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玄武门之变没有毁掉李世民的形象？ 第1页

十几岁开始就上阵杀敌，追赶敌人两天三夜跟手下只分食一只羊，到了城下脏污到不摘头盔下属认不出来。经常身先士卒冲入敌阵，双刀砍到卷刃，在敌营杀几个来回。带下一两个小兵深入敌境搞侦查，被发现了大白羽箭“刷刷刷”射过去，百发百中。下属朋友被敌人围困，一马当先就带人冲进去救援，次次如此。二十三岁一战擒两王成不世奇功，封无可封逼得老爹硬给他创造出一个“天策上将”的称号来。

这样明亮、张扬、强大、炽烈的生命却在长安被困了五年，几乎要被削掉羽翼，丢掉性命，才不得不绝地反杀。

玄武门为什么是他的污点？这明明是他又一次精彩无比的翻身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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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放出来了，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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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一千多年来玄武门总体不影响李世民形象。李世民是圣君不是圣人，他怎么杀李建成、李元吉，怎么斩草除根，是光明正大写在正史上的。主动要把李世民编成一尘不染圣父的是后面朝代的民间野史传说，因为他帝、王、将、相都当的太成功了，后人自觉美化。

前些年由于历史虚无主义、翻案风盛行，再加上网络刚刚兴起时网民总体水平较低，兴起了一股抹黑李世民的风气。然而近些年来已经被人频频拿真材实料打脸。对于被误导的某些人来说玄武门是了不得的事，但总体而言，对李世民历史评价没什么影响。

而把玄武门看得比天还重的人，先把话放在这里：百分之九十是因为无知。

不要因为李世民是二皇子，就觉得玄武门之变是和平年代的皇子夺嫡，觉得李渊理所当然就是皇帝，李建成理所当然要成为太子。

不要忘了，李世民所处的时代是隋末，是大唐开国。

皇帝是老李家祖传的吗？

不是。是李唐王朝打败了所有各路群雄，统一天下抢来的。

乱世谁有能力谁上，没有谁天生就该做君，也没有谁天生就只能当臣。

如果讲究礼法、要求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规矩，他李家造什么反？当什么皇帝？不应该为大隋竭尽忠诚战死沙场吗？哦，不好意思，可能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中古以前是不怎么讲究“忠君”的，没有谁是皇权理所应当的附属品。

他李世民是谁？是一个从少年时期就3非常积极的造反者，是一个家传的“反贼”。

李世民的妈妈窦氏年少时期就想推翻隋朝为舅报仇，李世民的爸爸李渊当着大隋的官就想着造反，李世民自己更是从十八岁开始就积极结交三教九流鼓动他爹造反。

请问这样一个有着浓厚“造反血液”、而且还积极把造反付诸实践的人，你凭什么认为他应该遵守那些死板的礼教等级秩序？

更何况敢于造反、敢于挑战既有等级秩序又有什么不对？换个角度这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叫积极奋斗努力改变命运。

当下定决心造反之后，李世民是怎么做的？

十八岁举义兵，十九岁灭薛举，二十一岁灭刘武周，二十三岁灭王世充、窦建德，二十四岁击溃刘黑闼、徐圆朗，二十六岁百骑退突厥，二十八岁把开国皇帝和太子一锅端登帝位，登基之后二十三年励精图治，对内休养生息对外反击突厥开疆辟土。把一个经历隋末大乱满目疮痍的虚弱国家治理成欣欣向荣的繁盛帝国，于国无愧，于民无愧，于士无愧，贞观之风，千年歌颂。

纵观李世民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拼搏的一生，是无视世俗观念积极奋发的一生。他想要当皇帝，他通过自己的奋斗获得了能够当上皇帝的实力，他用贞观之治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他最应该最适合做皇帝。

这样一个不世出的人杰，他登位的合法性却被腐朽落后的宗法制度所阻挠，让他只能通过政变这样血腥的方式才能登上帝位。我们难道不是应该反思落后的嫡长子继承制在阻挠社会活力方面的缺点吗？为什么反而要为封闭的嫡长子继承制张目，反过来怪罪积极奋斗的反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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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所谓的玄武门之变，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

武德九年太白经天，太史令傅奕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上以其状授世民，是要逼他主动去死还是要结束他的政治生命，我们不知道。但次日，李世民兵变玄武门。

