接待他们也耽误了自己许多事情。同时，那些来考察、采访、参观的人群也都是期待而来，失望而归：小岗穷的一塌糊涂，八十年代还只有土路，没有柏油路，一下雨就全是泥泞。而且八十年代还有部分农民还在住茅屋....这么穷个地方有什么好参观学习的呢？当然，一些关于小岗的负面言论也伴随着失望情绪而传到了全国，什么政治怪物啦、一群懒汉啦、扶不起来之类的......着实挺惨。

顺便一说，小岗第一次基建改善还是和万里有关。自从1980年万里回到北京后再也没有来过小岗这个他树立起来的样板，不过1984年，万里回安徽，说想再来小岗看看。于是凤阳县为了迎接领导视察，并且为了展示改革的成果，县财政掏钱赶紧去小岗帮小岗的入村沿途必然经过的几户人家翻盖了砖瓦房。但是县财政资金紧张嘛，只能帮部分人家翻盖。但是那次万里到了合肥后就生病了，只好坐飞机回北京了，没能来小岗。不过毕竟部分人家的房子借此机会翻新了不是？万里真不愧是小岗的贵人，就算人不来也能帮小岗人造福。

没人帮小岗，外地人都把小岗当个符号，也仅仅是当这个符号而已，小岗什么样穷不穷没人关心。但是小岗人得自己帮自己。1993年，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宏昌当选为安徽省人大代表。他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和身份好好帮家乡争取一点实际上的利益和支持。整个八十年代他都很难受，小岗人看着络绎不绝的外地来的参观者就难受。因为他们都是期待而来，扫兴而去，因为小岗太穷了。那些参观者来简直就好像自己被扒光了给人家欣赏一样，那时候有些大包干带头人甚至都不敢承认自己就是按红手印者，怕丢人。严宏昌到了省里就开始行动，不顾劳累的利用自己大包干带头人的这个名片来求见省里各部门领导，寻求支持。最终他的努力有了成果，毕竟小岗的基础建设形象事关改革的脸面，省里专门组织各部门为小岗开个会，答应为支援小岗经济发展的各方面援助资金高达一千三百多万。严宏昌和小岗人振奋不已，日夜期待。一直期待的1995年，实在等不了了主动去打听支援专项资金的情况。滁州市给了小岗一个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的答复函：各级财政支持小岗建设的专项资金已经逐步到位，共计六百六十一万元。小岗人诧异不已，不是说好的一千三百万怎么到市里就变成六百六十万了？而且这六百多万是咋花的啊？这两年小岗也就盖了一栋上下两栋的村委会办公楼，还树了一个大牌楼，外加帮村民盖院墙，何况拉院墙村民自己还贴钱了呢？这些投资估算也就是四十来万吧？对了还修了一条路，但是这条路不是省交通厅给修的吗？也不算这六百万里的啊？至于那些资金花哪里了，总之上面没说，小岗人也不敢问就是了。

渐渐地，小岗人心也变了，看外面来的人，也渐渐的没了好感。好多年后还是。

有一年，作家陈桂棣到小岗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俊昌，严俊昌态度谈不上多友好，一开头就说他对记者没感情。陈赶紧说自己不是记者，是作家。那么严俊昌为什么对记者没感情呢？嘛，当了三十年的穷逼样板，外人把这个样板吹的天花乱坠，样板自身却穷的不像样，这又算什么呢？身为农民的无奈很多，比如说政府出钱帮小岗人建起了大房子，村民搬进去了却没钱添置家具。又比如说大包干三大带头人之一的严立学，到了老年没有养老金，快七十岁的人只好去小学门口摆地摊赚点钱补贴家用，那么这个样板荣誉又有什么用？小岗人仗着自己大包干带头人的身份去县里力争，才为当年参与大包干的所有老人（其中有几位已经去世）争取到了每人每个月500的补助金来帮自己养老 ，就这还被小岗人视为挺了不起的成功。当时（08年）的时候，严俊昌还对陈桂棣说：你看这些年村干部都是上面外派来的，全是来镀金的，从这里出去后就升官了。上级派遣来小岗这个不大的农村的驻村干部，来自各个部门，公检法、工商税务、电力水务、基础建设....得有四十来人。不过还都比不过省里派来的那个沈浩办事。顺便一说，沈浩回忆过他2004年第一次到小岗的时候，小岗的穷超乎了他的想象：“村里为了欢迎我写标语的墨水和纸张都是借钱买的，村集体没有一分钱，还欠了四万多的债。大包干展览室陈旧不堪，村小学门窗桌椅破破烂烂。国家投资的自来水和有线电视也停了”。当然，小岗人对沈浩的评价和其他来的干部不一样，沈浩把自己人生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小岗的扶贫事业，小岗人也没有忘记沈浩的恩德。

