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向我们证明了什么？ 第1页

最近在赶书稿，所以没怎么在知乎发东西。

什么叫“三星堆青铜器物锻造技术太先进？”、

是时代更早还是技术更精湛呢？

从时代上来说，三星堆这个聚落建立的时间在龙山时代晚期，大约公元前2600年左右，但是这并不代表三星堆在4600年前已经掌握青铜冶炼技术了。相反，三星堆几乎所有复杂青铜器物都来自于1986~1987年发掘的一、二号祭祀坑，在墓葬和野外几乎没有发现明确属于三星堆的青铜器物。

那么一、二号祭祀坑属于什么时代呢？

一号坑年代在殷墟一、二期，二号坑年代在殷墟三、四期，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所以对应到中原地区，三星堆的青铜器集中出现在晚商时期^[1]，中原的青铜文明从二里头文化就已经开始，到了早商更是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候三星堆还没有使用青铜的迹象呢。

而在祭祀坑之外，三星堆也没有发现更早的青铜冶炼遗迹，在墓葬和大型建筑物的基址中也没有发现使用青铜器的习惯。

这证明什么？

证明三星堆的青铜技术很可能不是独立起源，而是突然出现的。

那么三星堆的青铜冶炼铸造技术是否更加精湛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学者已经指出，三星堆青铜器在铸造时使用的技术也是当时常见的泥范套铸技术，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极不讲究——一些应当打磨的毛刺未进行打磨，扉棱也没有经过特殊处理^[2]，这同样表明三星堆的青铜铸造技术并不高明。

当然，很多人会说，三星堆的青铜面具、青铜神树啥的其他地方见所未见，你凭什么暗示三星堆的青铜器和外来文化有关？

说这话的人，似乎并不知道，三星堆祭祀坑除了出土大量本地特有的青铜器外，还出土了一批和同时期中原、南方地区一致的外来青铜器，包括尊、罍、瓿等。

这类青铜器在殷墟发现过，但是主要集中区域是长江中游的广大地区，虽然看起来和殷墟青铜器类似，但是他们保留了更多原始的风貌，更像是早商二里岗青铜器。我们知道，早商二里岗期，南方地区是有商王朝的据点的——湖北黄陂盘龙城，此类“南方青铜器”就与盘龙城时代的器物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

而到了晚商时期，江西清江的吴城文化也发展出了发达的青铜文化，其青铜器与三星堆极为相似，同时还发现了较为完整的青铜冶炼作坊，是目前“南方青铜器”最可能的来源。

那么有没有证据证明三星堆和吴城文化有过联系呢？

还真有！

金正耀教授曾经对三星堆的青铜器进行过金相学化验，发现三星堆青铜器，不论本地的青铜面具还是来自外地的青铜罍，都使用了一种极为罕见的“高放射性成因铅”，这种铅料在早商的青铜器中普遍使用，到了晚商时期，却广泛出现在了长江流域^[3]。

而近年来崔剑锋教授团队则发现，包括三星堆在内，整个黄河、长江流域使用的高放射性成因铅有高度的同一性，这表明，含有这种铅料的矿石很有可能来自同一个矿脉。使用这类矿料的青铜器出土最多的地区在长江中游，这个矿脉很可能位于长江中游地区。

与此同时，三星堆青铜器的金相学特征高度相同，这表明，三星堆祭祀坑的这一大批铜器甚至有可能是在同一个极短的时间段内铸造而成的。

可怕的还在后面。

三星堆青铜器上普遍有孔，例如青铜纵目面具额头上就有一个大方孔。这种孔全部是器物铸造完成之后开凿的，而且使用了三星堆本土切割玉器的工艺。这是违反常理的事情，因为在铸造时留孔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技术，何必要冒着破坏器物的风险在铸成后打孔呢？

崔剑锋团队认为，这很可能是由于为三星堆铸造这批青铜器的工匠只知道铸器的规格，而不清楚铸器的用途^[4]。

把这些线索串起来，一个大胆的推论出炉了：

三星堆并非自己生产了这批青铜器，而是从长江中游邀请来一群技术精湛的青铜匠人，这些匠人带着矿石来到三星堆，为三星堆人铸造了这批青铜器，在进行祭祀之后，这批青铜器按照三星堆人的习俗进行了焚烧和埋葬。

进一步说，在晚商时期，以吴城文化为代表的南方长江流域土著居民在吸收了盘龙城青铜技术（可能还有遗民）的基础上，在包括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在内的广大长江流域，可能已经建立了一个青铜物资交流网络，这个网络的体量一点不逊色于商王朝。

