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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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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知友在本题下给出自己的答案,认为苏修侵捷是所谓“尾巴摇狗”,即其实苏联在这场行动中是被波兰、民德两个卫星国推着走的。这个说法实际上很成问题。

首先,很明显,是波兰、民德依附于苏联,而不是苏联依附于波兰、民德。“多瑙河行动”最后关头,苏修下令德修不得派兵越过德国、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筹备良久的德修还不是乖乖从命。这就是它们之间关系最好的写照。所以,很难相信,苏修会听从波修、德修的指挥棒转。况且,当时反对苏修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当然南斯拉夫即便在跟苏联修复关系之后也是“不结盟”)、匈牙利(1968年7月以前)、阿尔巴尼亚(此时已跟苏修闹翻,但并未退出华约)等东欧国家(甚至连最紧跟苏联的保加利亚在1968年5月下旬以前对捷克斯洛伐克也没有敌意可言),论数量来说,比前者还为多。苏联为什么不听更多的国家,而唯独重视波修、德修呢?故此,应该作肯定相反的命题:没有苏修下决心,“多瑙河行动”根本是无法想象的。

那么,苏修是否单纯只是被波修、德修说服而组织华约展开行动呢?答案也是否定的。虽然勃列日涅夫本人长期对杜布切克持有好感,主张采取温和态度处置捷克斯洛伐克,但是苏修内部从一开始就有比勃列日涅夫更加强硬的派别。我们不妨来看下面两篇文章。

《“布拉格之春”的凋零》:

news.cntv.cn/2012/10/16

按照此文说法,KGB头头安德罗波夫、外交系统头头葛罗米科这两个很大程度上能左右苏联对外政策的大佬,在1968年7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就已经成了要求军事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强硬派。长期在苏联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以鸽派面目存在的柯西金,在强硬派的攻击下,也把捷克斯洛伐克定性为要走南斯拉夫、奥地利(永久中立国)道路,也即暗示杜布切克是纳吉。此时,唯有勃列日涅夫仍不同意进行军事干涉,并且决定跟杜布切克进行元首会谈,作最后的政治努力。

《1968年苏联干涉_布拉格之春_原因新论》:

doc88.com/p-68532107312

这篇文章比较强调波兰和民德助推苏联采取军事行动的作用,但也承认“苏联政治局才是捷克斯洛伐克命运的最终决定者”。而且,也提到安德罗波夫领导的KGB很早就开始向苏联最高层递交不全面的情报,以诱导苏联最高层决策军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换言之,KGB和安德罗波夫从一开始就已经是主战派,格列奇科领导的军部也支持强硬派。

由此可以看出,苏修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强硬派,并且在1968年7月下旬已经在最高层掌握了多数地位。勃列日涅夫不仅比起波兰的哥穆尔卡和民德的乌布里希来说是鸽派,甚至在苏修最高层内也是鸽派。因此,即便要说“尾巴摇狗”,这“尾巴”更多也该是安德罗波夫、葛罗米科而不是哥穆尔卡、乌布里希。实际上,勃列日涅夫在1968年更多的还只是“三驾马车中的首席”,尚不能在苏修最高层决策中“定于一尊”,所以在苏修最高层多数人倾向于军事入侵之后,他能做的事情也非常有限,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苏修最高首领勃列日涅夫的态度相对缓和,就认为苏修是被波修、德修推着走的。相反,苏修态度的变化直到最终决定入侵,主要是因为苏修内部强硬派的力量不断增强,最终主导了苏修最高层。在这个过程中,波修、德修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批判,跟罗修、匈修、南修等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维护一样,都只是作为外因间接地起作用罢了。


那么,波修、德修为什么如此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呢?是否因为“布拉格之春”搞得太右,让这些“健康力量”不满了呢?

或许,德修可能真的是想要捍卫老左路线、鸟笼经济。但是,波修显然并不如此。“布拉格之春”中捷修的《行动纲领》(1968年4月颁布)有关经济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实行新经济体制,主张对计划经济实行民主监督和专业监督,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可以自由竞争,实行企业领导民主化;成立工厂委员会,重新规定工会的作用;提倡生产和贸易组织搞多样化的结构,取消外贸垄断;农业实行完全的独立经营。】

这些在波兰,都是已经或者正在实施的“改革”内容。可以说,捷修在“经济改革”(=生产关系上的走资)方面,反而是在学波兰:

1956年哥穆尔卡上台后在企业内建立了工人委员会,实行了有限的“工人自治”(当然,从未达到南斯拉夫的水平)。初期,工人委员会有权同经理一起讨论决定工厂的计划、生产定额、工资等问题。不过随后就不断扩大经理的权限,缩小工人委员会的作用。1959年建立工人自治会议,由本厂各政治团体、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受厂党委第一书记领导。工人自治会议是工人委员会的领导机构。它限制后者的自主权,使工人委员会逐渐变成生产咨询机构。

