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讽刺的事？ 第2页

司马懿征辽东，牛气哄哄得发表名言如下：

“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余二事惟有降与死耳。汝不肯面缚，此为决就死也，不须送任。”

还记得渭水河边畏蜀如虎的女装大佬否？

天下无诸葛，仲达称大王。

1，《租借法案》实行后，史迪威提议把一部分美援物资给八路军，遭到凯神的强烈反对，并以撂挑子作为要挟，结果此事只能不了了之。然后敌后的八路只能拿血肉之躯去打鬼子豆腐渣工程一样的炮楼碉堡。与此同时，国军的“豫湘桂大捷”。几十万国军大溃败，成千上万吨的美国援助物资落入日军手里。日军吃着美国罐头，拿着美国军械把国军从河南一直打到贵州独山。

伟大的凯神，宁愿把武器送给日寇，也不给自己同胞。

2，抗战爆发后，凯神和美玲命令中国空军“轰炸”日本本土，炸弹是一页页传单。凯神和美玲美其名曰“感化日寇”。

国军败退大陆以后，台湾的国军空军经常出动飞机对沿海的发达城市进行狂轰滥炸，造成广州，上海等地民众重大伤亡，生产停顿，仅广州一地，1950年3个月内就被轰炸多达65次。

伟大的凯神，对敌人用纸炸弹，对同胞用真炸弹。

3，九一八以后，原东北军黄显声部在白山黑水间坚持抗日，后来最终因为敌我力量悬殊退回内地，凯神把黄将军逮捕关到了贵州的息烽集中营，《红岩》中那个教小萝卜头写字的将军就是黄显声。后来也在重庆大屠杀中被军统特务杀害。和杨虎臣吉鸿昌不同，黄显声一没参与西安事变，二没加入tg，还被凯神杀害。与此同时，日本战犯冈村宁次，这个沾满华北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被凯神奉为座上宾，好吃好喝的供着，并在凯神的操作下，避免了被审判。

杀抗日英雄，保日本战犯。

当然，这都不算什么，最讽刺的是直到今天，就这样的一个人还被网上一些人“蒋公蒋公”的叫着。当成神明一样。这才是莫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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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在位的大多数年份，社会出人意料的平静，穷人的生活是一种非常异类的存在。

他们的前半生和历朝穷人一样，都过得很苦，劳累终年而不免饥寒，大多数人没有自己的土地，给地主当佃农。地主对佃农按收获量的七三分成，有点良心的也是六四分（《新安志》）；即使在大城市，比如柳永《望海潮》极尽歌颂的杭州，居民也是“家无宿舂之储者，盖十室而九”（苏轼）。

然而，一旦熬到50岁（没有战乱、大疫、大灾的情况下，古人活到六十几很正常），或者患了疾病，孤寡无依，自有地方收留并照料他们，还能衣食无忧。因为按朝廷规定，他们的年龄已到了享受福利的标准，可以进入免费养济院、免费医院。对他们的照料，更被当局列为考核地方官员的头号指标（“朝廷课以为殿最”）。

在这些遍布天下的慈善机构里，有一整套人性化、周到细致的服务。据宋代诏令、文献（如《嘉泰会稽志》、《夷坚志》）的记载，贫民孤寡甚至乞丐不仅吃得上饭，住得上屋，且发给衣物、生活用具，使用的甚至是漆了金粉的精致器具。伙食也不错，有酒馔、肉食，每天另发生活费，每逢节日还有过节费。住得也讲究，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居养所”冬天有专门供寒民取暖的“火房”，燃料是比薪柴更高级的石炭，御寒的被盖的是讲究舒适的“毡帛”。每逢暑热之天，“居养所”会专门搭建供人们纳凉的“凉棚”，晚上怕他们被蚊子咬，还配发蚊帐。就全国普遍而言，也是“天下穷民饱衣暖食”，居养所对于孤儿弃婴，还雇有乳母，对于妇孺，还雇女佣、保姆来陪护料理亦是泛泛之事，他们可以放心的一直住到去世。

而且地方上的福利，管理宽松，年龄限制如同虚设，大有今天希腊、葡萄牙等“欧猪国家”福利过度的做风。居养所里混进了许多青壮年懒汉，托庇于各福利之所，好吃好喝，成天游手好闲，官府也是一眼睁一眼闭“少且壮者，游惰无图，廪食自若，官弗之察，弊孰甚焉”（《宋会要辑稿》食货68）。甚至许多有事业的民众也混进来蹭吃蹭喝“强壮有行业住家之人”。

更让这些人有恃无恐的是，如果病了，还有免费医疗。免费医疗不像居养院，不受年龄限制，只受身份限制：穷人可以进，富人、官员家属免谈。

穷人不管大病小病，往“安济坊”一躺，什么都不愁了。安济坊的医生们会依照病情，将患者按重症和轻症分房安置，每人都设置病历（“人给手历”）悉心治疗，地方政府对这些医生有一套严密的考核机制，按成效支付酬劳，给予奖惩，一切药品免费。