当然，现在三号坑还在挖，也许会有颠覆性的证据出炉，但是三号坑从报道上看是晚于一、二号坑的，看起来并不会推翻三星堆在晚商之前没有独立青铜冶炼工业的推断。

总之，三星堆很屌，但是也不要把这个文化看成论外，实际上还在中国考古学的框框里面呢。

参考

1. ^ 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4月
2. ^ 苏荣誉： 《 三星堆祭祀坑青铜器铸造工艺的初步考察》，《 神秘的王国——对三星堆文明的 初步理解和解释》，巴蜀书社 , 2003年1月
3. ^ 金正耀：《论商代青铜器中的高放射性成因铅》，《 考古学集刊·15》，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69—278页。
4. ^ 崔剑锋、吴小红：《三星堆遗址祭祀坑中出部分青铜器的金属学和铅同位素比值再分析——对三星堆青铜文化的一些新认识》，《南方民族考古》，2013年。

　　三星堆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最重要的遗址之一，是龙山文化灭亡后唯一延续龙山文化的重大遗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进入青铜时代的遗址，第一个拥有大量黄金并使用黄金的遗址，第一个拥有巨量印度洋海贝的遗址，第一个拥有巨量象牙的遗址，第一个比较全面具象表达中华文明起源的遗址，从考古现象看，也是周以上重大考古遗址中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最多最密切的遗址。三星堆极大可能向我们证明了，我们的历史认知出了问题，它可能就是我们正在寻找的夏朝夏都。

　　现在网上有两种不正确的认识，一种是对三星堆两个埋藏坑出土的器物感到惊诧，认为不是本土文明，可能是外来的；一种是故意矮化歪曲打压，把它说成是古蜀地区的地域文化文明，是带有很强巫文化的落后部落，目的就是不能让其动摇可笑的中华文明起源中心论这个观点。这两种观点都不是实事求是。

　　大家所见到的三星堆文物，目前主要是两个埋藏坑，加之发现的另六坑器物出土后，大家看到坑里出土的文物将更多。还会让有的人继续惊诧，还会让有的人继续故意的矮化歪曲打压。原因就是一方面它出土的文物可能还将继续让人下巴掉到地上，因为造型可能依然超出认知；另一方面，所有埋藏坑的埋藏时间，对应的是殷商晚期的大约武丁时期（现在说一、二号坑的埋藏时间不同期，我个人认为是不正确的），一些人还会坚持三星堆的青铜文明是晚商文明。

　　但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了，信息爆炸的时代，只要一个人想知道，总是能找到资料学习，并得到正确的答案的。我很高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同学爱好考古，并且在认真学习考古的知识。

　　下面就是我对三星堆青铜文明起源的学习分析，欢迎大家一起探讨。我相信只要不预设立场，不自带偏见，阅读到以下的资料，对三星堆的青铜文明起源，一定也会有自己的看法。

　　止于目前的考古发现，龙山文化部分遗址有铜器或铜残件出土。比如说齐家文化范围早期出土了青铜器，石峁遗址出土铸造铜器的石范，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红铜铃、铜齿轮形器、铜环和铜器口沿残片，天门石家河出土铜器残片，新密新砦出土铜器残片，登封王城岗出土铜器残片，山东龙山文化范围杨家圈、三里河、尧王城等遗址出土铜锥等制品。但总体看，没有任何龙山文化遗址被视为进入了青铜时代。龙山文化最富有特色的成就，是玉器文化。体现在丰富的象征王权政治、身份等级，代表宗教、艺术发展到相对高度的系列玉器制品大量出现。

　　比较让人感到遗憾的是，以上龙山文化遗址中，虽然已经发现了青铜器，但均在比较接近的时间段相继灭亡。也就是说，以上遗址中，没有一个可以称作进入了青铜时代，而作为集龙山玉文化之大成者存活下来的，只剩下三星堆了。后来的齐家文化范围遗址，在进入4000年前左右，也相继发现了铜器和青铜器，但青铜器的合金复杂，显然没有形成固定的材料和配比。另外，出土青铜器的遗址，没有一个出现比较成形表达政治含义的青铜器，基本都是青铜器工具和小的生活用品，而且出土了铜器的遗址明显呈线性分布，很明显是在一条中继线路上，它的一端连着中西亚，一端连着三星堆。也就是说，齐家文化范筹，至今没发现任何一个可以称作王都的遗址。

　　但3750年前出现的二里头遗址，在龙山文化灭亡之后（时间上人口与文化已经没法与二里头直接续接），狭义中原根本没有体现龙山玉文化的遗址的情况下（考古学家邹衡直接否定了二里头文化来源自河南龙山文化），既继承了龙山文化的玉礼器文化，同时是至今被大多数考古界认为中国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遗址。这确实是一件怪事，非常令人不解。这文化延续和继承缺失的一环，究竟在哪里？