(对应捷修《行动纲领》里所谓:主张对计划经济实行民主监督和专业监督;实行企业领导民主化;成立工厂委员会,重新规定工会的作用,等等。)

1966-1970年哥穆尔卡改革的主要原则
1、进一步削减中央计划中的指令性指标;
2、扩大联合公司的自主权;
3、把国家对经济单位(联合公司和企业)的投资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对中央的投资项目给予贷款;
4、对企业的固定资产实行付息制,按使用的固定资产净值的5%付息,准许企业出售多余的固定资产;
5、加强物资刺激,工厂基金的数额将取决于企业完成利润指标的情况;
6、放松国家对外贸的垄断,准许少数有条件的工厂进行外贸活动,并可从出口利润中提取1-5%的外汇作为该厂的出口资金和工厂基金。

哥穆尔卡最终下台后,盖莱克萧规曹随,还有进一步地改革:

1973年1月1日起,开始在化学工业和轻工业等部门的下属经济单位中试行综合性的新经济财政体制,亦称“大经济组织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试行新经济财政体制的单位,中央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指标仅限于下列三个方面:1、出口商品的销售值;2、国内市场上的商品供应额;3、投资的最高限额。联合公司等大经济组织在投资、工资、就业、定价等方面享有充分的自主权。新经济财政体制的基本原则是,把类似净产值的“增产值”作为确定企业工资基金的基础;把利润作为计算企业发展基金和领导干部奖励基金的基础。

(对应捷修《行动纲领》里所谓: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可以自由竞争;提倡生产和贸易组织搞多样化的结构,取消外贸垄断,等等。)

在农业方面,捷修小打小闹的“(集体农庄)完全的独立经营”更是无法跟波修从1956年开始的大砍合作社、大搞单干(最终波兰80%以上的土地和农户实行单干,直到波兰人民共和国灭亡)相提并论了。

因此,真正要害的方面不在于捷修经济上如何走资,因为捷修在这方面甚至还未能超过波修自己;而在于杜布切克为了击败诺沃提尼,而在政治上拉拢邪路派和体制外的反对派,搞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1968年4月捷修的《行动纲领》云:

关于党的领导体制和党内民主。认为一切权力由党的机构集中和垄断,只会削弱国家和社会机关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党的领导作用主要应该是集中人民的意志和反映社会的需要,为社会的发展提出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制定方针政策,并通过党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去贯彻实行;必须充分发挥和保障选举产生的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的权力,工作机关不能独揽大权;党政重大职务不能由一人兼任,防止权力过分集中 ,担任党内职务以4年为一届,不得超过两届;党员有权批评党的各级领导人。
关于国家政治体制和公民权利 。主张实行多元化政治体制,使各阶级、阶层和集团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阵线内都有自己的政治代表 ,在民族阵线内各政党都是平等的伙伴 ;实行责任内阁,政府对通过普选产生的议会负责;确保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保证公民迁居包括迁居国外的自由;制定新闻法,取消新闻、书刊、广播电视的检查制度;给一切受过迫害的人平反。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大多数内容都是波修在1956—1968年之间已经实行或曾经尝试过的内容。哥穆尔卡上台后,为了团结国内一切反动复辟力量清算贝鲁特留下来的革命力量,曾广泛地采取类似的措施来团结国内各反动势力特别是天主教教权势力,甚至不惜公开采取反犹措施。[1]但是,到了1960年代后期,形势发生了变化:1965年3月,华沙大学的两名研究生雅契克 · 库伦和卡勒尔 · 莫泽列夫斯基向华沙大学党支部递交了一封《给党的一封公开信》,鼓吹要以工人委员会为基础发动一场“真正的革命”,来实现基于工人自治的“自由”,可谓是日后团结工会的先声(团结工会早期也是打着“工人自治”旗号,其首领还跟南斯拉夫、托派、西方新左翼等接触,当然后来是被天主教教权派给操纵了)。1968年的反犹狂潮也无法遏止(倒不如说还助推了)波兰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并且很自然地转向了哥穆尔卡政权所不想看到的方向:反俄。1968年3月,哥穆尔卡当局以含有反俄内容为由禁止上演民族主义话剧《先人祭》,结果导致华沙、克拉科夫、波兹南等地学生纷纷上街散步抗议。曾经一度跟哥穆尔卡合作的天主教教权势力此时也不甘寂寞,开始跳出来反对哥穆尔卡,迫使哥穆尔卡再度收紧天主教政策。当然更重要的是,随着哥穆尔卡的改革进入“深水区”,物价上涨成了常态,而这又引起群众的频繁抗议。

