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分立的根本矛盾是立法,司法,行政里只有行政负责办事,另外两个只动嘴。
所以需要政府办的事越多,行政的人就会越多,行政的权力就越膨胀,而立法司法这种动嘴衙门的膨胀空间有限。
需要政府办的事越急,就要给行政越多自由裁量权,否则等立法司法吵一圈下来黄花菜都凉了。
所以要维持三权之间权力平衡,就要让政府少办事。
美国由于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从建国以来需要政府办的事就少,急事更少,即使这样,罗斯福以后行政权也膨胀了很多了。
制度演化是需要时间的,唐朝的时候也有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三权分立,但是同样只有尚书省是干活的,六部都在尚书省下面,后来尚书省就慢慢把中书门下省吃掉了。
韩国不成功吗?
东亚三国里开局最差的,现在不也从发展中国家成功晋级发达国家。
这个世界上民主政体主要三种形式:
总统制、半总统制和议会制。
从二战后的历史发展看,要论发展经济,弯道超车,总统制更适合,因为总统制可以加大加强政府效率;但是弊病就在于很容易形成强人政治,走向个人威权统治。
二战后绝大多数选择总统制的国家原本就没有封建传统,原本就适合中央集权吏治国家模式。
而总统制恰好又契合了这些国家政治强人们揽权的需求。
而要论稳定政体,议会制在二战后绝大多数非发达国家都落地生根了,谈何失败?
比如印度、马来西亚这些国家,虽然经济没有韩国发展得快,但是政体在独立建国后一直保持稳定。
这也就是议会制的优点:不容易形成专权,更不利于政治强人出头。
二战前法国与德国法西斯主义都很高涨,为什么法国最终没有走向纳粹道路?这就和法国采取议会制有很大关系。
贝当在维希法国执政时期专门扶持和德国纳粹党有相同性质的法国火十字团(此时改名法国进步党),可见二战前极右翼在法国同样受欢迎。
但是议会制的缺点就是根本无法“集中力量办大事”,议会某种意义上就是“后现代结构主义”发源地,任何神圣的东西议会都能把它贬低到尘埃里。
@高林 老师就说过,希特勒那种演讲风格要是在英国下议院,就算不被嘘死,也会导致大部分议员中途离席抽烟喝酒烫头去。
因为议会里都是千年的狐狸,希特勒这点狗皮膏药卖不动。
希特勒的宏大叙事也就能感动感动失业的普通工人。
总而言之,任何政治制度都会自行和当地政治传统(注意,不是国民性)相结合,民族主义在欧洲原本是和自由民主挂钩的。
但是传到了亚洲,立刻就和反殖民主义,反西方相结合了,反而民族主义里民主与自由的部分就没了。
换言之,民族主义在欧洲原本是反君主专制的利器,但是到了亚洲却成为维护强人政治的利器。
苏东剧变后,东欧国家受够了政治强人的管制(苏联),所以几乎清一色选择了议会制。
而俄罗斯鉴于苏联解体后国家地位与经济的下滑,主动选择了总统制,最后选择了普京。
这都是和它们的政治传统有关(不是国民性,再次强调)。
因为三权分立根本就是假的,自欺欺人的玩意儿。
能在美国长久运行,并不是因为三权分立本身,而是美国那群统治阶层自己在幕后的沟通、协调、妥协、运作的比较好。
具体地说,就是政客党棍,军警宪特头子,中高级技术官僚,大公司与财阀,这四种势力形成了自己的默契,有一套背后协调的潜规则而已。
所以,美国统治阶层比较团结。同时,美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而人口相对欧洲南美,可谓众多,可以形成独立的大市场。在承接欧洲技术与生产力溢出时,美国由于文化亲近,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这几个因素加起来,造成了美国的崛起与强大。所以,美国不是因为三权分立而强大,而是强大的美国让三权分立看起来有说服力。
因为崛起了,强大了,统治阶层的共同利益较多,也容易达成妥协。毕竟大家都要靠美国霸权吃饭,谁也别砸这饭碗。中产和下层闹事,多分一点蛋糕渣子。
所以,前提是大家有大的共识和大的共同利益。更大的前提是,有足够的蛋糕可以分。
但是,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了呢?如果增量逐渐减少,开始抢夺存量利益呢?统治阶层内部,曾分享美国霸权利益的各个利益阶层与群体,还能保持君子风度吗?
如果统治阶层自身处于分裂之中呢?