　　下面让我们的目光回到三星堆，看看邹衡是怎么谈论三星堆与二里头的文化关系问题

　　从以上的内容可以了解到，二里头早期的陶豆、陶盉，竟然出现在了三星堆。为什么二里头早期会向三星堆传播文化呢？特别是在我们明确知道二里头不是原生民发展起来的情况下，它自身的人口和文化来自哪里呢？

　　从以上来看，二里头向三星堆文化传播辐射不成立，它的龙山文化特征也不可能来源自河南龙山文化。

　　1986年三星堆偶然发现两个器物埋藏坑，其造型特异的青铜器引起世界轰动，但由于两坑器物埋藏于相当于殷商武丁时期，许多人错误认为三星堆的青铜技术受晚期殷商的影响，其青铜器造型是古蜀地方文化的体现。这个观点是否实事求是呢？其实我们只要稍加思考和分析，也会意识到，即使两坑青铜器埋藏于晚商时期，作为神庙宗社中的神、祖形象和相关的政治、宗教、文化青铜器物，肯定不是短期制造，而是长期积累长期供奉形成的，那么由此推论，很多的青铜器也不可能是晚商才制造出来，它应该产生在更早的漫长年代。但是，考古界也好，历史研究学者也好，在对待这一问题上，几乎无人理性思考和逻辑分析。

　　好吧，即使这样，那么不是出自两坑的青铜器，又该怎么认识呢？据最新得到的消息，三星堆已经识别和整理出两千多件一期的文物，可见数量已经相当庞大，这可能证明三星堆的一期并不像有的人说的那样落后，从它的遗址出现良渚文化玉器来看，至少三星堆在4300年前已经进入玉器时代了（良渚4300年前灭亡了），如果要算上它的源头营盘山遗址出土的玉器，古蜀的玉文化已经有5000年。

　　古中国的礼仪文化非常丰富，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便有用于祭祀、巫医、乐舞的陶鼓、陶铃、陶埙等实物出土。其中铃是一种重要器物，自仰韶文化早期出现开始在整个先秦时期都有延续，材质有陶质、石质和铜质三种。其中的陶铃，形制虽小，却也出土了多种。

　　1992年元月，甘肃省甘谷县大石乡麻坪村陈家河老村的村民陈世杰在地表50厘米挖出陶铃、陶纺轮、陶角状器各1件。其中陶铃呈突鼓台面状，高5cm， 直径10cm，上下台面中心及侧壁有四孔，通体全施划纹和锥刺纹组成装饰图案。扁圆形，陶质，内装陶质小球，摇动时能发出清脆的响声。似为齐家文化时期童子之玩具或祭祀法器，或可视其为古代打击乐器。见下图：

甘肃陈家河老村出土陶铃

　　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陶铃1件，高5.6厘米，现收藏于河南郑州大河村博物馆。见下图：

河南郑州大河村博物馆收藏陶铃

　　陶寺遗址出土早期网纹陶铃1件,高5.4厘米,铃口长径9.9厘米,短径3.8厘米。见下图：

山西陶寺出土陶铃

　　新密新砦出土陶铃1件，其形制和陶寺出土的陶铃有些相似。见下图：

河南新密新砦出土陶铃

河南新密新砦出土陶铃样式及拓片

　　1956年，湖北天门石家河三房湾遗址出土公元前2400年左右陶铃1件。铃身呈扁圆形，通高5.4厘米、口径7-9.8厘米，铃体两面阴刻兽面纹，现为湖北省博物馆收藏。见下图：

湖北石家河出土红陶铃

　　又，陶寺遗址出土红铜铃1件，其形制和出土的陶铃相似，是目前所知出土最早的铜铃，也是被认为龙山文化出土的唯一铜铃。见下图：

山西陶寺出土红铜铃

　　二里头遗址据说已经出土12件青铜铃，全部是出土在二期及以后，其一直延续出现，先后时间长约200 年。这里选取其三号墓出土的为其基本样式，见下图：

河南二里头M3出土单扉青铜铃

河南二里头M3出土绿松石龙和青铜铃

　　另外，在安徽肥西也出土了两件青铜铃，和二里头的样式非常相似，见下图：

安徽肥西大墩孜出土青铜铃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众多的青铜铃，其中两坑出土43件。而早期出土的青铜铃，不是出自两个埋藏坑。据原三星堆博物馆馆员敖天照介绍，分别出土于月亮湾台地和冷家院子附近等地点。见下图：