李渊于李世民是君，也是父。然而君要臣死，臣便不能不死吗？父要子亡，子便不得不亡吗？当李渊对李世民起杀心的时候，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在李世民这里便已断绝。

刀架在脖子上，你是甘心引颈受戮还是宁愿殊死一搏？“君”与“父”两重道德枷锁之下，你死我活的死局中，我们很难想象李世民经历过怎样的挣扎，才最终下定了动手的决心。

然而我们知道，他终究是做到了，而且赢得无比漂亮。君权与父权的两重大山，他一举掀翻。而他那两个趁火打劫的兄弟，也只能成为了他和父亲掰手腕过程中可悲的炮灰。

当李世民抱着李渊长久地哭泣时，也许更多的不是什么内疚，而是委屈，是宣泄。你是我曾经那样敬爱的父亲，你是曾经那样宠爱我的父亲，你怎么能，对我起杀心呢？

所幸，因为李世民高超的手腕和精准的操作，父子二人还是得到了一个不完满却还保留了表面和谐的结局。如果说李渊暂时的心软给了李世民绝地反击的机会，李渊最后能留下一命、安享晚年，又何尝不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儿子，曾经还有过一丝不忍？

关于李世民兴造襄城宫，征发民夫一百九十万出处：

十四年八月营襄城宫初帝将幸雒阳遣将作大匠阎立德行可清暑之地以建离宫於汝州西山前临汝水傍通广城泽以置宫焉役工一百九十馀万杂费称是。———《册府元龟》卷十四，帝王部，都邑第二

那么，这是一条孤证吗？也不是。

太宗幸洛阳，诏立德按爽垲建离宫清暑，乃度地汝州西山，控汝水，睨广成泽，号襄城宫，役凡百余万。宫成，烦燠不可居，帝废之，以赐百姓，坐免官。——《新唐书·阎立德传》

事实上李世民大兴土木糜费钱粮的记载数不胜数。比如李世民让人营造玉华宫，李世民嘴上说得好听，要节俭，但是整个工程下来以花费“巨亿”了。

上营玉华宫,务令俭约,惟所居殿覆以瓦,余皆茅茨;然备设太子宫、百司,苞山络野,所费已巨亿计。乙亥,上行幸玉华宫;己卯,畋于华原。——《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

因为别说熟读历史了，许多人连中学历史教科书都不怎么看，天天沉迷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史观不可自拔。

要知道李世民再贤也不过是一个封建帝王，一个封建帝王能贤到哪里去？

哪一个封建帝王不是视百姓如草芥，如牲口？

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也。

这是贞观四年，高昌国国王麴文泰朝贡时所观察到的陇西与关中的情况。

然而这一年李世民要干什么？要征发民夫大修洛阳宫、乾阳殿以被巡狩之用。

这儿可能有人要说，李世民在张玄素的谏议下下令停工了吗？

这不是李世民虚怀若谷，善于纳谏的象征吗？

可翻翻《资治通鉴》就明白，李世民“纳谏”不过做秀，贞观五年李世民就又要开始修洛阳宫了。

终李世民一生，他大致修了以下宫殿供自己享乐：

乾阳殿、洛阳宫、永安宫，飞山宫、襄城官、翠教官、玉华宫，九成宫和北阙等大批宫殿。

即以修得较小而又比较草率的汝州(河南临汝)西山襄城宫而言，役工达一百九十万。造成“一人就役，举家便废”的惨象。

因此，有人当面指责唐太宗，“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作飞山宫时，“恒差山东众丁”，“怀(河南沁阳)、洛以东，残人不堪其命。”

当代学者张泽咸在其学术著作《唐五代赋役史草》里就指责李世民：

（在大兴劳役的情况下）兵役屡兴，太宗本人又不顾农忙与否，喜欢校猎游乐，为此缮桥治道，起码使役一、二万民工，它同样是要严重妨害农事的。

当然，并不是只有近现代学者才看穿李世民真面目，即使在贞观朝就有大臣批评李世民“滥用民力”，贞观十一年，马周就上疏批评李世民：

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

那么，李世民自己是怎么看的呢？

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

另外，李世民的唐朝一点儿也不开放，或者说唐朝的开放是一种“对外人开放”，对内则严酷的进行人生控制。

说得难听点，在这个题目下给李世民唱赞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真到了李世民时代，别说出国，你能合法出城就不错了。

