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已经证实伊尹确实存在，为什么不能佐证夏朝的存在呢？ 第1页

其实现在讨论夏朝最积极的，不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而是那些和夏朝历史有关联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南等地，又因为良渚和三星堆的发现，又出现了这两个地方加入争论的趋势。知来处，是我们考古的初心。但是现在经济发展太快了，更多人想着是怎么变现。不是知道那个时代有个国家，体量类似于夏就是夏朝了。这不是我们断代的目的。没有相对完整的互证，是不能轻易断言的，对待我们伟大的历史，还是要慎重，谨言。再说，就算实证了又如何。我姥姥家安阳，又是殷墟，又是岳飞故里，又是曹操墓的。也没见几个人追捧的。毕竟上三代的历史和我们最紧密的还是周，从住宅形势到礼制教化，我们的思想文化根脉基本都源自于此。但也没听说多少人跑到陕西认祖去的。所以还是不要把历史变成快餐。就让专业人士去做专业人事情，相信有一天会有一个完整的答案，无论是山西或是河南，又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我们要做的是活好当下，毕竟没什么繁华历史的深圳，人家过的挺好。

不是夏朝存不存在的问题 而是谁是夏的问题

（把例子再完善一下）

你家有个后山 族谱里明确说了你曾曾曾爷爷讳王名仁 身七尺 以瓮敛其骨 葬于后山 上面通知要迁坟 发现了五具尸骨 从时间来看 五具尸骨都是同一个时间段 两具尸骨没有瓮 一具身高七尺 一具有墓碑叫王仁 三具用瓮葬的 一具用的铜瓮 两具用的土瓮 铜瓮上锈的只剩三 二两个可以辨别的字 两个土瓮一个碎了 一个就剩一个人字 好了 你无法准确的辨认这五具尸骨哪一具是你曾曾曾爷爷 你可以说这五具尸骨中有你曾曾曾爷爷 但是不能说这五具都是你曾曾曾爷爷

所以从学术角度上有两个明确的说法 历史学上 能确定在商以前有一个文明时代 从历代文献中 我们可以称之为夏 但是从考古学上 你无法明确哪个文明是夏 而且很有可能这个在商以前的文明不叫夏 而是后代的商叫它做夏 所以历史学角度上夏是存在的 考古学角度上夏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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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一个千赞回答 我觉得应该把一些问题再隆重说明一下

第一 不要问我标点的问题 以前玩游戏习惯了 空格就代表标点了 有意见你说 反正我不改

第二 在这个问题里回答所谓西方不认可 虞 三星堆神马的 都是对中国历史和中国考古学缺乏理解的不学无术的XX 说真的 这些人并不关心所谓的历史 只是想借此表达一下自己无处安放的道德感

第三 中国考古学目前面临的一个坎不是考古遗址发现的不够 而是因为历史文献学过于发达 导致了考古学被局限在一个框架里 这一点我另开一段说明一下

中国考古学是学习借鉴的西方考古学 这一点不可否认 但是通过历代考古学者的不懈努力 我们形成了自己的考古学体系 但是在一个问题上导致中国考古学出现严重的分歧：殷墟的发现

在殷墟证明甲骨文存在前，我们能明确确认的:就是周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 ，从周代以降，我国历史文献学逐步完善到无可挑剔的程度，周以前的记载，神话、传说与真实历史相互交杂，历史学上疑古、信古、释古都是历史学学科的问题 。但是殷墟甲骨文的证实给了中国考古学一个难题：究竟是按照考古学学科建设.从无到有，用考古学材料去证明考古学的存在？还是依靠历史文献学.用考古学去证明历史文献学上的存在？