四川三星堆出土青铜铃

四川三星堆出土青铜铃

四川三星堆出土青铜铃

　　三星堆出土的单翼青铜铃，由于不可明说的原因，虽然当时被断代在早商，但却和二里头的非常相似，也就是说，它的制造年代，至少不晚于早商，更有可能是二里头时期。那么，我们可以分析，为什么商早期就要向三星堆传播青铜技术？而且这个模糊的早商对应哪个遗址呢？不论是偃师商城还是郑州商城，至今都没有出土青铜铃，而晚商殷墟出土的青铜铃，样式又与三星堆的差异非常大。再联系到三星堆青铜铃和二里头青铜铃非常相似，那么是否可能是二里头向三星堆传播了青铜技术呢？接着我们又再思考，一共四期约250年，二期（相当于3700年前左右）才大发展的二里头，它的青铜技术来源是哪里？为什么要迫不及待地向三星堆传播包括青铜在内的技术文化？它为什么不就近大发展？而它就近发展的望京楼等，却没有发现青铜铃。

　　三星堆出土单翼青铜铃并非孤件，且早期的都不在两个埋藏坑内。从文化因素上分析，比如马家窑的青铜小刀，这类孤证没法证明掌握了青铜技术，但三星堆出土多件同一形制的青铜铃，反映出它非常可能已经掌握了青铜技术。另外，结合其它遗址发现早期青铜铃在高等级的墓葬中，如二里头就是高等级贵族墓中，可见此物件虽然小，但反映了其宗教或文化的重要意义，是青铜早期高等级墓葬中的随葬品。也就是说，别地方同等级的墓葬，在三星堆同样具有，且不是孤例。

　　我们再把三星堆的青铜铃与殷墟的青铜铃对比，形制差别相当大，从技术流入来说，三星堆如果是晚商时期从商人那里得到青铜技术，青铜铃的形制是不是更应该和殷墟相似呢？而它，为什么却更和二里头相似？殷墟青铜铃样式见下图：

河南安阳殷墟大司空出土青铜铃

　　即使三星堆两个埋藏坑出土的青铜铃，样式和殷墟出土的青铜铃也根本不同，反倒是比较清晰地反映了三星堆青铜铃的造型变迁。比如说，从单翼式变成了双翼式和无翼式，从普通型变成了艺术写生型。还有就是铃身装饰纹更加丰富，整体艺术造诣更加高超。但唯有悬挂的提梁一直精致小巧，与殷墟的青铜铃提梁绝不相同。见下图：

四川三星堆埋藏坑出土双翼兽面纹青铜铃

四川三星堆埋藏坑出土兽面纹青铜铃

四川三星堆埋藏坑出土花瓣式青铜铃

四川三星堆埋藏坑出土鹰鸟式青铜铃

　　下面我们再综合比较一下三星堆和二里头青铜铃，见下图：

三星堆青铜铃组合图

二里头青铜铃组合图

　　经过以上青铜铃的比较，从技术层面分析，三星堆、二里头、肥西均出土了形制相似的青铜单翼铃，可见三者的青铜技术在年代上应该最接近，相互之间存在技术的传播交流。从造型上分析，我个人认为最接近事实的时间排序，青铜单翼铃的出现，应该是三星堆最早，二里头次之，肥西最晚。

　　我们再看看商代各处的青铜铃的样式，见下图：

二里头和安阳青铜铃样式比较

殷商时期各地青铜铃样式图1

殷商时期各地青铜铃样式图2

殷商时期各地青铜铃样式图3

　　从上面粗略比较分析，进一步印证二里头文化的青铜铃和殷商文化的青铜铃风格差异很大。这也可以反证二里头、三星堆、肥西三地的青铜铃应该是接近同一个时期。也就是说，可以视为“二里头文化”器物，或者更准确在说，是“三星堆文化”器物。