除去上两次基建，小岗迎来的第三次基建潮的契机，是1998年。那一年，是纪念大包干二十周年，小岗突然来了一大帮子施工的人来搞基础建设。那一次，小岗终于变了样，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小岗就平地起来了一座小学；小岗突然有了有了一座水塔让小岗人终于吃上了自来水；小岗人所有人的房子都被县里统一粉刷，并给家家都修建了现代卫生厕所；顺便还建立了四十套村民住宅；然后家家户户都接上了程控电话；同时村子里还建立起来一座漂亮的大包干纪念馆（之前二十年可没有这玩意）；然后村里的公路（这条路是之前江苏长江村捐了一百二十万帮修的）两边的绿化带和树木也一下子全建起来了！小岗短短两个多月就一下子天翻地覆过上了现代人生活。小岗人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之前那么多年求爷爷告奶奶求帮忙没人搭理这次人家主动上杆子帮搞基建了呢？到了九月份村民才明白为啥上级突然办事了，因为 为了纪念大包干二十周年，那个大人物要来小岗视察改革成绩啦！还要接见所有当年大包干带头人呢！哦哦哦，这样啊，但是村民依旧不领情：比如修水塔的工人师傅渴了想讨口水喝，村民不给，想喝水拿啤酒来换！比如修路植树需要土，对不起，想动小岗的土，你们施工的用一平板车掏十块钱（1998年的十块钱算钱啊），少一分不行！这比在凤阳县城用土还贵一倍多呢。好像小岗的工程和小岗人没关系似得。因此当时去小岗建设的人对小岗印象很不好。

但是小岗人还觉得不好呢！我们穷了二十年没人管，突然一夜之间温饱变小康的这种事，你们是为了我们才给我们建的吗？还有，那个人视察完走了之后的事呢？钱咋算？一群该死的形式主义者。小岗人不是沾光了吗？确实沾光了，不过之后还有负担呢。火爆建设三个月之后，那件大事办完了人走了之后，开始算账：比如建设工程扫尾之后，总共用资金二十三万，原本是县里安排宣传部、计生委、卫生局、武装部、供销社和县建委一起“抬石头”，当事办完了开始清算工程款的时候另外五家都变卦了，县建委咬牙资金垫了二十一万，还剩下近两万死活不出，恼火的施工单位反复上门催账。至于每家的程控电话，当时县电信局管银行贷款了一百万搞得，之后钱谁还啊？小岗村民：“你们先告诉我们谁还钱啊？不是我们要安的好吗？”结果果然，之后等着小岗人的就是一份份费用催缴单。水利表示不交水费自来水就给停了，并且果然给停了；电信部门因为交不起电话费已经把程控电话给停了导致那玩意就成了摆设；电力部门则催缴长江村帮小岗修路时花的九万多电费，说再不交就把小岗的电闸给拉了（后来是村长严宏昌多次在县里跑动终于把这笔电费冲销给免了）。这次基建两年多以后严宏昌当选村长刚接手村委会时，村委会账面不仅没有什么结余还欠了二十来万（当然欠钱是许多方面造成的）。

所以应该指望小岗人感恩戴德吗？人家对施工人员态度不好，是不是多少可以理解点呢？

下篇：通往未来的篇章

严宏昌有一句话：“小岗的出名就在于带头搞了大包干，大包干的三句话今天已经家喻户晓，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可是想不到后来的麻烦，也就出在这三句话上......”

为什么这么说？

“上面刮下来的乱征、乱罚、乱摊派的三乱风，没有一项不是打着国家和集体的幌子干的，后来农民就没法子可以“缴足”和“留够”了，大包干留给农民的好处早就被一点一点的掏光了”（2001年严宏昌原话）

当年小岗的情况，严宏昌是这么说的：喂猪，有生猪税，又多又烂，气的农民干脆不养猪了。谁家买了拖拉机，缴齐机械管理税还不算，上公路的话还有养路费、监理费、检测费，一样不能少。不管田里有没有特产，得缴纳特产税。税费改革之后乱七八糟的税种少了不少，但是村里的办公费用没有。镇里给村里的经费一年就几千。

这样，为了维持运转包括村干部工资的来源嘛。有本事就开源，没本事就.......

