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讽刺的事？ 第3页

1649年，张献忠之子孙可望已经控制了整个云南，拥有当时全中国所有汉族势力中的最强军团。他派明朝官员杨畏知给广东肇庆的南明永历朝廷送了一封信，希望能联明抗清，条件是明朝封他为秦王。“秦王”一爵是张献忠曾经的称号，对于孙可望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

先秦王荡平中土，扫除贪官污吏。十年以来，未尝忘忠君爱国之心。不谓李自成犯顺，玉步旋移。孤守滇南，恪遵先志。合移知照，王绳父爵，国继先秦。乞敕重臣会观诏书谨封。己丑年正月十五日孙可望拜书。

此时的永历朝廷，刚刚丢掉了整个湖南，何腾蛟殉国，孔有德进军广西，尚可喜、耿继茂进军广东，小朝廷已经处于风雨飘摇当中。

杨畏知本来以为，永历朝廷得到孙可望这个强援，还不得乐疯了，没想到他刚赶到肇庆，就挨了当头一棒，礼科给事中金堡连上七封奏疏反对孙可望封王，并且说：“可望贼也，不可以封。劾畏知为贼游说，请收之。”

杨畏知只是个兵备道，又长年待在云南，所以没怎么接触过朝廷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一下子被金堡干懵了。你丫是傻逼吗？清军马上都要打过来了，你还管什么贼不贼的，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吗？不仅杨畏知这么觉得，永历朝廷内也有很多长了脑子的大臣知道联合大西军有多重要。兵部尚书堵胤锡向来对农民军持同情立场，曾经说：“臣知驱天下之民而从贼者，尽兵之为也。”四年前，就是他促成了大顺军改编为忠贞营，和南明联合抗清。这一次他主张，就算不封孙可望为秦王，也要封他为平辽王，努力拉拢他。没想到金堡又说：“滇与忠贞皆国仇也，厥罪滔天。公大臣，偏欲与此辈交结，何意？”就好比抗战的时候质问一个国民党官员：“你为什么要和共匪一起打日本人？”堵胤锡算是彻底明白了，这孙子就是个傻逼。

而大学士瞿式耜又提出，孙可望的信上只写“己丑年”，而不写“永历三年”，与礼制不合。杨畏知心说孙可望没写“大顺六年”就算便宜你们了。经过了几个月的撕逼，永历朝廷才勉强同意封孙可望为景国公，把杨畏知打发走了，堵胤锡大急，知道这么做非大大得罪孙可望不可，如果孙可望怒而翻脸，还谈什么联合抗清。在堵胤锡的据理力争之下，永历朝廷又同意改封孙可望为平辽王，赐国姓，派人快马加鞭去追杨畏知换新圣旨。

瞿式耜虽然为人比较顽固，但还是出于对明朝的一片忠心，他和农民军的矛盾主要在于很多农民军军纪不佳，在他的辖区抢劫。后来，瞿式耜、金堡遭到了政敌的攻击，金堡被下到天牢严刑拷打，瞿式耜也被弹劾围攻，他的政敌吴贞毓、陈邦傅等人甚至邀请忠贞营主将，李自成的内弟高一功入朝，想直接用武力杀光瞿式耜一派。因为瞿式耜过去经常抨击忠贞营，所以吴贞毓他们认为高一功来了之后瞿式耜一定完蛋。没想到，高一功的为人远比这些蝇营狗苟之徒光明磊落，虽然他和瞿式耜矛盾很深，但瞿式耜坚守桂林三年，对抗清事业还是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因此，高一功不仅没有对瞿式耜下手，反而怒斥了吴贞毓等人，在永历皇帝面前力挺瞿式耜，把已经被打得不成人形的金堡放出了天牢。高一功这次以德报怨，让瞿式耜深感自己过去对农民军成见太深，他也开始转变立场，高一功出兵广东的时候，瞿式耜也派兵增援。

