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姚洋称「企业捐款那么多不如取消 996，给骑手缴社保」，企业捐款和提高员工待遇应该如何做选择？ 第1页

真要说社会价值的话，用一个亿的成本来严格贯彻劳动法的要求，比捐款一个亿来说，可能带来整体收益还要更大。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几位研究者所进行的调查表明，过长的工作时间会降低员工的生育意愿。在该项研究中，研究者选取了 200 名 40 岁以下的全职工作者进行调查，参与调查者被要求按照重要程度，列举影响自己生育意愿的因素。其中，过长的工作时间，超过了住房成本、抚养成本和教育成本等因素，成为了让父母不想要孩子的最重要因素。^[1] 企业严格执行劳动法、杜绝恶性加班，得救的不仅是员工，还有社会的生育率。

打工人不 996 了，劳动者健康状况得到改善，省下了医疗成本；有时间休闲娱乐旅游，拉动了内需；有精力关注家庭，有条件生养下一代，劳动力供给还能续上。骑手有了社保、享受到了作为员工的制度保障，不再为了逃避算法惩罚铤而走险，个人安全和交通安全都得到保护，这些都是衍生的社会收益。

更何况，企业给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缴纳社保、购买劳动保险，本身就是应当承担的责任，不能通过做慈善捐助来代替。

一些外卖平台，享受了劳动者的工作成果，采取一定的机制对劳动者进行管理（所谓困住人的算法），但自己却不像劳动法律体系中的雇主一样承担责任。长此以往，新的经济形态产生了越来越多游离在劳动法体系之外的劳动者，他们为企业创造了营收，但企业却没有因此承担成本，成本被转嫁给了消费者和全社会，这也是需要矫正的危险趋势。

既然题目中包含选择，那不妨选选看：如果让企业自己选，是用一个亿的成本来严格贯彻劳动法的要求，还是用一个亿的成本去捐款。

从功利的角度来说，必然选捐款啊！

首先，捐款能够带来税收优惠，实际的成本没有这么高。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 12% 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年度利润总额 12% 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另外，根据《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企业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现金和物品，不受利润总额 12% 限制，优惠力度更大了。）（的确，如评论所说，发工资也是税前扣除，这里其实不是将两者来对比，而是说明一点：捐一个亿不等于少了一个亿。）

其次，即便主观上是无私、利他的，但捐款客观上也会带来营销方面的积极效果，有可能引发消费者的「野性消费」，客观上对企业的经营可能存在积极作用。例如，在鸿星尔克宣布向灾区捐赠物资后的三天以内，鸿星尔克抖音直播间销售额突破一亿元，总销量超60万件，累计观看数达1.48亿，起到了很好的营销效果。（当然，这不是说企业捐款就一定存在自私的动机，至少我相信鸿星尔克当时根本没想这么多，但架不住有动机更复杂的效仿者。）

再者，捐款在某种程度上也能抵消一些负面舆论。不说企业了，举个自己的例子：我是一个真实生活中的键盘侠，不止一次在工作场合怼领导、挂人、扰乱工作秩序。后来就有人提建议，让我不要在工作群里怼人，于是我就离了一条规矩，以后再滥用企业微信群公共资源，发一条就给慈善项目捐两百块。后来，事情走向了奇怪的方向，该喷还是喷，只不过会提前充值上几条，发完捐款截图，继续喷。

因为我素质高，所以我可以素质低；因为我（对社会）负责任，所以我可以（对其他人）不负责任，这种捐款，真的好吗？企业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难道可以通过选择捐款来一笔勾销吗？

@谢玄 的高赞回答说得好，「与其谈三次分配，不如先把一次分配做好」，在第一次分配的时候确保公平，同样也是在提升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我们不能在地上建立天国，不能在一个人、一个机构不遵守法律的时候，就开始攀比道德方面的高尚，否则，这种高尚也是一种伪善。

参考

1. ^ Fanny Y. F. Young, Long Work Hour and Intention to Have Children, a Case Study in Hong Kong Long Working Hour Sector Workers, Americ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Vol. 5, No. 1; February 2016.

我只记得当初东子说如果快递采取外包 ，一年可节省50亿

而彼时为阿里送货的四通一达和没上市的顺丰小哥，很多都没五险一金

而老马只要捐款20亿，老王拿出5亿给小哥发红包就可被全网赞誉

而东子的这件事情，只要提了就会被人说这不是应该做的么，守法也能被夸？

须知，这是一个比烂的世界，普遍违法的情况下，守法不应该被夸么？

喂，你家菜鸟员工公积金该交了。

哦，不对，那不是员工，是优质合伙人

……更新

@京东

很多老哥好奇我怎么续费到30年的

都是买的和信用卡积分兑换的。

我就是冲着plus来的，喜马拉雅会员直接扔那儿了没用，腾讯视频VIP给我妹我妈我爸用，最后两个经典卡年卡，一个是交通银行信用卡，一个是民生银行信用卡兑换的。其他的差不多都是买的

不是撸的，不是撸的，不是撸的

重点讲三遍。

将“慈善捐款”与“提高员工待遇”相类比、讨论何者优先，这种比较本身暗含了一个前提。

无论是提出建议的姚院长，还是报道追问的 @中新经纬 ，恐怕都默认了这样一个背景：

以现有立法和司法实践看，企业提高员工待遇只能像企业捐款一样，依赖于企业的自愿自觉、对社会评价的重视程度，以及一颗良善的“公益心”。

把一个理应立法规制的底线与自愿捐款相类比——“慈善用工”，这种提法难道不讽刺吗？

这两句话就根本上误解了国家的意图，什么叫做三次分配？他应该好好的理解一下。

国家讲的一次分配就是市场分配，比如给你发了工资，比如企业赚了钱。二次分配指的是通过税收，社保等方式来调节一次分配的结果。三次分配指的是现在说的慈善等等。

到说这个名字之所以叫“三次”本身就意味着。他是在一二次分配结束了以后的基础上再次进行的，换句话说并不妨碍前两次分配取消加班也好。给骑手缴社保也好，这属于二次分配。所以瑶的意思是说国家应该做二次分配而取代三次分配，这不是扯吗？这两者又不矛盾。你捐钱做社保并不妨碍你给骑手缴社保啊，你的意思是给吸收缴了社保你就可以不做慈善了，拜托，给骑手的社保是公司必须要去做的，你没有做事实上是一种违规行为，你自己做的慈善是你自愿的，你只要愿意承担你认为的后果，你爱做不做。什么时候法律规定的社保成为了可以用自愿做的慈善相交换的东西呢？

其次针对的对象不一样，其实无论是骑手还是996的程序员，他们都还不是那个最需要救助的群体，对于骑手而言，哪怕学历不高，但至少身强体壮，身体健康，不做骑手，找份别的工作其实也是可以的，作为程序员就更了，往往还有高学历还有技能放生，他不在这个公司，996还可以自己创业还可以到别的地方继续工作，即便在996的情况下，他的薪水也不低。说白了，他们是有更多出路的人，而慈善要去救助的可能是孤寡老人，可能是留守儿童，而他们往往是退路不如骑手和程序员的那批人。两者能混为一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