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和神学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第1页

在诸位阅读此则回答之前，敬请注意：

1. 此则回答的篇幅超过一万字，因此敬请诸位“太长不看党”成员酌情开始阅读。

2. 占有大量篇幅的此则回答的后半部分是针对此则问题下的一位老师所提供的回答中的观点所提供的驳论，因此可能与此则问题本身所feature的论题之间的关联性有限，且如欲阅读敬请先阅读那位老师所提供的回答的原文（可直接跳转至该则回答的链接如下所示）。

3. 答主于近期出于一些个人原因，难以查阅各类文献资料，仅能够凭借此前阅读文献资料的记忆整理以撰写此则回答，也是临时使用手机码字的，因此可能会出现一些表述较为晦涩甚至错谬之处，欢迎诸位捉虫。

4. 答主在此则回答的内容之中所谈及的一些问题完全可以至少拓展为一部专著中的一个章节的长度的内容而至多足够整理出数部专著了，且由于答主目前手边欠缺资料，因此敬请诸位对于未能展开详述或举出更多实例的情况多加理解。

5. 希望被答主通过此则回答的后半部分所反驳回答中的观点的那位老师不要take it unduly personally。

6. 已经没有什么可列在第六项之下的注意事项了，列出第六项单纯是由于六才是一个完美数，毕竟教宗博尼法爵八世也曾很看重六这个数字作为完美数所蕴含的重要意义；若是一定要讲些什么有意义的话的话，答主能够预测到：最终根本没有人会读到此则回答的概率极高，而即便是对于读到此则回答的人而言尚未完全读完就放弃阅读的概率也极高。

————————————————————————

对于此则问题很难提供一项足够全面的答覆。较为简单的说法，就是：神学旨在为特定的价值论的受众提供作为信仰的基础的该套价值论的终极意义，而隶属于价值论之外领域的哲学理论会通过被支持信仰与理性应相结合的主张的神哲学家们用于这一类尝试之中而成为发展相应的神学理论的基础。换言之，哲学是可被用于为神学搭建理论框架（以完成对于特定神学系统所基于的价值论的受众之救赎）的。即便是在现如今，神学与哲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没落，变得更像是两门看起来主要从事文献分析的学科，甚至哲学在物理主义的倾向之中，变得反过来受到自己曾提供了方法论的自然科学/物理学研究的影响，哲学理论可作为为构建神学理论的框架提供建材的这么一层关系似乎也依旧尚未发生改变。

很多答主都已经提到了“哲学是神学的婢女”这一早已被用滥了的说法，答主就来尝试为基于这句名言来审视此则问题提供另外一个视角吧。

这一主张兴起时的历史背景，也就是以嘉玛尔道理隐修会出身的教会改革家圣伯多禄·达弥盎枢机为首的一批11世纪教会改革家所引领教会去世俗化进程且强调道德改革的时期，主要发生在教宗良九世至教宗额我略七世之间。由于出身于阿尔卑斯山脉以南的西欧基督教世界且得益于其兄长的财务支持，达弥盎在早年得以接受了在当时的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西欧基督教世界在主教座堂学校改革铺开之后仍在逐渐复兴的博雅艺学教育，且一度是负有盛名的艺学教师。然而，达弥盎随后受到教会改革思想的影响，却在主张于教士之间去艺学教育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以对于博雅艺学教育及亚里士多德主义文法学说等领域的激烈批判而著名。“哲学是神学的婢女”这一主张的达弥盎式解读，是建立在达弥盎枢机及同时代的一批前圣盎色尔莫/安瑟尔谟基督教理论家所持的去自然律式的神学观之上的，应该理解为“哲学并不必要被用于构建神学的理论框架；哲学即便是被用于此途，也应该充当服务于神学的角色，而不能够显得喧宾夺主”。

至于为什么达弥盎枢机及同时代的基督教理论家会需要tackle如此一项问题，就需要进一步展开介绍当时的历史背景了。我们知道：伴随着由欧里亚克的热尔贝尔（后成为教宗西尔维斯特二世）及其门生沙特尔的热尔贝尔等拥有圣职的西欧学者所主导的主教座堂学校改革的逐渐铺开，博雅艺学教育得以在卡佩王朝入主西法兰克王国之后显得百废待兴的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地区得到复兴，这就使得大量出自古典世界的多神教理论家及早期教父之笔下的著作逐渐得以流传到西欧的多数主要地区，这一情况在一定程度之上引发了相较于日后作为拉丁阿威罗伊主义兴起的背景的那一场思想危机而言更早的一场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危机。

