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二战太平洋战场日军为什么不敢大规模使用毒气？ 第1页

先要知道日军使用的有哪些毒气，和使用毒气的经纬。

已现有发现的资料来看，日军在中国正式实施的毒气按照时间的顺序，依次是绿剂（催泪性）⇒红剂（呕吐性）⇒黄剂（糜烂性）。日军化学武器的研发到实验，需经历陆军科学研究所、陆军习志野学校的过程。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已经有多次实验。省略伤害性较低的绿剂，直接进入正题。1938年4月的徐州会战期间，日军开始使用加入“红剂”的红筒、红弹。从此，这类一时型毒气便被广泛使用。比如，笔者手上有一份《华中放射教育参考（案）》，资料作成单位为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内页有22师团司令部复写字样，时间为1939年1月。是该师团为吸取华中方面军在武汉会战中“特种烟（红筒、红弹）”的发射经验，从华中方面军司令部抄写毒气教育参考资料。资料的序写着“本篇是武汉攻略战中实施特种烟发射的主要规定，但尚待推敲，为下次作战考虑作为参考配发”。从此可以看出，当时日军在中国正式的使用该类型毒气，尚处于初步阶段。

红剂的作用，是短时间可以让对手丧失战斗能力的利器，一般日军在发起攻坚作战前，便向对方阵地放射。效力表述为“即使佩戴防毒面具，仍具有一定穿透力，造成刺激性伤害，从而降低战斗力”。红剂在关内属于普遍使用，笔者在许多日方资料中都有发现。最初，由毒气专门部队迫击大队发射，但从独立混成第9旅团炮兵队的记录来看，在1939年中期间，该旅团炮兵队也开始了这类教习。

接下来是黄剂。

黄剂，分为芥子气和路易氏气，具有糜烂的特性，能对皮肤、呼吸道产生严重伤害，伤员经历起泡，化脓，糜烂，死亡率很高，并且是永久性伤害。它在关内首次正式使用，按照目前的资料来看，应该是1939年7月。大约在2018年12月，日本雅虎拍卖突然出现了数本毒气资料。当时笔者对毒气压根不懂（现在也不算懂）。发现以后本想尽可能的全部买下，但是开拍后，几份资料价格狂涨，其中后来最珍惜的《晋东作战战斗详报》拍出近2万多，一共可能有7万左右。最终只拍了其中一本。随后在次年，日本共通社报道了一则新闻，日本学者松野诚也发现中日战争中，日军毒气部队在中国作战中使用毒气的记录。惊讶的是，就是雅虎的那批战斗详报。

上图为迫击第5大队在1939年9月，国军反攻长子时发射红弹的战报。

紧接着是这批资料的出版，以及松野诚也在《抗日战争研究》期刊刊载了论文「日本陆军迫击第五大队《战斗详报》所示毒气战之实态」，由此引出了议题，日军是否如此论文所言是首次使用，这需要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目前资料表明的证据链，是1939年5月份大本营下达《大陆指第452号》命令，给华北方面军的指示是可以“现地使用黄剂 ”，即芥子气/路易氏气（或芥路混合）。5月大陆指下达后，紧接着6月底开始策案，7月初由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发动“晋东作战”（或称方军一号作战，潞安作战），在此战中，日军毒气专门部队迫击第5大队使用了“黄剂”，由94式轻迫击炮发射了装填黄剂的95式黄弹。另外，前面提到的各种类型的毒气，也是全部有命令文件可以调查到的。

以上便是日军在关内的毒气作战经纬。

由此及现有的日军资料可见，中国战场实战使用黄剂的时间，应当始于1939年7月。其实从时间来看也不难发现，“晋东作战”是根据日本陆军参谋总长的指示所进行的，也是指示下达后的首次作战，大本营要求华北方面军在山西省的深处地区开展黄弹试验，以确认其威力。日军在关内使用毒气，无外乎是轻视中国，认为中国没有对等手段采取报复的实力，但是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对苏联和美国，采取的是则是和中国完全不同态度。