当代学者魏明孔在其学术文章《唐代对外政策的开放性与封闭性及其评价》就评价过唐代“开放”只是对外国人，对唐朝国人则严格封闭的：

唐代的对外政策往往逃脱不了历史的窠臼，只是敞开大门迎接外籍人前来“慕华”、“奉进”，与此同时，却严格封闭边境阻止本国居民外出从事正常的经济、贸易乃至宗教等活动，这严重影响了本国人的视野和意识。

在如此广泛的联系中，主要是外籍人来华的活动，而本国人尤其本国一般居民的外出则是非常少的。由于唐代的对外政策首先是基于政治影响考虑的，对于本国居民的严格控制是其基本国策，这样唐政府自始至终对于本地居民严禁外出，即实行严格意义上的对内封闭。

唐代的对内封闭，严重影响了民间正常的贸易活动，同时也进一步助长了天朝上国自满心理的膨胀，使唐代统治者热衷于“天可汗”地位以及保持“天可汗”的余威，这不利于充分汲取外来文化的营养。

其实，唐代所谓比较开明的对外政策，只是在对外籍人开放这一点上徘徊，没有也不可能迈出允许本国居民外出这一关键的一步。

至于史书上对“贞观之治”的赞美，不过是拍李世民马屁，类似描述在中国传统史书上是史不绝书。

《新唐书•食货志》这么描述贞观之治的成就：

“至四年（即贞观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

然而类似用词早在西晋就有人用了。

晋人干宝在《晋纪总论》中提到太康时的社会现状时，就有这样的溢美之词：

“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

《新唐书·食货志》这算不算洗稿？

别看现代人能接受到资讯比古代人多得多，别看我们都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但许多人，比如这个题目下给李世民唱赞歌的人，他们对“帝王将相”的认识恐怕还不如朱熹这个古人。

太宗诛建成，比于周公诛管蔡，只消以公私断之。周公全是以周家天下为心，太宗则假公义以济私欲者也。

(史臣赞太宗)其意亦谓除隋之乱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学不明，故曰功德者如此分别。以圣门言之，则此两事不过是功，未可谓之德。

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于义耶?出于利耶?出于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未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

最后我们复习一下朱熹是怎么批评一味以成败论是非的功利主义史观的，不得不说朱熹这番话很有无产阶级史观的味道：

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

历史知名人物被污点掩盖功绩的其实很少，因为某些爱好上的优点被人洗地的倒是挺多的。

另外一种是因为政治需要变来变去，比如南宋夸孙权，然后到现代再没事把长上短下拿出来黑孙柯基孙十万什么的。

而玄武门这是什么天大的污点？这明明是执行功臣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果断粉碎反动集团。

答案到此为止，在这一问题下有一位言之凿凿别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史官，以无产阶级史观自居的大才子，我打算商榷商榷他答案里面有些问题。

严格意义上来说，以现代人角度评论李世民大修宫殿，不体恤民力，以及唐朝开放的假象问题，某种意义上并无不妥。

但是前提是，第一学会文言文，第二搞清楚唐代的具体经济情况。第三把史料考证校勘搞清楚。本来如果都摆出现代学者的成果大家也没什么可说的。

可是咬死个一百九十万民夫在这里摆屁股就太难看了。

该答主多次在中国史相关回答下面有扯着史料的虎皮反复复读，完全不打算好好交流的倾向，我先把他奉为圭臬的虎皮拉出来再锤。

首先我们来开第一课

文言文该怎么读？

册府元龟的这一条：

十四年八月营襄城宫初帝将幸雒阳遣将作大匠阎立德行可清暑之地以建离宫於汝州西山前临汝水傍通广城泽以置宫焉役工一百九十馀万杂费称是。

以置宫焉，役工一百九十馀万，杂费称是。一百九十万的费用，杂费相当。正是在评论区里面诸位告知你的事实。

新唐书的一条

控汝水，睨广成泽，号襄城宫，役凡百余万。宫成，烦燠不可居，帝废之，以赐百姓，坐免官。

来，知道什么叫，凡百余万吗？

一个工程，几批次人，每次几万，前后总计加起来的叫凡。

贞观十三年八月到贞观十五年三月一共超过半年的工程时间，其中需要多次的民夫轮换，这其中的劳役轮换的总人次统计接近百万。

这是最基本的文言文实词，虚词看不懂看错了那可能是没看仔细。文言文实词都看不懂您是有什么脸在这里大放厥词别人都是帝王将相史观的。无产阶级史观莫非在你的脑子里等于文盲史观？以不认字为骄傲以亮屁股为优秀？