在达弥盎枢机活跃的时期之后的不久，沙特尔的菲尔贝尔门下曾经的一位拥有着标新立异与不敬师长的名望的学生——昂热教区的总执事图尔的贝朗热——通过阅读包括圣奥斯定/奥古斯丁等在内的一些古典作家的著作，将此前曾在加洛林王朝时期就已经诱发过一场大规模的争论的圣体圣事的神学意义的论题再次抛出，认为在圣体圣事之中发生改变的并非饼与酒的本质。贝朗热的主张虽在早期就受到了不少反对意见，却由于曾一度受到过当时还是罗马总执事的索沃纳的伊尔代布兰多·阿尔多布兰代斯基（即日后的教宗额我略七世）的鼓励而演变为了一项最终教会官方不得不出场主持公道的问题。然而，后来，额我略七世受迫于无论是亲罗马还是亲皇帝的帝国主教中都存在着不少贝朗热之学说的反对者的现状，决定委托当时还是卡西诺山隐修院院长的代西代里奥（日后的教宗味克笃三世）处理掉这项逐渐令他颇感头痛的问题。最终，贝朗热的学说真的被官方以“信仰”式的论述驳斥了。而贝朗热对此当然是表示不服的，不过能做的也就只有回家养老了。贝朗热的晚年生活显然还不错，不仅可以通过随意发言讽刺已经即位圣座的代西代里奥以继续发扬他那桀骜不驯的作风，他的学说也得到了传播，甚至据记载有不少年轻的教士由于倾慕他的学说而主动认他作野爹的……这种情况相较于数年前武理工导师的丑闻而言是多么得彰显正能量啊！

与一些较为传统的主张之间相比，相对较为新近的研究发现贝朗热的主张实际上并不涉及到对于辩证法的使用，而事实上在整场贝朗热事件之中唯一真正地运用了辩证法发表观点的反而是作为贝朗热最著名的反对者之一的帕维亚的兰弗兰科/兰弗朗克（此时他尚未当选坎特伯雷总主教，还在诺曼底境内的贝克隐修院之内担任副院长并作为明星教师正红得发紫）。兰弗兰科作为来自阿尔卑斯山脉以南地区的学者，早年接受过完善的艺学及法学教育，从西塞罗的著作之中习得了辩证法并将之掌握得炉火纯青，曾作为强辩的法学家而知名。即使（曾任卡西诺山隐修院院长的）塞尼主教布鲁诺内曾表示圣体圣事背后的神学意义应通过信仰而非理性而解释，兰弗兰科仍尝试使用辩证法驳斥贝朗热的主张，而尽管这一方针获得了巨大反响，在后来却并未被教会官方在对于图尔的贝朗热事件的后续处理的过程之中坚持下去。兰弗兰科指出，饼与酒在圣体圣事之中仅是外表得到了维持，并不代表其本质的维持。在兰弗兰科的论述之中之中，已经出现了日后亚里士多德主义经院哲学会使用的范式，毕竟后者的基础就是辩证法。然而，诸位可能会发现，兰弗兰科使用的措辞是“外表”，而非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理论框架之中会常用到的“偶性”这一概念。从这一点之中可以看出，将（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哲学运用到针对神学理论的讨论之中这一方法本身就是意在满足如此需求的。

此后，伴随着作为帕维亚的兰弗兰科曾经的门生暨多重意义上的后继者——新柏拉图-圣奥斯定主义哲学家圣盎色尔莫/安瑟尔谟——的那句著名的“信仰寻求理解”的呼吁，以及12世纪的西欧天主教世界对于亚里士多德哲学结构较为全面的“再度发现”，属于经院哲学的时代逐渐地降临在了西欧天主教世界之中。虽然局势的发展逐渐地脱离了圣伯多禄·达弥盎枢机的愿望，但是他的那句“哲学是神学的婢女”的名言却被诸多处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经院哲学的黄金时代之中的经院哲学家“继承”了下来，仅是……这味儿就变得不太一样了，显然这是由于其思想内核蜕变为了一种阿维森那-圣多默/托马斯（·阿奎那）主义式的弱双重真理理论了。

不过，达弥盎枢机与其同时期的部分基督教理论家的去自然律式的神学观中所主张的“天主凌驾于自然律之上”的主张，仍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经院哲学处于黄金时代时的正统天主教神学家的名下的理论之间可以寻到关联性。除诸如那些在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再次遭遇危机之后并在经历着足以令不少人失掉对于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式的稳定世界观的信心的中世纪晚期危机的情况之下摸着拉丁阿威罗伊主义者所主张的强双重真理理论主张着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全然分离的唯名论革命者及早期的宗教改革人士之类的老生常谈中的主角之外，还存在一些更有趣的案例：持有新柏拉图主义倾向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经院哲学家圣大亚尔伯曾经率先使用过一项理论；日后被介绍给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超泛神论/万有在神论哲学家库斯的尼科劳斯/库萨的尼古拉，后者将之发展为了自己的新柏拉图主义理论系统之中一大关键要素；而这项理论就是著名的天主处的“对立统一”；而“对立统一”的思想本身也可以从同样身为超泛神论哲学家的黑格尔处寻得，并通过我们都敬爱着的作为伟大的革命导师之一的恩格斯老师的努力而被发展为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内核之一。其实，结合达弥盎枢机的反亚里士多德主义思想、对于更加纯粹的基督教信仰的追求、对于程序正义的重视及对于contemplation及solitude的尊崇，再鉴于他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的原因而暂时悬置他对于封建道德的推崇，或许将达弥盎枢机视为一个现代人的话也不会存在什么不和谐之处（bushi），而且不少早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确实往往很崇敬达弥盎枢机。