　　下面做个小小的总结：

　　对照以上图片，大家不难看出，三星堆早期的青铜铃，与二里头、肥西的青铜铃非常相似。从形制上分析，我个人的观点，三星堆早期的青铜铃年代上可能比二里头、肥西都要早。如果从器物类型学来看，三者之间，三星堆是源，二里头和肥西是流。也就是说，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青铜铃，很大可能源自三星堆。
　　同样，对照三星堆和殷商青铜铃的比较，且不说三星堆早期青铜铃的风格与之差异非常大，可以肯定不是殷商的青铜技术或青铜文化影响到三星堆，这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关系。即使三星堆后期的青铜铃（出自两个埋藏坑），埋藏时间上已到殷商晚期，也与殷商青铜铃没有相互影响关系，其实是在自己早期的风格上继续演变，并且风格多样，艺术造诣相当高，远超殷商青铜铃的艺术水准。
　　对比肥西和二里头的青铜铃，他们之间更加高度相似，从制造工艺流变上看，肥西顶端的提梁更细小精致，更大可能是受二里头的影响，且制造时间更晚。
　　再对比山西陶寺红铜铃和二里头的青铜铃，我们也可以明显观察出，二者之间根本没有传承影响的痕迹，其实是两个系统。从陶寺曾出土和它的红铜铃相似的陶铃看，陶寺的红铜铃的制造时间比陶铃晚得不多，这也印证了铃在上古时期的重要性，一旦有铜就要生产，可以等同视为掌握炼铜铸铜技术的时间点。
　　把石家河的陶铃和三星堆、二里头、肥西的青铜铃相比较。从造型上看，更加接近。也就是说，有可能后三者的源造型有可能来自石家河的陶铃。联系到三星堆文化里有明显的石家河文化的影子，我们似可推测，三星堆的青铜铃的文化源，有可能来自石家河。
　　从以上分析，我们似可认为，三星堆青铜铃受到石家河陶铃的影响，三星堆掌握青铜技术的时间比二里头早，二里头青铜铃的源头在三星堆，肥西的青铜铃是二里头文化晚期产物。鉴于二里头族群社会的来源不可能是河南龙山文化，而其又与三星堆器物有众多相似，特别是二里头二期的陶盉、陶豆和牙璋等玉器，考古学家邹衡认为与三星堆的极度相似，有部分学者曾得出了二里头文化向三星堆传播的可能。经过本文的论证，大家应该明白，其实是以前搞反了，二里头二期才刚刚大发展起步，怎么可能就立即向三星堆进行文化传播呢？其实质应该是三星堆文化向二里头传播。

　　在高大伦和郭明合著的《三星堆遗址古文明的长度宽度和高度》中，认为三星堆至少和二里头同期出现了青铜牌饰，这反映出，三星堆的青铜文明，根本不是受商时期的传播影响。从青铜牌饰的分析看，虽然在谈到青铜牌饰的时候，大多数学者认为三星堆的青铜牌饰是受二里头传播影响，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如陈小三博士（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就把视野放得更开，进行了更加广泛的综合比较，认为三星堆的青铜牌饰比二里头的早。那么也就有一种可能，三星堆比二里头更早掌握青铜技术。

　　综上，三星堆可能是中国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重大遗址之一。二里头非常大的可能是三星堆社会族群为主导移民创建。

为了方便大家了解我的观点，现将我另一篇谈三星堆与二里头关系的文章放在下面。如果大家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可以从以下文字中寻到答案。

看清读懂三星堆和二里头，就能理解中华文明起源问题

唐兴

　　二里头考古60余年，已经在某些人眼中形成了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谜之自信，那就是中华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论。虽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越来越不能自圆其说，又有了所谓的多元一体论，但概括得太含糊，意思就是模糊狭义中原之外的文化文明创造及贡献，不过是把中原中心变换成更加隐讳的说法而已。
　　但是，人类社会的真实发展并不以后人的意志为转移，考古发掘的实证和文化现象摆在那里，并非你蒙着眼睛就看不见就不存在。人民群众既爱学习，也有眼光，当今人类社会，早已过了轻易就被忽悠的年代。
　　下面，我们引考古学者书中的一截文字，再来作一下分析讨论。
　　“二里头遗址年代最早的发现是三个小型的仰韶文化晚期（约3500BC~3000 BC)聚落，还有一个小型的龙山文化早期（约3000BC~2600BC)聚落。在龙山聚落废弃和二里头文化移民进入之间有个约五六百年的时间间隔。之后二里头迅速发展成本地区最大的城市中心。考古发现显示二里头已经有了明显的社会分化，一方面是一般的小型半地穴式房子和有少许随葬品的墓葬，另一方面是权贵阶层的大型夯土宫殿建筑和随葬丰富青铜器、玉器、绿松石、子安贝、象牙和白陶的墓葬，两者形成了强烈对比。另外，二里头的陶器上发现40多个符号，其中某些在形式上与后来的甲骨文相似。有些学者认为这些符号是传说中夏的文字 (曹定云2004),有些学者却不认为他们能够代表一个文字系统（图8.4)。