不同史书因为采集资料来源的不同详略选择不同，相同事的内容不一定说的是同一个范畴。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清楚，谈任何历史都可能有点超出这种人的智力。

如果阎立德有本事管理一百九十万的庞大工程队伍聚集在一处宫殿工地上，全世界工程管理人员都得开时光机回去学习，这简直太神奇了。

我们来开第二课。

如何在历史里面抠数字

批李世民大兴土木行不行，可以。

拿一百九十万民夫批可不可以，那是完全不知道古代经济之脆弱程度的笑话。

一百九十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笑话呢？

贞观十三年全国304万户。唐朝要搜刮全国三分之二的户口聚集在长安。这么多人半年多的吃喝拉撒靠比他们还少的壮丁数量维持，这还不算千里运输的消耗。这是什么工业化大唐？打算抨击李世民结果成了唐吹可还行。

其实但凡这位作者对唐朝的食货志有点理解力，就会发现，380万文耗费对唐朝而言已经不低了。

因为唐朝长期属于缺铜状态，其铸钱数量并不多。

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仍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州。秦王、齐王各赐三炉铸钱，右仆射裴寂赐一炉。敢有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

那么一炉铸钱有多少？

天宝年间，全国有铸钱炉九十九座

每炉岁铸钱三千三百缗（缗，一千钱，即一贯钱），役丁匠三十，费铜二万一千二百斤、镴三千七百斤、锡五百斤

考虑到技术，用料，人力使用，贞观初年显然还没有唐全盛时期天宝年的产能。也就是李世民手里三炉铸钱一年都搞不出来一万贯。

贞观初年唐朝铸钱的数量应该不至于这么低，但是在没有可靠统计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估计。

不过无论怎么估计，只为了一座行宫耗费380万文，也即3800贯的话，对唐朝而言并不是一个小数字。

更不用说襄城宫结果因为防虫不好给废了。

而百万人次的劳役跨越整个关中也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以唐朝时期的农业水平，组织数万人跨越州府的集中劳役已经足够妨碍农业生产了。

在襄城宫开工同期，唐朝刚刚结束了一场四万人劳师远征平灭高昌的战争。从出发到战争结束用时八个多月。就为了支持这四万人的劳师远征，其成本极其高昂。

王师初发之岁，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

已经能导致数郡之地五年不能恢复农业生产。

这要是真的一百九十万人跨越全国的大集中……那根本就做不到。

批判唐太宗能表现答主的反封建斗士精神，但是没事口胡一个不可能的数字不做考证不做研究，还拿着古人顶包，这除了表示答主的历史研究全程靠的是屁股以外什么都证明不了。

做事情靠挥舞大棒，把黑唐搞成了吹唐就是这样子的。

第三课

把欧阳修当做校勘的快乐源泉

答主动辄拿欧阳修《新唐史》和《剑桥中国史隋唐》出来顶包。

一边顶着一个反对封建帝王将相的口号出来跳大神，一边对宋代枢密副使大人写的东西顶礼膜拜不做考究，任何人反对就拍过去。

这位反封建斗士反唐不反宋，外带不反外国人，我不知道哪里的反封建斗士是这个德性。

不过既然你想问欧阳修会不会断句，那可真是太好了。此处有雄文一篇奉上。

《新五代史》的风行，主要由于欧阳修的文章，其中《伶官传序》一篇还曾入选过中学课本。令人稍感遗憾的是，欧公虽是文章高手，言词凌厉，道德感很强（这一点，读一下新旧《五代史》对冯道的不同评价便可明了），不过以史学家而言似乎段位稍欠，自吴缜《五代史纂误》以降，历代为其挑错者汗牛充栋。志在“以史载道”的欧阳修对史实上的小出入大约也并不以为意，标举的是史法与议论。他生怕旁人不理解其著史的微言大义，亲自为之作注，阐发义例，托名弟子徐无党行于世。现代学者往往有拿学生的文章挂自己名字的，欧阳修则是把自己做的注让学生挂名，从这点而言，倒也算是一位厚道的老师。

文忠公岂止是分段有问题

他人名有问题

　欧阳修改写《旧五代史》最常见的问题，便是大笔一挥，弄错人名与地名。例如卷八《晋本纪》先后把郑阮写成了郑玩、郭金海误乙为郭海金，这两位好歹是《旧五代史》中有传的人物，不能算无名之辈。《史弘肇传》中又混淆了何福殷与何福进，《旧五代史》中亦有何福进传，汉周时累历方镇，而何福殷则是河北的商人，地位悬隔。