而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对比自主教座堂学校改革至亚里士多德主义经院哲学的黄金时代之间的历史与自拉丁阿威罗伊主义的兴起至宗教改革之间的历史，11世纪的拉丁教会改革家们的去自然律式的神学观、阿维森那-圣多默主义的弱双重真理理论及拉丁阿维罗伊主义的强双重真理理论反而很可能本就是现代性在表现形式上的一体多面。

———————————–————————————

此外，其实最初刺激答主来回答此则问题的直接原因是：答主此前反驳过伯多禄老师认为的中世纪的哲学研究被严格地限制在一个框架之中而一旦逾越就会遭到官方的压制的观点，当时伯多禄老师还赏了答主一个赞，但是从老师的这则回答看来，答主当时提及的当代学者对于拉丁阿威罗伊主义者的命运及1277年谴责事件的详情剖析及巴黎大学神学系专家组对于校内的涉异学者的劝诫性处理原则是完全没有真正地进入过老师的视野啊。

这段故事答主已经不知道在知乎上复读过多少次了，也懒得再详细地复述一遍了，总之用“5分钟看电影”式的文体格式来讲述，大致就是：中世纪巴黎大学的一位被称为布拉邦的西热尔的西欧天主教学者由于艺学系内部的人事斗争问题，被前同事以持有异端思想为由而诬告到宗教裁判机构；西热尔宣称“在亚里士多德式的世界观之中，世界就是无始无终的，不存在开端，也不会有终结，这一观点在哲学意义上就是完全正确的，毕竟有些哲学真理就是并非神学真理啊”，而负责调查其学说的宗教裁判员表示“嗯，你的主张并没有什么问题，诬告你的人是沙比”；然后，某些不服该宗教裁判员的结论的反对者团结了同样反对该学者观点的时任巴黎主教埃蒂安·唐皮耶尔，然后主教就说“啊，XXX啊，我喊你一声你敢……噢不，虽然你有宗教裁判员护着我不能明确地喊你的名字，但是你的……呃，总之，那个以下这些（匿名的你和匿名的一些你的拉丁阿威罗伊主义小伙伴们的）极端亚里士多德式的主张，诸位可别再碰了啊”，这也就是1277年谴责事件的来历，然而这话在实际行使的过程之中效力颇为堪忧；同时期的不少知名神学家甚至包括部分帮主教草拟命题目录的巴黎大学神学系专家组成员都表示，这群顽固分子这么多管闲事干嘛，是吃饱了撑的吗；另外就是，传统观点上认为主教是因为时任教宗若望二十一世的追查异端的委托而拿着鸡毛当令箭，然而当代学者分析得出虽然两件事情发生在非常相近的时段，但是教宗的委托与该谴责事件之间其实连上述的间接关联都不存在。

（既然提到教宗若望二十一世了，答主在此还是为他老人家挽一下尊吧。迟暮之年才得以当选教宗；好心尝试修正若望一名下的教宗序列结果反而搞得教宗列表上少了一个若望二十世；最后莫名其妙地被坍塌的卧房天花板砸死，由于生前作为著名的医药学研究者本就有些乱七八糟的恶名，这下被传成玩黑魔法遭了报应；死后数个世纪又被反天主教人士抹黑为企图螳臂挡车地阻碍“自然科学”研究并因此死于自己所不愿承认的重力的滑稽可笑的反动派；在《斯蒂芬·霍金：论天道》的那部纪录片之中被讥讽得体无完肤；就连在近些年BBC翻拍的悬疑剧集《布朗神父》的一集之中都借布朗神父之口鞭尸了他老人家一次，天晓得切斯特顿本人若是获悉这么一波操作会作何感想。这比同样是知名学者且被怀疑玩黑魔法坑死自己的教宗西尔维斯特二世惨了不知道多少。怎么会有命运如此悲惨的人？）

答主其实蛮不理解为什么包括伯多禄老师在内的很多人会有一种除中世纪之外，其他时代的学者们发言时就可以完全无视审查机构及学阀等势力及特定领域的学术禁区的影响了。无论是诸如毕达哥拉斯学派内部的惨案、亚历山大城内因学术争端而引发的血腥冲突等因学术争端而起的前基督教时代丑闻还是近代以来各地的新教当局对于发表作品的审查与对于相关作者的迫害（其实很常见，信义宗、归正宗及圣公宗当局治下发生过的案例都存在，不知道为什么伯多禄老师会无视）及学者之间对于新思想的打压与排挤，难道就确实在中世纪及近代的天主教会的审查制度之前都显得黯然失色？在答主看来，现当代学术界内其实充斥着各种潜规则与意识形态的互相制衡。答主在数年前读到过一篇2016年发行在《科学》期刊上的文章，作者是一名乔尔达诺·布鲁诺的“自然哲学殉道者”身份的忠实信徒，除了发表学术文章之外还在其他媒体之上传播自己的主张。有趣的是，早在同行评议的阶段，这篇文章中的论述就已经被指出存在断章取义及刻意不提及在史学界已是通识的一些对于其主张显得不利的证据，而作者在文中还宣称一些早已不新鲜的史料为新近发现的。可见即便是声誉显赫如《科学》这般的学术期刊，内部也存在着会本着“propaganda再假那也是propaganda的机会啊”的原则审核文章的相关人员啊。