因为周代的文献里已经说明了在周以前有两个朝代的存在 就是夏和商的存在 既然甲骨文的出土和殷墟的发现证明了商的存在 那么周所记载的夏也有可能存在 所以有部分考古学者就是根据这个靶子去射箭 在大致范围内寻找到了一批具有早期王权象征的文化存在 而良渚的意外发现 也证明了 在商朝以前 我们确实有文明存在 所以这些早期王权象征的文化很有可能在这个时间内进化成文明并被记录下来 因此就出现了我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夏肯定是存在的 但是夏在哪里？ 缺乏文字材料的自证 这批被发现的文化 可能就是夏的雏形 也可能不是夏 所以相对严肃的考古学者 比如像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老师就认为二里头不是夏都 夏还未发现 而有些学者就认为反正这个范围内已经有一批文化存在 至于哪个是夏无所谓 我们就把夏先定下来 剩下的 继续再挖就是了 因此就产生了夏存不存在的问题 从学术角度而言 我个人还是支持夏目前不存在的 毕竟那么多文化遗存 胡乱确认 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祖宗这事吧 还是不适合乱认 文化自信不是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上的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可能更好的方法是作个类比

现在，假设在一个平行的世界里，中华文明在五胡乱华之后遭到了灭顶之灾，整个文明被蛮族彻底摧毁，文化传承完全断绝，晋朝以前的一切痕迹几乎都被抹去，整个中华大地倒退回蛮荒时代，或者被另一种文明形态取代（如同印度河文明和玛雅文明一样）

一千多年后，考古学家终于发现了前晋朝文明留下的遗迹，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他们在河南地区发现了“晋朝”和“晋朝”之前的“魏国”的遗迹，并艰难地获得了一些史书残片，对文字进行释读并得到了以下内容：

……以真为征蜀护军，督徐晃等破刘备别将高详於阳平。太祖自至汉中，拔出诸军，使真至武都迎曹洪等还屯陈仓。……真以"蜀连出侵边境，宜遂伐之。数道并入，可大克也"。帝从其计。……飏等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劝使伐蜀，爽从其言，宣王止之不能禁……

----三国志·魏书·曹真传

嘉平元年，迁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是岁，与雍州刺史陈泰协策。降蜀牙门将句安等于翅上③。……。

----三国志·魏书·郭淮传

太和元年六月，天子诏帝屯于宛，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初，蜀将孟达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以达言行倾巧，不可任，骤谏，不见听，乃以达领新城太守，封侯，假节。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蜀相诸葛亮恶其反覆，又虑其为患。……，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

----晋书·宣帝纪

一群对晋朝之前的历史一无所知的考古学家，从上面的文字材料中，不难得知当时的"魏国"一直在与一个叫做“蜀”的国家长年交战，如果有更多的文字材料，也许能够推断出这个“蜀”大概位于魏国的西南方，甚至可能更精确地推断出“蜀”就在今天的四川盆地。

然而当考古学家去四川尝试发掘“蜀”的考古遗迹时，他们会发现什么？事实上可能什么也发现不了，与今天蜀汉如此之高的热度相反，历史上的蜀汉留下的文物非常稀少。你今天能看到的所有的与“蜀汉”相关的文物，什么张飞庙，武侯祠，都是明清时期由于“三国演义”的流行而带动起来的民间文化产品，跟三国时期的蜀汉没有一毛钱关系。

关于蜀汉时期文物的情况有一位答主给出过一段很好的回答，具体可参见以下链接：

三国时期的魏、吴两国到现在基本没有什么痕迹了，为什么蜀国文化现在在四川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 寒鲲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5745570/answer/1723523255

总之大家可以知道的是，迄今为止，在西南地区出土的蜀汉时期文物几乎是凤毛麟角，稀少到什么程度呢？光凭这些文物，你根本不可能知道这里在公元三世纪曾经存在过一个叫“蜀汉”的国家，更不可能知道这个小小的国家身上曾经承载了一段多么厚重的历史，闪耀着一个多么辉煌的朝代的最后的余晖。

考古人员如果遵循史书的记载在四川进行大规模的发掘，最多只能发掘出一堆汉朝的文物，从而知道在“魏国”之前曾经有一个“汉朝”曾经统治了中原和四川。但考古人员怎么也不可能找到那个在“魏国“和“晋朝”的史书中出现频率如此之高的“蜀”。