地名有问题

欧阳修的行文习惯，叙藩镇好用军号而非州名，但转换时不免出错，《史彦超传》中将华州感化军误书为感德军。其实史彦超后周显德元年二月方授华州节度使，而早在后唐同光元年感化军便已改名为镇国军。《前蜀世家》中又将成都的名胜龙跃池写成了跃龙池。

职官有问题

欧阳修对职官制度似乎亦不甚了然，尽管他本人的官做得不小，如《唐本纪》清泰二年五月记忠武军节度使赵延寿为枢密使，根据《旧五代史》及《通鉴》可知，赵延寿具体的迁转经历是“以前宣武节度使兼侍中赵延寿为忠武节度使兼枢密使”，欧阳修颠倒了前官与后官，随即又在《周本纪》中将郭威后汉所任的官职由枢密副使“提拔”为枢密使。这些疏误，根本的原因在于欧公重书法，强调以史为鉴，而非史实，故于记事的精确性不甚留意。

数学有问题

作为文科生，欧阳修的可爱之处在于会犯文科生常犯的所有错误，读来不免令人莞尔，给枯燥的校史工作平添很多乐趣。例如对数字缺乏敏感，《吴越世家》记董昌“以钱二百万犒军”，可是《新唐书·董昌传》明明写的是“二百万缗”，一下子少了三个零。

PS：此处仇鹿鸣老师多半是气糊涂了，明明是多了三个零

方向感有问题

他的方向感好像也不太行，例如《晋本纪》记天成六年八月光禄卿张澄使于契丹，根据《旧五代史》《五代会要》《册府》的对应文字，张澄去的是高丽，而非契丹。
最离谱的大约是《王彦璋附裴约传》云：“存审以五千骑驰至辽州，而梁兵已破泽州”，《旧五代史·唐庄宗纪》叙其事云“援泽州”，同书《裴约传》则记“绍斌自辽州进军”。其实看上下文即可明了，时裴约被围于泽州，苦等救援，不知欧阳修派符存审跑到辽州去干什么。
　由此连带发生的一个“小问题”是，欧阳修也搞错了奉命前往救援将领的姓名，《旧五代史》《通鉴》都记作李绍斌，李绍斌本名赵德钧，时为唐庄宗假子，故得赐姓名。欧阳修对五代流行的义父子这类拟制血缘关系颇为不满，认为败坏人伦，故在《新五代史》中立《义儿传》，予以批判。不过欧公其实也很注意维护本朝的政治正确，《新五代史·义儿传》中未收符存审，单独为之立传。盖因符存审的孙女后来成为宋太宗的皇后，不敢妄议。因此在《新五代史》中多恢复这些义儿的本名，孰料一不小心，便把赵德钧和符存审两个大活人“赵冠符戴”了一把。

时间有问题

　而他对时间也缺少准确的观念，卷八《晋本纪》云“明年，明宗崩，愍帝继位”，问题是上文所记的是天成三年，愍帝即位则在应顺元年，其间隔了六年，一句“明年”把当中五六年的事情都给含混带过。

气的几位校勘老师差点给文忠公从史学家里面除名

正因为欧阳修过犯累累，以至于我的同事唐雯在票拟《新五代史》点校前言时，愤然将他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三个头衔中的最后一个黜落，幸赖陈老师宅心仁厚，写定时又加了上去。毕竟尚君师硕士论文研究欧阳修，对欧公的感情比我们深。

欧阳修的错，少吗？

单指新唐书阎立德传采用的这一段，其实很有可能是遗落了某字，役钱凡百余万。因为役用在此处数人头有些文理不通。不过这无非是一家之言，我可不敢随便找个资料就出来喷人。

至于剑桥史由于史料采取的问题写中国史出错的那更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

这位反封建斗士勇敢的迈出了抨击千古帝王李世民的第一步，然后没迈出去半步啪嗒摔进了迷信古代史学家的大坑里。这思想上的反封建未免过于不彻底，打炮开小差的太快。

现代人到底应该怎么看历史？

反正不管怎么看，肯定不是文言文不懂，专业史不摸，现代学者的研究校勘资料不看，跳出来拿着反封建大棒打人。这样的研究方式，哪怕大方向对了，论据错的一塌糊涂，也只能被方家当成跳大神的。

