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美尔在希特勒让他自尽时，还可以调动多少部队，如果他要反杀盖世太保，需要多少部队? 第1页

第一，纳粹对军队的控制力极其强大，绝不是一两个将军元帅说反就能反的。德军士兵从入伍第一天就被要求对国家元首保持忠诚，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叛国是绝对的禁忌。这也是为什么7月20日密谋者一定要刺杀希特勒，元首不死，纳粹党不倒台，就休想掌控军队，没有军权，说什么都没用。隆美尔声望再高，也不可能以一己之力让整个部队跟着他一起反叛。

第二，隆美尔7月17日在诺曼底被英国皇家空军击伤，之后就一直在后方修养，远离前线，根本接触不到军队，而且案发后也被解了职，没能力调动部队。

第三，隆美尔想要活命，除非偷偷逃离德国，跑到盟军占领区主动向蒙哥马利投降，但这基本不可能。

第四，隆美尔虽然支持政变，但他并没有参与密谋，也反对刺杀希特勒，加上以往功勋卓著，希特勒又向来对他宠爱有加，他可能并不觉得希特勒真的会杀了他。当希特勒的使者宣布元首要他自尽的时候，隆美尔一开始是有些激动和意外的，还告诉妻儿他不怕上法庭，有能力为自己辩护。不过考虑再三，还是选择了自尽，大概是因为隆美尔觉得自己密谋案中并不完全无辜，最起码也是知情不报，被赐死也无话可说。

第五，假设隆美尔拒绝自杀，坚称自己无辜，并要求上法庭的话，希特勒恐怕会相当难办。毕竟全德国都认为隆美尔对元首忠心耿耿，非要定他个叛国罪然后处死，肯定有不少人心里不服，这必然大大影响士气，希特勒的面子也不好看。所以无论如何，隆美尔都不可能被审判，如果他不自杀，唯一的结局就是被秘密处决，然后依然对外宣称是死于意外，因为希特勒绝不希望外界知道隆美尔参与密谋的事。但这样做对他的家人没有任何好处，隆美尔自己当然也很清楚。