在考古人员的记录中，这个“蜀”很大可能被认定为西南一带的蛮夷国家，被当成一个由南蛮建立的未开化的西南小国写入史册。考古人员永远不可能知道的是：

这个“蜀”从来不称自己为“蜀”，而是一直倔强地称呼自己为“大汉”！

这个《魏书》和《晋书》中颇有存在感的的“蜀相诸葛亮”，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一直都称为“大汉丞相诸葛亮”！

这就是在史料极度残缺，文物资料也很残缺的情况下会发生的事情，考古学家所能做的是尝试用几片树叶来还原一片森林。留下大量的疑问未解之处，是再正常不过的；史料记载与考古发掘情况无法对照，是再正常不过的。

如果不是刻意了解，谁能想到我们如此熟悉、脍炙人口的“蜀汉”，在后世被奉为汉室正统的“蜀汉”，在文物考古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如果不是因为古人为我们留下了如此多的史料记载，史料记载完全能够逻辑闭环的话，我们今天甚至都没法确定“蜀汉”是否真的存在过！

现在，回到题主的问题：

我们知道商朝记录里证明有“伊尹”这么个人；但没提到夏；但商朝也记录了很多类似“鬼方”之类的国家；

我们知道周朝记录了商代夏的事迹，也记录了伊尹参与了这一事件；

但周朝的记载过于简略，没有出现太多的人物，没有具体的过程说明，没有告诉我们过程中发生了哪些战争，每次战争的时间和地点、交战人数、伤亡人数；没有告诉我们双方的战略谋划、政治考量；没有告诉我们双方的权力结构、政治体系、军队组成；

这相当于整个三国两晋时期的历史消失殆尽，只留下极少的残片，蜀汉相关的历史最后只留下了一句“邓艾钟会辅佐司马昭灭蜀，后主刘禅投降”。

后人不知道刘备是谁，不知道关羽张飞是谁，不知道诸葛亮是谁，也不知道姜维、黄忠、王平，更不知道曹真、郭淮、司马懿是谁，流传下来的只有邓艾、钟会、司马昭、刘禅这4个名字，以及一句“灭蜀”的事件。

现在我们挖出一个晋朝的文物，上面写“某年某月祭文帝昭”，从而证明了历史上有过司马昭这么个人，司马昭平生做了什么一概不知。单凭这一点能证明蜀国的存在吗？不能。

我们没法证明周朝的记录是客观真实的，没法确定这里面有多少是真实事实，有多少是后人的以讹传讹；没法确定是否存在人物的张冠李戴，事实的夸大扭曲；

我们没法知道周朝记录的这个“夏”到底是什么，是一个强盛数百年的大朝代，还是一个只兴盛了几十年的小霸主（如果是后者，那很难留下什么考古资料）；我们甚至没法知道“夏”是不是一系列国家/部落的故事被后人混在了一起，最终形成的一个用来指代中原地区较强大的邦国的通用名词；

我们没法知道商朝如何称呼这个“夏”，也没法知道“夏”如何自称；

我们没法确定“伊尹”到底是什么人，做过什么事情，关于他的史料过于简略，除了“辅佐商汤灭夏”以外就没了，根本无法像《三国志》一样，大量的史料和细节足以形成严密的逻辑闭环。

于是我们还是没法证明夏朝的存在，也没法证明伊尹真的曾经辅佐商汤灭掉了夏朝

“夏文化”即古文献中的中原夏后氏世袭政权是肯定存在的，区别在于会不会这个文明是同时期存在的其他中原部落文化或“夏时期文化”。“夏时期文化”根据较准确的碳-14定年法毋庸置疑，例如二里头文化，根据碳-14定年法，遗址的年代相当于夏时期，故此可以肯定“夏时期文化”的存在。但在没有从考古遗址中发掘出与夏时期相当的确切的古文字之前，尚无法肯定地将其与先秦古文献中的夏后氏联系在一起，也无法有说服力地证明夏后氏和夏朝的存在。