@菜头会飞 阁下宋史唐史当代史处处侃侃而谈，处处断章取义，处处以情绪大棒砸人，亮屁股反封建，莫非觉得自己的屁股很好看么？还是敬谢不敏了。您以后最好少掺和任何中国史的讨论，回到欧洲史小圈子里面挺好的，省的连带着其他人的名声都被你连累了。

记得以前有个段子，挺好玩的，

两个国家的领导

一个是烟酒不离手的死胖子，跟各种女人都有风流的传闻，甚至有传闻，他跟自己老婆呆了许多年，才发现自己没领证，死渣男···

一个是烟酒不沾的瘦子，几十年来只有一个女人陪着他，而他并不是渣男，因为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自己伟大的祖国。

第一个领导人，是英国首相丘吉尔，

下面在这位，则是纳粹德国的元首希特勒···

对于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说，

只要你把国家搞好了，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

但如果你没把国家搞好，什么问题都会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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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zhi-dao-78 网友的相关建议: 
      

本来只是一时脑洞，看多了评论还是蛮感慨的，唐太宗未必完美，一生未必没犯过错，但玄武门事变绝对没做错，他做的又正确又高效，最大效率最小牺牲的完成了流血政变。玄武门事变最大的错误源头只在李渊，后人激进一点的如朱元璋直接不认李渊是开国皇帝只祭李世民，即使是最酸腐的书生如司马光朱熹之类，也觉得本不该立建成。我觉得不能苛求李建成坚辞不受违抗父亲，但是李渊认不清形势，又要享福不肯受累，又恋栈权位不肯退，才是极大的错误，导致了儿子们的分崩离析和死亡。当其时的中国需要的是玄武门成功的唐太宗，而不是忠臣孝子英年早逝的秦王殿下。

另外，关于改史，当然，本人的态度和逻辑都不得不对此嗤之以鼻。不过转念想想，另一方面有点豁然开朗，老实说，如果是我的话，李建成应该被乱箭射死，甚至脏活什么的完全可以由尉迟恭之类的人干，愿意为他效死命的人不在少数——这都用不着改史，可以直接就这么发生。不过李世民没有这么做，他选择自己亲手杀了太子、兄长，杀光了嫡系的侄子，亲自逼父退位，以绝臣子后顾之忧，我想他对这件事是不后悔的。

以下是原回答：

如果岳飞带兵返回临安，宰了完颜构，建立大穆朝，北上灭金复我汉室疆土，抚平四夷打得什么吐蕃西夏大理通通归顺，打散蒙古，成吉思汗等纷纷来朝，二十年后，国家政治昌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谁会在乎所谓反叛、篡逆？谁不说声完颜构死得好？千年之后，现代人或许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开始解构剖析，完颜构是不是没那么没用、岳皇帝有什么“污点”……总之不会像现在一样，岳飞留得忠君爱国的名声，提起来不过哭一把、哀叹、惋惜一把，如果，如果可以直捣黄龙呢？如果……中华历史上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大唐盛世，也许今天我们也可以赞美秦王破阵乐乃成绝唱，一辈子忠君爱国征伐天下，虎牢关战役千古流芳，可惜却年纪轻轻不慎暴毙……秦王死而天策府散，尉迟恭因xx入罪坐牢，众将或解甲归田或得罪勋贵而入罪，或明哲保身平淡无奇，房杜终身为刀笔吏，无所作为，李靖南征途中因贻误军机为上所杀……武德十年突厥入寇，太子主张迁都，于是唐国迁都，武德十四年，突厥再度入寇，李渊赏勋贵后宫外戚者多，薄恩于功臣，以至于无可用之人，于是唐割地赔款，武德二十年，李渊驾崩，李建成即位，五十多岁的皇帝既无心也无力北伐/治理国家，没过几年也驾崩了，至于唐能撑几世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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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fly06 网友的相关建议: 
      

这个问题下面有一个回复，对于人“功”的概念需要解释下，发现一些网友的解释不够准确。

唐初对于徭役，有非常精确的计量，根据吴树国先生发表在2007年5月《求是学刊》上的《试论唐前期“支度国用”中的杂徭》，我简单科普下唐朝对于徭役计量单位与计量：

1、计量单位：（单功）：即现代的一日功，1人天的意思

唐代统计服役的人功和计庸是白天的十二小时,《唐律疏议》：“计功庸者, 从朝至暮”，《唐律疏议》又举例称:“ 计庸多者, 假若役二人, 从朝至午, 为一日功;或役六人, 经一辰, 亦为一日功。纵使一时役多人, 或役一人经多日, 皆须并时率之” ( P122) 。