既然老师提到了对于康德著作的审查问题，那么答主就不得不提到信义宗牧师沃尔内尔的约翰·克里斯托弗了。沃尔内尔的约翰·克里斯托弗可不是什么答主从犄角旮旯儿之中翻出来的野鸡人物，在前几年一度很火的洛夫克拉夫特式英文剧情游戏《议会》之中，虽已至晚年但当时尚未失势的沃尔内尔早已通过自己的共济会分会控制了时任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尔黑尔姆二世的他就作为普鲁士王国的代表（暨彼时的实际掌权者）出席了游戏中设置的那一场决定未来世界命运的国际领导人会议。答主强烈推荐老师去调查一下沃尔内尔的约翰·克里斯托弗牧师掌握着普鲁士王国的实权期间是如何审查康德的著作的。

除康德之外，也可以去查阅一下多数国人可能不太熟知的基督教神智学/证道学的开创者（且因而对于密教神智学的开创者海伦娜·布拉瓦茨基的思想颇具影响的）波西米亚信义宗理论家雅各布·博默（不过答主刚刚在知乎上随手搜索了一下，还是有与博默相关的结果的）及其追随者汉堡的齐默尔曼是如何被信义宗当局审查与迫害的，看看为什么齐默尔曼的继承者凯尔皮乌斯要带领着齐默尔曼留下的博默主义团体不惜远渡重洋以搬迁至北美的，要知道如今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境内都还保留着该团体曾经居留过的山洞的遗迹。

从另一方面来看，在近代的历史哲学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之下，不少新教当局治下地区的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对于宗教改革持积极态度，然而如果某位学者在谈及这一方面的问题之时不对于宗教改革之前的“旧教”加以无端归咎甚至认为宗教改革或新教徒的活动也导致了不安定的社会因素的话，那么新教当局对于这位学者及其相关著作的态度也就不会显得有多开放了，而这其中比较著名的案例就是法国于格诺宗新教历史学家拉·波佩利涅尔的历史著作遭到拉·罗歇尔的新教当局的审查而其本人也被当局判刑一事。

【我们知道：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部分新教徒对于“旧教”的历史那是能黑就黑。一方面，诸如教宗若望十二世及教宗本笃九世之类的劣迹教宗就不必提及了，后世被证明子虚乌有的通过欺骗而问鼎圣座的“女教宗”“美因茨的英格兰人若望”被描绘为“旧教”盗取基督的教会中的权力的化身形象（不过，后来通过研究否认有关于“女教宗”的历史记载的真实性的却也是一位新教学者）；而另一方面，马丁·路德的一位门生翻出了中世纪早期学者欧里亚克的热尔贝尔（曾任教宗西尔维斯特二世）的学术著作，并以此指责愚昧的“旧教”控制下的封建社会以让学者背负恶名的方式迫害学者，尽管将热尔贝尔传为“术士”的说法其实主要来源于生活在12世纪的英格兰马姆斯伯里隐修院的编年史家威廉的记载（对于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提供这段记载的背景，有现当代学者分析过，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查阅）及一些出处较为零碎的记载，这也与热尔贝尔卓越的智慧、与他同时期的西欧基督教知识分子相较而言的学富五车及他被确信于早年曾在萨拉森人或摩尔人控制之下天文学与占星学盛行的托莱多或科尔多瓦地区留学的经历之间有关，而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也在其留下的现如今听起来不那么可靠的记载之中盛赞了他自称亲眼见过的热尔贝尔曾在兰斯建造的一系列奇迹般精巧的水力机器，称这些机械会通过水力运作以播放交响乐并制造魔幻的氛围，使得体验者以为自己身处于一座富丽堂皇的魔幻地下宫殿之中。由此可见：对于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propagandist而言，某件被记载发生在中世纪圣职者或修士群体之中的丑闻，无论是持肯定还是否定的立场，怎么解释都是“旧教”的罪孽。此外，信义宗propagandist选择为被怀疑是“术士”的热尔贝尔辩护的主要原因之中，其实也有可能存在早期信义宗群体，得“益”于马丁·路德本人的神秘主义倾向，而与大量盘踞于德意志北部的神秘学家团体之间的密切关系甚至是成员身份上的高度重合的事实之间有关，而如此的亲密关系也表现在后来兴起的信义宗虔敬主义群体之中，譬如虔敬主义的先驱暨亲归正主义的信义宗神学家约翰·阿恩特与汉堡的海因里希·昆拉特等神秘学家之间所存在的关系网。】