中国关外的关东军，其主要目的是对苏联备战。因此，早在1939年以前，日军就在“伪满”进行有关毒气战的实验和演习。关东军认为，如果日本和苏联爆发战争，可能将会在战争过程中遭遇毒气战。但是即便如此，诺门罕战役爆发后，关东军仍旧在8月初向负责海拉尔警备、当时在诺门罕地区的第23师团输送化学武器。其中有红筒10000个，另外，标明「黄A、黄E」的化学弹计有7000发。为了作战保密起见，分别将「黄A」、「黄E」、「黄H」改称「甲弹」、「乙弹」、「丙弹」，将红筒改称为「T筒」。这种分类方式，在其他资料中也能发现。例如，交付给陆军习志野学校的一份弹药文件中，「黄弾（黄1号）」被命为「甲、乙、丙」。同时，还附带同样是化学战资材的「95式消函」。

关东军作命丙第197号

另外还有资料显示，关东军在诺门罕战役爆发的8月12日，迫击第二联队还实施了“昭和十四年第二次关东军特殊演习”，其中实施的科目是“雨下”，“撒毒”作业（雨下是特定术语）。因为日军当时通过情报得知，在诺门罕的苏联军队可能会使用毒气，为了以防万一，所以在部署“黄弹”的同时，在诺门罕战役中部署了毒气战专门部队迫击第二联队，这些举动只是为了防止苏联使用毒气，所采取的对等防备策略。但是由于苏联在诺门罕并未使用，因此日本也未使用。在诺门罕战役之后，关东军更加正式地进行毒气战的大规模演习和实验。1940年9月，甚至用“黄剂”的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体试验。

《九五式消毒箱操作方法》第一条指出作用为：“提供于糜烂瓦斯污染地区或该瓦斯污染物料的消毒”，消毒箱内装有7公斤次氯酸鈣作为氧化剂。10000个消毒箱就是70吨消毒剂。

笔者当时对于《大陆指第452号》的发布时间，由于接近“诺门罕战役”爆发的时间，因此怀疑是否与诺门罕有关。就此，笔者和松野诚也进行了探讨。松野认为，当时他也一度怀疑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关系，但是由于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是完全不同的部队。而且当时由参谋本部作战课起草、并由参谋总长下达给华北方面军《大陆指第452号》（1939年5月13日）的时候，参谋本部并没有预料到诺门罕的小冲突会演变成大的战争。因此，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资料表明参谋本部还在诺门罕没有发生大规模战斗阶段中，为了应对与苏联的战争，急于在华北地区尝试黄弹的试验。同时，他也不否认1939年7月的“晋东作战”，为对苏战争积累经验的目的也不是完全没有，但首先还是研究对中国军队的使用。此外，将来与美军的战斗中使用毒气，在当时也没有设想过。

实际上，从1942年初的第一次菲律宾战役开始阶段，日军就发生过以下几个蹊跷的事情。第一，是为进攻菲律宾而组建的第14军配属毒气战专门部队——迫击第三大队。由于苏美都有毒气作战的能力，想来也是为应对美军而配备的。第二，是在巴丹战役前，实际上应当配发了“特种战斗资材”，但是由于《渡集参丁第53号》命令的缺失，目前无法查询配备了哪种化学毒气武器。第三，则是在1942年3月5日，命令部队禁止使用红弹和红筒。

为进攻巴丹半岛的第16师团、第65旅团、第4师团配备迫击第三大队（原隶属第25军）各一个中队。

兵总（兵站总监部）向渡集团（第14军文字符）交付“特种战斗资材”。

以下命令不难发现，这道电令来自更高级的指挥机构，即南方军参谋长发出的《南参一电第482号》通牒。接着，第14军应当也发布了相同内容的命令，即《渡集参丁第67号》。此后，第16师团依据以上两道命令要旨，发布《垣参丁第36号》作命。日军作战命令分为甲乙丙丁四种，丁指的是兵站关系命令。因而命令直接指出，由野战兵器厂输送的毒气武器（红弹、红筒）停止运送，从源头上切断了前方部队使用毒气的可能。由此可见，日军在使用不会造成永久性伤害的红剂都如此谨慎，更不要提使用杀伤性较高，而且会造成永久损伤的黄剂了。

