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们是如何写作的？ 第1页

陈忠实自述人生路：

我生长在一个世代农耕的家庭，听说我的一位老爷（父亲的爷爷）曾经是私塾先生，而父亲已经是一个纯粹的农民，是村子里头为数不多的几个能打算盘也能提起毛笔写字的农民。

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入学，直到1962年高中毕业回乡，之后作过乡村学校的民办教师、乡（公社）和区的干部，整整十六年。我对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有些了解，是这段生活给予我的。

直到1978年秋天，我调入西安郊区文化馆。我再三地审视自己判断自己，还是决定离开基层行政部门转入文化单位，去读书去反省以便皈依文学。1982年冬天，我调到省作协专业创作组。

在取得对时间的完全支配权之后，我几乎同时决定，干脆归老家，彻底清静下来， 去读书，去回嚼二十年里在乡村基层工作的生活积蓄，去写属于自己的小说。我的经历大致如此。

我在小学阶段没有接触过文学作品，尚不知世有“作家”和“小说”。上初中时我阅读的头一本小说是《三里湾》，这也是我平生阅读的第一本小说。

赵树理对我来说是陌生的，而三里湾的农民和农村生活对我来说却是再熟识不过的。这本书把我有关农村的生活记忆复活了，也是我第一次验证了自己关于乡村关于农民的印象和体验，如同看到自己和熟识的乡邻旧生活的照片。

这种复活和验证在幼稚的心灵引起的惊讶、欣喜和浮动是带有本性的。我随之把赵树理已经出版的小说全部借来阅读了。

这时候的赵树理在我心目中已经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我人生历程中所发生的第一次崇拜就在这时候，他是赵树理。

也就在阅读赵树理小说的浓厚兴趣里， 我写下了平生的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是在初中二年级的一次自选题作文课上写下的。

我这一生的全部有幸和不幸，就是从阅读《三里湾》和这篇小说的写作开 始的。

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我的兴趣就不仅仅局限于验证自己的生活印象了。一本本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我眼前展开了一幅幅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画卷……

所有这些震撼人心的书籍，使我的眼睛摆脱开家乡灞河川道那条狭窄的天地，了解到在这小小的黄土高原的夹缝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我的精神里似乎注入了一种强烈的激素，跃跃欲成一番事业了。

父亲自幼对我的教诲，比如说人要忠诚老实啦，人要本分啦，勤俭啦，就不再具有权威的力量。我尊重人的这些美德的规范，却更崇尚一种义无反顾的进取精神，一种为事业、为理想而奋斗的坚忍不拔和无所畏惧的品质。

父亲对我的要求很实际，要我念点书，识得字儿，算个数儿不叫人哄了就行了，他劝我做个农民，回乡种庄稼，他觉得由我来继续以农为本的农业是最合适的。

开始我听信的话，后来就觉得可笑了，让我挖一辈子土粪而只求得一碗饱饭， 我的一生的年华就算虚度了。

我不能过像阿尔青（保尔的哥哥）那样只求温饱而无理想追求的猪一样的生活。大约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想搞文学创作的理想就基本形成了。

而我面对的现实是：高考落第。

我们村子里第一个高中毕业生回乡当农民，很使一些供给孩子读书的人心里绽了劲儿。我的压力又添了许多，成为一个念书无用的活标本。

回到乡间，除了当农民种庄稼，似乎别无选择。在这种别无选择的状况下，我选择了一条文学创作的路，这实际上无异于冒险。

我阅读过中外一些作家成长 道路的文章，给我的总体感觉是，在文学上有重要建树的人当中，幸运儿比不幸的人要少得多。要想比常人多有建树，多有成就，首先要比常人付出多倍的劳动，要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甚至是痛苦的折磨。

有了这种从旁人身上得到的生活经验，我比较切实在确定了自己的道路，消除了过去太多的轻易获得成功的侥幸心理，这就是静下心来，努力自修，或者说自我奋斗。

我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程，自学四年，练习基本功，争取四年后发表第一篇作品，就算在“我的大学”领到毕业证了。结果呢？我经过两年的奋斗就发表作品了。

当然，我忍受过许多在我的孩子这一代人难以理解的艰难和痛苦，包括饥饿以及比鼓励要更多的嘲讽，甚至意料不到的折磨与打击。

为了避免太多的讽刺和嘲笑对我平白无故带来的心理上的伤害，我使自己的学习处于秘密状态，与一般不搞文学的人绝口不谈文学创作的事，每被问及， 只是淡然回避，或转移话题。即使的我父亲也不例外。

我很自信，又很自卑，几乎没有勇气拜访求教那些艺术家。像柳青这位我十分尊敬的作家，在他生前，我也一直没有勇气去拜访，尽管如我是他的崇拜者。

我在爱上文学的同时期，就知道了人类存在着天才的极大差别。这个天才搅和得我十分矛盾而又痛苦，每一次接到退稿信的第一反应，就是越来越清楚地确信自己属于非天才类型。

尤其想到刘绍棠戴着红领巾时就蜚声文坛的难以理解的事实，我甚至悲哀起来了。我用鲁迅先生“天才即勤奋”的哲理与自己头脑中那个威胁极大的天才的魔影相抗衡，而终于坚持不辍。