至于吃、住和生活费，也是一样不少给。

劳苦大众们，日常生病买不起药，也有国营的平价药店（“卖药局”），药品多来自国营制药厂（“医药和剂局”），用最好的方子，以一套完备的管理体系，规模化生产药品。（丁建新《不朽的医药和剂局》、尚志均《史上最早的中成药制药厂－－医药和剂局》）

至于国营药厂的药价呢？按宋人周密在《癸辛杂识》的说法，由政府按市价减免三分之一，差额由国家财政补贴，一年得几十万贯。（“其药价比之时直损三之一，每岁糜户部缗钱数十万，朝廷举以偿之，祖宗初制，可谓仁矣”)

穷人去世了，又有政府的“漏泽园”用免费棺木入土为安，而且为之立碑，并且每年两次公费购办祭品行祭祀之礼，香火不绝。

不论大小城市，民家子弟八岁可以进入官办的县学就学，一切费用全免，且政府负责食宿。中央鼓励县学官员大量招生，一个叫徐秉哲的小官招了一千多学生进县学（浦城县），被嘉奖升官。县学生员成绩好的可以进入条件更好的州学。州学可升中央太学，太学可以出仕当官。四川、闽、广的学生去汴京的太学读书，国家管一路上的吃喝，发给路费。

总之，生、学、老、病、死，政府全管，不仅管，还出人意料的讲求生活质量和舒适度。

－－－－这一切之所以不是玄幻小说，而是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都来自于一个大“奸臣”毕生的推行：蔡京。

历史上，不论什么“XX之治”，还是“XX盛世”，底层百姓除非遇到灾害，才能得到政府的救济，平日里的生老病死基本只能自生自灭。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老而孤独贫困，必沦沟壑”，生了大病只能等死，“不幸而有病，家贫不能诊疗”（洪迈《夷坚志》），历朝无有不同。

宋代，弱势群体的命运开始转折，而真正的历史性突变，以至于宋朝能被元人美誉为“以仁义立国，凡赈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正是缘于“宣和六贼”之首的蔡京。宋代民谚“打破桶（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道”的主人公之一。

蔡京玩弄权术，争权夺利，逢迎徽宗，提倡“丰亨豫大”，鼓动皇帝大肆挥霍享乐，大兴土木；自身一家也过着奢侈豪华、姬妾成群的生活，据说家里切个葱也有专门的侍女。但他的性格又是复杂的，还有着鲜明的另一面：一个变法派，一个终身抑富济贫的顶层设计者。

他早年投身变法，非常推崇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内争财利，外开边功”的主张。

所谓“内争财利”，就是从富豪、高利贷势力那里夺取利益，实行社会收入再分配，打击他们对贫民弱小的兼并。而蔡京似乎特别在意贫富不公，少年得志的他，很早就表现出仇富爱贫的倾向，至掌权后尤其如此 。宋人《皇宋长编通鉴纪事本末》，录有蔡相的许多“仇富”言论：“赋调之不平久矣！……富者恃于有余”“贫者迫于不足”。富者“赋调反轻，贫者所存无几，又且瘠薄，而赋税反重”、“理财之源，当不取于民，国用自富”。

做为宋朝少见的理财能臣，他最热衷的政治理想就是“振乏绝，抑兼并”，针对富豪阶层，特别针对放高利贷豪强（“一岁坐收息钱至数万贯者”）进行不择手段的打击，用钞盐法之类巧妙设局，无情下套，以至“富商巨贾，或至转为流丐，有赴水自缢死者”、“不知几千万人”。而国库则“亿万之钱辐凑而至……岁用之外沛然有余”，这巨额的收入，被蔡京一部分拿来讨好皇上，巩固相位；大部分用来“赈乏绝”，给劳苦大众，特别是被富人兼并失产、被高利贷弄得无家可归者提供福利，让他们免于沦为“路倒”，还能衣食无忧。

他固然有奸雄的一面，但史书又的确证明着，他为了有朝一日能歇斯底里的去“赈乏绝”，等了很久。过去，变法派和保守派斗了几十年，变法派要实现利国利民的理想，不能不先为皇上敛财，筹钱为皇上去开边拓土，他们的改革才能获得支持。然而宋代帝王又向来奉行“异论相搅”祖宗之法，对变法派要用，却又纵容保守派，以图互相制衡；保守派死死纠缠干扰，政局只能从改革走向党争，今天你上台踩我，明天我上台踩你，没个完。