2、料功：统计人功
《唐律疏议》称:“ 修城郭, 筑堤防, 兴起人功, 有所营造, 依营缮令:`计人功多少, 申尚书省听报, 始合役功”。上报时需要计人功多少, 这被称为“ 料功” 。“ 料” , 《说文》:“ 料, 量也” 。在文献《武周圣历元年( 698 年) 前官史玄政牒为四角官萄已役未役人夫及车牛事》中, 对官园葡萄的抽枝、覆盖、踏浆、整枝、埋柱等劳作料功为“总料得夫玖拾陆人, 人各役单功, 各合伍日”。

3、功（工）：人功合计
《旧唐书.张玄素传》，记录其看过隋朝建造宫殿的场景：“臣又尝见隋室造殿……，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仍数百人另赍铁毂以随之，终日不过进三二十里，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功，则余费又过于此”。即运输一根木柱，需2000人运送，另有数百人跟随，人功合计数十万（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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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工”的概念，对李世民修建襄城宫的工程量就清楚了，

据《唐会要》卷30记载：（贞观）十四年（640）八月五日，营襄城宫。初，太宗将幸洛阳，遣将作大匠阎立德，访可清暑之地，以建离宫。遂于汝州西山，前临汝水，傍通广城泽，以置宫焉。役工一百九十万，杂费称是。

这就说明整个工程共役工一百九十万，即190万人天，修襄城宫约半年，推断可知大约是1万人共半年的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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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不仅有尚武精神，想要开疆拓土，让自己的王朝威名远播的帝王，而且他还是一个在尚武的同时，又能做到体恤民情，安抚人心，提倡休养生息的帝王，这样的皇帝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时代中实在是太少见了，所以说即使唐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有弑兄逼父的污点，也丝毫不影响这个人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比如说唐太宗李世民在下令征讨东突厥的时期，就两次下令天下“收骸骨”，这就是一种人文关怀，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中国古代大多数朝代中，统治阶级往往不会将庶民（贱民）当成一个人来看，而只会把他们看做一群在太平时期为朝廷提供赋税，在战争年代为代表“正义之师”的朝廷官军做炮灰的奴隶而已，于是乎许多被朝廷拉去当壮丁的青年男子，往往都已经战死沙场了，甚至他的尸体已经变成了一堆完全风干的白骨，然而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以及兄弟姐妹都还在家徒四壁的生活环境中翘首期盼他们的儿子、丈夫、父亲，兄长、弟弟能够尽早回家，这就是晚唐诗人陈陶在《陇西行》中所说的“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也是大唐诗圣杜甫在《兵车行》中所说的“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而唐太宗李世民这个人在效仿秦皇汉武那样开疆拓土的同时，却可以意识到这样的战争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痛苦，甚至他自己也是感同身受的，虽然“收骸骨”并不能完全抹平那些失去亲人的百姓心中的伤痛，但是这么做至少不会让他们再这样漫无目的的等待下去，至少能让他们懂得“逝者已去，生者珍重”的道理，所以唐太宗李世民这个人当然可以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了。