　　对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范围，目前仍在讨论。2000年以前检测的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几十个样品的“C数据显示为公元前1900~前1500年，但最近从新砦和二里头获得的有机样品的“C加速器质谱测年数据却显示为公元前1750~前1530年（张雪莲等2007)。另外，从二里头遗址南15公里的灰嘴遗址出土的炭化种子中获取的一系列“C加速器质谱测年数据支持前一个年代范围（Lee et al.2007)。因此从新砦和二里头得出的加速器质谱的测年数据可能并没有涵盖整个二里头文化的年代，需要对更多遗址出土的样品进行测年。所以，本书仍使用公元前1900~前1500年作为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范围。
　　 根据陶器类型学研究，二里头文化可分为四个时期，但每个时期的确切年代很难确定。就像本章稍后讨论的那样，我们对于二里头城市中心发展过程的理解是建立在40多年的田野发掘和研究基础之上的（杜金鹏，许宏2005,200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99b,2003b)(图8.5)。

　　二里头一期（公元前1735年～公元前1705年－引者加）：此期遗址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已经成为伊洛地区最大的中心。如此快速的人口集中只能用周边地区人口向二里头迁移来解释。这一时期出土了许多权贵阶层使用的器物，例如白陶、象牙和绿松石器以及青铜工具；聚落布局并不清楚，因为这一时期的堆积被后来的堆积严重破坏了（Liu,LandXu2007)。
　　几种手工业产品在该遗址生产，如小型青铜器、陶器和骨器。从发现的炉渣可以看出青铜铸造可能仅局限于小型器物，因为只发现了刀。工具包括各种不同的农业和渔猎工具（Liu,Li2006)。二里头首先作为一个具有许多手工业作坊的大型聚落发展起来，这些手工业作坊既生产权贵用品也生产人们的日常用品，而二里头的人口可能既从事手工业生产，也从事农业劳动。这一特点见于二里头遗址存在的大部分时期。
二里头二期（公元前1705年～公元前1635年－引者加）：此期是二里头的鼎盛时期，初级城市中心已经形成。
遗址的面积在这一时期最大，达到300万平方米。在遗址的东南部发现一组夯土建筑群，这个建筑群被四条相互交叉的宽约20米的道路分隔开来。这些建筑和后来商时期的宫殿相似，面积很大，布局复杂。在宫殿建筑群外的东北和西南部发现了中型的夯土基址和墓葬。在这个建筑群中，有两个紧挨着的夯土基址、一个木结构的排水系统，宫殿南部还有一大片夯土。两组有着丰富随葬品的高等级墓葬在宫殿的院落发现。一座墓（M3)出土一具30~35岁成年男性的骨架，随葬器物有青铜器、玉器、漆器、陶器和子安贝。一个由大约2000块绿松石和玉料制成的龙形器置于骨架的上部，表明墓主人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图8.4.8) (Liu,Li2006;Liu,L.andXu2007)。

　　陶器和骨器继续在此生产。青铜器作坊位于遗址的东南部，宫殿群南边道路以南约300米处，由夯土墙圈包围。其他手工业作坊，如绿松石作坊，也位于夯土墙圈内。在靠近青铜器作坊的地方发现了房址，以及小孩和成人的墓葬，表明手工业者和他们的家属集中居住在这个地区。手工业生产区，主要是高等级物品的生产区分布在宫殿区附近，因此这些生产活动很可能是由国家控制的附属手工业者进行——凯西·科斯汀（CathyL.Costin)把附属手工业者定义为，从事高等级物品的生产，这些高等级物品主要供给其赞助者，尤其是国家这种复杂社会中的权贵或统治机构使用（Costin2001)。这样的话，附属手工业可能在二里头二期就已经出现了。这些手工业者主要从事青铜器和珍贵石制品的生产（Liu,Li2006;Liu , L and Xu 2007 ) .
在所有工具中，农具占了很大比例（42%)。这说明可能存在大量的农业活动，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Liu,Li2006)。
二里头三期（公元前1635年～公元前1565年－引者加）：二里头作为城市中心继续发展，厚厚的文化堆积和剧增的灰坑、房址、墓葬和陶窑的数量表明，人口密度和手工业生产均迅猛发展（Liu,Li 2006)。
　　 就城市中心而言，有几项显著的新进展。第一，宫殿群（10.8万平方米）周围建有大约厚2米的夯土墙，形成宫城。第二，二期宫殿被废弃，六个新建筑被修建，建筑模式更加规范化。第三，与增长的宫殿建筑数量相比，宫城内的生活设施如水井和宫藏坑，数量锐减。这些变化说明宫殿区成为特殊区域，专供一小部分上层人物居住并从事某些特殊活动。第四，在围墙环绕的手工业作坊区内，北部有一个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区域，散布着很多绿松石废料，明显是用来生产绿松石器的。这与该时期权贵阶层墓葬中镶嵌绿松石的若干青铜牌饰相呼应。另外，青铜器作坊开始生产礼仪用器，主要是作为酒器的爵和斝（图8.4,3、4),这些青铜礼器主要发现于二里头的贵族居住区和墓葬（Liu,L.andXu2007)。