那么，如果需要以一些已经逝世的学者的著作进行propaganda，然而同一部著作内又有不利于当局自己的政治理念的话，该怎么办呢？别急别急，英王亨利八世时期的都铎政府早就以保留对于“旧教”的政治结构的抨击的同时删尽所有推崇人民主权政治的部分的情况之下出版中世纪晚期的政治哲学家帕多瓦的马尔西利奥/马西利乌斯/马西略的政治哲学名著《和平的保卫者》的案例向各新教当局做足了示范。

此外，诸如康德哲学中的一些重要理念以及黑格尔及谢林哲学中的超泛神论/万有在神论式的自然观念都可以在诸多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正统神学家那里找到：前者的实例譬如真福若望·董·思高/约翰·邓斯·司各脱及库斯的尼科劳斯/库萨的尼古拉，其中不乏正统神学家或至少没有被判为异端分子过的神学家；而后者的实例则非常广泛地见于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之间（有些现当代学者甚至主张从当仁不让的正统神学家圣盎色尔莫/安瑟尔谟的学说都可以发现泛自然神论的倾向）。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虽然后者中出现过不少在特定时期之内被认为是异端的学者，譬如若望·思高·额利约哲纳/约翰·司各脱·爱留根纳及迪南的达维，然而其中多数都是由于复杂的原因而遭到误判或波及。

刚才举例的两位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都与泛神论哲学家沙特尔的阿莫里有关，对于前者著作的曲解为阿莫里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后者曾是阿莫里的追随者或至少与其追随者之间曾有密切联系。阿莫里的泛神论主张的正确性在其生前就被教宗所否认，他在巴黎大学艺学系执教期间还总是逾越职权在课堂上讨论神学问题；但是阿莫里本人活得好好的，教宗只是让他整改，从未被软禁、下狱或处决；甚至还曾被聘为了王储路易（即日后的“狮王”路易八世）的教师，他的学说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上至宫廷下至民间；死后也被安葬在隐修院的墓地之中。谁知，在他身后，他的一批民间狂热追随者开始在各地宣扬一种将其学说与卡拉布里亚地区的熙笃会隐修院院长菲奥雷的乔亚基诺的历史神学理论（主打由圣父时代/律法时代、圣子时代/教会时代及圣神时代/属灵自由时代三大时代所组成的三纪元理论，注意这一主张同样表现在此后的黑格尔主义历史哲学理论之中；另外，不同于阿莫里，乔亚基诺的学说从未被正式判为异端过，要知道乔亚基诺连圣子时代结束暨圣神时代开始的那一年的具体年份都提供了，相反在一些地区至今还被民间天主教徒视为真福者；由此可见，阿莫里主义者与方济各会属灵派等乔亚基诺学说的激进拥趸们翻车的原因主要在于将这一理论阐释为了激进的政治结构变革并都认为自己的组织与主张是进入圣神时代的麦高芬），揭开了中世纪晚期的一场承继米兰拾荒者主义精神的大规模宗教改革运动——自由神教友会运动——的序幕，其中以对于教会政治结构的变革的诉求著称，其影响力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此前阿莫里学说的基本盘而扩散到了社会甚至教会的上层阶级，最终惊动了作为彼时的法国廷臣之一的盖兰修士（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他，其实他作为法国国家档案机构的创始人是应该被记住的），他与巴黎大学神学系联手派出密探渗入了阿莫里主义者的阵营，探清其主张的具体内容并裁定了异端性质后才将该民间团体的核心成员批捕，同时掘出了阿莫里的遗体令他死后受审，最终阿莫里的遗体及被判有罪的组织成员在法王菲利普二世的御览之下被处以火刑；然而，即便是这样，阿莫里的学说的传播与渗透却根本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遏制，反而成为了作为对于天主教会而已一场真正的浩劫的自由神教友会运动的序幕，而在第四次拉特朗公会议上此时被置于案前予以讨论对策时，与会的苏萨的恩里科枢机提及直至1215年阿莫里的追随者依旧存在，然而不仅不曾详细罗列过这些追随者的身份，甚至在整场公会议上对于阿莫里的学说的详细内容都无法得以明确地被讨论，从中诸位应该也能够窥见阿莫里事件为天主教会所造成的政局危机的性质。

作为沙特尔的阿莫里事件所造成的余波之一，为阿莫里提供了“理论基础”的额利约哲纳/爱留根纳的相关著作也遭到了审查，然而在当时超泛神论/万有在神论与泛神论之间还比较缺乏严格的定义与辨惑标准，加之额利约哲纳在其著作之中的论述本就晦涩，多数现当代学者都指出，虽然额利约哲纳的理论本身是符合正统的新柏拉图主义超泛神论框架的，然而其论述却给人一种他似乎又时而支持泛神论的感觉，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泛神论与超泛神论之间的界限。另一方面，至少与阿莫里主义之间有染的迪南的达维，由于新柏拉图主义超泛神论与泛神论及伊壁鸠鲁主义无神论之间在命题表述方面的一些相似性，其理论不是被怀疑为泛神论，就是被怀疑为伊壁鸠鲁主义无神论，因而也遭到了审查。然而，从反感亚里士多德主义经院哲学的让·热尔松到马丁·路德的一生之敌埃克的约翰并不乏主张为额利约哲纳平反的天主教神学家；而作为新柏拉图主义的集大成者之一的天主教神学家库斯的尼科劳斯/库萨的尼古拉（在反对阿莫里的学说的同时）甚至主张为迪南的达维翻案；他们都认为这些新柏拉图主义前辈的理论遭到了异端分子与审查机构的双重误读。