目前并未找到夏朝同时期或商代关于夏人、夏后氏的记载，目前出土的甲骨文中，虽已有夏这个字，但目前没有发现提到夏朝，也没有提到殷商灭夏的事。我印象里最早的传世文献记载出现于西周（个人看法，欢迎大家评论区指正）。《逸周书·度邑》云：“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论语》中也有“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的句子，《竹书纪年》与《史记·夏本纪》等历史文献亦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夏朝的纪年与世系。因此传统上，中国的学术界对夏朝的存在一直坚信不疑。

20世纪初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掀起了古史辨运动。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结合西方近代史学的科学思辨方法检讨中国传统史学。一些野史给大禹赋上了神的特征，《绎史》记载四千多年前的太古时期有位名称“大禹”的神仙，是女娲氏的十九代孙，活存三百六十岁，尧时有位治水贤臣，尧评价他的功劳好比太古的“大禹”神，所以赐名他为“禹”。文献记载的一些远古人物的年岁往往高达百余岁，这不会是一个人的年岁，更可能是古代邦国部落的兴存年岁。顾颉刚根据《说文解字》“禹，虫也。从禸，象形”的记载，认为禹可能是九鼎上铸刻的虫型纹，代表一种似蛇似龙之蜥蜴类的动物，因呈敷土爬行的姿态，所以被后人视为开辟道路、开辟九州的神奇人物。鲁迅又在《故事新编·理水》故事中将这种似虫的动物改成一种蠕虫的概念。民国时期出现了“大禹是条虫”的说法，顾颉刚最终放弃了这则假说。

先秦文献中关于羿生存的年代的记载并不固定，最早在尧时，最晚在周幽王时。在西汉初年的文献中才成为“因夏民以代夏政”的夏王。“后羿”可能是东夷族首领的称呼，“十日并出”、“后羿射日”可能是东夷族的神话传说，而后羿代夏故事的原型可能取材于商朝中期商部落与东夷部落的战争史。太康失国至少康中兴的这段历史处于夏后氏建国初期，很难想象在第二代君主执权时就出现了失国的情况。崔述质疑这段历史的真实性，他认为上古质朴，夏后多以单字命名，唯有太康、中康、少康三者均名“康”，这种祖孙（中康、少康）同名，甚至是兄弟（太康、中康）同名的现象尤为奇怪，不似名而更似号，可三者的兴贤作为又相互迥异。此三君可能原名为天干“庚”，为避讳而更作“康”，与夏朝后期的“胤甲”、“孔甲”、“履癸”一样，近似商王以天干为帝名的做法，可能是商周时期编造出的人物。顾颉刚认为自从孟子称赞“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后，儒家书籍关于启的记载便转贬为褒，还编出众臣不朝觐益而拥护启的故事来解释家天下的大变革。启的性质从而被分化，优点保留在启，缺点全归到太康一人身上。戴震认为其实并没有太康这个人，可能是后人混淆《楚辞·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的记载，误连读作“夏康”造成的[。另一种解释说夏朝太康、中康、相、少康四君的世系源于殷商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四位先公，其历史又取材自商朝中期太戊、中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的历史。商代中期，因受到东夷族的军事威胁，商王太戊被迫放弃经营了近二百年的都城亳，其后四王屡迁都邑，至祖乙迁邢后才得以复兴。周人认为己与夏部落有缘，自称“有夏”，又认为商部落属于东夷系统，所以将商部落中期的复兴史移花接木地写成夏朝中兴史，刻意体现夷夏矛盾的渊源之久远，如此理证周灭商的行为。