在这种情况下,哥穆尔卡政权对杜布切克拉拢邪路派、体制外反对派从事党内权力斗争,当然就变得非常警惕了,生怕波修内部有什么人会起而效尤效法杜布切克拉拢邪路派、体制外反对派发动群众打倒自己。

德修的情况其实类似,面临着来自内(1960年代经济改革失败)外(联邦德国国力蒸蒸日上)的压力,自然也很警惕捷修的“改革”,乃至于杯弓蛇影。另一方面,德修还特别担心捷克斯洛伐克跟联邦德国发展关系,从而对其国家安全构成重大的威胁:捷克斯洛伐克跟联邦德国直接接壤,捷修《行动纲领》又提及“保证公民迁居包括迁居国外的自由”,万一事有不谐很可能跟OTL剧变后的匈牙利一样变成民德公民前往联邦德国的过境通道。


然而,正如我们上文所说,哥穆尔卡、乌布里希以及他们所领导的政权,归根结底是不能够指挥勃列日涅夫的,更谈不上指挥整个苏联当局了。

那么,苏联最高统治集团又是为什么始而支持杜布切克,而后又反对之呢?正如前述引用的《“布拉格之春”的凋零》所说的那样,捷修的前任头头诺沃提尼是赫鲁晓夫的密友,而赫鲁晓夫下台颇鸣不平,被苏修新统治集团视为是不听话的人物,所以,勃列日涅夫才对在苏联生活过很长时间的杜布切克推翻诺沃提尼乐见其成。

那么,苏修为什么不能容忍“布拉格之春”呢?

考虑到苏修之前也没有派兵干涉波修哥穆尔卡和匈修卡达尔的走资“改革”[2],显然,最主要的原因,也依然还是在政治方面,也就是说:苏修不能容忍杜布切克为了彻底打倒诺沃提尼而在苏修看来具有“反苏民族主义”立场的拉拢邪路派乃至于体制外的反对派。

上面引用的文章都提到,苏联强硬派为了促使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一再夸大了“布拉格之春”中“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面。不过,捷修邪路派确实也采取了行动,成功引起了苏修的注意。在这方面,起了关键性作用的是1968年6月27日的《二千字宣言》事件。

捷的改革开始后,面对困难复复杂的形势,有些知识界人士担心改革受挫,在报刊上发表了《两千字宣言》,指出:“最近,外国干预我们国内形势的可能性,引起了极大的不安。面对着优势的力量,我们只能有礼貌地保持坚定的态度,而且不去触犯别人。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政府知道只要它遵照我们的委托办事,我们将支持它,甚至可以拿起武器。”《两千字宣言》的发表,引起各个方面强烈的反响,苏共更是暴跳如雷。《真理报》指出,这和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一样,并谴责“反革命势力”正在捷国内蔓延。

苏修的反应是在1968年7月29日的首脑会谈中【还提出了一份“必须加以撤换”的包括捷共负责干部、军政官员、报刊和广播电台工作人员的名单以及要捷方保证在今后党代表大会上选进领导机构的人员名单。】但是,杜布切克政权首鼠两端,一方面公开拒绝了《二千字宣言》,另一方面又拒绝照苏联的要求去清洗这些邪路派和体制外反对派,最终让勃列日涅夫彻底失去了耐性。

虽然如此,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苏修对杜布切克的处置还是同1956年处置匈牙利的纳吉截然不同的。苏联并没有让阿洛伊斯·英德拉等邀请苏联出兵的捷克斯洛伐克老左人物出面像卡达尔等人一样组织“工农革命政府”,而是把杜布切克本人劫持去了莫斯科。杜布切克也不学纳吉硬汉,到了莫斯科之后屈服于苏联。双方于是达成妥协,明面上由杜布切克本人出面邀请苏联进驻捷克斯洛伐克,从而“补办了合法手续”。之后的几个月里,勃列日涅夫对杜布切克又采取了“观其后效”的态度,一度保留了杜布切克捷修头头的地位。直到半年多以后,苏修最高统治集团见杜布切克依然采取首鼠两端的路线,才在1969年4月17日罢黜了杜布切克捷修第一书记职务,扶植胡萨克取而代之。次日,又解除杜布切克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委员的职务,不过仍留在主席团(政治局)内,并且在4月28日当选为捷国民议会主席,直到9月26日才被撤职并踢出捷修政治局。1970年1月25日外派为驻土耳其大使,同年6月被开除出党并召回,回国后到布拉迪斯拉发国家森林管理局工作, 后任总机械师和总工艺师。