只有一个人在关注着底层穷人，不管谁上台，最底层还是孤苦无依，处境没什么改变。熬到绍圣年间，宋哲宗亲政，变法派锐势人物章惇独揽相权，似乎机会来了，那个人拦住章相，从袖里掏出一轴他早就写好的改革大纲，章惇一看，净是些给穷人办免费学校、免费医疗之类的东西，当场就摇脑袋：旧党把家底败空了，你没个逼数？今上年轻气盛，一心用兵，军费都成问题，你倒玩什么圣母情怀？等你当了宰相，再搞不迟（事见《朱子语类》）。

而今，这个人终于用种种手段做上相位，又摊上宋徽宗这么个喜欢玩乐，也好说话的皇帝。他终于可以去“赈乏绝”了。这个人自然就是蔡京，他苦心孤诣，利用宋徽宗粉饰太平的心理，建立起一整套遍布天下、旷古罕见的保民体系，“每岁全活者无虑亿万”（赵靖奏文《宋会要辑稿》卷62）为此，不惜耗空国库，以至“贫者乐而富者扰”。

当徽宗察觉到，蔡相对福利的追求，绝不仅仅是一个基本温饱时，想叫停已经晚了，毕竟人言可畏。晚明学者顾炎武也不得不肯定蔡京的惠贫举措，认为“不可因其人而废其法”。尽管自宋高宗开始，出于靖康之耻的责任问题，蔡京被定为奸臣，受万世唾骂，子孙都抬不起头。但奇怪的是，他留下的这一套完备的救济保障体系，却被南宋以至元、明、清三朝多多少少的继承下来，谁也不敢全弃，谁不怕惹上骂名？

南宋名士洪迈骂蔡京打击旧党：“欲殄灭元祐善类，正士禁锢者三十年，以致靖康之祸。”但在他的《夷坚志》里，却又不得不承认：“今所在养老院，养之终身，国家之于老也如此”；“不幸而有病，家贫不能拯疗，于是有安济坊使之存处，差医付药，责以十全之效”；“死者人所不免，唯穷民无所归，则择空隙地为漏泽园，无以敛，则与之棺，使得葬埋，春秋享祀，恩及泉壤”。

陆游对蔡京也是明贬暗夸，说他为了惠济贫弱，搞到国家财政“日不暇给”的地步，比如公费教育，他几年内新设了近2000座学校，学生一旦入校，他们的生活费发放“一日不可缓，缓则谓之害学政，议罚不少贷”。

诸如学校、养老、医院、安葬，这四大遍布天下的近万座惠民机构，设施之精良，对贫民供应之丰富，体恤之周到，搞到“往往竭州郡之（财）力，仅能支吾”的地步。（以上皆引自陆游《老学庵笔记》）

这套惠民工程，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吞金兽，支撑它的，只能是天文数字的财富。

然而，福利社会之所以能被全国各州县竭力推行，不敢怠慢，在于地方官们的仕途升降等人事调动，都操之于蔡京掌握的中书省。所以地方官宁可过度福利，也不敢消极敷衍，若谁敢让亲属冒名顶替混入慈善机构享受福利，会被杖一百。蔡京的厉行不辍，甚至几度闹到君臣失和，宋徽宗嫌开销太大，影响到他的奶酪，几次在诏书里责怪蔡京“妄兴事功”、“奉行太过”，强调“务在适中”。世人也讥讽他“要结士誉，买觅人情”。但蔡京没有退缩，他对于济贫似乎有着一种史书未曾发觉的迷之执念，硬顶硬的推行到底。

很难说，宋徽宗后来大修万岁山，是不是怀着这种想法：与其让穷鬼花钱，不如朕自己来花。

今人亦多以为国库之财，被昏君宋徽宗为首的一帮蛀虫给浪掉了。实际上，比如茶叶专卖，一年收入400万贯，其中划给徽宗的“御用”也就100万贯。

明知这么干，只利他而不利己。而且这个“利他”，还只是利了最受社会嫌弃、最无力给他回报的一群人。对自己呢？又何止是不利，还开罪了最有权力，最能给自己好处的那部分金字塔尖子上的人。 他为此两度丢了相位－－－－正史总试图给蔡京打造“投机”的人设，可哪个投机钻营的野心家，会拿着前程不要，干这种利人不利己的事？

蔡京的“济贫偏执症”，甚至到了常人难于理解，苛求完美的地步，甚至苛求完美还不够，还要过份！ 过份到养懒汉，养闲人。把今天欧猪国家的范儿，提前一千年。

上面提到的酒肉、火房、凉棚、华屋、美馔、乳母女佣就不说了。对孤儿还要管他们的教育，管他们的前途。学校可不光免费，还要拔给田产，拔给店铺房。这些铺房用来出租，收入则保障办学费用。哪怕穷病孤苦之人身在外乡，不愿就近入院，政府还得另出路费（“津遣出界”）。

不仅如此，他把他的理想，贯彻于宋朝全境1400多座州、军、县，依然不过瘾，还要付诸于每一座人口达到1000户的所有的小镇、集市、边防堡寨。连同徽宗早期“崇宁拓边”刚刚打下的大片地盘，也让当地吐蕃人尝尝这种“北欧式福利”。