别急，这还只是第一回合的撕逼。

杨畏知没想到，自己并不是唯一的册封使者，广西的军阀陈邦傅因为劝高一功带兵劫持朝廷被高一功拒绝，双方结怨。高一功此时并不知道孙可望的势力有多大，当年张献忠战死之后，大西军只剩下了一万来人，高一功还以为孙可望现在的兵力最多两三万，和自己差不多，如果是这样的话，孙可望要求封王确实是无理取闹，高一功已经为明朝打了四年的仗了，也只是个公爵。于是高一功就给孙可望写了一封信，劝他不要称王。高一功是李自成的妻子高桂英的弟弟，因此和张献忠同辈，所以给孙可望写信的口气也是长辈教训晚辈，令孙可望大为不快。陈邦傅抓住这个机会，认为可以利用孙可望除掉高一功，他竟然派人伪造了一封圣旨送给孙可望，封孙可望为秦王。本来封王应该用金印，陈邦傅拿一个镀金的银印糊弄，圣旨写得更是荒唐至极，竟然说永历皇帝要“率天下臣民以父师事王”，让孙可望监国，赐九锡，总理朝纲，节制天下文武兵马。

孙可望哪想得到这么大的事还有人敢造假，高高兴兴地和李定国、刘文秀一起率领全昆明的文武官员跪接圣旨。为了显示对皇帝的尊重，也展示实力，孙可望还下令昆明驻军全体出动，接旨之时，三军将士山呼万岁，场面极为壮观。不仅如此，孙可望还下令向全云南的官员、驻军、土司、百姓宣布自己已经是大明秦王了。原本云南的明朝官员还有“从贼”的顾虑，现在孙可望受了永历朝廷的册封，他们也都安心了，孙可望的威信大为提高。

然而孙可望刚把这一套搞完，杨畏知回来了，告诉孙可望，他前些天接的圣旨是假的，朝廷封他的其实是平辽王。这下就尴尬了，要是一开始就封平辽王，孙可望顶多有些不快，但是他原本就自称“平东王”，保持平级也算可以接受，现在他已经把受封秦王一事闹得天下皆知了，现在要他降级成平辽王，这不是要他当着全云南军民的面打自己的脸吗。于是，第二回合的撕逼开始了，孙可望派杨畏知再去和永历朝廷谈，监国、九锡、总理朝纲、节制天下文武兵马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孙可望也知道太扯淡，通通都不要，只要求朝廷重新发一道真圣旨，承认他是真秦王就行，印和其他仪仗也可以拿陈邦傅送的山寨货凑合。因为孙可望如果把这些假货都换成真的，就得承认自己被陈邦傅耍了，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就当这些是真的。陈邦傅后来卖国降清，又被李定国俘虏，送给孙可望，孙可望下令剥了他的皮。

永历朝廷非常尴尬，现在他们既惹不起孙可望，也惹不起陈邦傅，但是，他们依然不愿意承认孙可望是秦王。继续和孙可望讨价还价，改成“兴秦王”或者“定秦王”行不行？孙可望表示没门，他已经在发往云南各地的命令上用过“秦王之宝”的大印了，莫名其妙加上一个字算怎么回事。永历朝廷做出的反应，居然是加封贵州的军阀皮熊和王祥为公爵，以防止孙可望出滇。孙可望也没心思再扯这个淡了，停止了谈判，只甩下一句话：“国姓岂敢冒，王封何敢承。臣等惟一意办虏，功成之日，自听公议。”他照旧使用陈邦傅送的那颗假印，你爱承认不承认，反正老子就是秦王了。

