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这种问题有钓鱼嫌疑,回答的质量也emmm,但是还是有认真回答的意义的。渣翻了一下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ume VIII: The Eastern Front 1943-1944: The War in the East and on the Neighbouring Fronts. pp.8-12的STALINGRAD A TURNING POINT?一文。作者为Bernd Wegner
文章太长了,先总结一下主要观点:
文中小括号为本人添加的补充,中括号为作者添加的补充;注释总共31条,没搬上来(不然比原文还长)。因为这是本书第一节所以最后多了一句没啥意义的话(顺手翻了)
所有关于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的岁月里经历的战争的讨论,都是基于一个基本的假设——即在斯大林格勒以后,德国便丧失了赢得战争的可能性。这个事实已广为德国及外国的当代观察家们接受。正如帝国保安部在1943年1月下旬所作的报告里说的一样,伏尔加河上的悲剧“完全搅乱了整个德国”。不仅如此,它还深刻地改变了公众对这场全面战争的看法。根据另一份日期为1943年2月4日的形势报告所述,“斯大林格勒标志着战争转折点的到来,已被广泛认可。”并不令人惊讶的是,主流人群的心气已经“达到战时的最低点。”之前被压制的一些问题,在斯大林格勒之后(浮出水面并)重塑了主流(对战争)的预测。(对结束战争)急切的希望让位给了对“这一切会如何收场”的担忧;“离胜利还有多远”的疑问变成了“我们对战争的乐观态度还能坚持多久”。而那位元首,尽管最终很大程度上逃脱了(对斯大林格勒失败)直接的指责,关于他(领导能力)的神话还是逐渐消退,最终(使他)成为(对德国战败归因时的)众矢之的。
在这种背景下,D6集团军的战败成为了重启非左翼平民和保守派军人的抵抗运动的催化剂。白玫瑰运动的成员直接进行了煽动性的演讲——尽管他们随后就被逮捕。他们和3月与海宁·冯·特莱斯科夫少将有关的两名试图刺杀阿道夫·希特勒的刺客一样,象征了斯大林格勒的影响。即使只是一小簇人的互不相干的行动,这还是揭开了民族共同体——纳粹一直在努力构建,却只短暂地完成了一小部分——加速解体的序幕。尽管这个因斯大林格勒战事的心理影响而催生的(民族共同体解体)过程并没有直接影响到纳粹的统治,希特勒还是被迫在1943年春季到秋季逐步改变其国内政策。改变的高潮出现于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任命:他被任命为德国内政部长,并赋予巩固纳粹在国内的统治与将战争拒止在国外同等重要的地位。
对德国的盟国来说,斯大林格勒的灾难对他们造成的心理影响一点也不亚于德国的。显然,他们公众的心气也完全依赖于德国的军事胜利。芬兰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例子,对人们心态的慎重调查显示,他们对胜利的信心,大大地降低了。与其相反的是,(芬兰)政府继续强调自己对德国宣誓效忠,并进行了对言论的审查和自我审查。在1942年9月进行的调查显示90%到95%的中立和右翼政党成员认为德国会取得胜利,但在1943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40%到50%。对于左翼的调查更加清晰:在(1942年)秋季,65%的社会民主党和80%的共产党成员觉得德国会获胜;当苏联在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取得胜利之后,比例便掉到了19%和14%。与此同时,各个政党中相信同盟国会取得胜利的人数显著上升。在德国其他的各个盟国中事情大同小异,特别是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在斯大林格勒的行动中损失了他们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武装力量,却发现还要遭受来自柏林的大量指责。因此,德国的外交代表在数周内比以往更频繁地报告“罗马尼亚军队和人民中的厌战情绪正在增长”和“【匈牙利的】势力范围内对战争的态度和坚持到底的决心都不明确”,一点也不让人觉得意外。
德国失败的扩大化和苏联冬季攻势的强劲势头同样在中立国家引发了惊讶和关注。在伊斯坦布尔、伯尔尼和斯德哥尔摩,它们(指上文的二者)引发了(当地人)对轴心国将取胜的深刻怀疑。一年前就准确料到现状的瑞典人又一次成为了预测德国命运最准确的势力。1943年3月16日,深信德国终将失败的瑞典驻柏林军事顾问写道, “再有2到3年德国就完蛋了。”
在1942-1943的转折后,清醒的评估和类似的言论逐渐被截然相反的,德国领导人的自我安慰和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逐渐高昂的情绪所替代。1942年夏末仍在害怕苏联崩溃的英国,尽管对苏联的事情只有模糊的理解,还是将斯大林格勒战役称为“战争的转折点”,鼓舞了1941年以来(英国)国内的亲苏情绪。美国的情况相差无几。和英国一样,在美国,人们惊人地达成了共识,是苏联军队的努力,而不是其他国家,为赢得战争带来了希望。