看看国会山就知道了。
国会山还是轻的,未来出皮诺切特也毫不奇怪。
不要迷信制度,不要迷信法律,不要迷信规则。
任何制度、法律、规则,都是人制订的,也是靠人来执行的。
但是,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变量。
人,变化的基本规律是什么?趋利避害,利益是最大的动机。
所以,马克思说的最有道理,阶级斗争才是人类社会的真相。
各种政治体制的学说,大多不过是斗争的工具。
三权分立是一种让社会各势力相互妥协的方法。
和强盗分赃时,把抢来收获分成几份的人最后拿是一个道理。
那么强盗收获多和分赃的制度好有多大关系呢?
”羊车望幸“是不是好的政治制度?晋为什么用他成功平吴灭蜀,统一天下?
三权分立 如果 真的是个 好 的政治制度,为什么 只 在美国 成功 了
“如果”,还好,你也知道这不是真的,需要如果一下。
“好”,对谁好?这个要具体一点,印第安人、黑人、新冠死者,肯辛顿大街的流浪汉,认不认同是个问题。
“只”,高华以前还有欧美两个据点,现在只有剩美国了。很难说不是护主心切。
“成功”,什么样算成功?印度人也认为自己的国家很成功。
护主心切啊!
(王博士原文為繁體,轉為簡體便於觀看。)
我在前文《一战和冷战》中提到,当今美国经济学界已经完全腐化,只有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教授还能坚持理性、良知和实用性。《一战和冷战》是Jeffrey Sachs的回忆自白,而这里我想讨论的是昨天见报的一则有关JosephStiglitz的消息。不过这件事专业性比较高,所以我会先给些背景资料。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post_8489564_1.html/ ]
JosephStiglitz,著名经济学家,甫卸任国际经济协会总裁。在高盛利益集团前,他的良心话有如螳臂当车。
美国的官僚体系并不是仔细考虑设计后的产物,而是在历史上不同时代有紧急需要下所建立的个别机关叠加累积的结果。在国会制度下,一个机关建立之后,基本上很难取消,所以百年下来,整个体系就叠床架屋,纷乱无章。在金融管理上,一般银行存放款业务由联凖会(Federal Reserve)监管,股票交易却是SEC(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证卷交易监管局)的职权,而期货和其它的金融衍生品,包括股票的衍生品,则归CFTC(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来管。此外,各交易所和半官方的银行联盟也都有法律上监督银行的权利。所以,同一个部门,甚至同一笔交易,常常要接受好几个不同的机关的“监督”;实际上是大家都有权管,一但出了事,没人有责任。
其实这类官僚体系有权无责、效率低下的现象,全世界到处都是,我也不想深责。真正的腐败是官方为了少数人的利益,故意扭曲规则,损害整个市场和经济的公平运作。Stiglitz是诺贝尔奖得主,一向拒絶大公司和银行的收买,虽然对这些腐败的现象不是像我这様深恶痛絶、经常性地吐槽,但是如果被要求来做评估或建议,却也不会像Lawrence Summers(前美国财政部长、前哈佛大学校长)那様屈于权势、言不由衷。而这次的新闻,就是源自他对电脑交易的批评。
近年来,美国的金融交易逐步自动化,到目前已经有90%以上的交易是由电脑自动产生。对股票有兴趣的读者或许会觉得奇怪,股票的估价是很复杂困难的,所谓的股票分析师基本上100%都是自欺欺人的骗人把戏,电脑怎么能有那么高的智商来估出更精确的价位来呢?其实推动股票价格涨跌的消息,可以分成三类:A)影响整个工业的大新闻,B)公司自己内部的财务消息,和C)大投资人(如Mutual Fund共同基金和Pension Fund养老基金)的大笔买卖。A项一般是很难操弄的,B项需要人为的非法内线交易,主要是由康乃迪克州的几个对冲基金(Hedge Fund)来搞,电脑对这个不在行。它要赚銭,是专注在C项:当大投资人下了一笔单子到某个交易所之后,电脑识别出来,马上到所有其他的交易所抢先下单。所以电脑的利润靠的是三件事:1)分裂的市场,2)私有的管道,和3)超人的速度。20年前美国股票99%的交易量集中在两个交易所,现在则有20多个交易中心,基本上每个大银行都有它自己的交易中心。大投资人的单子油水丰厚,各银行都有几百名业务员和亿元级的预算专职伺候这些客户,请他们对单子被刮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了怕被别人抢先下单,每个银行必须每年花费几千万美元来为电脑增速,例如2012年有家金融公司为了让芝加哥交易所到纽约交易所之间的光纤跑得比竞争对手快,特别自己拉了一条新的直线线路,节省了千分之四秒的讯号时间。至于开发自己的晶片和网络交换机来节省百万分之一秒的反应时间,更是家常便饭。因此美国金融界把电脑的自动化交易叫做High Frequency Trading(HFT,高频交易)。