如果鲁迅先生不是欺骗，我愿意付出世界上最勤奋的人所能付出的全部苦心和苦力，以弥补先天的不足。

我发表的第一篇习作是散文《夜过流沙沟》，1965年初刊载于《西安晚报》副刊上。第一篇作品的发表，首先使我从自卑的痛苦折磨中站立起来，自信第一次击败了自卑。

我仍然相信我不会成为大手笔，但作为追求，我第一次可以向社会发表我的哪怕是十分微不足道的声音了。

我确信契诃夫的话：“大狗小狗都要叫，就按上帝给它的嗓子叫好了。” 我不敢确信自己会是一个大“狗”，但起码是一个“狗”了！反正我开始叫了！

1965年我连续发表了五六篇散文，虽然明白离一个作家的距离仍然十分遥远，可是信心却无疑地更加坚定了。

1978年，中国文学艺术的冻土地带开始解冻了。经过了七灾八难，我总算在进入中年之际，有幸遇到了令人舒畅的文学艺术的春天。初做作家梦的时候，把作家的创作活动想象得很神圣，很神秘，也想象得很浪漫。

及至我也过起以创作为专业的生活以后，却体味到一种始料不及的情绪：寂寞。长年累月忍受这种寂寞。有时甚至想，当初怎么就死心塌地地选择了这种职业？而现在又别无选择的余地了。

忍受寂寞吧！只能忍受，不忍受将会前功尽弃，一事无成。忍受就是与自身的懒怠作斗争，一次一次狠下心把诱惑人的美事排开。

当然，寂寞并不是永久不散的阴霾，它不断地会被撕破或冲散，完成一部新作之后的欢欣，会使备受寂寞的心得到最恰当的慰藉，似乎再多的寂寞也不算得什么了。

尤其是在生活中受到冲击，有了颇以为新鲜的理解，感受到一种生活的哲理的时候，强烈的不可压抑的要求表现的欲 念，就会把以前曾经忍受过的痛苦和寂寞全部忘记，心中洋溢着一种热情：坐下来，赶紧写……

小屋里就我一个人。稿纸摊开了，我正在写作中的那部小说里的人物，幽灵似地飘忽而至，拥进房间。我可以看见他们熟悉的面孔，发现她今天换了一件新衣，发式也变了，可以闻到他身上那股刺鼻的旱烟味儿。

我和他们亲密无间，情同手足。他们向我诉叙自己的不幸和有幸，欢乐和悲哀，得意和挫折，笑啊哭啊唱啊。我的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是一个想象中的世界。

这个世界具有现实世界里我所见过的一切，然而又与现实世界完全绝缘。我进入这个世界里，就把现实世界的一切忘记了，一切都不复存在，四季不分，宠辱皆忘了。

我和我的世界里的人物在一起，追踪他们的脚步，倾听他们的诉说，分离他们的欢乐，甚至为他们的痛心而伤心落泪。这是使人忘却自己的一个奇妙的世界。

这个世界只能容纳我和他们，而容不得现实世界里的任何人插足。一旦某一位熟人或生人走进来，他们全都惊慌地逃匿起来，影星儿不见了。直到来人离去，他们复又围来，甚至抱怨我和他聊得太久了，我也急得什么似的……

我在进入44岁这一年时很清晰地听到了生命的警钟。我突然强烈地意识到50岁这年龄大关的恐惧，如果我只能写写发发那些中短篇，到死时肯定连一本可以当枕头的书也没有，50岁以后的日子不敢想象将怎么过。

恰在此时由《蓝袍先生》的写作而引发的关于这个民族命运的大命题的思考日趋激烈，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创作理想，必须充分地利用和珍惜50岁前这五六年的黄金般的生命区段，把这个大命题的思考完成，而且必须在艺术上大跨度地超越自己。

当我在草拟本上写 下《白鹿原》的第一行字的时候，整个心里感觉已经进入我的父辈爷辈老老老老爷辈生活过的这座古塬的沉重的历史烟云之中了。

这是1988年4月1日。在我即将跨上50岁的这一年的冬天，也就是1991年的深冬，《白鹿原》上三代人的生的欢乐和死的悲凉都进入最后的归宿。我这四年里穿行过古塬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的烟云，终于要回到现实的我了。

我是如何走上文学之路的：

1957年，我读初中二年级，在语文老师车老师的自选题目作文课上，写了平生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时年15岁。之后的某天早晨上早操时，车老师到操场上来找我，示意我跟他走。

我心里忐忑不安，会不会哪儿出了错，被领去训斥？尚未走出操场，车老师的一只手搭在我的臂膀上，这个亲昵动作且不说让我受宠若惊到有些慌乱，倒是瞬间化解了犯错受训斥的顾虑。车老师不说话，领着我走进语文教研室。

刚刚踏进教研室，看见四五位老师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突然听到他们接连说出三个怪里怪气的人名，顿时爆发出哄堂大笑——我顿时被吓得蒙住了。引发他们哄笑的三个人名，是《桃园风波》里几个人物的绰号。