更有观点认为夏史或有较多的夸大成分，许多和商朝的历史相似，或完全由周人杜撰而成。而《尚书·多士》记载周人训诰商族遗民“殷革夏命”，若是周人毫无根据地编造，商部落遗民是根本不可能信服的，周族的统治者也不会用它来训诰商民，夏的存在与殷商灭夏的历史应是确切的。西周初期便有“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与“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等文献叙述足以证明西周人认为周前有殷、殷前有夏，夏灭于殷亦可作为周灭殷的前车之鉴。秦始皇帝焚书坑儒，大量先秦典籍失传，然而，成书于西汉的《夏本纪》与近四百年后出土的战国时人写的《竹书纪年》大致吻合，说明司马迁作《夏本纪》应有所根据，且今人熟知的一些夏朝的历史故事成形较早，但未能就此判定司马迁或许只是参考了内容近似竹书纪年的其他的周代文献。

文献中对夏朝的记载虽然丰富，但因年代久远，在考古学方面一直没有多少突破，又因始终未能找到同时代的文字记载而被学界质疑。自1959年夏，考古学家徐旭生率领小组开始在河南省中西部、山西省南部一带开展“夏墟”的调查。1953年，在河南登封市唐庄乡花玉村发现了一处遗址，这便是1960年定名为二里头文化的首处遗址。随后，又在豫中西、晋南地区发现了偃师二里头村、巩义稍柴村、登封告成镇、汝州临汝镇煤山街道、山西运城夏县东下冯村等多处类型相似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其中，因河南偃师二里头村的遗址最为丰富、典型，故得其名。二里头文化有以豫西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类型，和以晋南东下冯遗址（山西运城夏县东下冯村）为代表的东下冯类型。此外又有观点认为汝州临汝镇煤山街道的煤山遗址归属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特别类型——煤山类型。这些遗址的地点分布均符合文献中记载夏人活动的区域，其地层年代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与商代早期的二里岗文化缺环之间的五百余年。仰韶、龙山、二里头、二里岗四个文化在黄河中游区域呈现出文化叠压的现象。二里头文化叠压在商文化之下，龙山、仰韶文化之上。夏朝在文献中的年代概念便是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转向青铜时代的过渡期。依碳-14放射性定年法，二里头文化被定于约前2395年至前1625年间。二里头文化可分为四期，其中第三期内涵尤其丰富。第一期的绝对年代测定为前1620±95年（树轮校正作前2080年—前1690年），以平底夹砂黑陶和泥质黑陶为典型陶器，另有少量灰陶，纹饰以篮纹为主。一期的盆罐物品造型类似河南龙山晚期遗址出土物品。第二期陶器以灰陶为主黑陶为次，细绳纹居多，篮纹减少。三、四期以夹砂灰陶、泥质灰陶为多，罕见黑陶，粗绳纹首次出现，绳纹几乎全面代替蓝纹。其绝对年代测定为前1245±90年（树轮校正：前1590年—前1300年），与早商相当。一二期与三四期差异显著。铜器在第三期首次出现，说明二里头三、四期文化已步入青铜时代。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四期层已出土青铜器百余件，一二期则无一件，甚至连红铜渣都未见到。若认定二里头一二期为夏文化，《墨子》、《左传》等写道夏人“铸鼎于昆吾”、“铸鼎象物”等记载未必可信。从出土文物的特征看，一二期近似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煤山遗址类型，三四期更接近早商二里岗文化洛达庙期。

学者们至今还对此四期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是否归属夏文化持有分歧。主要观点有以下十四种：

