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为什么喜读《春秋》而不是《史记》？ 第1页

《江表传》云：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
梁章钜曰：羽好《左氏》，史有明文。世俗即谓“志在春秋”，而不知其非事实也。
黄奭曰：羽祖石磐、父道远，并羽三世皆习《春秋》。张大本有墓铭言其事，然无征不可信也。

如果不考虑《史记》比《左传》长很多的原因的话，大约一部分原因是《史记》在汉末还并不是公认的好书吧，至少其口碑是存在争议的。

《后汉书·蔡邕传》：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

另外一部分嘛，这玩意儿在当时作为教材的顺位也不如《左传》，参考下方郑玄学习经历。

《后汉书·郑玄传》：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

首先得明白一个事情，《史记》虽然在汉武帝时就写完了，但它的流传却并不是在汉朝。

《史记》有两部，一部在司马迁的工作场所（宫廷）；副本在家中。在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开始把该书内容向社会传播，但是篇幅流传不多，很快就因为杨恽遇害中止。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

在西汉即使诸侯都没有全版的《太史公书》，东平王曾向朝廷要求赏赐宫廷中的《太史公书》也遭到拒绝。因为《史记》中有大量宫廷秘事，西汉严禁泄露宫廷语，因此只有宫廷人员才能接触到该书。汉宣帝时褚少孙在宫廷中阅读该书，其中已经有些篇幅不对宫廷官员开放，到班固父子时，宣称缺少了十篇，班固家被皇室赐予《太史公书》副本，其中也少了十篇。

司马迁创作的《史记》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东汉朝廷也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表明东汉皇室依然不愿全部公开《史记》，只让杨终删为十多万字发表。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唐朝时，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

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

说完了《史记》，再来说说《春秋》。

要说《春秋》在两汉时的流行，还得感谢董仲舒，为了维护汉帝国统治的理论基础，董仲舒创造性的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并促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而董仲舒的理论依据不是别处，正是孔子所著的《春秋》。

《春秋》中记载了很多怪异之事。《春秋》之所以重灾异，是因为孔子认为天人之间有感应关系，人类的行为会上感于天，天会根据人类的善恶邪正下应于人，天下应人的方式即是用灾异来谴告人，使人反省改过。“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有德必能感应上天。“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另一方面，孔子强调“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春秋·僖公十五年》云：“季姬归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庙。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电击夷伯之庙者也。夷伯者，曷为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则微者，其称夷伯何？大之也。曷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书？记异也。”

而这，真是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理论依据，也是汉帝国思想方针的基础。

在两汉时代，《春秋》代表了当时的理论思潮，他的重要性和流传度远远超过《史记》，因此，处在东汉末年的关羽夜读《春秋》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