除了这些政治上的因素以外,苏修也担心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东欧阵营中仅次于苏联和民德的工业强国在经济上转向西方而脱离苏联的控制。毕竟,捷修《行动纲领》里还有这么一条:

(《行动纲领》)强调独立的外交政策,实行一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利益”的政策。不仅要进一步发展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盟及合作”,而且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将积极地实行和平共处政策”。

除此以外,《行动纲领》明确表示要结束外贸垄断制,而这也就意味着捷克斯洛伐克的企业能直接跟西方市场往来。

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苏修都不能容许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一个在东欧首屈一指的重要伙伴脱离自己的控制,这就是苏修最终丧失耐性的根本原因。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捷克斯洛伐克在苏修的卫星国中,是有着特别重要地位的。


苏修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成功后,扶植了及时转向的杜布切克分子胡萨克登上了捷修最高首领这一宝座。胡萨克上台后,积极推行了所谓的“正常化”。这之后,捷修在走资路线上跟苏修、德修比较类似,在1970年代后期走上了“完善”(而非“改革”)的道路,主要特点是一方面走资,一方面搞垄断:

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管理体制原来分为三级:中央部——部属总管理局——企业。1958年取消部属总管理局,代之以生产经济单位(“相当于其他东欧国家的联合公司一级组织”,“生产经济单位与总管理局不同,它是企业性的中间管理环节”),一共384个,主要按专业建立,也有少数几个按地区原则联合起来。1965年7月二次改革,在原来的384个生产经济单位的基础上改组成90个“垄断性的生产经济单位”。其中联合企业(横向联合)73个,分支企业(垂直联合)17个。“原设想由它们来代替大多数中央经济管理部门”,但后来又规定,“企业应有组织自由权,可以脱离或参加任何联合企业,也可另建新的联合企业,为企业间开展竞争创造条件。”

1980年又仿效苏修1979年经济改革,通过《完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制的整套措施》,进一步把当时的135个“生产经济单位”(包括专业公司、康采恩、托拉斯三种)改革为统一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具有法人地位的综合性管理组织(之前只有25个专业公司和14个康采恩如此,其他70%的生产经济单位都只是中间管理机构)。“ 生产经济单位对国家财政计划负责,它作为一个整体向国家预算上交各种款项;在生产经济单位设有各种基金;它要对本单位内各企业的经营成果进行评价。生产经济单位对其所辖企业的技术、生产、贸易、投资和财政等一切重大经济问题进行统一管理。……这样,工业管理机构将由三级管理(部——生产经济单位——企业)逐步过渡到两级管理(部——生产经济单位)。”

当然,到了1987年底,胡萨克就因为跟不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步伐,而被米洛什·雅克什取代了。雅克什响应“新思维”,维持到1989年11月17日,最终垮台。


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虽然彻底控制住了捷克斯洛伐克,但也导致了当时已因中苏论战而实质分裂的东方阵营在形式上也彻底解体了。

我党认为苏修此举,以及之后提出的“有限主权论”、“跨国专政论”,反映出苏联修正主义已经彻底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公开使用“社会帝国主义”一词称呼苏修正是在其侵捷之后。)1969年,中苏爆发了珍宝岛冲突,一度濒临全面战争的边缘。虽然之后通过柯西金工作访问北京得到缓解,但双方还是在1970年代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越来越深的对立。

另一反修阵营的国家阿尔巴尼亚,在1968年9月退出了华约。(此前在1961年12月退出了经互会,但是还留在华约。)

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都被苏修此举所震惊,匆忙在内部清洗亲苏势力、组织民兵(南斯拉夫的民防军和罗马尼亚的爱国民兵)、备战应变。罗马尼亚一度也准备退出华约和经互会,跟南斯拉夫结成军事同盟,甚至投靠西方。然而,害怕引火烧身的铁托拒绝了齐奥塞斯库,并建立布加勒斯特向莫斯科低头。最终得知西方不会接纳罗马尼亚倒戈的齐奥塞斯库政权,只好选择只退出华约军事一体化组织,而不退出华约、经互会,并向莫斯科保证会尽自己的政治、经济义务。然而,罗马尼亚从此在华约内部“法国化”,1970年代加入了西方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并宣布接收西方的直接投资;在军事上,也强化了同南斯拉夫、中国之间的合作,共同研制重型武器以对抗苏联的压力。

这样一来,苏联在东欧没有大量驻军还能够控制的国家就只剩下了保加利亚(也即,其他没有苏联成建制驻军的东方阵营国家全部脱离了苏联的控制)。换言之,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基本上就是用刺刀维持着了。

