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独尊儒术之后，即使有乱世，也不复百家争鸣的盛况了？ 第1页

因为“百家争鸣”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过“皇帝”，还没有出现过后来的那种大一统中央集权朝代，所以大家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是没有共识的，因此会有“百家争鸣”；而经过秦残酷而又短暂的统一，汉初休养生息、却因分封诸侯而引发七国之乱，武帝集权开疆拓土但却弄得民生疲惫，所以到了汉末，统治者至少取得了以下几点共识：1、皇帝是个好东西，子子孙孙万世一系，无论谁争权，最终目标都是称帝；2、大一统成为绝对的政治正确，但凡有点追求的统治者，都会把完成并维护统一作为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之一；3、分封要慎重，异姓绝对不可靠，同姓风险也不小；4、老百姓在统治者眼中，是一种完成自己政治抱负和满足自己奢华生活需求的资源，既不能如秦朝那样过度压榨进而激起民变，当然也绝不能“民贵君轻”，威胁自己统治。要达到以上目的，儒家（或者说外儒内法），已经是最完美的洗脑思想了。所以后世的所谓“乱世”，乱的是想称帝的人太多，一时谁也没有实力统一天下，且统治者能力千差万别，而绝不是在治理模式、社会制度甚至思想意识形态上有分歧。

儒家做的是捆绑社会结构和基础教育，这是其他各家所做不到的。

而中国儒家把社会改造成了儒家社会，以道德为中心，血缘为工具的宗亲长老、士绅混合的团体结构。

当一个村落某姓直系后人为主的时候，儒家就会以宗亲伦理构建这个乡村社会结构。当村中各种姓氏杂处，那么掌握土地的乡绅、秀才们就会建立一套乡村结构，以道德为主要工具约束乡村日常。

每一个乡村都是一个网格，这个网格里道德大于信用和法律，每个人心里不需要懂法律，但是道德会约束人的行为，管理成本很低，缺点是解释权归于长老士绅这些人。

在新中国之前，任何政府对乡村的管理都是依靠地主士绅来完成的。

同时两千年的乡村教育史上，儒家是唯一把教育当做学派核心理念的学派，所有儒家子弟都把教书育人当做自己的使命，大儒辞官回乡，都会把教化乡民，培养弟子当做使命之一。

在隋唐之前贵族子弟以及门阀还可以靠家学学习，那时门阀贵族家中族学还有法家、玄学、道家一直都是门阀贵族的首选，从汉朝到唐末，法家和玄学一直都是高高在上，在庙堂之中显赫，但是对于底层社会结构的捆绑一直没有理论突破，于是乡村一直被儒家占领。

每当乱世来临，社会结构遭到大肆破坏后，出来稳定局面又是儒家，在这样的反复中，乡村彻底成了儒家的天下。朝中大儒或者关于辞官后都喜欢回到乡村经营，这与其他学派喜欢归隐山林不同，进一步加强了儒家在底层的影响了。

等到门阀被破，教育彻底掌握在了儒家手里，儒家垄断了乡村教育。这是儒家坚持教育的必然结果，到宋朝时，读书的种子都被儒家垄断，其他学派只能是儒家学子们参考的学问而已，宋朝法家理论依旧是朝中主要手段，但是已经不能和之前相比了。

识字率

明代：

明朝对社学的入学年龄规定：“民间幼童十五以下者。”即15岁以下的孩子都可参加，入学时也不需要考试，招生数额也没有限制，凡是愿意读书的，都可以来参加。

《明史·杨继宗传》中记载了这么一句话，即：“成化初，用王翱荐，擢嘉兴知府.......大兴社学，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

明代小说出版业繁荣，有大量的人购买这种休闲通俗读物。

传教士记载：利玛窦等合法传教士的著作，他们不约而同地记载道：他们惊讶地发现明国老百姓识字率很高（而那个时候他们使用二十多个拉丁字母的西班牙葡萄牙母国的识字率可能还不如用几千个汉字的大明），并且把识字率高的原因归功于两点：1.中国人特别注重文化教育2.中国各地方言差异大，要互相理解必须靠文字作为桥梁。

清当局：

第一，生员不得言事;

第二，不得立盟结社;

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第四，大兴文字狱

第五，篡改历史文献

第六，禁毁和篡改汉语著作

通过以上手段，经过两百年黑暗统治中国人识字率终于达到历史最低的 1% （清当局学部在1909年的统计，当时中国人的识字率不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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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杨继宗传》中记载了这么一句话，即：“成化初，用王翱荐，擢嘉兴知府.......大兴社学，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

明代小说出版业繁荣，有大量的人购买这种休闲通俗读物。

传教士记载：利玛窦等合法传教士的著作，他们不约而同地记载道：他们惊讶地发现明国老百姓识字率很高（而那个时候他们使用二十多个拉丁字母的西班牙葡萄牙母国的识字率可能还不如用几千个汉字的大明），并且把识字率高的原因归功于两点：1.中国人特别注重文化教育2.中国各地方言差异大，要互相理解必须靠文字作为桥梁。

清当局：

第一，生员不得言事;

第二，不得立盟结社;

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第四，大兴文字狱

第五，篡改历史文献

第六，禁毁和篡改汉语著作

通过以上手段，经过两百年黑暗统治中国人识字率终于达到历史最低的 1% （清当局学部在1909年的统计，当时中国人的识字率不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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