强调沙特尔的阿莫里事件的另一项原因便是：阿莫里事件最后的直接处置虽然不是由真正意义上的天主教会出手的，然而却使得当时的天主教会的官方切实地感受到了学术上的异端思想于中世纪中晚期的前现代封建社会之中在政治意义上的渗透与变现潜能有多么恐怖。即便是一位本人对于真正从事政治改革活动的兴趣显露得都不算非常明显的异端学说都能够造成如此深远的社会影响，就更毋需提及诸如威克里夫及胡斯之类的那些相对而言显得锋芒毕露的学者了。在此之前，我们知道：至少是主教座堂学校改革后的首位学术异端——出身于沙特尔主教座堂学校的高材生暨昂热教区的总执事图尔的贝朗热——虽然在被判为异端之后的晚年过得与阿莫里的晚年差不多，且也通过其学说纠合起了一批追随者，然而这批追随者也算是相对而言没有导致什么不可收拾的政治乱局，甚至贝朗热晚年还能够怡然自得地引用贺拉斯的诗句来讽刺时任教宗和当年在四旬期公会议上反对其主张的理论家；曾结交过皮耶尔·阿贝拉尔并深受其学术思想影响的教会改革家布雷西亚的阿纳尔多，踏入了将（继承自阿贝拉尔的）学术思想与（继承自米兰拾荒者主义的）政治变革理想的道路，因而也被称为是首位“政治异端”，然而其学说实际未曾被天主教会定性为异端（最终，他是由于参与罗马公社运动而在教宗哈德良四世即位不久之后所开展的清算之中因其参与暴乱的经历而被问责并定罪，处以绞刑后焚尸），且他也难以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人员；某些威克里夫-胡斯式的主张的精神内核同样可以在如作为新柏拉图-圣奥斯定主义哲学家暨早期的中世纪西欧亚里士多德学者之一的林肯主教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那般名望显赫的中世纪学者的言论之中寻得，然而毕竟还是实际造成的政治影响有限，其宣扬形式上也并没有威克里夫及胡斯那般激进；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不少由地方圣职者处理的案例。拉丁-天主教会本身对于米兰拾荒者主义寻求的对于世俗化拉丁教会的道德改革层面的问题并非未曾关注过，譬如嘉玛尔道理隐修会出身的圣伯多禄·达弥盎枢机就是这一领域的关键人物，然而达弥盎枢机同时也明确地反对由民间团体发起的对于他们所认为的道德失格的圣职者的抵制甚至弹劾的行为，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就是达弥盎枢机对于佛罗伦萨地区的民间教团——荫谷会——对于疑似购买圣职且渎职的当地主教的抵制的批判。而达弥盎枢机不仅在天主教会之中是圣人，也得到了中世纪中后期的早期人文主义者们的推崇。但丁在其杰作《神曲》之中将达弥盎枢机“置”于代表属灵默思的（第七重）土星天之上作为隐修团体的代表人物，彼特拉克敬仰达弥盎枢机并将他视为理想中的隐世者（虽然也有观点认为彼特拉克在后来逐渐感到达弥盎枢机的隐世观与自己的隐世观之间存在的区别，因而最终与达弥盎枢机有关的内容在其相关著作之中并没有能够占据多少篇幅），而薄伽丘受彼特拉克之托而基于达弥盎枢机的秘书洛迪的乔瓦尼为达弥盎枢机所撰写的圣人生平而重编了一部更符合早期人文主义者的口味的圣人生平（虽然因为之前提到的原因，最终该文本并没有被彼特拉克所选用）。有趣的是，早期的人文主义者中存在着不少包括但丁在内的教会改革家，而但丁尤其是以类似于比亚诺瓦的阿纳尔多那般与方济各会之中的那群受到菲奥雷的乔亚基诺的历史神学理论影响深刻的教会改革家（譬如伯多禄老师最近总是提及的中世纪晚期认知理论家皮耶尔·让·欧利维以及他的门生卡萨莱的乌贝尔蒂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当然，但丁对于其中的一些具体人物的态度也比较复杂，譬如但丁对于乌贝尔蒂诺的态度就被一些学者特别研究过），且与不少同时期因争议主张而知名的方济各会学者一样与皇帝及吉伯林派人士之间亦保持着统一战线。在这些关系被梳理明晰之后再重新审视的话，其实会感到蛮有讽刺意味的。