1.仰韶文化便是夏文化。

2.（典型）龙山文化是夏文化。

3.灰陶文化是夏文化。

4.齐家文化是夏文化。

5.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

6.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一期是夏文化。

7.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属于早商文化。

8.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全四期属于夏文化。

9.二里头一至三期属夏文化，四期则属早商文化。

10.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一至三期属夏文化，四期则属早商文化。

11.东下冯类型与陶寺类型文化是夏文化。

12.良渚文化是夏文化。

13.二里头四期全属夏文化，而河南龙山文化不属于夏文化。

14.目前尚未发现夏墟，二里头文化实际是夏时期的早商、先商文化。

仰韶即夏和龙山即夏论点在1950、60年代有了新的考古发现之后未再提出。1960年代随着多处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各分层的归属问题开始浮现，或认为是早商文化、先商文化，或认为是夏文化、夏时期文化。其中以郑州洛达庙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晚期文化的洛达庙类型一度被划归早商文化，随后东干沟、七里铺、灰嘴等遗址亦被划归早商文化。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二里头文化是早商文化，而偃师二里头遗址则是汤都西亳。学者们于1977年的登封讨论会上就王城岗、二里头、东下冯三处遗址对二里头文化的归属作出总结。定性“夏文化”为夏王朝时期活动于黄河中下游的夏部族的考古文化遗存，并据此提出四种观点：二里头全四期为夏文化；二里头一二期为夏文化、三四期为早商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一二期为夏文化、三四期为早商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全四期为夏文化。前两种观点为主流，而多种观点一致认为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属夏文化。王玉哲、晁福林等学者认为观点7最有说服力，认为一二期与三四期分别属于两个不同部族的文化，而其他观点无法解释第二期与第三期文物特征出现的明显差异。斟酌出土文物的绝对年代可以看出一二期基本处于文献记载的夏朝中晚期，而三四期已跨入到商朝早期。分析文物特征，第三期文物出现两种文化因素并存的现象，此时期偃师地区的政治、文化发生过大变革，一种观点以史籍记载的成汤灭夏作为解释。认为二里头文化全四期属夏文化的学者把二里头文化看作区别于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岗早商文化的独特文化。全四期的文化面貌是一脉相承的。二三期间的变革是一种渐变，不是受到外来因素影响的突变，偃师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在第三期才升为都邑，所以兴建城郭。绝对年代跨入早商的第四期被解释作夏文化在商初的遗留。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文化在中国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且二里头的第一期不是最早的夏文化，又普遍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都斟 。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根据地域分作晋南三里桥、豫西王湾、豫东王油坊、豫北大寒四种类型，其中豫西王湾类型直接叠压在二里头一、二期文化遗址之下，二者的文化内涵之联系十分密切，二里头一、二期应系由龙山文化王湾类型直接发展而来。杜金鹏认为在二里头二期文化晚期，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的远距离迁徙，其后的三、四期较前二期分布更广，二里头后期文化的传播地点又与桀奔南巢、桀子迁北的记载吻合，非事出偶然，应与夏商之际夏人的迁徙相关。二里头一期的文化面貌不同于后三期，一期本身持续时间不长，夏文化应该还包括相似的河南或中原的龙山文化晚期，其中豫西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址主要分布于洛阳平原，与二里头一期文化遗址的分布相符，二者的考古学年代总跨约四百八十年左右，与《竹书纪年》记载夏积年四百七十一年相近。1980年代初，孙华等认为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尚有约百年的缺环，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文化特征仍然处于原始氏族部落阶段，并没有国家形成的迹象，可能只有豫西类型的其中一种属于夏部族的先夏文化。二里岗文化下层是二里头文化四期的衍生文化，是属于继夏兴起的早商文化，只有其前的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属于夏文化。1980年代中后期，在河南新密市发现新砦遗址，随后又在附近发现类型相似的遗址，从而弥补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一期之间的文化空白，被称作二里头文化的新砦期，其下又分作早晚二期，使得二里头文化的分期增加至六期。新砦期文化的文化遗存的特征介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之间，沿袭关系非常明显，是二者的文化过渡期。1983年发现的偃师商城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距离二里头遗址仅6公里，可以算是夏衰商兴的表现，所以夏商的分界线应当在三、四期之间，前三期与新砦期属于夏文化，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王城岗遗址可能是最早的夏文化的遗存。

分布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在陶器制作方面与二里头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疑是夏代的方国文明。而山东的岳石文化与二里头、二里岗文化截然不同，一般认为属于东夷文化。一般认为分布于濮水、漳水流域的下七垣文化是先商的遗存，二里岗文化是早商的遗存。

很多人陷入一个误区，没有搞明白什么叫信史?什么叫史料?