西欧各国主要的修党在这一事变后纷纷跟苏修保持了距离,甚至公开谴责苏修。之后,法修[3]、意修和西修发展出了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实际上是进一步靠拢了西方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远离了革命也远离了苏修。最后,西欧主要的修党里只剩下葡(萄牙)修和希(腊)修这两个当时在法西斯政权之下非法的修党坚持亲苏老左立场。

古巴虽然因为美国的巨大压力,以及对外援的渴求,最终还是站到了苏联一边,但也在同年清洗了内部亲苏的袖珍派。在声明中,古巴人表示“我们同意向捷克斯洛伐克派兵的痛苦需要。这里不能接受的是声称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权未被侵犯。”

匈牙利和波兰在1968年以后则继续在经济上实践着捷修在“布拉格之春”中提出的方案,苏修对此也无可奈何(这再一次说明苏修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不是因为捷修走资,甚至不是因为捷修走资走得太快),并且最终引爆了东欧剧变。

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后,苏修的官方意识形态在东方和西方阵营的主要国家里都已经彻底破产了,变成了纯粹形骸化的东西。在第三世界,它甚至还没有古巴的官方意识形态吃香,以至于苏联在第三世界扩张势力范围往往还要在政治经济上依附于她的古巴做马前卒。

参考

  1. ^ 波兰犹太族中有不少左派人物为了反对在第二共和国后期猖狂反犹的波兰天主教教权势力,在1940年代后期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中表现比较突出,成了哥穆尔卡分子的眼中钉、肉中刺,结果在1967—1968年波兰的排犹风潮中被迫离开波兰。不过,这些人中后来也有不少人前往以色列,成为铁杆锡安主义者,证明自己跟哥穆尔卡分子只不过是不同民族的修正主义者罢了。
  2. ^ 哥穆尔卡的“改革”已如前所述,当然,哥穆尔卡1956年开始其“改革”时曾受到过苏联的压力(即十月事件)。卡达尔更是从1968年元旦开始其“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几乎跟杜布切克同步,结果反而还参加了“多瑙河行动”。
  3. ^ 法修疏远苏修相对较晚,是1970年代初的事情。当然,较早谴责苏修的意修在1970年代初反而被智利政变吓得同苏修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关系。也就是说,这些“欧共系”修党跟苏修的关系,在1989年之前依然是复杂的,但总体上还是疏远苏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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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中国人士在捷克求学时,曾专门观注过捷克社会对苏联入侵的看法。

结果很复杂,也很奇特。

一方面,苏联红军很窝囊,在捷克不敢上街,否则会被殴打。连苏联军官出营时也得换成便衣。而学校里,捷克老师也常刁难苏联学生,社会也讨厌俄语欢迎英文。但另一方面,亲苏联的捷克年轻人却并不少。

不说了,上原文,各自品位:

《参考消息》连载:留捷记实(三)1987.04.14
  三、捷克人与苏联人
  1968年8月20日,苏联的坦克开进了布拉格,之后苏军就驻扎下来,实行永久性占领。
  过去,苏联士兵上街常挨捷克人的打。后来苏军禁止士兵上街,让他们终年呆在军营里。军营修得很漂亮,条件也很好,他们在里面生活得很舒适。当官的要外出,则必须换成便衣。因此,在捷克大街上,几乎从来看不到苏联军人。
  在军事演习期间,我去历史上著名的“白山战役”的战场转了一圈,指望能一睹苏军的活动状况,可是照样没有如愿。只见那里有大片的军队临时帐篷,周围都用铁丝网围了起来,铁丝网上缠着特制的青纱,里面什么也看不到。
  苏军采取这样的作法,把自己隐蔽起来,避免同捷克人接触,目的是为了淡化捷克人被异国军队占领的屈辱之感,避免刺激捷克人的民族情绪。
  但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对苏联的态度被当作根本的政治立场。官方人士在一切公开场合,讲话的开头都必须亮相:拥护苏联,感谢苏联的帮助。
  言必称苏联,是一切官方场合的最大规矩。这一教条也同样搬到学术领域。连布拉格经济学院的学生写以中国经济改革为题的毕业论文,也要加上苏联对捷的巨大帮助这一段与主题风马牛不相及的套话。
  捷克普通老百姓对待苏联的态度却是不尽相同的。在我接触的捷克学生中,有许多人对苏联的感情是十分深厚的,他们甚至对我进行忆苦思甜,说他们家几代人受苦受难,现在地位如何提高了,生活如何幸福。“没有苏联哪会有我们家的今天?!”从他们讲话的表情,我真的看不出半点虚假,完全是对苏联的一片真心诚意的感激之情。
  甚至还有人认为,一个部门总要有个领导,那么社会主义大家庭也应该有个家长,家长当然就是苏联。
  除此之外,还有相当多的人对这个问题不表态,不置可否。
  应该说,持赞赏态度的和中间态度的捷克人占了多数,但对苏的控制不满的人也不少。查理大学的老师对苏联留学生的态度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在布拉格,大学的教室分布在全城许多地方,我们上下课常常要换教室,需要穿过几条街,有时全班都要迟到。我们中国学生有时也抱怨,可老师并不反感,甚至还跟我们一起发牢骚。然而他决不允许苏联学生讲一句。苏联学生一开口,老师就会在课上当众反唇相讥:“叫你们的政府多给我们点钱吧,帮我们盖几间教室好了。”
  当我们在课上犯了语法错误时,老师从未讽刺过,而苏联学生只要有错,老师就毫不客气地挖苦说:“你讲的简直不是捷语,而是俄语”,“要讲俄语你就回苏联好了”。语言问题也充分反映出捷克人的好恶。尽管俄语作为必修课,可捷克人讨厌讲俄语。有一位中国同志用俄语跟捷方公司经理说“再见”,经理回答说:“下次我希望听到你用英文对我说再见。”捷每星期一晚上电视都播放俄文原文电影,带有捷文字幕,这一天电视室里的学生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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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拜登早年策划的阴谋之一。