那么，诸位知道还有什么更为讽刺吗？但凡提及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很多人就会产生那种总是被迫害且非常软弱的形象。显然，最近对于奥卡姆的威廉与皮耶尔·让·欧利维两位在不少主张上都与教会之间合不来的方济各会学者的学说与经历的阅读已经令老师感到义愤填膺了，顺便还对着多明我会一顿冷嘲热讽。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忽视掉在西欧前现代社会中的宗教神学问题向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变革方向的高变现率；可以忽视掉天主教会及巴黎大学神学系等机构在沙特尔的阿莫里事件之后对于某些涉及到神学问题的学者的主张变得更为敏感的态度；可以忽视掉因自由神教友会等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治诉求的寻求宗教改革的运动逐渐铺开而变得颇不稳定的宏观背景；可以忽视掉奥卡姆的威廉与欧利维对于宗教与政治结构的激进观点及作为方济各会成员的身份在这一特殊时期之内所如何影响教会对于他们的态度；可以忽视掉宗教裁判机构对于拉丁阿威罗伊主义者所持的应明确区分命题的神学真理性与哲学真理性的强双重真理理论的不谴责态度（此外，对于宗教裁判机构在宏观社会背景较为剑拔弩张的时期之内的一些针对有卓越的自然哲学著述的受调查学者的处理范例，参见宗教裁判机构对于支持乔亚基诺院长的历史神学理论的巴伦西亚炼金术士比亚诺瓦的阿纳尔多的判例及宗教改革时期的那不勒斯博学家拉·波尔塔的吉安巴蒂斯塔的判例）；可以忽视掉巴黎大学对于校内学者所提供的只要同意公开弃绝被判为异端思想就可以保证什么记录都不留下的劝诫式处理方式；可以忽视掉教宗若望二十二世及其前后的数任教宗深陷于归尔甫派与吉伯林派两党之间的斗争之中因而需要关注保守派圣职者们对于一些主张的态度（可参考教宗额我略七世对于图尔的贝朗热的争议学说所持态度的转变背后的原因以及1277年谴责事件中在巴黎主教埃蒂安·唐皮耶尔的背后所隐藏着的保守派人物等议题）且教宗若望二十二世本人的一些争议性的宗教主张并没有能够借由彼时很多人所担忧的教宗无谬原则而确立为正统教理；可以忽视掉无论是在奥卡姆的威廉与欧利维的身前还是身后的方济各会内部也存在着诸多无论是否算是主流但却有着圣人、真福者等品级的神哲学家，而多明我会及其跟班（bushi）奥斯定会之中也有不少投身于唯名论革命之中的人物；可以忽视掉在方济各会属灵派盛行期间不少方济各会出身的宗教裁判员对于他们在一定意义上的“弟兄”们可是完全不显得心慈手软的事实（可参考隶属于马赛城内的方济各会宗教裁判机构中的某位宗教裁判员是如何通过炙烤他的方济各会属灵派“弟兄”们而成为“业务明星”的）……当然这些事实都还不是刚才提及的“更为讽刺”的事实。关于中世纪的知识分子是否都符合刻板印象中的那种形象这一问题，暂不谈那些明确地对于异教徒或异端分子发动讨伐战争的行为表达过支持的态度的（包括其中有不少出身或执教于巴黎大学的）学者们了（答主在此并不是反对这种主张，尤其是在考虑到答主已经提及过的宗教作为社会伦理的载体在西欧前现代社会之中的重要地位及一些促成特定讨伐战争的政治历史背景的情况之下，仅是为了说明当时的不少大学学者其实是在不同程度上是认同在一定情况之下是可以合法地对于身处另一阵营的集体使用暴力的），答主就来举一个比较应景的案例吧：与奥卡姆的威廉之间关系密切且同样投于皇帝路德维希四世门下的曾以推崇早期的人民主权学说著称的政治哲学家帕多瓦的马尔西利奥/马西利乌斯/马西略（鉴于他的政治哲学学说的内容太过出名，答主在此就不详细谈论了，有兴趣的话还请自行查阅），曾经在吉伯林派短暂得势的期间，伙同一批同样投在皇帝门下的方济各会理论家，要求皇帝杀死所有通过此间的军事行动而控制的反对派成员。这件事情的讽刺性质除去与马尔西利奥本人的部分政治哲学主张之间显得“相映成趣”之外，还直接被翁贝托·埃科写入了他的历史悬疑小说《蔷薇之名》/《玫瑰的名字》的情节之中，用于打设定中的卡萨莱的乌贝尔蒂诺的脸，这是因为在一段小说中的虚构情节之中，乌贝尔蒂诺在向（小说中虚构的）当时还年轻的记述者梅尔克的阿德索修士讲述诺瓦拉的多尔奇诺修士领导下的宗徒教友会所犯下的暴行之后，声称文明的方济各会修士（此时乌贝尔蒂诺出于一些原因已经不是正式的方济各会修士了，具体原因如有兴趣请自行查阅）即便是不同意对方的主张，也决不会像宗徒教友会那般就直接叫嚣着要对方的命的，而这段虚构剧情就被设置在了马尔西利奥等人叫嚣着要全数咔嚓控制下的反对派这一事件的数年之前（其实，在答主看来，被埃科设定着设定讲那一席话的乌贝尔蒂诺当时大概是由于年事已高了，很可能是不慎忘记了，在方济各会终于挺过了不谙组织运营的亚西西的圣方济各的晚年与逝世之后的不久，那一批入伙时期相对早的成员是如何将虽然并不怎么属灵但是作为方济各会的骨干元老并在巩固早期的方济各会的工作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贡献的科尔托纳的埃利亚修士挤兑得生不如死并在埃利亚修士的身后将之在方济各会的历史线上“黑历史”化的，这段历史毕竟是方济各会早期历史上的一大丑闻）。