何为信史，又何为史料?

大家都知道现在有许许多多的史料冲突，以至于很多人不知道到底相信谁的记载。

本人对历史的记载分辨为一下两种情况。

第一：当时的历史记载，也就是信史。

如：甲骨文记载的商朝历史为信史，记载夏朝的历史为史料。

商朝距离夏朝仍然有百年以上的误差，所以仍然是史料阶段，而不是信史阶段。

如：汉朝所写的《史记》《汉书》，他们记载汉朝的历史可信度比后汉书要高，因为是前者是信史，后者是史料。

如：唐朝宰相杜佑所写《通典》，还有《唐会要》，因为是唐朝人自己描写唐朝的记载，甚至权威性要比五代北宋写的新旧唐书更具权威性，时效性。

第二：史料，即后世记载前代的历史，一些传说记载，拼凑史料，史料来源，都是值得商榷的。

如《史记》记载的黄帝时期骑龙飞升，带着几千美女上天。并不是史记不可信，而是史料来源问题，司马迁把一些传说纳入，也无可厚非。

为什么后世写的东西，如旧唐书和通典，旧唐书进二十四史了，通典没进?

因为叙事不一样，通典并不是全叙事，涉及的内容如行政，法律，地域等等，就跟秦简一样，虽然秦简不是二十四史，但是秦简记载的秦朝相关的秦律，区划等绝对比后世记载更可靠一样。

而二十四史都是讲xx年发生什么事儿，xx年怎么怎么样。二十四史具有叙事的唯一性。

所以甲骨文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就算甲骨文记载了夏朝，也不能做到百分百还原，还要看什么时期的甲骨文。如果是商朝初期记载的夏末期，那确实更可靠，但是如果是商朝末年记载夏朝初期和夏朝末年，也未必可靠，事件跨度达到五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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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ng-jin-80-85-10 网友的相关建议: 
      

辫子粉以前顶多荧幕上给人洗脑，现在知乎贴吧上也四处出击，为了打击汉人几十年来重塑的脊梁，把各种汉族英雄虚无化，把汉族领导的朝代抹黑化甚至装做汉粉进吧挑起内讧。

他们从故纸堆里制造无数耸人听闻的“新历史”来欺骗无知历史小白，造谣一句话，辟谣跑断腿，自媒体从明初“朱元璋非汉族”“朱元璋屠苏州”到明末“木匠皇帝爱奶妈”“崇祯冤杀袁崇焕”等等，把明朝描述的宦官专权、皇帝奇葩、厂卫横行、百姓吃土、官员阴暗、军队孱弱。然而“明朝那些事”的一鸣惊人，打破了辫子粉史学界对明朝印象的垄断，大量的历史爱好者纷纷拜读，而心智坚毅者更是撇开满清篡编的《明史》，自费搜阅明朝一手资料，只为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大明，这下辫子粉慌了，开始培植网络写手，费尽心机利用历史资料的垄断力，搜肠刮肚寻找明朝的黑历史。并不管这些所谓的“黑历史”是否符合逻辑，一股脑都发到网上，而民间专业的明朝铁粉不甘示弱，从各种能买到搜到的明史资料里一一反驳。网友们看这些世纪辩论贴津津乐道，从中看到的不仅仅是历史基本功的PK，更是挺起几百年来被强行弯下的脊梁的使命感。辫子粉硬钢不起作用又怕更多的汉人觉醒，就开始扣帽子，譬如“明吹”，要知道一个正常的汉朝粉、唐朝粉、宋朝粉都很清楚，那些披着“明粉”来挑衅的必然是辫子粉，同样，辫子粉也知道自己人人喊打，所以尽可能伪装，今儿是宋粉，跑去唐吧里挑衅，明儿装成汉朝粉跑去宋吧里挑衅，仔细一看，这些都是铁杆元清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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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gu-feng-yue 网友的相关建议: 
      

