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种姓制度,实际上萨珊帝国在其后期、印度教地区在10世纪以后,种姓制度的影响都是式微的。
萨珊帝国统治下主要人口约一半是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闪语群体,波斯语群体里反对种姓制度的犹太教是官方认可的第二国教,民间还有强大的基督教系宗教(叙利亚教会、摩尼教等)反种姓势力。
萨珊前中期虽然有种姓制度,但是只有皇室附庸者中波斯语祆教群体承认种姓的社会秩序,宗教里只有祆教琐罗亚斯德派因为在早中期被特别规定为国教祆教的官方形式所以默认种姓制度,种姓制度也没有得到政治以外的宗教背书。
并且到了萨珊后期,因为对罗马叙利亚省用兵持续不利,萨珊内部阶层矛盾爆发,皇室内部都开始出现反种姓制度的力量,反种姓制度的马斯达克斯派等多个新派别挑战琐罗亚斯德派的力量。
虽然马斯达克斯派在东方的起义失败了,但是种姓制度和琐罗亚斯德派也受到了打击。
萨珊被早期哈里发国攻灭之前,最后几位萨珊皇帝都已经不信琐罗亚斯德派,信与马斯达克斯教义类似的帝国西部新兴的更加一元一神论的派别,这些新兴派别在教义上与犹太教达成联盟,反对种姓制度。
结果正是因为这些新兴派别发展时间太短,根基尚不稳,某种程度上理念又与伊斯兰教部分相似,在萨珊帝国被哈里发国攻灭的情况下,反而促进了后来祆教贵族接受伊斯兰教。
而印度教地区在10世纪以后,种姓制度的影响也已经式微,在拉贾斯坦以外的广泛地区,首陀罗阶层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地方的地主位置,这些地方原来的婆罗门、刹帝利反而沦为乞丐、佃农。拉贾斯坦地区和几个大城市里刹帝利仍然占据主要的领主地位,但是其上面也已经被穆斯林入侵者压住。
南印度则直接建立了几个由首陀罗种姓家族统治的王朝,其王室拒绝转为刹帝利,坚持保持首陀罗种姓。
同时在宗教上吠檀多、虔敬派运动此起彼伏,反种姓运动声势浩大,只剩下特定职业的达利特贱民阶层仍然是被社会隔离的状态。
印度教在南亚相对于伊斯兰教始终占有优势的关键因素还是恒河流域和南印度地区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少数入侵的穆斯林统治者难以同化大部分印度教人口。种姓制度与主流人口宗教派别变化的相关性很小。
而在东南亚,种姓制度则在高棉和爪哇持续到14世纪,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伊斯兰教传入后对印度教的压倒性优势。不过从巴厘的例子来看,爪哇的伊斯兰化主要因素也是因为人口基数足够大的苏门答腊穆斯林国家对爪哇的征服,而在高棉和缅甸,本地与印度教共存的南传佛教在获得王室支持后取代印度教占据了优势,完全依靠商人传教的伊斯兰教在高棉和缅甸没能出现大的发展,并在占城变成了婆尼穆斯林这样特殊的形式。
假如严格遵守古兰经等教义,伊斯兰的同化吸取是存在一个阈值的,也就是到了一定人口比例,就会停止融合,历史上就是如此,伊斯兰的帝国尤其明显。
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是教义规定可以朝异教徒多征税。
有趣的是,开始“可以朝异教徒多征税”的目的可能是诱导被征服者改信的:
想想看,你开始传教,信仰人口基数足够大的时候,就可以组建军队四处征讨了,有更多的人口更多的领土;
但是同时也会拥有越来越多的异教徒百姓,他们和你面和心不和,你要是刀架在脖子上让人家改信,这费力不讨好,人家怒了可能逃亡可能造反,逃亡这地方怎么收粮收钱?造反就不需要很高代价去扑灭吗?羊肉没吃到反而惹一身骚;
况且人口最大的价值就是劳动力,你杀了他谁给你干活;
那不如从经济下手:你可以信仰自由,但非穆斯林多缴税。
你信耶稣信印度教你多缴税,你改信伊斯兰,你就享受同宗国民待遇少交钱了,那肯定很多地区和部落就整个整个的改信伊斯兰呗。
这是以和平和经济的模式同化被征服者。
开始阶段,这个政策很好,统治者不需要用暴力手段伤害征服地人力与经济系统,却既拿到了很多钱,又慢慢转化了越来越多的被征服者成为自己的同宗臣民,帝国如同滚雪球一般壮大,凝聚力还会很好——因为敌人都是异教徒嘛。
但是中后期就变味了:假如君主把所有征服地居民全变穆斯林的话,立刻税收就下降一截,这不太好吧?
奥斯曼帝国就特逗,刚开始是各种诱导乃至强迫被征服者信教,到了中后期,开始拒绝领土内基督徒转信,因为一块基督徒的地区,可以多征税的,你转信了就收不了那么多钱了。
已经是个大帝国了,不缺兵、不缺领土,就缺税!能多交税的哪能放过你?!
因此历史上,伊斯兰教创立的帝国,对其他宗教“保护”得倒不错,令人惊诧的“信仰自由”,治下总有一大批人或者各种民族可以不信伊斯兰,原因就是上面那个,要多收税的。
所以这个问题答案呼之欲出了吧?波斯是核心区域,是帝国的发动机,必须全信仰化;征服更多领土那叫钱袋子,必须利益最大化,多收税;这其实就是一个阶级差,对吧?
而人家印度已经用种姓制度把阶级差给你大爷做好了,傻子让他们改信啊。改信一部分成为上等人,足够统治其他人就欧了,就像雅利安人做的那样。
识字率
明代:
明朝对社学的入学年龄规定:“民间幼童十五以下者。”即15岁以下的孩子都可参加,入学时也不需要考试,招生数额也没有限制,凡是愿意读书的,都可以来参加。
《明史·杨继宗传》中记载了这么一句话,即:“成化初,用王翱荐,擢嘉兴知府.......大兴社学,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
明代小说出版业繁荣,有大量的人购买这种休闲通俗读物。
传教士记载:利玛窦等合法传教士的著作,他们不约而同地记载道:他们惊讶地发现明国老百姓识字率很高(而那个时候他们使用二十多个拉丁字母的西班牙葡萄牙母国的识字率可能还不如用几千个汉字的大明),并且把识字率高的原因归功于两点:1.中国人特别注重文化教育2.中国各地方言差异大,要互相理解必须靠文字作为桥梁。
清当局:
第一,生员不得言事;
第二,不得立盟结社;
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第四,大兴文字狱
第五,篡改历史文献
第六,禁毁和篡改汉语著作
通过以上手段,经过两百年黑暗统治中国人识字率终于达到历史最低的 1% (清当局学部在1909年的统计,当时中国人的识字率不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