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可以说是罗马领地上文献资料最多的地区,得益于大量纸草文献的发掘,我们可以对埃及的社会经济情况进行一些量化。
首先来谈一下罗马时代埃及人口的情况,约瑟夫斯曾经提及在不包括亚历山大的情况下埃及有750万人,但这是一种夸大的说法。公元二世纪埃及的一些村庄数据表明,农村人口的平均密度不会超过120人/每平方公里,现代研究认为农村人口的总量应该在300多万,居住在亚历山大里亚和各诺姆首府的城市人口有150万,到二世纪埃及总人口约为500万,这无疑是古代埃及人口的最高峰。不过当安东尼瘟疫在埃及爆发之后,埃及损失了20%到30%的人口,部分村庄被遗弃,大型地产有增长到迹象,城市化程度增长。
如果巨量的人口必然要有相应的物质条件做基础,埃及在古代就以其惊人的农业产量闻名,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不同,尼罗河每年的洪泛稳定且与耕作季节温和。罗马埃及能开垦的土地总面积约为900万阿鲁拉,约为25000平方公里,这个数据要高于19世纪后期的20000平方公里,此时的地中海环境要比后来更加温暖湿润且稳定,不过不足或过量的洪泛也仍然存在,大概每七年会发生一次。在罗马治下,埃及多种多样的土地分类被至于更简约的私有与公有之分的土地模式下,并且最终取消了传统上对私人土地的限制,形成了自由市场。并且哪怕是公共土地的承租人也享有相当大的土地使用权的保障。最初公有土地仍然占据主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公地逐渐被转为私人所有,二世纪的两份乡村税册显示当地53%到59%的土地仍然归属公地,但到了四世纪剩余的公地应该已经完全转为私人土地,但可能仍然在名义上被登记为公地。
小麦收益率的保守预估是10倍,大约每公顷能收获1吨小麦,但是也有更好的数据,三世纪的私人土地上小麦收益率从7到16.6倍不等,平均值是13倍。在私人土地人两年轮作被使用,而公有土地中作物轮作则不太常见,因为公地的租金较高,并且大多以小麦支付。大体我们可以认为私人土地上的小麦收益率要比公地的10倍收益要更高,可能有12倍的收益。如果以小麦来计算罗马时代埃及的年平均农业产量,900万阿鲁拉的80%被耕作,其中25%是公地,那年产量约为250万吨。私人土地的租金在二世纪到达一个高峰期,到了三世纪则回落了,这主要是因为瘟疫导致的劳动力数量的减少。瘟疫之后一些土地被抛弃,短期内产量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随着更多的公地被转为私人土地以及大型地产的增长,可以预见农业种植的更加多样化和集约化,生产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埃及在很早的时候就是地中海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而在罗马时期20%到30%的人居住在城市中,罗马在埃及兴建各种公共建筑,鼓励城市精英等政策促进了城市化。亚历山大里亚的人口可能高达75万,是罗马世界内第二大的城市,而其他城市则没有这么恐怖的规模,从几千到数万不等,例如赫尔摩普利斯就是一座有4万人口的大城。而埃及的村庄人口从几百到4000人不等,那些有数千人的较大村庄比其他省份一些城市都多,但罗马对于城市的标准可不单单是看人口多寡。与芬利说的罗马的城市是单纯的消费者这个论断不同,埃及的城市既是农村财富的消费者,但自身也有生产者的属性。城市中的职业多种多样,其中一些在乡间也能见到,如木匠之类。但更多的职业只能在城市中寻到,这些职业多是得到了认证的。与其他很多地区一样,纺织工在记录中占据了主导,这也体现了埃及纺织业的发达。与中世纪的情况不同,此时的埃及纺织工就像帝国其他省份的同行一样,生产的都是成品衣服。亚麻布是埃及的一大特产,也是出口到地中海和印度的主要产品。当然就城市就业情况来说,建筑工人也不容忽视,毕竟罗马喜欢修公共建筑,不过遗憾的是他们在记录关注度不够。工匠和其他的一些专业人员(如妓女)每年都要缴纳特定的税收,大部分工匠都是以小作坊的形式来进行生产,但在亚历山德里亚,像生产玻璃器皿,香水这样的重要行业也能发现规模更大的生产单位。
在罗马时代,亚历山德里亚成长为东地中海商业最重要的节点,她调节着东西方货物和财富的流动,那里有着数不胜数的商人和各式各样的船只。罗马每年要通过亚历山大输入大量粮食,这个过程中会租用大型私人船只,船主从中还得到政府补贴,返航时因为没有官方指定的货物,他们会带回意大利的葡萄酒,西班牙和北非的橄榄油,北非的陶器,意大利的金属制品等产品。其中一些又被埃及重新出口到其他省份,甚至一些到达了印度。不单单有官方的粮食订单,一些农场主也有接到意大利的私人订单,这部分的粮食和其他农作物出口也不容忽视。
当然埃及最引入注目的还是面向印度洋的贸易,虽然也有一些制成品被出口,如葡萄酒和纺织品,但出口最多的还是贵金属,可能占出口量的一半。主要进口是香料,香水,宝石,象牙和一些纺织品(最著名的就是中国丝绸了)。这些通常被视为奢侈品,但不能因此就将其视为只有顶级富豪才能享用的起的东西。在城市和一些富裕的农村,像胡椒这样的香料是被广泛消费的,香水也在私人和公共领域被普遍使用,宝石珠宝对于一些富裕的农民来说也并非遥不可及的东西。
但这种远洋贸易最大的价值则在于他为罗马建立一个非官僚制的帝国提供了可能。印度来的单只货船估值为700万塞斯特斯,包含了140万的税费。若以估算的罗马帝国30%的GDP作为可能的市场的规模,其高达60亿塞斯特斯,若以其中的十分之一用于印度洋贸易,可支持85艘700万塞斯特斯的货船,若用四分之一则可超过200艘。这个计算非常粗略,但也法轻易的得出数百艘船的数据,所以市场虽然庞大,但也很有限。但哪怕如此,但哪怕100艘船也可以让边境关税高达1.4亿塞斯特斯,甚至可以有更大的规模。所以各种来源的关税收入达到两亿并不是没有可能。像关税这样样庞大且易得的税源让罗马可以不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来压榨税源,而是从国家贸易中不断汲取活力,当然这也意味着贵金属的长期流失,但并不能因此否定罗马的成就。
关于罗马埃及还有很多可以谈,例如以前现代社会来看具有高度发达的货币经济,劳动者的报酬很多用现金支付,在乡村也挖掘出大量货币,这不单单是为了缴税,也说明货币经济已经在农村扎根,介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还可以谈谈奥古斯都时期埃及的行政组织,埃及的驻军,宗教等等,不过这些太多了压根不是一个回答能说得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