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的皇帝与其说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不如说是各个军事集团的总盟主,故其兴亡往往就取决于皇帝在各个军事集团间的利益分配是否“妥当”。而皇帝在各个军事集团之间进行利益分配的方式是“赏郡”,也就是任命有功军官为一方藩镇的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或者州刺史,并保留各个藩镇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权,可以说这是五代皇帝最重要的任务,而在历史条件不成熟的时候想要突破这种政治体制更是难以不成为众矢之的了。
那么下面来看看李存勖是怎么做的:
1、李存勖突袭开封,通过一场军事冒险迅速灭亡了后梁。尽管成本低廉,却也使得原本属于后梁的广大河南地区,仍处于旧朝节度使的统治之下,并且保存有较为强大的军事实力。
为了尽快稳固后唐的新统治,李存勖一概承认了后梁所任命的节度使,以求得他们的归附。
“伪庭节度、观察、防御、团练等使及刺史、 监押、行营将校等,并颁恩诏,不议改更,仍许且称旧衔,当俟别加新命。”——《旧五代史·卷三十·唐书六·庄宗纪第四》
后梁的节度使们就坡下驴归附了李存勖,李存勖顺水推舟地保留了他们旧的地位,并给他们委任了新朝的官职,连在梁唐之战中表现拉胯的后梁降将段凝、霍彦威等人也成为了新朝的节度使。
“帝遣使宣谕谕诸道,梁所除节度使五十余人皆上表入贡……十一月,始降制以新官命之””——《资治通鉴·卷二七二》
2、然而,天下的藩镇就这么多,一个萝卜一个坑,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原本跟随李存勖四处征战、最终灭梁建国的河东军事集团人物,却因此没有能够得到足够多的利益分配。据《五代十国方镇年表》所统计,923年李存勖称帝至926年兴教门之变被杀的这四年时间内:
“在37个藩镇中,除去定州、延州、 夏州、凤翔、泾州、灵州六个世袭藩镇……四年共150 人 次任节度使,其中由后梁降人担任的达50人次,唐朝藩镇经后梁延续至此的节度使及其子弟担任者达18人次……二者相加为68人次,占总人次比例的45% ,甚至雍州、邓州、安州的节度使一直由后梁人员担任,后唐势力始终未得进入。由河北幽州、沧州、镇州将领担任者达 15 人次,其余……66 人次,在此之中又有庄宗之弟、之子及姻亲27人次,庄宗亲信 21 人次。……(河东军事集团)除庄宗亲从外仅有18人次出任过节度使。”
可见在灭梁之战中立下首功,并且是李存勖本人的核心势力的河东军事集团只分配到12%的利益,这根本不可能让他们满意,甚至像李嗣源这样功高震主的节度使还备受猜忌。
“先是,帝(李嗣源)领兵过邺,邺都素有御甲,帝取五百联以行。是岁,庄宗(李存勖)幸邺,知之,怒甚。无何,帝奏请以长子从珂为北京内衙都指挥使,庄宗愈不悦,曰:‘军政在吾,安得为子奏请!吾之细铠,不奉诏而强取,其意何也?’”——《旧五代史·卷三十五·唐书十一·明宗纪第一》
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欧阳修《伶官传序》)”的李存勖,又将两个宠幸的伶官封为刺史,则更让这些百战余生,骄兵悍将的河东军官们难以接受,心中对李存勖十分不满,可以说他“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欧阳修《伶官传序》)”的结局在这时就埋下了伏笔。
“郭崇韬谏曰: ‘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赏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为刺史,恐失天下心。’……时亲军有从帝百战未得刺史者,莫不愤叹”。——《资治通鉴·卷二七三》
3、如果说对河东军事集团利益分配不“妥当”是李存勖集团内部的分配问题,还勉强可以通过个人的威望来压住的话,他的一些试图加强中央集权的做法就触碰到了五代政治的底线,为当时的政治体制所不容了。
(1)监军制度
宦官监军唐中期至五代十国时期为唐玄宗所开创的,在唐朝藩镇割据的形势下“发扬光大”的。随着唐朝的灭亡,强有力的中央皇权也烟消云散。而李存勖建号为唐,以唐王朝的继承人自居,自然要发扬这项“光荣传统”,早在河东之时,他就曾任命宦官张居翰为昭义节度使监军。
“李嗣昭节制昭义,以(张)居翰监其军,以燕军三千为部下。俄而汴将李思安筑夹城以围潞州,居翰与嗣昭登城保守,以至解围。自是嗣昭每出征,令居翰知留后事。”——《旧五代史·卷七十二·唐书七十八·列传第二十四》