再比如说，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期又下令以重金向外族手中赎回大量在隋朝末年流亡漠北的中原汉族人，让他们得以回家与自己的家人团聚，同时唐太宗李世民还下令禁止民间私自贩卖人口，并且为了杜绝这样的现象，而拿出了一些钱来资助贫者，同时，唐太宗李世民还下令释放隋朝后宫中的数万宫女，让她们得以返乡，并且自由组建自己的小家庭。请问这种对人民群众的关怀，封建帝制时代的统治者中有几个做得到呢？比如说那位曾经屠杀过数千稽胡的隐太子李建成，他能像唐太宗李世民这样在开疆拓土的同时，又做到体恤民情，安抚民心吗？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个人非常反感那种为了洗白隋炀帝杨广这个暴殄天物，罪孽深重的千古第一暴君，而去故意抹黑唐太宗李世民的人，甚至可以厚颜无耻的说什么，大唐的“贞观之治”是隋炀帝杨广为唐太宗李世民留下的基础！杨广吹们就不能要点脸吗？要知道隋炀帝杨广的残暴统治差点导致第二次“神州陆沈”，更是让数以万计的中原汉族人，被迫背井离乡，逃亡到突厥去，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以后，为了给国内的众多无人区增加人口，甚至只能允许草原民族内迁，就这样的隋炀帝杨广，杨广吹们还好意思说什么他给大唐留下了什么基础？？这不就是典型的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因为古代的史官在记载史书的时候，往往是以帝王将相为主的，所以众多的人民往往被史官，以及后世的读者忽略掉了，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中，像你我他这样的庶民才是大多数人，这些人的数量可以多达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虽然这些人往往被史官和众多读者忽略，但是他们也在那个“英雄铁马金戈”的时代中真实的存在过，他们也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也都扮演着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儿子、女儿、孙子、孙女的角色，他们也都有喜怒哀乐，也都能感受到痛苦，然而统治阶级每个决策都是可以改变数以万计这样的庶民的人生轨迹的，比如说隋炀帝杨广的残暴统治就不知道导致多少像你我他这样的庶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甚至背井离乡，流亡到其他地区，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更何况到了明清时期，各种文学作品也越来越通俗化，越来越亲民，于是这些故事自然被更多人知道，而像唐太宗李世民，以及汉昭烈帝刘备、蜀汉丞相诸葛亮这种可以做到体恤民情的帝王将相，自然可以得到更多人民的好感了。正因为如此，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即使发动过一次宫廷政变，杀死了自己的兄弟，逼退了自己的父亲，但是因为他是一位在开疆拓土的同时，又能做到体恤民情的皇帝，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封建帝制时代的众多统治者中，少有的可以展现人性的光辉的统治者，而像隋炀帝杨广这种凶狠残暴、草菅人命的统治者，虽然他也像唐太宗李世民一样，发动过一次类似的宫廷政变，但是他注定就是要遗臭万年的，并不是某些人进行所谓的“洗白”、“翻案”就可以改变的。

〖（大唐贞观二年即公元628年春）二月丙戌，靺鞨内属。三月戊申朔，日有蚀之。丁卯，遣御史大夫杜淹巡关内诸州。出御府金宝，赎男女自卖者还其父母。庚午，大赦天下。夏四月己卯，诏骸骨暴露者，令所在埋瘗。……（九月）丁未，谓侍臣曰：“妇人幽闭深宫，情实可愍。隋氏末年， 求采无已，至于离宫别馆，非幸御之所，多聚宫人，皆竭人财力，朕所不取。且洒扫之余，更何所用？今将出之，任求伉俪，非独以惜费，亦人得各遂其性。”于是遣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杜正伦等，于掖庭宫西门简出之。……（大唐贞观三年即公元629年冬十二月）是岁，户部奏言：“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大唐贞观四年即公元630年秋）九月庚午，令收瘗长城之南骸骨，仍令致祭。……（大唐贞观五年即公元631年）夏四月壬辰，代王（李）简薨。以金帛购中国人因隋乱没突厥者男女八万人，尽还其家属。〗――刘昫《旧唐书•唐太宗李世民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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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玄武门相对于李世民的功业就是个p大的事，他起码没杀自己老子。史官里面，司马光算是相当恪守儒家伦理乃至迂腐了的吧？看看他是怎么评价的：

臣光曰：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李建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己，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

翻译一下大白话就是，按礼应该立长子，但李唐的天下都是李世民的功劳，太子平庸，因此和李世民无法相容。如果李渊有周文王的英明（周文王没有立长子而立了次子，即武王），李建成有吴太伯的贤德（吴太伯让位给弟弟），李世民有子臧的操守（子臧让国），就不会发生政变。就算不行，也应该后发制人，李世民发动政变，给唐代后代子孙开了个不好的先例。

就算是司马光这样的大儒，对这事的批判也就到这里了，他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法是李渊直接立李世民或者李建成让位。你还觉得其他人会怎么说？另外《资治通鉴》本身就是给帝王作为教材的书，司马光的议论乃至对史料的选取都有他自己的政治倾向在里面，以他的评论，很明显他觉得以后发生这种情况，皇帝就该直接立次子算了……

话说我真不记得中国古代有一个污点掩盖功绩的人，除非这个污点本身把功绩给毁掉了，或者所谓的“功绩”来自于后人的脑补。就算唐明皇这样把自己缔造的盛世亲手毁掉的帝王，评价他的时候也要提一下开元盛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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