他还尽力惠及底层各个群体，比如士兵，给他们加“月钱”；打更的更夫，月工资500文，他增加10倍；皇城里一切巡逻、值班人员、消防人员，一个上万的群体，都加工资；对于各宫廷、官衙庞大的侍仆队伍，也就是“侍立”者，要增加伙食补助（“增给食钱”）。他还尽力增加工作岗位，让更多底层人享受到政府财政的荫庇。

千千万万劳苦终日，不免于饥寒的底层民众，做梦都想不到，生老病死，什么都被官府包下了。尽可在福利的乐园里，笑度天年。 至于养懒汉一类，更超过了任何一位中国式帝王的心里极限。

宋徽宗实忍无可忍，面子虚荣比什么都要紧的他，不得不亲自下场当恶人。宣和元年（1119）6月，他将蔡京第三次罢相，当月19日，迫不及待的下了一诏，对蔡京“屡教不改”大发牢骚，宣布砍福利：

“居养、安济、漏泽之法，本以施惠困穷。有司不明先帝之法，奉行失当，如给衣被器用，专顾乳母及女使之类，皆资给过厚。常平所入，殆不能支！天下穷民饱食暖衣，犹有余峙，而使军旅之士廪食不继，或至逋逃四方，非所以为政之道。”（《宋会要辑稿》）

其实徽宗找的借口纯属扯淡。所谓“军旅之士廪食不继，或至逋逃四方”严重夸大其词，军士逃亡是开国起就从没断过的事，并非军费不继。徽宗一朝，军政极度废驰，积重难返，所以河北、乃至京城的禁军数量，往往是空寄名薄。

但徽宗现在要平方腊，还要北复幽燕，也顾不着吃相了，直接将福利年龄从50岁延迟到60岁。

次年，接着补刀：福利标准降到每人每天一升粮，10文钱；冬季三个月（11月至翌年正月），每天另加柴炭和5文钱，小儿还要再减半；至于漏泽园，把人埋了就行了，什么买祭品祭祀一类，统统免了“应资给若斋醮等事悉罢”（《宋史》卷187）

可惜可惜，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这一整套堪称伟业的福利政策最终荒废了，“未几遂废”（周煇《清波杂志》）

讽刺的是，靖康之变，蔡京被打成误国之贼，失去了一切，子孙或被杀或流放，他贫病交加的倒在流放的路上，死也是死在他为弱势群体创办的免费养老院里（“居养院”）。

一个为素不相识的千千万万底层人民贡献免费墓地，免费棺木，并春秋祭祀的人，自己的墓却破败不堪，以至于此：

有位知友说得好，“利民则贤，虐民则奸”。

能如此慷慨的给予穷人实实在在的利益，几千年无匹，不是贤人，谁又配称贤人？福利到过度，不是仁政，谁又配称仁政？

然而，千百年过去，老百姓对这样一个千古难觅的官儿，却依然“奸臣”不绝口，在银幕、戏曲中，他是永恒的奸佞形像。

以下是相关记载的分析和对蔡京心路的还原，看也可，不看也可。

翻开《宋史》第178卷《食货志上。六》，有这么一段文字，让人甚至搞不清是在夸奖还是在吐槽：

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养老院）、安济坊（免费医院）。给常平米，厚至数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头，具饮膳，给以衲衣絮被。州县奉行过当，或具帷帐，雇乳母、女使，糜费无艺，不免率敛，贫者乐而富者扰矣。
　　三年，又置漏泽园。初，神宗诏："开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贫不能葬，令畿县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厝，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与紫衣；有紫衣，与师号，更使领事三年，愿复领者听之。"至是，蔡京推广为园，置籍，瘗人并深三尺，毋令暴露，监司巡历检察。安济坊亦募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赐紫衣、祠部牒各一道。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瘗人，岁终考其数为殿最。诸城、寨、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依各县增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无衣丐者，许送近便居养院，给钱米救济。孤贫小儿可教者，令入小学听读，其衣襕于常平头子钱内给造，仍免入斋之用。遗弃小儿，雇人乳养，仍听宫观、寺院养为童行。