英美两国的军政元首于1月中旬在卡萨布兰卡会面时,进一步预测道,如果(与苏联的)联盟继续存在,苏联将会是这场死斗中活下来的那一方,德国将会输掉这场战争。除此以外,苏联在伏尔加河上的胜利对整体战局造成了毁灭性影响,这一影响越发明显,使得长久以来对苏联抵抗崩溃的担忧变成了对苏联快速取得对纳粹德国胜利的担忧——这对英美十分不利。1943年2月15日联合情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认为德国在东线的失败已在所难免,而且德国的防御行动的成功率还要打个问号——但这是典型的对时局的夸大其词:
为了(赢得)在苏联的战役,她【德国】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庞大、最复杂的军事机器。但现在它已经被(苏联人)重锤出击,砸得遍体鳞伤,修不修得好都是个问题。对撤退中军队的补给、维持和管理已经超出德国控制能力的极限。因此,我们相信接下来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我们必须准备好(应对):德国人将无法稳定其战线,并在俄罗斯大地上守住一条防线——一刻也做不到。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德国在俄罗斯的有组织抵抗将会崩溃。
当代观察家所认为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是战争转折点,这一广泛却主观的看法在战后读物——从最早的(战争)参与者的证词到后来的回忆录——被拔高到了不言而喻的历史真相的高度。但是,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说,因为下列原因,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清晰:
首先,一战以来的经验无可辩驳地表明,在现代的复杂战争中,战争不再被几个“决定性”战役所决定;(相对而言)能动用的人力、物力、后勤和科技资源,以及使用它们的效率和有条理地将它们结合起来的能力,是更加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特别是在长期战争中。尽管如此,独立的几场战役的结果还是能作为一个晴雨表,表明一个政治系统的基础和潜力,及其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组织一场战争的能力。
其次,转折点这个看法本身就有一定的问题。因为在斯大林格勒之后的战争,其形式(与斯大林格勒后各方所预测的)截然不同。对于德国人来说,这(指转折点论)意味着,这场战役的结果最终封锁了通向胜利之路,使一场直到此时(指转折点到来时)仍有胜机的战争变得前途渺茫。但事实上绝不是这样。希特勒不切实际的战争目标、早早波及全球的战争、极端畸形的人力物力资源分配、美国在核武器项目上的领先地位以及同盟国对德战争不死不休的决心,共同决定了德国按照希特勒设想的方式全面赢得战争的可能。因此,不经限定,泛泛地将斯大林格勒说成(这种意义的战争的)“转折点”是有误导性的。
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是,D6集团军的覆灭是东线战争的转折点吗?国防军至少有两次接近其(东线)战略所隐含的决定时刻。在1941年秋的莫斯科门外和1942年夏的南方战线,(德国人)都有机会将苏联的防御击溃——如果斯大林政府不做些什么的话。但是,是一系列相对较少的因素的组合,而非苏联历史所称的“必然性”,决定了最终的结果。在伏尔加河上失败后的日子里,东线德军显然失去了重新制造类似(对苏联人来说)绝命时刻的能力。他们永远地失去了在南方战线的战略主动权——其他战线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斯大林格勒标志了,德军在东线取得胜利的选择逐渐减少这一过程已达到最终阶段。这一过程的各阶段(标志)分别是:1941年7月的斯摩棱斯克战役,(苏军)挡住了德军的前进势头;同年12月在莫斯科门口的失败;被称为“经济上的斯大林格勒”的苏联主要工业部门的东迁;希特勒在1942年7月决定将蓝色行动一分为二(同时进行的两部分)。每件事件之后,德国在东线胜利的根基就变得更加脆弱,通向胜利可选择的路线就越少。在这个逐渐累积、逐渐迈向转折点的过程中,斯大林格勒的悲剧是最终在军事层面的结局。在此之后,(人们)对于东线的胜利不抱任何现实的期望。认识到这个现实或许使德国改变了其战争策略。为什么这个改变失败了,而是成为德国更加激进的战争策略的起点,将是下面讨论的主题。
不兜圈子,不贴各种官方招生简章,直接给你答案——肯定是安泰的提面更难,没有任何疑问,随便问问上海的考生都知道。
从16年高金大涨价之后,安泰的提面难度就一直是上海最难,没有之一,复旦由于死守着60分的英语C线,导致笔试过线率极低,必须依靠提前面试放水才能保证生源数量,这个研究一下数据,自己都可以推断出来。
其实去年安泰涨价,复旦按兵不动,两者的差距在今年大幅度的缩小了,我们都以为复旦要追求提面生源质量了。结果,年底直接飙到50万。
这下好了,如果明年安泰不跟涨,可以想见复旦的提面难度会继续拉胯,安泰仍然会是上海最难!
除非,复旦把60分的C线放弃,这样可以大幅度收紧提面口子,难度和安泰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