因此在那种情况下，隆美尔已经是别无选择，只有自杀一条路了。

从隆美尔的儿子曼弗雷德-隆美尔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当时不具备反抗条件

差不多12点的时候，一辆暗绿色的汽车，牌照是柏林的，停在我们花园的大门前。在这间屋子里面的男人，除了父亲以外，就只有父亲的好友和副官艾丁格上尉及我本人。两位将军——一个是布格多夫(Gen.Burgdorf)，他的个子很魁梧，另外一个是梅塞尔将军，却是一个短小精悍的人——先后下了汽车，走进屋子。他们非常有礼貌地向我父亲表示要和他作一次单独的恳谈。艾丁格和我便退到屋外。我心里好像已经放心了，我想：“看样子，他们不是来拘捕他的。”于是我上楼去，找一本书坐下来看。
　　几分钟之后，我听见父亲走上楼来，进了母亲的房里。我急于要晓得事情的结果，立即赶了过去。他正站在房间的中央。他压低喉咙向我说：“和我一起出来。”我们一同走进我的房间。他开始慢慢地说：“我刚刚已经对你母亲说过了，我在一刻钟之内就要死了。”他的态度很镇静，继续说：“死在自己人的手里是很令人伤心的。但是这座房子已经被包围，希特勒指控我犯了卖国的重罪。总算是他的好意，姑念我在非洲的战功，已经准我服毒自尽。这两位将军已经把毒药带来了。只要三秒钟就可以生效。假使我接受了，他们不会像平常那样牵连到我的家庭，就是指你而言。他们也不会加害我的僚属。”
　　我插嘴问道：“你相信这些话吗？”
　　他回答说：“是的，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话。他们当然不希望把这件事闹开。此外，我还要负责要你承诺保密。假使有一点风声泄露出去，他们就会认为已无遵守协定之必要。”
　　我又说：“难道我们不能够自卫……”他马上拦住我，叫我不要再说下去。
　　他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宁可一个人死，而不要让大家在乱枪之下丧了命。而且，我们也没有充足的弹药。”接着他说：“请叫艾丁格进来。”
　　这个时候，将军们所带来的随从正和艾丁格谈话，其目的是要牵制住他，不让他和我父亲接近。在我召唤之下，艾丁格上了楼来。当他听到这一切之后，顿时呆住了。我父亲说话的速度加快了。他也再度提到我们想要自卫的企图是毫无用处的：“他们已经有了最完备的准备。我死后还可以受到国葬的荣典。我已经要求在乌尔姆举行。在一刻钟之内，艾丁格，你一定会接到一个从乌尔姆瓦格纳学校(Wasnerschule)预备医院中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我在中途中风去世了。”他看看表，然后说：“好了，我要走了，他们只给我10分钟的时间。”他匆匆地和我们每个人道别。于是我们一同走下楼梯。
　　我们帮助父亲穿上了皮大衣。他突然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皮质的钱包，说道：“这里还有150马克，我把这些钱带去好吗？”
　　艾丁格说：“元帅，现在这都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父亲小心地把钱包放进他的口袋。当他走进大厅里面的时候，那只从法国带回来的小狗，高兴地跟在他后面乱跳着。他说：“曼弗雷德，把狗关到书房里去。”当我和艾丁格去照料狗和关门的时候，他就站在大厅里等候。接着我们又一同走出住宅。那两位将军正站在花园大门的附近。
　　当我们走近那两位将军的时候，他们都举起右手向我父亲敬礼。布格多夫嘴里还高喊了一声“元帅”，然后站在一边，恭候我父亲步出园门。在路旁的不远处，有几个村夫在那里看热闹。梅塞尔回过头来问我：“你是属于哪一连的？”
　　我回答说：“将军，第三十六营第七连。”
　　汽车在门外等候着。一个穿党卫军制服的司机把车门打开，立正站在旁边。我父亲把元帅的权杖夹在他的左臂下，他的脸色镇静如常，上车前把手伸出来，与艾丁格和我再握了一次手。
　　那两位将军迅速坐上座位，车门轻轻关上，当车子迅速地往山坡下面行驶的时候，我父亲连头也没回一下，转了一个弯就不见了，当他们去远了之后，我和艾丁格再转过身来，静静地走进屋子里。艾丁格说：“你最好还是上楼去看看你的母亲。”我走上楼去等候那个电话。心中万念俱灰，六神无主。
　　我点起一根烟，试着再把书读下去，但是每个字好像都已经丧失了它的意义。20分钟之后，电话铃响了。艾丁格拿起话机，一点都不错，他们说我父亲已经死了。那一天黄昏的时候，我们坐车到了乌尔姆的医院，那里是他遗体安息的地方。医师在接待我们的时候，态度十分不安，毫无疑问他们也已经猜到了真正的死因是什么。其中一位医师打开房门，我看见父亲穿着他那件褐色的非洲军制服，睡在一张行军床上，脸上显出藐视一切的笑容。
　　我们是后来才知道他离开我们之后的真正情形的：汽车开过了小山就停在一个森林地旁边的空地上面。那一天上午，早已有大批的盖世太保把我们的住宅包围了，假使我们反抗，那么他们就准备冲入宅内，格杀勿论。车停下之后，梅塞尔和司机都下车走开了。只留下布格多夫和我父亲两个人在车子里面。过了十分钟左右，司机才准许再回到车上。他看见我父亲向前倒在地上，军帽已经掉了，元帅的权杖也从手里掉了下来。于是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向乌尔姆驶去，把遗体送进医院。然后，布格多夫到乌尔姆的驻军司令部，用电话把我父亲的死讯报告给希特勒知道，接着又打电话到他一个随从人员的家中，叫他们准备晚餐的菜单，德国军官团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痛恨布格多夫的这种兽行。后来当1945年4月柏林沦陷的时候，他和鲍曼(Bormann，希特勒的秘书长)，在狂饮了数日之后，也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残生。
　　在整个故事当中，令人觉得可鄙可笑的莫过于我们接到德国政府中许多要人们的唁电。这些人不仅知道这个事件的内幕，而且对我父亲的死多少都是有“功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