你说夸奖吧，里边却酸溜溜的吐槽蔡京“奉行过当” 、“糜费无艺”、“贫者乐而富者扰矣” 。你说批评呢，又的的确确承认蔡京为贫困无依之人做了太多实事。

其实那些批评之辞，也不怪修史的那帮人，有一部分来自蔡京的领导－－－宋徽宗。

比起明清的帝王们，宋徽宗还算个好说话的皇帝。更何况宋徽宗实实在在的得了蔡京的好处，蔡京的理财天赋，使宋哲宗留下的空虚财政在徽宗上台头几年就富有无比。宋廷的主要收入大项来自茶、盐，在仁宗朝，茶利一年收入才80万贯，蔡京通过改革，一年就达到400万贯（平民一年生活费约40贯）。盐利，过去一年收入约300多万贯，蔡京通过对巨富盐商们设坑，一口气达到1200万贯。另外还有酒类改革、币制改革，也是手段激进，争议巨大，甚至引发了市场混乱，但总之，到宋徽宗即位的第四年，也就是崇宁三年（1104），朝廷的手头阔了：“今泉布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要知道，徽宗刚上位时，国家“军无见粮，吏无月俸，公私虚耗，未有甚于此时”（安焘奏文）。

正因为蔡京的理财能力，才让宋徽宗大手大脚挥金如土，奢靡享乐，连年大兴土木，盖起巨大的“明堂”、宫观台阁，搞他的花石纲，修他的艮岳，以至开边拓土，尽复河湟，制服西夏，北伐幽燕。一直折腾到北宋灭亡。

所以，对于蔡京的“私活”，也就是他的福利理想，徽宗起初有极大的雅量去支持。

他诏书上的一些话，哪怕到今天都堪称金句，也确实发乎内心：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下承平日久，民既庶（众）矣，而养生送死尚未能无忧，朕甚悯焉！今鳏寡孤独，既有居养之法，以厚养穷民；若疾而无医，则为之安济坊；贫而不葬，则为之置漏泽园” ，“朕之志于民深矣！司守监令奉行毌忽”。（《宋史徽宗本纪》）

话说得漂亮，又是怎么做的呢？还真令人感动，崇宁5年2月蔡京第一次罢相下台后，当年9月，对于老蔡粗创的惠民工程，宋徽宗不仅关心，担忧地方各州县不会切实执行，还不惜代价的继续深化，推进到天下每一座人口达到1000户的城镇、集市、堡寨：

“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以惠天下穷民，比尝申饬，闻稍就绪，尚虑州悬殆于奉行，失于检查，仁泽未究，仰提举常平司倍功提，毋致文具天裂。城、寨、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许依诸县条例增置，务使惠及无告，以称朕意。”

－－－－应该肯定，一个封建皇帝有这样的意识，有这样的实际行动，有这样的决心，去做一套如此庞大、细致、严谨的惠民工程，实在亘古少见，难能可贵！不论宋徽宗如何昏庸享乐，醉生梦死，为民族带来靖康之耻，就冲他说过这样的话，做过这样的事，就值得今天的我们刮目相看。

然而，随着工程的深入，即使以宋徽宗的好性子，还是跟不上蔡京那狂热的步伐。

他开始觉得不对了：

穷的我养了，病的我治了，上不起学的我管了，去世的我埋了，够意思了吧？你老蔡不能拿这事当情怀去玩啊？ 养老院让穷人吃饱还不够，还要备酒馔，给肉食？有住的不够，还怕他们被蚊子咬，要发蚊帐？去世的给地安葬了还不够，还要政府出钱买祭品搞祭醮？搞祭奠还不够，还要“功赠典”？

这这这…………本朝再怎么富有四海也只是农业社会，你却要学北欧的逼格？

宋徽宗开始心疼钱了

大观元年（1107年）蔡京复相后的当年，就请求“（民间）老者并年满五十岁以上，许行收养，诸路依此”，徽宗算是没吭声，又给了他个面子（《宋会要辑稿》食货第68）

但到了大观3年（1109年），宋徽宗终于没忍住，在4月下了一道诏书，批评惠民工程惠民“过度”：

“居养、安济、漏泽，为仁政先，欲鳏寡孤独养生送死各不失所而已。闻诸县奉行太过，甚者至于许供张，备酒馔，不无苛扰……立法禁止，无令过有姑息”（《宋会要辑稿》）

－－－－值得注意的是，宋徽宗与蔡京的“君臣情谊”，那时还处在塑料花级别，虽说蔡京的经济改革，让他有大把的钱挥霍，但在公共事业上，蔡京如果继续出圈，徽宗真的会请他靠边站。

手诏下达后才2个月，蔡京被二次罢相。（当然，罢相也有政争因素，比如张商英等人的倒蔡，以及币制改革造成的混乱等等）。宋徽宗很不客气的在诏书中批评蔡京“擅作威福，妄兴事功”。

可“歪风”却已经刹不住了。

于是次年8月，徽宗又追加了一道颇为恼火的诏令：

“鳏寡孤独，古之穷民，生者养之，病者药之，死者葬之，惠亦厚矣。比年有司蹑望，殊失本指。至或置蚊帐，给肉食，许祭醮，功赠典，日用即广，縻费无艺” （《宋会要辑稿》）