至于老师提到的部分教会内部的成员被限制出版著作与执教的情况，答主就在想啊：当今的国际舆论恨不得任何一个基层天主教圣职者就能够代表整个天主教会，甚至一个基层天主教圣职者或普普通通的天主教平信徒就能够担当代表整个天主教群体的。此前在知乎的宗教话题之下不就流行过“激进的教徒作恶，温和的教徒洗地”的这么一句指控吗？得“益”于一些倾向明确的propaganda（请勿辩称什么那些以天主教圣职者们猥亵幼童为主题的文艺影视作品仅是经过了一些加工但仍然相对忠实地反应了真实事件且并未主动呼吁抵制天主教的文艺影视作品，请注意同样的描述其实也适用于纳粹势力以因生前品行不端而声名狼藉的普鲁士籍犹太裔银行家约瑟夫·苏斯·奥本海默为大反派而拍摄以诱导德国国民的对犹仇恨情绪的影片《犹太人苏斯》），某些人但凡看到天主教基层圣职者，思维就能够直接跃进到小男孩的现象（其实，根据全美天盟所委派整理的美国国内的几类职业的从业人群猥亵幼童案件的统计信息显示，天主教的圣职者在其中仅能够“屈”居“后进生”之列）还少吗？暂且不论与一些正统性颇具争议的思潮之间“有染”的人物是否会被怀疑在执教的时候夹带私货，请问他们作为天主教圣职者，在进行广义上的观点输出时，他们是作为他们自己，还是最为一名天主教会的ordained或consecrated圣职者？而这个被用作输出这些观点的身份是由哪一方来决定的？如果这些被视为很可能发表争议性的神学主张的圣职者确实地输出了争议性的神学主张，那么其受众及社会大众应该是将这种主张视为天主教会的正统教谕还是这位圣职者本人的主张呢？如果是前者，那么——作为一项较为极端的实例——请别忘记早在首位在生前就明言自己的无神论主张的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男爵——之前，是一位天主教基层圣职者在身后留下的著述之中论述了自己的无神论主张，成为了目前认定的史上首部明确坦言自己的无神论主张的宣言，岂不就实锤了某些持反天主教立场的基要主义人士所宣称的“天主教其实是无神论”的观点（当然不那么极端的实例还有诸如答主接触过的不少反对梵二精神而在自己的堂区之中走非特伦托/脱利腾仪不尊的路线并在网络上寻求支持的）？如果是后者，那么天主教会官方就会变得难以通过其基层圣职者来传达正统的教理与神学理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悖离了基层圣职者被ordain或consecrate以为信众提供教牧引导的基本职能之一，而参考当今的信众们对于基层圣职者们所能够提供的基本职能的期待似乎相较于圣事的属灵意义更为关注基于正统教理与神学理论的教牧引导及教牧关怀的质量的背景，这一悖离所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显得相较于其存在于前现代的社会环境的情况而更为严重。有趣的是，反而是遭到老师所提及的那几位中世纪晚期的方济各会学者及汉斯·昆神父等理论家所诟病的教宗无谬原则将观点输出者所应使用的身份进行了明晰地划定了行使标准，要求教宗在行使教宗无谬原则之时必须明确地以圣座的身份提供立场（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要求，譬如教宗无谬原则不适用于评议那些早已盖棺定论的教理及神学主张；诸位也会发现答主刚才提及的教宗若望二十二世根本无法通过诉诸于教宗无谬原则以将自己提出的圣人在审判日之前其实无法与天主同在因而无法“pray for us”的主张确立下来；其实教宗无谬原则的行使要求是较为苛刻的，并非某些人所理解的“凡是教宗说的内容，就都是确凿的真理”那般）。

答主理解伯多禄老师对于自己的一些contemplation及探索在知乎社区之中向来表现得较为oversharing，答主对此倾向也并不持有持有什么看法。然而，答主还是希望伯多禄老师为自己在知乎社区之中所树立起的较为理性的形象多加考虑一下，至少可以减少一些在相关话题之下的以论代史甚至近乎纯粹的宣泄情绪式的发言，毕竟这么做会很容易造成一种会简单地被自己当下所阅读的文献著作中的观点牵着鼻子走的一类偏向负面的impulsive形象，而当所关注的文献著作（譬如据答主所知的伯多禄老师在近期正在阅读的这一部）中甚至并不存在多少诱导情绪的言论之时则在一定意义之上很可能counterintuitively更是如此，这是由于此类现象的出现很有可能说明自己本就在缺乏对于背景知识的足够了解的情况之下非常impulsively预设了一种适用性有限的投射式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