怎么说呢，法学本科，月薪500元就别去了。真丢不起那人。你得有点傲气不是。

我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03年毕业的，原来叫中南政法学院，湖北是二本，外省算一本。后来政法与财经合并，变成211。中南政法学院原为五大政法学院之一，在南方厉害，广深司法系统好多师兄都是中南政法一脉。02年底，班主任劝我在本校保研，我当时不肯读书了，主要是心思不在课本上了，想去大城市发展。

我老家在苏州，跑去苏州人才市场，本来投了中国银行苏州分行的法务岗，结果人事负责人说，我们这里清华北大人大的法学生简历有很多，还有研究生呢。

我心想，HR的嘴，骗人的鬼。北大和人大就算了，03年的清华法学算是个什么东西，清华文科恢复才几年，也来苏州抢饭吃？清华呢能有几个法学毕业生在苏州？心里骂归骂，牌面上打不过，在中国，清华两个字砸死人呦。

当时苏州人才市场上，我还投了一个张家港国泰外贸公司。我是国际经济法系毕业，专业极其对口，国际贸易术语通则是熟练的，再加上刑事民商各类法律护航，还是很香的。人家外贸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说了，张家港和苏州一样，都是苏州。本乡本土的，做外贸来钱快。

我对他后半句存疑，将信将疑，于是去张家港一看，待遇还是不错的。第一年保证不低于3万元，保证月薪达到2500元。公司有单身宿舍，可以选择住公司，我在张家港还有亲戚，可以选择住在亲戚那里。这个价位在2003年应届本科生里面，大概算是顶着天花板了。国泰里面的人还说，外贸系统来钱快，据说开单以后，还有按单提成，乖乖，算起来钱景可观。但我那时还是想去大城市发展，一门心思想去北京。

04年，我就去了北京，当北漂。我北漂第一份工作是1900元，转正后2200元。还不如苏州老家辖下——六线城市张家港的外贸公司的水平。我想，既然北漂了，就忍忍吧。人生地不熟，咱还得奋斗。

05年，老家在北京发展的发小先买了房，叫我去看。我看了眼馋，销售也机灵，发展我跟着发小一起买。于是，我家里出首付，在北京南二环买了一套房，我还贷款，月供2000元。这时候钱就不够用了。巧了，公司涨薪，涨到2700元。我心里还是不满意，我还得打魔兽不是。80后年轻的时候，还是挺看眼前的，这样是不对的。我那时候就开始想办法找工作，跳槽。

06年，最终还是跳槽了，谈了个月薪4000元的工作。好，这下和我父亲供我读大学时候的薪水同一区间了，他一个处长03年才4000元一个月。我出道不过3年，我也4000元一个月。于是，人飘了，志得意满。我父母都是民航系统的，我们民航子弟，去天津民航学院，分配到南通兴东机场，一个月才能拿到900元。后来航油系统被中石油和中石化给并购了，他们又托了关系，挤破脑袋进了中石化。

后面一切就比较自然了。反正03年出道那会儿，起步比不上97级的师兄师姐们，他们包分配，我是99级，里外里就差了两年，就得自己找工作。

但是，但是严肃的说，我们那一届赶上了中国经济起飞，干什么都能干成。同学里面检察官居多，文科女生多嘛，女生都喜欢进检察院；不管男女，做法官的都很少。考公务员的也有，工商、税务、海关、边检、城管……都不乏其人。

还有一个大的方向是进银行，我们班在银行系统的，比去公检法司的加起来还多。那时候刚开始发展股份制银行，民生华夏汉口一大堆同学在里面。金融系统里面，做股票证券也是一个方向。还有同学去搞煤炭和钢铁贸易的。

还是应了那句话，我们各有各的工作岗位，我们都有美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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