我还在金融界任职时,HFT每年从大投资人的交易里挤出近100亿美元的利润,大约是内线交易的两倍。这其实是为什么年复一年,美国的共同基金絶大多数表现劣于整体市场(Underperform the Market)的主因(在2000年代电脑化之前,这种Front Running抢跑战术是靠手控的),最后吃亏的当然是小投资人。不过这并不是Stiglitz批评HFT的原因。我在前文《美元的金融霸权》已经解释过,西方经济学认为拦路打劫只是财富转移,对国家的财富总量没有直接的影响;只有对整体财富有负面影响的,例如打劫之后还杀人放火,才是不好的事。所以Stiglitz关心的,是HFT里大家一窝蜂抢先下单所带来的市场风険。2010年五月6日,一家金融公司送出错误的卖单,所有的银行都在千分之一秒内抽回所有的买单,大家抢着卖,五分钟内道琼指数就跌了1000点,至今仍是历史上单日跌幅最高的纪录。这个事件叫做“Flash Crash”(“闪崩”)。其后,类似的事件又发生了好几次,只不过没有像2010年那様横跨市场,而是专注在一两支股票上。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www.tiexue.net/ ]
闪崩之后,SEC受舆论压力,必须有所反应。但是拖拖拉拉了将近五年,一个专家小组到现在还是难产,这主要是因为银行界不舍得放弃那每年100亿美元的利润。昨天的消息是Stiglitz因为主张对HFT征税,被正式踢出了那个小组。我自己在十几年前也有类似的经历:那时我的新TradingDesk(交易部门)和高盛有竞争,结果不到一年就收到SEC的一张通知,把我们的交易禁了;高盛的交易虽然本质上一様,但是在企业结构上自然有不同,SEC硬是说高盛可以因此而做它的独家生意。高盛对美国财政部、联准会和其他有关金融的机关,都有极大的控制力,但是对SEC的掌控已经到了可笑的地步。我在前文《美元的金融霸权》提过一个SEC的中级官员,Carmen Segarra,就是因为不了解谁是幕后的老板,对高盛不够卑躬屈膝,而马上就被开除了。她还以为把整件事的录音公布出来,会引起公愤,结果却只是让金融界对高盛更加敬畏。
高盛就是一个典型的贪腐利益集团。和其他国家的贪腐利益集团相比,真正的不同在于主导这个集团的不是政府高级官员,而是民间的金主。当贪腐利益集团是由政府官员主控时,企业界还有平等的行贿机会;而美式的金主贪腐却是絶对不平等的。此外,政府官员主控的贪腐是非法的,只要高层领导有能力、有决心,还可以依法铲除;而美式的金主贪腐却是完全合法的,根本没有改善的机制或可能性。这也正是美式民主的真谛:主子的确是民间的,只不过不是全民,而是极少数的特权阶级。可笑的是,大多数的美国人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斗士,到现在还以这个制度自豪。爱因斯坦曾说:“Only two things are infinite, the universe and human stupidity, andI'm not sure about the former”(“只有两件事情是无限的,宇宙和人类的愚蠢,而前者不一定是无限的”),对美国人来说是很贴切的。
美国的成功除了制度因素外,和它的地理条件、历史机遇、人才辈出都密不可分。
事实上美国的三权分立也早已变味,总统有各种绕过国会的办法,不宣而战,行政命令,用政府关门要挟国会提高债务上限等等。最高法院也是按政治立场站队,并不是一个超然的宪法解释机构。
总统和国会之间的冲突造成很多内耗。既然都是民意选出,何必如此内耗?欧洲和日本的议会制,总理由议会多数党推举,保证了政府首脑对议会负责,避免了这种内耗。议会支持就能让适任者一直连任,议会不信任案能让不适任者尽早下台。有效避免民粹强人或脑残贱人领导国家。
当然在政党局面不稳定的国家,议会制也容易造成政府更迭过于频繁。但我个人认为这种制度总体还是优于三权分立。
现代说的三权分立,一般是指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
其实大多数西方国家,共和制也好,君主立宪也好,严格上来说,这三权都是分立的,只不过形式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
没错,就是那一帮社会福利比较好,居民收入在GDP中占比比较高的国家。
在卢梭那个时代,君主立宪中的“君主”是有行政权的,和现在的君主立宪根本是两码事,你看英国女王有行政权吗?沙特国王为了抓住行政权,发明了“国王兼首相”,当然,沙特不是三权分立。
按题主的说法,为了避免“扯皮”,三权最好抓在一个人手上,以前也有啊,不就是皇帝么?
如果说抓在人民手上,那怎么抓?每件事都全民公决?
那不可能,大家没那么多空,那只能选一个代表出来。但这个代表又能立法,又能司法,又能行政,他把法律改成了帝制怎么办?你反对他就是违法,直接把你抓起来,那不还是皇帝么?