一战前蜥蜴人通过各种阴谋控制了七个最大的王室,号称七姐妹,这当中就包括沙俄的罗曼诺夫王朝。末代沙皇和英国国王是亲表兄弟,英国王室是蜥蜴人的老巢,沙皇也具有一部分蜥蜴人的血统。而沙皇身边的妖僧拉斯普京则是纯种蜥蜴人,是蜥蜴人组织派来监视控制沙皇全家的。


但是一战后,斯大林识破了蜥蜴人的阴谋,通过几次大清洗基本肃清了蜥蜴人在俄罗斯的势力。二战后更是将整个东欧地区蜥蜴人的势力基本清除。

为了能够再次控制东欧,蜥蜴人组织派出了他们最会伪装成人类的混血蜥蜴人,拜登。这个拜登就是现在的美国总统,但他真实的身份其实是已经三百多岁的混血蜥蜴人。这个拜登是历史上一系列事件的背后策划者,曾经伪装成戈培尔控制了希特勒发动了二战。战后他又伪装成勃列日涅夫,打入苏联领导层,策划了一系列阴谋,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拜登现在使用的身份也是蜥蜴人创造出来的,在他成为美国总统之前是没有拜登这个人的,所有关于拜登的信息都是蜥蜴人通过美国的科技公司比如Facebook等一夜之间植入人类意识的。

拜登不但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等一系列阴谋的策划者,也是欧美文化的基石的希腊文明的伪造者之一。希腊文明中最著名的特洛伊遗址就是混血蜥蜴人拜登在1773年到1779年之间伪造的,之后他又伪装成了一个德国考古学家施里曼于1871年发掘了他自己伪造的特洛伊遗址。蜥蜴人伪造希腊文化是为了方便他们统治欧洲而创造的一套愚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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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需要放在一个大环境下去看待。

自勃烈日列夫上台后,苏联的政府管理体系日益僵化,苏联经济的活力相对萎缩。作为对比的是,同期东欧国家均执行了不同程度的开放政策,经济成果明显。比如1968年时,匈牙利作为苏东集团的一员,在放开了承包制、鼓励农业生产后,生活水平接近西欧国家,人均外汇储备也有300多美元,生活质量大大强过苏联

这使得苏联的政治、体制、社会主义优势等宣传彻底失效,东欧国家出现了离心倾向。

在此背景下,为了维持苏东阵营的凝聚力,保持苏联的集团领导地位,苏联给东欧各国下达了取消自由化经济、回归经互会机制、清除社会上仰慕西方的声音等严重干涉各国内政,并且会可预期的降低当地民众生活水平的政治要求。入侵捷克就是因为捷克政府并没有严格执行苏联的要求,并仍试图向苏联讨价还价,使苏联做出惩罚性入侵的决定。

而苏联加强对卫星国的控制也没有解决苏联自己面临的经济困难,反而导致东欧国家因为机制僵化也急剧陷入贫困,仍以匈牙利为例,在1968年时还能通过出口农产品达到人均300美元的外汇储备,到了1980年则变成了人均负债1000多美元,财政上已经破产。

所以,苏联入侵捷克在东欧国家看来,就是苏联剥削东欧国家的铁证,并且从根本上撕裂了本地民众对本国共产党的支持,为20年后东欧的反苏反共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些后果都在1985年苏联放松控制后以更猛烈的形式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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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龙去脉大家都很清楚我就不多废话了,来说点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是又很有意思的事情吧