搞甚飞机？ 你们个个都要当圣母吗？

应该说，宋徽宗的不满是有理由的。

有些地方比诏书里提到的更不像话，按宋宁宗年间修成的《嘉泰会稽志》追述，当初居养院开张的时候，冬天也不过给救助对像一些薪柴和劣质的纸衣御寒。到后来，力度越来越大，冬天开始专门给贫民设立暖烘烘的“火室”，里边烧的是高大上的煤炭，睡觉的被盖用的是“毡帛”一类贵物。夏天还要建凉棚给大伙纳凉。日用器物也越来精致，“饰以金漆”，对于妇女，小孩还要配置佣人，简直办成了高级疗养院。

财政部门投蔡京所好，也是优先向这些惠民院所拔款，反倒把军费放到后面。这当然超过了任何一位中国式帝王的心理极限。

大宋虽说政风宽仁，但慈善事业从未到如此“丧心病狂”的地步。

在过去，虽说时常也有些惠民措施，但都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规模极小。

比如收留孤寡的“福田院”，全天下只有汴京的那一家。即使号称“千古仁君第一”的宋仁宗时代，在福田院享受钱、米救济的贫民，仅有24人！宋英宗看不过去，把一个福田院扩建成四个院，收容达到1200人，每年下拔5000贯钱，此后便又停滞，也没兴趣向全国推行。

至于免费治病，官方没办一个院，只有苏轼在杭州任上，办了一个“安济坊”算是硕果仅存。

更糟糕的是公共教育，一个偌大的天朝，中央供养的太学生不过百来人。仁宗朝，范仲淹发起“庆历兴学”，也才增加到200人。神宗改革，王安石发起“熙宁兴学”，用变法取得的雄厚财力，将太学生扩招到2400人。而蔡京任相的当年，财力非常贫缺，宋徽宗同他的关系还很脆弱，他就迫不及待“请以学校为今先务，乞天下并置学养士”，发起声势浩大的“崇宁兴学”，规模大到“我不是针对谁，我只想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怎么个大呢？汴京城实在是寸土寸金，没办法，把教室、校舍扩建到1872楹，生员扩张到3800人（包括李清照老公）已是极限。于是把重点放到地方：“蔡京请天下州县并置学（校），州学置教授二员，县置小学”。规定全国所有州县，必须办学。并由政府大肆扩张学田，负责经费。

在过去，虽说仁宗朝在一些州设过学校，但学生不多。比如福州的州学，自景佑4年（1037年）立学，以5顷学田起家，发展到元佑八年（1093）养有生员500，而蔡京手里仅仅三年，到1002年，学生达到2000人，学田增至1003顷，是过去的200多倍！

还有建州州学，生员也达到1300人。

浦城县的徐秉哲，以一个县学招收到1000多学生，直接中央嘉奖，升一官。

素来贫困落后的京西南路（相当于省），辖区只有8州30余县，全路各校的学校养育教师、学生3300人，校舍3300区，平均每人一区，学田岁收钱米6.3万贯石，经费充足。

按《太平治迹统类》的记载，仅仅3年间，全国由政府供养的学生一共有21万人。又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截止大观三年（1109），天下约2000所公费州、县学校共有校舍95298多楹，拥有学田1005万亩，对外出租房屋155400余幢。每年收入经费305万8872贯，支出267万8000贯；学粮64万0291石，支出33万7000石。

办学规模旷古未见。蔡京还不满足，按崇宁年间的规定，民众子弟入学年龄是10岁，到政和4年（1114）又放宽到8岁。另外，又设了一大批专科学校，在扩大原有的武学、律学、医学院之外，又新增算学、书学、画学。同时，订立了一整套完善的升学、考核、奖惩制度。

同时，对于边远地区赴京赶考的学生，一路上由政府包下三餐和路费（“自川、广、福建入贡者，续其路食，以学钱给之”）。

难怪今人盛赞蔡京此举堪称“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田耕耘《崇宁兴学研究》）。

进入南宋，出于为尊者讳，靖康亡国的责任被全部甩到蔡京为首的“诸贼”头上，但南宋人依然不能不称颂北宋末年的教育大发展，陈傅良赞叹“崇、观之际，天下之学盛矣！提学有官，赡学有赋，上之加惠诸生甚隆也” 。

陆游也以不无批判的口吻，肯定蔡京君臣办学、办惠民工程到了国家财政“日不暇给”的地步，称“士入辟雍（学校）皆给券（生活费），一日不可缓，缓则谓之害学政，议罚不少贷，已而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所费尤大，朝廷课以为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仅能支吾”（《老学庵笔记》）

想想看，短短几年迈这么大的步子，宋徽宗撑到大观三年才hohd不住，也不好说他抠门吧？

当然，能让徽宗对他的惠民工程忍这么久，蔡京也使出了非常手段。

蔡京23岁那年，以第九名的身份中进士，正赶上王安石变法，早早投身改革大潮，辗转各地方。他赞同王安石对贫富悬殊的打击，特别推崇变法派“振乏绝，抑兼并”的观点，也就是救济贫绝，打击富豪的吞并。