那只能想点办法,选一群代表出来,但这一群人串通起来把法律改成帝制,然后利益均沾怎么办?
最后的办法就是,选几群人出来,一群负责立法,一群负责行政,一群负责司法。其中立法的权力最大,必须由民众直选,接受严的监督,最好他们分成几个派别,相互监督,相互爆料。
最好行政的也直选,司法的权力小一点,如果嫌太麻烦就不用直选了,不嫌麻烦也可以直选。
通过每几年一次民众直选的方式,防止他们串通。一旦他们有串通的趋势,就换一批人上去,将他们打散。而下野的那一部分人以后还有机会再挤上去,他们会玩命的监督和挑刺,以拉低对方的选票,玩命的向民众妥协,以抬高自己的选票。
这就是你说的“扯皮”“祸国殃民”了,你以为民众愿意看他们扯皮?但只有他们相互扯皮才好监督,假如都串通一气了(嗯嗯,别乱猜,我说的是假如,没说哪个国家),他们先立法100%通过,再颁布行政命令,再叫警察押着你,每天叫你吃一斤“使”,你怎么办?
这是合法的,不吃就违法,你吃还是不吃?
这是一个价值观的基本取向问题。说的冠冕堂皇一点,学术气息浓烈一点,叫信仰重塑,说的直白难听一点,就叫洗脑。洗脑不单单是独裁社会需要这套手法,民主社会同样离不开反复的洗脑教育。因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并不能自我形成一套独有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必须像藤蔓一样有所依附才能生长,否则就会失去生长方向,陷入混乱。这个体系不管是独裁制度还是民主制度,都能适合。
大多数人就像海葵那样,有动物的属性,但更多的是植物特征。某种制度没有深浅优劣之分,它就像海底的礁石,给海葵一样的人民一个能够有所傍依的点。这些人民本身是无所谓制度好坏优劣带来的差别感受的,只有游离于海里的少数精英群体,他们一会儿穿梭在独裁森林之中,一会儿遨游在民主胜地里,自然感受得到各方差别,鱼儿出于各种目的,有想给海葵换环境的,也有想给这个环境换物种的,但显然都是一个浩大工程。你的底层环境本就是这样,你要改变它,不是把民主社会里的礁石搬几块过来就能解决问题的,这里的基础环境就适合独裁制度,那你把美国人请去非洲当总统,几个美国人就能带领几亿非洲人走向民主了吗?很可能反过来,几个美国人为了适应非洲的环境,最后都变成了娶一堆老婆的酋长。同样的,非洲人奥巴马去了美国,他属于一株被成功移植的海葵,最后就成了美国人的总统。
所以信仰的重塑是一个艰难并且漫长的过程,如果你不改变基础环境的属性,移植任何理论体系都会造成依附其上的物种产生变异抗性。美国人去非洲,哪怕他们带着无比坚毅的努力去改变非洲的环境,他们把当地人改造成像自己一样的可能性概率都会小于自己慢慢变成像当地人一样的概率。而非洲人去了美国,无论他们本性多粗鲁野蛮,随着时间的拉长,他们被改造成美国人的概率就会无限增大,这就是基础环境属性的强大之处。我们很难改变整个大环境,但是我们能够很快适应新环境。
大环境给你洗脑了,这里需要民主,那无论你有多独裁武断,你都必须以民主的规则去行事,否则就会遭遇排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民主社会里面的人其实骨子里一样具有强烈的独裁倾向和性格基因,但没办法,他受制于整体大环境的洗脑制约,他就必须干出民主作风,否则出局。而在独裁社会里面,其实很多人是一开始胸怀民主大志的,但整个大环境根本不给他发展民主的机会,你如果不表现的独断专行压制住大多数人,你就会被视为软弱无能,同样会被踢出局。
制度可以照抄替换,但是基础环境你根本无法在短期内做出改变,需要长时间的潜移默化,这就是所谓的价值重塑,也叫洗脑。对于没有什么文化积淀,文明淘洗的地方还好,底子浅,换个床单被套就感觉是全新的了,比如澳洲美加之类的,稍有底蕴积淀的,比如韩日诸国,他们就比较麻烦一点,需要把床也换掉才行,但屋子里难免还有点旧男友前夫的气息,时不时的冒出来困扰一下大家。最麻烦的是中东伊斯兰这些国家,他们有自诩不亚于别人的光鲜历史,自然不会屈服低就对手,这样的地方,不要说换床不顶用,就是把屋子拆了重建,把地刨掉三米再倒水泥隔离,依然还难掩传统的味道会源源不绝的窜出来扼杀企图想改造环境的新体系。
如此想想,你就会知道现实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