何止小岗呢？当年许多农村都那样，成了一个死结。当年陈贵棣写《中国农民调查》时跑了安徽五十多个县市后提出了一个结论：农民的不少负担就来自于党政机关的各种红头文件。据中央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统计，当年仅中央一级和部门制定的各种与农民负担有关的收费、基金、集资等各种文件和项目就有九十三项之多，涉及二十四个中央国家部、委、办、局。而地方党委政府制定的收费项目则多达二百六十九项。“这达标，那达标，上面从不掏腰包。这大办，那大办，都是农民血与汗”。我们可以理解严宏昌说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三句话是麻烦的原因了，就是国家和集体的需求到底多少才“保证、留足”？而前面说了，基层官僚的德行，为了各种验收和达标，为了完成kpi和明显超越县乡基层财政承受能力的摊派，既然没法违抗上级那就狠狠心压下级吧，不是吗？自九十年代开始农村愈演愈烈的恶人治村等现象的背景也就是这样。

这时候就很看村干部的人品。严宏昌当村子的时候村委会欠一屁股债，他也不忍心盘剥村民，而是绞尽脑汁四处搞钱，一方面应付上面的各种需求，一方面还债。比如他四处跑要求上面减免小岗的债务（拖欠电费之类，而不少拖欠电费还是上面为了给小岗基建“支援”时造成的），他从外面的企业弄来的支援的几部汽车租出去跑运输给村委会赚钱，又比如他把“小岗”二字的社会效益利用，把这俩字注册成商标交给合肥卷烟厂使用，人家前后支付了三十八万的商标使用费和广告费，拿这笔钱来抵消上面要的小岗人应当上缴的各种款项等等，并且使出浑身解数把各种支出找地方买单。他三年下来离任的时候不仅没摊派村民钱，给村委会还结余了二十多万。可是接他班的严俊昌的儿子严德友就不管不顾了，上面有任务往村民身上一摊派就完事，他离任时村里又欠了一大笔钱，而村民也没少被摊派.....

小岗的情况只是一个缩影，而小岗在当年的农村还算好的。不是所有的村官都能做到严宏昌那样克己复礼。当年的农村干部，严德友这种人才是常见的。别的地方还有当村民的时候为民请命，冒着危险上访。之后胜利后自己当上村干部后却面临同样的困境而无可奈何，一样需要去盘剥农民来应付的最终屠龙勇士终成龙的故事。当年农村的问题简直就和西西弗丝串一样的怪圈。当然还好，这些都是十多年前的故事了，不是现在了。经过近二十年的税费改革、扶贫攻坚的奋斗，农村已经好多了，不像九十年代那么乱了。