只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那时的他，只是个基层小公务员，无钱无权。为了造福家乡莆田，他希望兴修已两次工程失利的木兰陂这一水利，使家乡免于海患，灌溉农田。多次向上请旨，却不被理会。便横下一条心，自筹资金，说动了当地14家大户一起出资，终于修筑成功。一举改变了家乡的命运，不仅免于海水倒灌之患，还浇灌广阔的良田“莆遂为乐土”（《出迅录》），木兰陂甚至到今天还在利民，为中国古代五大古陂之一。这就是青年蔡京在无权势时做出的功业。其敏锐敢冒险的性格一目了然。

因为敢做敢为，加上出使辽邦又不辱使命，元丰年间升到龙图阁待制权知开封府的高位。

神宗去世，蔡京胆大妄为，依附宰相蔡确，想擅行废立，谋杀另一宰相王珪

为的是拥立更年长的雍王赵颢。因为太后高滔滔是保守派的支持者，她一旦拥立年幼的赵煦，就会搞垂帘听政，废除王安石的新法。然而蔡氏的冒险行动失败，新法终未保住。高太后上位，首用最狭隘激进的司马光，尽行败坏新法，对外向西夏俯首割地，放弃了宋军将士付出无数鲜血收复的大片失地。

面对反攻倒算，蔡京表现出“术”的一面，改投司马光，仅仅几天，就把所管开封属县的新法全部废除，大为司马光所赞。然而，保守派很快就弹劾蔡京“挟邪坏法”，实际上，就是背地里还想搞新法，被揭发，终被赶出中央。在地方上熬了八年，太后死去，宋哲宗亲政，重用新法派首领章惇。

熟悉章惇的朋友应该知道，此人绝对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奇俊：文武全才，廉俭无私，独揽相权六年之久，死时家里连下葬的钱都拿不出。而且家人都是平民，绝不公权私用。他的政治见解尤其敏锐，能力超强，为人又特别刚，对恶人向来奉行以牙还牙，加倍奉还的一套，绝不做什么烂好人。

蔡京得到了对道德、能力都要求颇高的章惇的重用。

然而此时的蔡京，也已蹉踌到五十岁上下，在宋人看来，五十岁不仅到了天命之年，而且精神、思想、体质都已进入迅速衰落期。蔡京实行惠民福利，抑富济贫的理想一直未能实现。

据朱熙的说法，心急的蔡京曾拦住章惇，悄悄递上了他构思已久的一整套济贫方案。“谒之于道，袖出一轴献惇，如‘学校法’、‘安养院’之类”。意外的是，章惇没有采纳，只是敷衍蔡京“元长（蔡京字元长）可留他时自为之”（《朱子语类》），令蔡京大失所望。

可见蔡京这几十年来，一直利用一切机会推销他救济劳苦的抱复。可惜，权操于他人，虽同是变法派，亦有不同的处境和角度，更何况当时章惇还苦于变法派的分裂。

为了权柄，蔡京发挥一切手段，去结交，从宫中嫔妾、宦官，到朝中各派权要，广结善缘。终于，哲宗驾崩，端王赵佶上台，也就是宋徽宗，蔡京看到了最后的希望。依然几经周折，凭借他的书法，凭借在朝中、宫中的人脉，加上结交巨宦童贯，才总算调回中央，做上宰相，梦寐以求的握住了权柄。

此时的他，年已56岁。摆在眼前的第一要务，就是钱。

有了钱，才能让皇帝享乐，取得皇帝的欢心和支持。

有了钱，才能办学，办惠民工程。

该怎样以最快的速度，弄到最多的钱呢？

其实也容易，就像明代给百姓搞“三饷”加派一样，加税就行了。或者利用盐、酒、茶的垄断官办地位，随意加价。

但那样做，他就不是蔡京了。

他老蔡执掌财权近二十年，你几乎找不到他刻剥小民的记载。

他的目光，盯在了食盐的流通环节上。

只有这个环节，能帮他实现“抑兼并，赈乏绝”的理想。

盐乃百味之祖，民生必须之物。唐自安史之乱后，民穷财尽，就是靠着食盐改革，实行政府专卖，一下子财源滚滚，使大唐撑过了最困难的那段日子。

宋代沿续专卖之法，一年有约三、四百万贯的盐利收入。虽说专卖，但宋廷还是向民资开了口子，允许他们做终端销售：从政府手里购盐，再由他们运销于地方，对于民资来说，盐业当然是天下头号致富之道。但投资盐业，绝非一般中小商人承受得起的，往往只有巨富和高利贷豪势之家才垫得起那个本。