1650年年末，广州、桂林相继沦陷，瞿式耜殉国，永历朝廷逃到了南宁，1651年2月，清军的追兵逼近了南宁。永历朝廷只能向孙可望求救，孙可望派贺九仪率五千兵马，把永历朝廷接到贵州安龙。路上，贺九仪第三次和永历朝廷讨论封孙可望秦王的问题。贺九仪是跟着张献忠杀官造反出身的，当然不会像杨畏知那么斯文，言辞比较无礼。内阁首辅严起恒大怒：“你想要威胁朝廷吗？”贺九仪当即一棒子把严起恒从船上敲进了河里。永历朝廷见贺九仪这么客气，迅速决定正式承认孙可望为秦王。这场长达两年之久的大撕逼才终于结束，不仅导致孙可望与永历朝廷之间的关系降到了冰点，甚至还给大西军内部的团结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六年后，孙可望谋朝篡位，被李定国和刘文秀打败，决定降清。此时的孙可望只剩下了四五百人。本来已经打算辞官退休的洪承畴听说孙可望来降，立刻收回了辞呈，派人迎接孙可望来到长沙，并上奏北京，请求重赏孙可望。顺治皇帝迅速回复，封孙可望为义王，位列所有降清汉官之上。派内翰林弘文院学士麻勒吉带着一个尚书和一个侍郎到长沙册封孙可望（永历朝廷当年只打发孙可望的使者杨畏知回去册封，而杨畏知在明朝的官职仅仅是一个兵备道），然后又把孙可望请到了北京，由济度、岳乐两个亲王率领大批文武官员出城迎接，十天之内设宴款待三次，赐银一万两千两，又赏赐了府邸、蟒袍、朝服、马匹。于是，孙可望把云贵川三省的防务全盘告诉了清军，又招募了一批叛徒为清军带路，最终导致云南沦陷，南明灭亡。至于孙可望后来跟着顺治皇帝出猎时“不小心”让皇上当成猎物给打了，那就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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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哟！孙王爷您这脑袋是怎么……”

“咳，别提了，今儿一早儿，跟皇上出城清剿乱党去啦。”

“哦，我明白了，您这是被乱党给打了。”

“什么呀，皇上说是清剿乱党，其实他是出城打兔子去了。”

“哦，我明白了，您这是让兔子给打了。”

“什么话！我能让兔子给打了吗？皇上一见着兔子就他妈让我追，我能追得上兔子吗？可是我还得追呀，我正追着呢，就听后边儿嗖的一声箭响，我就他妈这样了。”

“天呐，这是谁这么不长眼，把您给打了。”

“皇上呗！皇上可不是不长眼，这是误伤。”

“那皇上是不是特别过意不去呀？”

“皇上特别过意不去，所以皇上一下了马，就啪啪打了我俩大嘴巴。”

“啊？为什么呀？”

“皇上说要不是我挡着，他一箭早把那兔子给射死了。”

“您跟那兔子非亲非故的，挡着它干什么呀。”

“就是……哎呦！明天皇上还得出城打兔子去呢，是不是又得让我追呀？”

“哎呀，孙王爷，干吗您要亲自去追呀，您给皇上准备两条狗不就完了嘛。”

“什么？弄两条狗？”

“是呀，您想想，这一来呢，狗鼻子比较灵，更容易发现猎物。”

“狗比我鼻子灵。”

“这二来呢，狗它跑得更快。”

“是，狗比我跑得快。”

“这三来呢，狗更通人性。”

“是，狗比我通人性。哎？好像我比狗通人性吧？”

柏杨

（西安事变） 蒋中正被扣押，我那时刚刚接受军训，正对他热烈崇拜，对这项巨变，感到心痛如绞。回家告诉父亲的路上，一面走一面哭，觉得天地就要崩塌，中国就要亡了。 ——《柏杨回忆录》

然鹅这么一个根正苗红的果粉，在1968年，因为翻译漫画《大力水手》中用词不当，被认为是讽刺 蒋介石。于是柏杨被调查局以「共产党间谍」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抓入狱中。但是在狱中，柏杨先生寄希望于 蒋经国，表示：

蒋经国主任是非必明

出狱后的柏杨先生又做起了“公知”生意：

司马光先生这位儒家学派大师，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中，没有民主观念，更没有人权观念，只有强烈的维护既得利益阶层的奴性！
——《柏杨版资治通鉴》