日本毒气战著名学者吉见义明指出，日本是二战中唯一使用毒气的国家，但是政府方面并不承认。由于毒气作战是秘密实施的，因此相关的文件能够留存的并不多。目前除了发现日军在“豪北”实施过毒气人体实验外，似乎并没有发现有在诺门罕、和太平洋战场上使用毒气的直接证据。但是，这也并不是完全绝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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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再多补充几点

进入1941年以后，日本的外部环境已经急剧恶化。 1941年6月22日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立即通过了「有关促进南方施政事项」，试图建立日法军事结合。因为日军在此之前有过武力进驻法属印支北部的先例，因而如果谈判难以解决，则决定实施武力，同时提前着手准备派遣部队。

同年7月，华南方面军的作战序列解除，以《军令陆甲第24号》编组23军、25军。第23军实际上是继承了华南方面军的作战任务(不包法属印支) ，第25军则准备进入法属印支南部。在下达给第23军、第25军的《大陆指第901号》(1941年7月19日) 指示中，第七条明确规定：“在另有指示前禁止使用毒气”。这则命令也可以认定，日军虽然在中国战场无视国际法，但在以英美法荷等为交战主体的关系处理上，使用毒气的态度仍然有所保留。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1年11月，当时属于大本营直辖的南海支队（由55师团部分基干组成），从《大陆指第1001号》也可以发现同样也携带了红筒（500个）和红弹（1400发）。南海支队在12月初进攻关岛，应对的同样也是美军。虽然携带了毒气武器，但是由于在《大陆指第1029号》已经明确告知该支队“在特种弹和特种烟的问题上，将在需要时另外指示”。因此，参照正文中后来南方军下达的《南参一电第482号》指示电，我想其结果应该也被同样告知不允许使用。

虽然日军具备发动毒气战的能力，但是考虑到日本资源匮乏（废话），因而在面对苏联、美国等强大对手前，在率先使用毒气这种问题的时候，应该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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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一下“中国方面受到毒害之后有没有试图用毒气以眼还眼的反击？”这个问题

不少网文中提到过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使用了毒气。根据战时日本报纸的报道，在1937年9月23日，日本新闻发表了《敌弹落下后突然呼吸困难，卑鄙·中国军使用毒气弹》。首先来看这篇报道的主体内容，报道指出：“在22日晚9点50分左右，三架飞机在田上部队上空处投掷照明弹，随后中国军队炮兵在10点左右向刘家行·大场镇一线方向发射了约50发炮弹，突然前线的士兵中有许多人感到恶臭，呼吸困难，防毒专门军官调查后认为疑似是窒息性光气（phosgene），大约有十几个瓦斯弹与多数野炮弹、榴散弹先后落下，但根据推测毒气性能不足。”

这是一次很著名的报道事件，这个事件在1937年9月22日的时候，被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记录在日记中。在《松井大将阵中日记》中是这么写的：

第三师团状况
今晚有约二十发炮弹从正前方向该师团射来。炮弹在着弹点附近发出肥皂般臭味，有几名将士感到咽喉轻度受到伤害。于是立即派遣化学研究所人员进行调查。查明那些弹药有着类似我军红筒毒气弹的作用。（中略）可以设想敌军也做好了施放毒气弹的准备。但是，因还未能证实敌军是否真使用了毒气弹，所以命令该师团暂时不要使用毒气弹。”

同样，吉见义明主编的《毒气战教育关系资料》中，收录了中国派遣军化学战教育队编写的教习教材《敌军毒瓦斯使用调查》，笔者认为从这份材料记录时间和报纸报道来看，这似乎是日军宣称中国军队使用毒气的首报。相关部分如下：