而这些巨富们，正是蔡京的打击目标。

于是下套。

为了吸引眼球，他大肆造势，放开盐禁，种种新政便利民资运盐销盐。他们的私运船，沿途所过一切官方机构，不许苛留，谁敢为难盐商，以流放论处！（“以徙论”）。为了拉风引流，蔡京还特意给民间客商发给“黄旗”，黄色在等级森严的古代像征皇权，只要把黄旗往自家船上一插，江河湖海便任你招摇，一路上哪怕押运官物的官船，也得为你让路，若有违拦者，“以大不恭论”！

不仅如此，连东京汴梁的水门，也要优先为客商们的运盐船开启。

新政一出，民间巨贾们趋之若鹜，那些高利贷头子们也眼红了，这个生意的规模，可比一笔笔放贷催债大多了啊！争相倾囊而出。那个“黄旗”特权招来的羡慕嫉妒恨，搞得一些官员也私自把黄旗弄到自己的船上，掺入私货，跟着捞一把。

贩盐，首先得向官府进货。当时的做法，是先去官府那里买“盐钞”，再凭盐钞上规定的数量，从仓库搬盐，按照钞引上写明的销售地域、时间，自行运销，赚取差价。

蔡京的政策，引发了中国专卖史上前无古人的盛况，富人们排队购钞，官府卖钞一天经常收入四、五万贯，最差的也是二、三万贯。有的盐场一年向客商支出1亿2000万斤盐，而当时天下人口也才1亿多。全国各州的购钞冠军，被来自山区的处州（浙江丽水）豪门夺得，他一年就购入了价值50万贯的盐钞！

这场举国购钞大比赛，使蔡京仅仅二年，就为官家收取了4000万贯的收入。

可你得问了，这种“大好局面”不过是透支了今后的收入，毕竟盐的社会需求就那么多，这些收入又不是凭空多出来的，对吧？

蔡京亮出了他深藏的杀手锏：

在销售了第一轮之后，他还继续发行新的盐钞，上一轮的盐钞形同作废。若还想用旧钞取盐，必须再购入七成新钞。也就是三分旧钞、七分新钞。比如，你去年买了价值1万贯的盐钞，今年又出新钞，你这1万贯旧钞，只能弄出价值3000贯的盐，想取足剩下7000贯的盐，只能再出钱买新钞。到了崇宁四年，蔡京又一次改法，往年买了10000贯盐钞的人，等到兑盐时，必须额外再出3000贯现钱，所谓“见钱三分、旧钞七分”（《宋史食货志下》）。总之，蔡京不断的一轮轮变更钞法，逼着巨商们重复加钱，将旧钞换新钞， 这就样周而复始，不停的更换，不停的贬值，让豪势们越陷越深，最终搞到“凡三输始获一直之货”（《文献通考。征榷考》）。

也就是说，花10000贯钱买的盐钞，想全部兑成盐，最终要出30000贯的钱。当然，也可以选择不换新钞，那么转头就大幅缩水，直到“数十万卷（钞券）一夕为败楮（废币）无所用”。

此招确实狠毒，蔡京那个“奸臣”的帽子至少一半是来自此事。

大批的巨富豪势，最终在一轮轮新钞游戏中资财用尽，链条拉断，于是“富商巨贾朝为猗顿（战国版李嘉诚），夕至殍丐”（《忠惠集》）。有的甚至不得不卖儿卖女，抛弃妻子。引发了富人自杀潮，纷纷“赴水投缳而死”，有的上吊，有的投火自焚，有的跳河而亡。从京城到地方，这类自杀者“不知几千万人”。而妻子儿女哭诉于路边，乞食于路人，弄得穷人目睹此惨状，也鼻酸不已，有的跟着一起哭。（《刘给谏文集》、《鸿庆居士集》、《文献通考》等）。

在南北枢纽江陵，有几十名大盐商因“变法陷没其财”公开在大路上聚集指骂蔡京。蔡京毫不留情派兵镇压，“差兵捕商，一郡为之鼎沸”（《胡少师总集》卷二）。俗话说杀人不过头点地，蔡京却不行，对富人阶层做得太过，吞其财产，害其家破人亡还不够，还借此广加株连，拷问同党，搞得监狱人满，死亡载道，难怪有人说他“奸雄”。

蔡京的激进狠辣，也多少波及到穷人，因为有的商人为了回本，将好好的白盐“杂以灰土”卖给穷人，同时，富商阶层大面积破产，穷人又没资本去贩盐，搞得不法之徒，武装走私，这些都变相增加了穷人负担，扰乱了社会秩序。但总体上，主要受打击的确实是中等以上富人，而政府取得巨利。

蔡京用这些巨利，在皇上面前攒足了政治资本，宋徽宗将他视为财神爷，宝贝得不得了。蔡京也就可以放心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用巨额财富去“赈乏绝”：去兴学，去为贫民孤寡提供遍布全国的免费养老、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照料，让无家可归者吃酒吃肉，住得冬暖夏凉，包下他们的生、学、老、病死…………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