　　 和前两个时期的发现相比，本期农具的比例相对于手工业产品有所下降。这变化表明，随着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发展，二里头人口的食物来源也越来越依赖于贡赋和交换。二里头三期时，箭嵌的数量（377枚）也明显增加，大约是二期（35枚）的10倍（Liu,Li2006)。这可能是二里头为获取重要资源，尤其是金属和盐，在地域上不断向外扩张时对武器需求增加的缘故（Liu,L.and Chen 2003: 57-84)。
　　城市中心宫殿区周围青铜器作坊的集中分布，表明在生产高等级物品方面国家垄断的增强。相比而言，骨器和陶器作坊在遗址的分布更加分散，表明独立手工业也在同时发展（Liu,Li2006)。
二里头四期（公元前1565年～公元前1530年－引者加）和二里岗下层：这一时期的文化堆积不仅集中在中心区域，遗址外围也有分布。聚落面积仍和前一时期相同（300万平方米）。修建于二里头三期的宫殿建筑和四条相互交叉的道路仍在使用。另外，此期至少修建了三个新建筑。所有的手工业作坊也在这一时期继续使用。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容器和之前相比，数量增多，类型增加，质量提高（Liu,L.andXu2007)。除了那些用于家庭手工业生产的工具（如针和锥）外，工具的数量都在增加。箭簇数量的增加尤其明显，可能表明区域军事冲突的发生（Liu,Li2006)。显然，二里头依然保持了当时伊洛地区最大城市中心的地位。
　　 在四期晚段，二里头东北6公里的偃师出现了另一个大型聚落，考古学家们称之为“偃师商城”。偃师商城开始只有一个小面积的宫殿建筑群，之后才发展成一个大型有防御工事的城（200万平方米）。发现的遗物具有二里岗类型（早商）的特征。偃师商城的兴起和二里头最后一个时期在年代上明显有重叠，这个情况引发了学者们对这两个遗址关系的激烈争论。近年来学术界的观点倾向于认为，偃师在二里头文化腹心地区的出现反映了商征服夏的历史（杜金鹏，王学荣 200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3b)。
　　在二里头，很少有二里岗下层早期遗存发现。因为二里头四期（约1560 BC~1520BC)和二里岗下层（约1600BC~1415BC)(张雪莲等2007)在年代上有部分重叠，二里头居民可能继续生产和使用二里头四期类型的陶器，然而在附近的偃师商城却生产二里岗类型的陶器。假如情况果真如此，陶器生产和社会政治组织之间就有很大关系。我们需要对陶器的来源做更多分析，才能理解这两个遗址陶器的生产和分布。
　　二里岗上层：高等级物品的生产，尤其是青铜器的生产，在二里头四期之后完全停止。在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岗上层（约1450BC~1300BC)有关的文化遗存有小型房址、灰坑和墓葬。它们集中分布在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宫城范围内。此时，二里头似乎已从城市中心变成了一个普通村落。
　　二里头的衰落不仅和偃师商城的兴起在时间上重合，而且也与在其东约85公里的郑州出现的另一个更大的城址相呼应。青铜工具、武器和礼仪用具的生产是郑州商城的主要特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1)。郑州商城的金属制造技术和青铜器类型显示出它和二里头有着很强的连续性，反映出这两个中心密切相关。考虑到包括手工业者在内的二里头城市人口可能向郑州商城迁移，因此二里头的没落也许是一个人口迁徙的战略决策”。

　　从以上考古学家的文章内容，我们可以分析判断出以下结论。
一、二里头文化不是来自河南龙山文化。因为狭义中原（指河南）的龙山文化，根本没有形成系列的龙山玉礼器文化现象，也没有能确凿证明青铜技术发展的考古遗址。
二、二里头是文化移民创建。虽然有一些“河南土著”在一、二期进入了这个范围生活，比如王湾三期、王城岗、新砦等，却都不具备二里头出现的高端文化现象。但非常明显的表现是在第二期以来，出现了大量的文化移民现象。也就是说，二里头所具有的龙山文化时期以来的玉礼器文化和青铜技术，并不是本土产生，而是移民带来的。