我那时刚刚读过赵树理的几部小说，他的小说里的人物都有一个别致的绰号。正热衷到崇拜赵树理的我，很自然地也为自己小说里的人物起了绰号。能引发几位老师的开怀大笑，可见那几个绰号还有点意思吧——这是我事后的估计，当时却愣着站在教研室里动也不敢动了。车老师随即把我叫到他的办公桌前。

车老师告诉我，西安市要搞一次中学生作文比赛，要求每个学校推荐两篇作文，一篇记叙文，一篇议论文，本校语文教研室已选定《桃园风波》作为记叙文参赛。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令人振奋的事，姑且不赘。

说完这话，当我准备离开之际，车老师又接着说，他想把《桃园风波》投寄给《延河》，我又是发蒙。车老师料知我对此举的无知，当即解释说，《延河》是省里办的文学刊物，发表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

我听得似懂非懂。车老师又说，你的钢笔字不大行，我另用稿纸抄一份寄去。我当时尚不会说感谢之类的话，依旧站着。车老师用稍低的声音又对我说，要是能刊登，会有稿费的……

我第一次听说写小说能挣钱，后来想到，车老师最后说的“会给稿费”，大约不是诱惑，而是出于怜悯。我到城里读中学的两年里，一日三餐吃的是开水泡馍，相伴的是咸菜，绝大多数时月里，用开水泡的是死硬死硬的苞谷面馍……

如若车老师说的话能落实，我就可以吃上白馍了。尽管此事再无下文，我却记住了《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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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河杂志》早期期刊

1959年春，读到初中最后一学期，我已转学到离家稍近的一所中学，从学校阅报亭的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即将在《延河》连载。

我此时已经知道陕西包括柳青在内的几位大作家，却没有读过他的作品。随之到学校附近的邮局探问是否有《延河》零售，得到肯定答复。我便把家里给的买咸菜的两毛钱存在口袋里，后来便买了那期《延河》。

第一次发表的是《稻地风波》中的《题叙》，一读便入迷了。之后每月盼到《延河》在邮局首发的日子，我便买回一本，迫不及待地在宿舍阅读起来。

我的崇拜不知不觉间从赵树理转移到柳青，且不说这两位作家作品的各自优长，单是《稻地风波》对关中生活语言艺术升华的魅力，就令我倾倒入迷了。

我也是从《延河》的版权页上得知，这是陕西作家协会所办的文学刊物，编辑部在西安建国路。随之在《延河》上读到杜鹏程、王汶石的小说。我对柳、杜、王等令我崇拜的大作家坐镇的陕西作家协会，也有了神秘亦神圣的文学圣地的感知。

再次和陕西作家协会发生关系，已经是1973年初了。文友徐剑铭给我写信，告知一条重大新闻，“文革”中被砸烂的省作家协会开始恢复工作，改称为“文艺创作研究室”，坐镇的仍然是获得“解放”的柳、杜、王等老作家和老编辑。

要出版的文学刊物《陕西文艺》实则是《延河》的代称——《延河》作为“封资修”的标本不许再用。刚刚开过一个以工农兵业余作者为主体的会议，编辑们向与会作者约稿，徐剑铭在应诺写稿之后，向主持人推荐了我，随后又把我的散文《水库情深》送给《陕西文艺》的编辑。

我很感动徐剑铭的推荐。不久就接到署名路萌的来信，内附《水库情深》用红色钢笔修改多处的稿子。此稿发表在《陕西文艺》试刊的第一期。手里捧着印有我的习作和名字的《陕西文艺》，兴奋之情无以言表……

想来颇有趣，两次投稿，均非我本人为之，一次是我的语文教师车老师，一次是文友徐剑铭，真可谓是良师益友。

第一次走进作家协会的大门，约略是1973年的春末。我借在郊区党校参加一个学习班的时间，写成一篇万余字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投寄给《陕西文艺》，不久便接到电话，对《接班以后》基本肯定，还有一些需要修改的意见。

我便利用到城里开会的机会，第一次踏进作家协会的大门——不过不是原本的陕西作家协会的大门，而是陕西戏剧家协会的大门；刚设置不久的陕西文艺创作研究室，被安排到陕西剧院里办公。

在我意识里没有差别，见到《陕西文艺》的编辑，就算进了陕西作协的门了。记得当时给我修改意见的是路萌，随之又见到了董得理，肯定地告诉我，将在第三期《陕西文艺》刊出……这是我生平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此后，已经记不得哪年哪月，我再到《陕西文艺》编辑部去说什么时，老董拿出刊有我《接班以后》的刊物。小说的第一节有不少修改的字迹，老董让我一处一处看过，最后才神秘地对我说，这是柳青改的。

说他和编辑部的人去看望病中的柳青，带去了新出的《陕西文艺》。随之又得到柳青修改的文本，我在那一刻有点迷茫，这是意料不及的惊喜所发生的反应，须知我自初中三年级读《创业史》起直到那个时候，在我心里如大山一样崇拜着柳青，却没有单独拜见的机缘。

看着柳青对《接班以后》第一节的多处修改字迹，那种崇敬的心理又注入一种亲近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