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一批西方学者致力于解构西方的意识形态霸权？ 第1页

你以为他们是针对整个西方，其实他们只是为了针对政敌，革命和公平性价值观更容易吸引底层年轻人和任何年龄层的穷人加入自己的阵营，而这两种人如今在西方越来越多。

这些都是西方左派学者，而西方知识分子这样的批判态度，就是西方学术本身的内核。

因为西方知识分子本来是从教士之中独立出来的阶层，这个阶层本来就是对于世俗持有批判态度。朱利安·班达有个说法，他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这样的

无产者、资产者、国王、大臣、政治领袖，人类中的这些阶层，我称之为‘世俗中人’。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追求、获取实利，物质利益，但是还存在着本质上与此不同的另一类。这类人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前者的审视。我称此类人为‘clerc’。这个词表明，这些人的活动，从本质上不追求实用目的，这类人的快乐在于艺术、科学、形而上学的沉思，在于占有非物质的事物。从而，他们的基本态度是‘我的王国不在此世

这个clerc，指的是神职人员，这是一个非常古典的说法。

在西方学术有一个现象，就是马克思批判的，都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侏儒。思想上往往非常激进，但是行动上却是非常保守。当然也有很多左派学者，行动也非常激进。

只不过由于对象不同，人们就会感觉到奇怪，要知道当年批判基督教的知识分子，也是相当激进的一批人，以至于海涅说康德在哲学上做了罗伯斯皮尔，把上帝的头颅砍掉了。

雷蒙阿隆对于知识分子有个说法，他认为

一切教义、一切政党，无论是传统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民主的，民族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都始终有它自己的颂扬者和思想家，在任何一个阵营里，知识分子都是把意见或利益转化为某种理论的人。依其定义，知识分子并不只满足于活着，他们还要对自己，对存在进行思索

就是你信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真诚地信仰，而不是为了趋炎附势，为了某种利益才信。当然上述的说法，太过于形而上了，这给知识分子提供了过多的“魅”。但是的确那里，还保留某种与世俗的独立性。但是知识分子因为自己的理论，导致一系列问题，这也是无可置疑的。比如说海德格尔跟纳粹勾勾搭搭，萨特为苏联辩护等等。

但是我们要看的是，这到底是他为了某种利益导致的错误，还是为了自己的理论导致的错误。前者是一种机会主义态度，后者无论如何，还是有某种合理性。前者是坏，后面只能说是蠢

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西方社会的宽容态度。

我们要看到，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往往对于极权国家有着一种亲和力，这为什么呢？就是从理论上导出。他们只是看到了资本主义有很多问题，于是他们就会觉得，另一个世界看起来比资本主义好多了，但是只有活在这样的国家才知道，谁才是可欲。

以萨特为例，

萨特有一段时间曾经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中国，有希望给人类带来自由。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却会剥夺人的自由。所以他仍然是把人的自由解放、人道当作政治上取舍的首要因素。要知道，在西方，反倒是左派以这些价值为诉求，法共的报纸叫《人道报》，左派的主要报纸叫《解放报》。

萨特虽然是反对斯大林主义，却认为斯大林主义并不能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两者可以分开处理。而实际上我们 知道，所谓的苏联的社会主义，正是斯大林主义的社会实践。在这场争论中，加缪和阿隆的预见已被历史的事实所证明。但是萨特本人直到1956年都是一个忠实的同路人。梅洛·庞蒂批评他是一个“过分的布尔什维克”。批评他对苏联采取一种“敬仰式的态度”。

1954年，他去苏联访问，苏联对他的招待奉承无微不至，给萨特看了一切会给他正面印象的东西，以至萨特回来后为苏联大唱赞歌。1955年他也到了中国，依旧是好话一堆。尤其赞扬中国农村的集体化进程。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统治下极其残暴的罪行，让不少怀有美丽幻想的共产党人大吃一惊。随后就是东欧国家的民主化浪潮，直至苏军入侵匈牙利，残酷镇压了人民追求自由的行动。萨特在这些严酷的事实面前，表现得很勇敢，真正展现了他自己的坚定的自由知识分子立场。

他在《快报》上发表声明，宣布和一些赞同入侵的人决裂。他说：“我怀着遗憾跟我的那些不肯揭露入侵匈牙利的苏联作家朋友彻底断绝关系。我们也不能再同一小撮官僚主义领导人保持友谊。如今，人们心中充满恐惧”。萨特对苏联的谴责，招致了法共的攻击谩骂。

1958年全民公投时，他反对投戴高乐的票，因为他担心戴高乐会利用全民赋予的权力，成为新的独裁者。他写了一篇题为“青蛙召唤国王”的文章，说：“请不要忘记这一点：戴高乐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一个立宪君主。这一点使问题含混不清，但是今天谁都不能再投赞成戴高乐的票，因为你们赞成的将是法西斯主义。我们不能指望通过把大权交给一个人的方式，来让国家走出衰弱”。他所担心的，是共和国的民主制度，会断送在强人手中。信赖强人，恰恰是个人自由遭剥夺的起点。

所以，他在1968年支持学生造反，就顺理成章了。他在电台采访中说：“青年学生不希望自己的前途和父辈的命运一样，也就是说跟我们的命运一样。这种命运证明我们是一群懦夫，因为逆来顺受和受封闭制度之害，而变得萎靡不振。对于不愿意进入这个体制的学生来说，反抗是唯一的出路。

萨特希望青年一代能生活在一个更开放、更自由的社会，而在他看来，法国的这个社会是一个庸俗的资产阶级社会。这种社会对青年人是压抑与禁锢的。其实我们知道，在法国的这种民主社会中，个人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是受到保护的。萨特对法国社会的判断，是从人的内在的精神生活出发，来判断社会的自由的品质，所以他的判断不是政治社会学的判断，而是一种哲学判断。

他对学生说：“你们行动最有意义的是，把想象和权力结合起来”。他评判青年说：“有一种东西从你们身上迸发出来，它让人震憾，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它推翻了制造当今社会的所有教条，我把这称为可能性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