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北宋的著名文人，除了范仲淹真正的全身心为国奉献，有一个算一个都有维护自己阶级或者党派利益的? 第1页

就拿苏轼来讲。

熙宁年间，苏轼在杭州当通判，恰逢杭州知州正好卸任，新官尚未上任，于是作为官阶仅此于知州的通判，苏轼代行知州的职责。

这时有一名号为九尾狐的官妓因为年老求脱籍从良，苏轼的判决是：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

而另一个名为周生的官妓，色艺为本州之最，听到别人顺利脱籍的消息后，也跑来乞求脱籍出嫁，而苏轼给的判词却是“慕周南之化，此意虽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

五日京兆”的典故出自《汉书 张敞传》，是讲西汉的京兆尹张敞，明知自己马上要去职，却仍在剩余几天的时间里运用权力，处死了对他的不敬的下属的史事。苏轼举这个典故来比拟自己暂代知州的情况。

而“慕周南之化”出自诗经《国风·周南》，主要歌颂男女相悦的爱情故事，苏轼的判词是说：

你那如同“周南”中那样美好的爱情故事让人嘉赏。但是,你走了那些爱慕你的人怎么办呢，所以打回状纸，不许你脱籍嫁人。

宋代的官妓，主要娱乐人群就是官员们，任务是为官员迎来送往，宴会，节假聚会提供服务。而苏轼和他的朋友们其实就是主要消费群体，不信你看：

《西湖游览志馀》记载，后来苏轼第二次到杭，成了地方一把手，于是每遇休假，就和友人们共游西湖，苏轼和士大夫们每人一舟，由几个妓女伺候着“任其所适”。先分散想干嘛就干嘛，到了约定好的时候才鸣锣集合，一起到附近的景点参观，每次都要玩到半夜才点烛才回城。

实际上宋代多次下诏令，官员只能在特殊的节假日，以及接送官员的公宴时召唤妓乐，平时连和妓女同坐都是违令。像苏轼那样轰轰烈烈的集体招妓狎玩，在别人来做就是违法，在他来做却是名士风流。不得不感慨果然人与人不一样。

如果还不觉得不够有说服力。再看。

对于变法，士大夫们抵抗得最激烈的内容之一是免役法，内容就是民家必须无条件的为官府（也就是为士大夫们服务）。士大夫们反抗的理由在苏轼给神宗的上书里说得很清楚：

士大夫离开家乡做官，就是图了点享乐的，废除了差役法，就没人免费为我们服务了，当官的都过得那么苦，这不是太平盛世景象。

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於四方者，用力之馀，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雕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

其实就算是范仲淹，很多时候也其实是避免不了阶级身份的。就看你怎么理解了。

庆历三年，一股强盗入侵高邮，知军（负责统领当地军队）晁仲约没有召集军队抓贼，反而向民间摊派，捐金银去贿赂强盗请求其换道。

事情暴露，连好脾气的宋仁宗都非常愤怒，欲将晁仲约治罪。

结果名臣范仲淹却力主免罪，软弱的宋仁宗就释放了晁仲约，以后一样官运亨通。

而范仲淹私下里也并不认为此人无罪，为他辩护的原因其实是出于士大夫们的私利考虑。

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轻坏之？他日手滑，恐吾辈亦未可保

所以没人能彻底超越阶级，那种完全无私的公正，，恐怕根本就不存在。

附：看评论区有人为范仲淹和晁仲约洗地，认为贿赂敌人不应该判死刑，那看看宋代军法怎么说："

《宋刑统 擅兴律》“告贼消息与间谍通”规定“....若化外人来为间谍，或传书信与化外人，并受知情容者，并绞”。也就是接受敌方书信，或者收留对方间谍，是要处以绞刑的。

晁仲约是 高邮知军，地方军政长官，这个职位有时也会由武臣来兼顾，《三朝北盟会编》卷145提到过，武臣知军在面对相同情况时，往往会选择战死。“时时有一二竭节死难，当横溃之冲者，皆武臣也”，而文臣知军则是“提兵勤王则溃散，防河拒险则遁逃”。

为何武臣知军要死战？恐怕是因为他们明白，他们没有晁仲约这么好运气，避战贿敌了都有范仲淹来说情，就连千年后都有人点头“范仲淹做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