1,1968年苏联侵捷是冷战时期里典型的一起尾巴摇狗政治事件,自始至终在华约历次会晤中调门最高要求严惩杜布切克的就是民德领导人乌布利希、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和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勃日列涅夫反而是到最后都还在寻求政治手段解决的那个(他对杜布切克印象不错)。

2,杜布切克掌握大权的那一刻开始就(自认为)吸取了1956年纳吉的教训,不停地向华约还有苏联表示忠诚,声称绝不退出华约,继续维持与东欧及苏联的同盟。事实是,在收拾完捷克之后,华约诸国并没有如当时的CIA所预测和担心的那般,对在当时很不安分的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施加军事压力甚至采取军事行动。因此,仅仅以地缘政治角度来解释华约侵捷是绝对不够的。

3,1968年可能是CIA在50S-80S东欧诸国大事件中唯一没有在背后使力的一次。当时的美国总统LBJ致力于与苏联达成战略武器条约,因此美国对68年的事态基本保持了沉默。投桃报李,苏联并没有在同年的普韦布洛号事件中如金大计划中地支持DPRK,之后数年CIA在南锥体(可不止智利哦)的众所周知的援助右翼颠覆、镇压左派政府、活动的行动,苏联也没有给予太多的回击。东西方缓和的道理在短暂的休止后继续走上了快车道,直到1975年的赫尔辛基。

4,尽管传统叙事认为布拉格之春是举国一致人心所向的改革行动。但是实际上捷内部仍存在着一大批对改革心怀不满的分子。该派将华约侵捷视为拨乱反正,并积极与华约军队合作,协助、主导将各大机构的改革派清洗出去。不过,依靠华约军队成为领导人的胡萨克对这帮人并不感冒,他认为该派是阻碍捷国“正常化”的不安分力量,在短暂的军事占领时期过后,反改革派很快就被卸磨杀驴地逐出政治舞台并失去了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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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中国历史上已经有答案了。

要么学齐桓公送客人回家连地一起送。要么学秦世皇迁六国贵族入咸阳设天下为郡县。

千万不能先务虚名而处实祸,后面等摆不平了再自己下场跟奴婢争风吃醋,太掉份了。

应该说还是因为苏联是个新兴国家,政治精英们还是嫩了点,过于浪漫主义了点。换了其它列强老流氓们那就没这一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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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联而言,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不明智:

  1. 本阵营更加分崩离析,人心涣散。就连法共、西共、瑞共都公开谴责此次行动,芬共因此取消成立50周年庆典;与苏交恶的某远东大国自然也在谴责队伍;华约国家也在89年公开反水,重新定义当年苏联的入侵行为
  2. 使原本内讧的北约又一次团结。主要是法国对北约的态度发生转变。苏联的入侵行动敦促北约改善防务。
  3. 原本缓和下来的美苏关系再次紧张。美苏之间的贸易明显下降,反对核扩散条约延期。英美各国放宽对捷克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签证限制,大批捷克人才外逃。
  4. 苏联在这次闪电战中尝到了一劳永逸解决“不听话”问题的甜头,之后陷入了一次又一次治安冲突。从珍宝岛到铁列克提,再到阿富汗。还要抽身震慑北约,维持高额军费令苏联不堪重负。
  5. 苏联军队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到平民抵制,自我怀疑开始产生。直到戈尔巴乔夫末期,随着政工部门精简、多次镇压任务执行,新兵信念动摇,战斗的意义、为谁而战越来越混乱,刮起退d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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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是典型的“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实践,这系列理论,是苏联灰衣主教苏斯洛夫的杰作,在布拉格之春后,该理论被进一步丰满

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道义大旗就是其中的“有限主权论”,即社会主义国家主权受到社会主义阵营总体利益的限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是有限的。

其他理论还有:

大国责任论,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要担负起家长的责任;

国际分工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完成产业分工;

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即社会主义国家同属一个大家庭,不允许任何一个家人分离出去;

利益相关论,即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任意一国利益都会影响苏联的利益。

虽然这个理论表面上团结了社会主义阵营,但声称是家长的苏联明显获利更多并掌握主导权。

作为冷战一极、社会主义灯塔、超级大国之一,苏联在二战后的外交、政治,很难说是把一手牌打到极致。

苏联对苏东诸国总体缺乏控制,早在五十年代,就发生了波匈事件,那个时候的国际形势和社会主义阵营问题还和六七十年代不同,去斯大林化打碎的合法性和揭露出的黑历史也让苏联形象地位风雨飘摇。中共在这个时间段出面摆平了一些事,毛建议苏联对波匈事件采取镇压手段,毛、朱德还表示社会主义阵营的事要由首领——苏联主导。