2008年，大包干三十周年，小岗村再次迎来了一次改变的契机。这个时候的小岗无论收入还是基建都比十年前那次好太多了。葡萄园建立起来了，蘑菇大棚也建立起来了，路在沈浩的帮助下也修起来了........小岗明显是朝着好的方向走着。不过这次依旧出现了波澜。还记得前文介绍小岗有人说对记者没感情吗？这次的波澜其实多少有点关系。上次人来是除了当时不在村里的之外把其余参与当年大包干的所有代表都见了，这次另一个大人物来只允许派四个代表去。当年的实际带头人严宏昌本来选为接见代表之一，但是他和当地干部产生了分歧。分歧是，作为三大带头人之一的严宏昌必须向大人物汇报，但是关于怎么汇报双方争执了起来。因为当年外面的媒体报刊把小岗说的天花乱坠，宣传小岗三十年来变化如何如何大（当然大，至于变化是怎么大的是另一回事），现在人均收入已经达到六千元！为啥是六千呢？因为08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是四千元，作为改革样板的小岗，媒体报道的收入比人均高两千。严宏昌认为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还有媒体报道小岗办了许多村办企业，一个个效益非常好，严宏昌说企业都在哪呢？还有根本没有企业哪来的效益？媒体还宣传，小岗已经将村里一千八百亩土地集中起来，其中一千四百亩土地以集体名义按照每亩五百元的价格租给了上海一家禽畜养殖公司，建设商品猪养殖基地，村民已经参与分红（PS：实际上开始分红是十年后的2018年其实）。剩下的四百亩种葡萄。还有通过土地流转和政策扶持发展了二百亩蘑菇大棚，亩产收益上万元等等......严宏昌表示：胡说八道。不错，村里的土地是租给上海禽畜养殖公司了，不过不是一千四百亩，而是二百亩。每亩租金500元也不错，但是上海人租了三四年还一分钱都没给呢！这屁股账还是村里自己擦的呢；还有蘑菇大棚也不是报纸说的四百亩，而是八十亩，而且更没有媒体宣传的亩产上万元，当时08年的时候这个蘑菇大棚和江苏长江村搞得葡萄示范园根本没盈利，当时都是倒贴钱的赔本买卖，当时在小岗人眼里就是烫手山芋。媒体怎么能这么信口开河？而且这些撒谎骗人的玩意怎么和大人物汇报？这弄虚作假的责任我严宏昌可担不起。他和当地领导明确表态，要我汇报我只能实事求是的汇报小岗村的实际收入情况是人均四千，不是六千。然后，领导表示，那你就别去了，换人去吧。严宏昌表示可以。当大人物来的那天，除了四个代表去见面汇报之外，尚在世的其余所有当年大包干参与人的家门口.........当地一律安排两至三人不等的六扇门捕快帮忙站岗，为了大家的安全吧大家也别出门了，都在家里呆着吧，等大人物走了再出门活动吧。三十年过去了，这些当年大包干时的汉子们，今天已经都是老人了，其中有些人非常不理解当地干部的安保安排，但是也就那么回事咯~~~

不过，人生就是这样，有太多自己左右不了的事情了。这些当年冒天下之大不韪搞大包干的人们，说到底和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而奋斗着，而不惧任何困难。经过小岗人四十年的奋斗，今天的小岗已经是欣欣向荣，一片发展的气象，这无论如何是值得欣慰的事情。而且有意识的是，正是当年大包干的带头人们，又主动号召大家重新走回了集体合作的道路。小岗人认识到个体在社会中的脆弱，抗风险能力弱，只有集体团结合作的力量才能更好。当然这个集体合作和当年被行政命令强迫搞的那一套不一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就算绕了不少弯路，只要努力不懈也一定能找到正确的路，小岗的明天一定会更好的。

（以上大部分素材出自陈桂棣《小岗村的故事》，这是一本好书，也曾经是党员学习指定读本之一，推荐一下）

知乎竟然有人敢问这种问题？不愧是勇士啊，哈哈哈。

小岗村咱也不懂，那咱还是再普及普及马列吧。说说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区别。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中有很大的区别，虽然脱产与国际共运，但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上还是有所不同。列宁主义是第三国际，是在第一国际与第二国际失败后，结合上两次经验得来的总结。

说起来，马克思主义更像是观点论，列宁主义则更像是方法论。马克思指明了社会的发展方向，列宁选择了一种通向那里的道路。

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应该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应该是由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是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生产发展也是发展农业，然后有了工业生发展促进生产力，促进上层建筑。按照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必将走向共产主义，这只是或早或晚的事儿，他不需要担心。

但是列宁不同，他不仅要实现共产主义，在此之前还需要拯救俄国。俄国救不了共产主义，但是共产主义可以拯救俄国。共产主义等得了时间发展，但是破旧的沙俄已经等不了了。一战使沙俄雪上加霜，欧洲列强与内部的窘境使沙俄濒临破产。

所以列宁实行了另一套方案。就是用上层建筑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去影响生产力。人为地改变发展规律。率先发展工业，节约农业开资，然后使用发展过的工业产品来反补到农业生产中。至于具体效果怎么样不需要我多说了。沙俄从一战欧洲列强老末，一路推到柏林成为世界一级。但代价是苏联的初期工业发展没有足够的农产品支撑很是困难，以此造成的恶果依然是欧美国家攻击苏联的主要借口。

列宁这一套理论好在哪里呢？他好就好在给了非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一个发展共产主义的机会。

当然，二战后苏联越来越多的领导人不服这套理论，觉着这违反了客观发展规律。但是他们似乎忘了，苏联不是美国，苏联错过了资本积累的黄金时期。共产主义可以等，但苏联没有机会。也许有一天世界必将迎来共产主义，但那时苏联已经解体。

沈浩过去是干嘛来着？

小岗证明了一些事，也证明了另一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