李存勖灭梁后将这一体制移植于全国,作为其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种措施。
“时庄宗用唐朝故事,以黄门为监军,皆恃恩暴横, 节将不能制。”——《旧五代时·卷一二五·周书十六·列传第五》
而在这些新派遣的宦官或“以伶官得幸,帝待以腹心之任”亲信们,比起唐朝藩镇监军及张居翰的监军又更进一步,俨然已经是李存勖任用亲信直接掌控地方藩镇的手段。李存勖所遣宦官、亲信依靠中央的权力,全面代理地方军政,欺凌地方节度使,各地的节度使已经有了被架空的趋势。
“代张宪为兴唐尹,留守邺都。时武德使史彦琼监守邺都,廪帑出纳,兵马制置,皆出彦琼,将佐官吏,颐指气使,正言不能以道御之,但趑趄听命。”——《旧五代史·卷六十九·唐书七十五·列传第二十一》
“同光中,符习为青州节度使,宦官杨希望为监军,专制军政。”——《旧五代史·卷三十七·唐书十三·唐 明宗纪第三》
凭借皇帝宠幸得居高位的宦官和亲信伶官狐假虎威,肯定难以服众,反过来看这也是李存勖敢于大胆任用他们的原因。但要命的是,这种全面干涉乃至全面代理地方军政大权的监军制度已经突破了触碰藩镇制度下的政治底线,势必引起全国藩镇力量的极大不满。
(2)租庸院
租庸院及其长官租庸使是由后梁时国计使改设而来,李存勖时以“盐铁、度支、户部并委租庸使管辖”,成为后世三司使的前身。按照藩镇政治的惯例,租庸使是不能干涉地方藩镇的财政的,而李存勖虽然明敕禁止此事,但在实行中却并未阻止,也没有废除租庸使。
4、由以上可以看出,在建立后唐中立有大功的河东军事集团并没有得到份额“妥当”的利益分肥,而是被后梁旧将,而且在他们看来尤其是——庄宗亲信,“侵占”了许多利益。这或许是出自李存勖加强中央集权的主观故意,但是他并没有把握好这个尺度和时机。在核心军功集团并没有获得足够利益的情况下贸然推行集权,引起了河东旧部的极大的反弹。故而在河北出现动乱以后,河东军事集团迅速抛弃了李存勖,拥立功高震主的李嗣源为新的军事盟主——皇帝。
从李嗣源即位之后的举措也可以看出来李存勖究竟哪里做“错”了:
(1)清除李存勖亲信节度使(举一例)
“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张宪赐死,以其失守故也。”——《旧五代史·卷三十六·唐书十二·明宗纪第二》
(2)安抚后梁旧势力
“徐州节度使李绍真、贝州节度使李绍英、齐州防御使李绍虔、河阳节度使李绍奇、洺州刺史李绍能上言,前朝宠赐姓名,今乞还旧……诏并可之。李绍真复曰霍彦威,李绍英复曰房知温,李绍虔复曰王晏球,李绍奇复曰夏鲁奇,李绍能复曰米君立。青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符习加兼侍中,徐州节度使、检校太傅霍彦威加兼侍中,移镇郓州……夏鲁奇加检校太尉,房知温为兖州节度使……王晏球为宋州节度使……米君立为邢州节度使。”——《旧五代史·卷三十六·唐书十二·明宗纪第二》
(3)大量起用河东军事集团人员。
“以前相州刺史、北京左右厢都指挥使安金全为安北都护、振武节度使、同平章事……以权知北京军府事、汾州刺史符彦超为晋州留后……以前蔚州刺史张温为振武留后,以左右厢马军都指挥使索自通为忻州刺史……甲寅,以晋州留后符彦超为北京留守,以镇州副使王建立为镇州留后,以右龙武统军安崇阮为晋州留后”——《旧五代史·卷三十六·唐书十二·明宗纪第二》
(4)诛杀宦官,裁撤内宫人员。
“北京马步都指挥使李从温奏,准诏诛宦官……宦者数百人窜匿山谷,落发为僧,奔至太原者七十余人,至是尽诛于都亭驿。”——《旧五代史·卷三十六·唐书十二·明宗纪第二》
“后宫内职量留一百人,内官三十人,教坊一百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其余任所侍从。”——《旧五代史·卷三十六·唐书十二·明宗纪第二》
(5)废除监军制度,罢废租庸院及其敛财于中央、控制地方财政的政策。
“秋夏税子……今后只纳正数,其省耗宜停。天下节度、防御使,除正、至、端午、降诞四节量事进奉,达情而已,自于州府圆融……其刺史虽遇四节,不在贡奉……‘”——《旧五代史·卷三十六·唐书十二·明宗纪第二》
“请停废诸道监军使、内勾司、租庸院大程官, 出放猪羊柴户。括田竿尺,一依朱梁制度,仍委节度、刺史通申三司,不得差使量检。州使公廨钱物,先被租庸院管系,今据却还州府……今欲晓告河南府及诸道准此施行。(李嗣源)从之。”——《旧五代史·卷三十六·唐书十二·明宗纪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