　　三、二里头的高端陶器出现在二期偏晚时期。在它之前，包括它的上游伊川及下游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二里头刚刚出现的高端陶器。这从时间上证明，二里头不是文化文明的传播体，而是一个接受者。在下面的陶盉比较中，邹衡教授认为二里头二期的陶盉出现在了三星堆。他为什么会有这个观点呢，是因为从类型学上分析，陶盉经历了一个从细长向粗矮发展的过程。但是他又感到非常疑惑，为什么二里头二期的陶盉会出现在三星堆呢？（但请注意，邹衡发言中谈到的年代是旧数据，是错误的）

　　他为什么会有这个观点呢，是因为从类型学上分析，陶盉经历了一个从细长向粗矮发展的过程。我们从以下的图也可以看出这一现象。当二里头出现大量移民的时候，恰好是出现细长型陶盉的开端，而这种陶盉早就出现在三星堆了。当二里头到了晚期，陶盉向粗矮型发展更加明显，影响到郑州商城也是粗矮型的陶盉，并且出现了粗矮型的青铜盉。从文化传播的观点来理解，如果是二里头传播影响到三星堆，应该也是其晚期的粗矮型陶盉传到三星堆了，可考古实证反映的却是，三星堆也是从细长型陶盉向粗矮型陶盉发展。那么，到底是大量文化移民出现在二里头时的陶盉影响到三星堆呢？还是三星堆社会族群为主导向二里头文化移民呢？

　　四、二里头二期出现了人口大爆炸。这不是河洛小盆地0.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出产所能支撑的人口快速发展，再一次证实出现大量人口是文化移民现象。更加明显的是，二里头的核心区域，考古浮选发现了大量的水稻，且在二里头洼地似有种植水稻的历史，这只能证明，二里头的文化移民，是以稻作农耕文明的社会族群为主导。那么我们可以分析判断，二里头的玉礼器文化和青铜技术，更可能来自于稻作农耕文明群体。在三星堆遗址周边，发现了4500年前的新都桂园桥已经有稻作种植，宝墩遗址考古也发现了成都平原最早的水稻田和水稻种子。

　　五、二里头真正表现出王权政治，差不多已经是第三期。结合考古发掘报告和许宏的考古文章分析，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稻作农耕文明社会族群的统治阶级进入了二里头；二是二里头的王权社会形成其实偏晚，大约已经在3600年前左右。代表王权的牙璋，出现在二里头三期或四期，这反映出有母体的政治王权人物来到了二里头。近一百年后二里头文化就衰落并终止了，这个时间，根本不可能形成所谓的广域王权，也不可能产生大范围的文化辐射。说三星堆受二里头影响，就是一个笑话而已。

　　六、二里头文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主要表现在从偃师商城到郑州商城，具有非常明显的文化相似性甚至一致性。也就是说，在狭义中原，二里头文化得到了传承。既然在有的考古专家眼里，二里头是晚夏的都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却与其具有那么强烈的文化同一性，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呢？或者我们再追问一句，夏朝早中期的都城在哪里？然后我们再追问一句，二里头文化是不是继承自夏朝的早中期文化呢？
　　以上种种现象，反映出二里头不可能文化和技术传播影响三星堆，因为三星堆有二里头二期出现的陶盉陶豆等高端陶器，这一时期正是大量文化移民进入二里头的时期；还有比二里头更原始形态的青铜牌饰，其形态接近约四千年前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出现的铜牌饰；还有二里头考古浮选发现了大量的水稻，这证明农耕文明社会族群进入了二里头，而现在的考古发现，成都平原4500年以前，就已经是广泛的稻作农耕文化了。以上例举的种种考古实证和考古文化现象，都证明二里头文化不可能传播影响三星堆。如果我们换一个方向看文化文明的传播和影响，一切已经水落石出，所有的考古疑问迎刃而解。

　　非常明显，不需要考古知识，仅从逻辑上分析判断，最大可能是三星堆文化和技术传播影响二里头，几乎没有可能二里头文化传播影响三星堆。
　　以上内容，均来自截至目前为止的考古实证和考古发现的文化现象分析。
　　聪明的你，明白了么？（同时也请记住，不拿考古实证和考古发现的文化现象进行广泛比较分析和逻辑推理，而夸夸其谈的文章，就是耍“牛氓”）

证明了我们过去陈旧的上古历史单极视角，与周代以前中华文明多元化的事实，越来越不符合了。

考古学家隐瞒的是，“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哇。”

三星堆的哪件青铜器是锻造的？模锻还是自由锻？

要是自由锻，那先进的就不是青铜器，而是复杂型面的铣削加工工艺。要是模锻，哈哈，水压机？

既然你不懂基本的金属成型工艺，有什么资格评价工艺先进不先进？恐怕你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