下面来解释这份档案。

《毒气战教育关系资料》收录的表中的第二项，记录了田上部队在上海杨行镇遭受由中国军队迫击炮发射的光气弹，但没有出现损伤。杨行镇位于上海北方，这个地方很有名，相信略微了解淞沪会战的都听说过。当时，日军第3师团被派遣上海作战并在吴淞登陆，但登陆时间已经是1937年9月5日了。所以，我认为日期一栏的“8月2日”应该是误记，同时，表中第三项的记录栏内，出现的地名颜十房也可以确认在同一地区。结合第三项中的“8月23日～9月22日”，笔者认为两项为同一事件。田上部队，即第3师团34联队（部队长 田上八郎大佐），我认为“田上部队”和“杨行镇”即能确定。9月22日～23日，第34联队阵线位于刘家行对面的——金家湾、嗇里一线。因此，报纸的报道、松井的日记、教育队的战例调查报告，三个资料可以串联起来。可以确定为第3师团第34联队无误。

查询《第三师团乡土部队史》《步兵第34联队史》，在9月22日～23日，也就是所谓刘家行附近战斗的部队史记录，并无发现有“遭受中国军队发射毒气弹”的记录。同时，查询第3师团步兵第34联队的战斗详报（C11111924700），以及当时配属第34联队的野炮兵第3联队第1大队的战斗详报（C11111843800）也无记载。亦即无论是第一线步兵，还是位于后方的野炮阵地，都未提到该事件。

步34没有刊登最重要的遭受毒气的松井日记，怪不怪。

这就很尴尬了。第一线部队遭遇异常情况，而且是遭遇“毒气战”，居然当无事发生，非常不符合情理。不过，《野炮兵第三联队史》倒是记载了在22日晚，炮兵阵地观测所附近落有5发炮弹，大约30分钟后发出微弱的臭气。于是，向联队报告疑似光气。但是，光气特别是少量的光气，作战部队内的瓦斯担当将校是无法确定的。检测需要检测器和检测纸，即使放到现在也很难确定，在战时居然很快就出结果了，甚至在第二天就出报道了，笔者对这个事非常怀疑。

这种怀疑不是没有理由的。第一，当时仅第3师团自登陆以来便出现了巨大伤亡，据称已经近6000余人战死或战伤，1000余人战病。因而，作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松井，对此情况是非常担忧的。从《临命第452号》、《临命第595号》、《大陆指第9号》可以发现，在此期间松井多次向陆军中央申请授权使用毒气的迫切程度，但均未被允许。第二，《松井大将阵中日记》的整理出版者田中正明被发现有多处修改、加笔，多达几百处，但从《步兵第34联队史》中刊载的《松井日记》来看，记录遭受中国军队毒气的内容也不存在，也非常不合情理。第三，没有发现更为详细的调查研究前，该事件存在很大的疑问。

缴获日军文件中指出：当使用（毒气）时，预先宣传敌已先使用瓦斯。

笔者个人认为，以中国军队的毒气战实施能力，率先使用毒气的可能性很低，除了担心招致报复外，对于国际的影响也很恶劣，对于当时正积极寻求国际社会介入调停的国民政府来说，这反而会在道德上处于被动。另一方面，日本为了急于迫使中方投降，此时的上海战场正处于胶着，而且日本现地军一直有独断专行的情况，不排除在舆论上首先编造借口发难，来提高反制的正当性。

他们敢在中国战场用，那是因为中国没有化学武器，不怕报复，有恃无恐。

不敢在太平洋上对美国人用，那是因为美国人也有这玩意，比他的还多，威力还大。对美国人用，那就给了美国人使用化学武器的借口，到时候他死的人更多，跟美国人用一次，美国人就跟你次次用。鬼子敢在战场上用，美国佬就敢往你家里扔。美国佬的投送方法和使用规模可比鬼子花样多多了。这玩意比李梅的燃烧弹劲大多了，贼上头。美国佬扔燃烧弹还要避着日本皇居扔，地面上大火好歹整个防火带还能控制一下，不至于烧了皇居。要是扔的毒气弹，毒气往哪飘，美国人可没法控制。老百姓死了就死了，反正鬼子也没把老百姓当人看，但是熏到鬼子头了，那得有多少人要跪在那用小刀剌肚子掏下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