随着苏联不断右转,既然不能让兄弟在革命路上共行,就只能在柴米油盐里拳脚相加了。

我之前有个回答,关于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外交事件:

中方本来想趁着勃列日涅夫上台改善两国关系,可没想到苏联会延续之前的路线。苏方的确也希望中苏关系回暖,但只是对赫鲁晓夫个人表示要打倒,对于苏共二十大(去斯大林化)——苏共二(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路线”是没有修改的想法的。

尽管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外交从对美缓和变成针锋相对,但修正路走得更深了。

勃列日涅夫主义遭到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声讨,尽管本身对杜布切克的民主社会主义毫无同情,中共还是指责这一理论为强盗逻辑,毕竟有限主权论虎皮下的是中苏边境的百万苏军和对准各大城市的核弹头。

著名月经警察齐奥塞斯库称放弃华沙条约的主权论转向有限主权论,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准则。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摒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并实行“新思维”,即尊重人权、公开性、多元化,建设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军事收缩,开放政策,经济改革,签署中导条约,从阿富汗撤军。

1991年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用实践摒弃了“不允许任何一个家人离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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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修坦克碾碎了自己的画皮——纪录影片《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不会屈服》观后

(人民日报1969.08.27第4版)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乌龟壳”、装甲车和其它车辆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上横冲直闯,苏修的大批喷气式战斗机昼夜不停地在上空盘旋,苏修侵略军端着刺刀任意闯入居民住宅,恣意进行绑架、搜捕、抢劫和屠杀。他们的这些野蛮残暴的强盗行径,同当年德国法西斯匪徒,同现在的美国强盗,有什么两样!

然而,今天的新沙皇比它的前辈们更无耻。他们居然还大谈特谈他们的所谓“国际主义”,死皮赖脸地把自己打扮成是什么“国际主义者”。厚颜无耻地嚎叫什么:从“国际主义的原则”出发,对“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的“命运”,“决不能漠不关心”,他们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是为了“兄弟国家”的“牢不可破的团结”,他们把在捷克斯洛伐克烧杀抢掠看作是“最高的国际主义职责”和“国际主义的崇高表现”。真是无耻之极!可恶之极!历史上一切侵略强盗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勾当,都要竭力用一些华丽的词句,编造一些所谓的“根据”来装饰自己。但是,正如斯大林所说:“无论乌鸦怎样用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乌鸦毕竟是乌鸦。”

你们对捷克斯洛伐克实行法西斯军事占领,控制经济命脉,扼杀民族经济,掠夺原料,倾销商品,进行巧取豪夺。难道这不是侵略,反而是什么“国际主义”的“最高职责”吗?

你们把捷克斯洛伐克“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领导头目绑架到莫斯科,用刺刀逼迫他们接受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难道这不是强盗的手段,反而是什么“国际主义”的“崇高表现”吗?

你们强迫捷修签订了为使你们长期军事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合法化”的不平等条约。难道这不是血腥镇压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而是什么为了“牢不可破的团结”吗?

你们把捷克斯洛伐克变成了一座法西斯专政的大地狱,使劳动人民血流成河。难道这不是刽子手,反而是什么对“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的“关心”吗?

你们为了强化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法西斯统治,又凭借刺刀导演了一出“换马”的丑剧。难道这不是欺骗,反而是什么从“国际主义的原则”出发吗?

……

够了!够了!苏修叛徒集团所有这些五颜六色的画皮,早已被他们自己的坦克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土地上碾得粉碎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指出:“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

苏修叛徒集团的这一丑恶表演,深刻地教育了苏联人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使他们更加看清了苏修叛徒集团及其娄罗们的反革命面目,激起了他们的觉醒和革命斗争。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抗苏修军事占领的斗争是正义的,正义的斗争是不可战胜的。战斗吧,英雄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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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巴摇狗这描述已经非常精到了。

再补充一些。

在这场事件里面勋章帝完全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

波兰吵吵着哪怕苏联不动,自己都要出兵。

民德在里面搞串联,但是碍于某些历史问题不便出兵,“德国人进捷克这种历史段子再发生一次那乐子就大了。”

最后集体决策动手了。

也因为这个事情的性质所以有些高调门的批判属于历史再构建。

当然这事也不赖后人。

民德在70到80年代剪辑了一堆纪录片和照片之类的宣称自己也进去了……

恩,这时候就无所谓历史了。

因为昂纳克同志希望民德能保三争二。争取圈子里因为某人退圈导致空悬的老二位置。

至于有没有利益先拿下来再说。

所以就大肆宣传民德如何履行了社会主义义务

所以后来阿富汗民德部队也跟着……

你看这事才过去几年这DLC和彩蛋关卡就有了。

所以何必把89年的事瞎联系到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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