然而……

台湾能有这种自由，我们不能不归功于蒋经国先生领导上的开明、宽容的胸襟。

还有李敖对柏杨态度的转变……

ps：柏杨那本《丑陋的中国人》也挺讽刺的。柏杨一个成长于民国，大部分时间在台湾度过的人，他书中的许多来身边的例子显然是来自他在台湾的经历。然而台湾人还自我感觉挺良好的，反而常常拿这本书黑大陆……

现实的段子，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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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过千，十分惶恐，一一看了大家的评论，统一回复一下：

1.答主没有收藏这四本书，也没有看过其中任何一本。图源来自右下角，若侵权必删。

2.答主只放图，不发表其他意见，请大家不要讨论敏感话题。

3.答主的确是前图书馆员，对图书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私信我，或看答主的其他回答。

以上。

两名ISIS极端分子被野猪给拱死了。

嗯，选了个最不清真的死法→_→

哇靠原新闻说居然是三位？那岂不是十分的狂拽帅气宇宙无敌超级酷炫吊炸天？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的一天，扬州城里来了一队散兵游勇，为首的人用一匹白绸裹身，手里拎着一支手枪，大摇大摆地冲进盐运使衙门。清朝的命官早已不知去向，兵勇们乃喝令衙门里的胥吏打开库房大门，士兵每人抓了几个元宝，四散而去。剩下为首者和几个随从没有走，端坐高堂之上，看着眼前的元宝发呆。

这时候，以为是革命党人破城的扬州绅士，派了几个代表前来打探，一通作揖并恭维之后，见为首的人整话说不出几句，不像是个有来头的，但又不敢造次（怕万一真是革命党）。代表们出于对城市秩序的担心，于是要求为首的人出安民告示，免得秩序混乱。为首者觉得有理，遂一把拉过随绅士代表来的巡官，硬是让人家来办，巡官无奈，只好胡乱写了个告示，没有大印（盐运使已经带走了），就拿巡官的木戳顶替。扬州就这样革过命——“光复”了。

没过几个时辰，有好事者查出了为首者的底细，原来他不是什么革命党，仅仅是城外的一个闲人，名叫孙天生，在城外妓院做茶壶（杂役）。

孙天生大概是听说过革命党的只言片语，知道孙中山是革命党的首领，刚巧又结识了几个巡防营的老总，武昌起义炮响，沿江震动，孙天生贼心陡起，于是跟这些老总谎称他是孙中山的族弟，奉命前来光复扬州，大家可以一起发财。老总们哪管真假，一哄而起，抄起家伙，就跟着孙天生进了城。

巡防营的士兵们发了财，一哄而散，有的钻进了妓院，有的去大吃大喝，有的回了家。孙天生毕竟是首领，不像这些丘八这样短视，他没有走，虽然安民告示出得不伦不类，但并不耽误他抖威风——每天骑着高头大马裹着白绸子巡行街巷，还把盐运衙门里的家什用具之类的东西丢出来，让市民捡，说是革命嘛，我发大财，你们发点小财。就这样，一个俗称龟奴的闲人，做起了扬州的都督。

可惜，孙天生的幸福生活没过上几天。大概处在高处之后，他做茶壶的历史暴露得比较充分，或者这种手下没几个兵的都督（他也不知道招兵买马）难以服人，或者干脆是扬州的绅士们对这个小流氓当政不放心，反正有好事者请来了昔日横行江上的、已经被招抚为官军但依然横行江上的盐枭（贩私盐的首领）的徐宝山（绰号徐老虎）。

徐老虎带兵进扬州，孙天生做了阶下囚。在各地纷纷独立的声浪中，徐老虎没有当为朝廷平叛的英雄，而是接茬做扬州都督。当然，第一任的都督孙天生被砍了头，临刑前孙天生大叫：“老子也做了三天的皇帝，够了！”不失为一条江湖好汉。

辛亥革命扬州的光复，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场闹剧。不过即使是闹剧，也确实是对清朝政府的一个打击，只是这个打击居然仅仅来自一个街头无赖，委实让人感到滑稽。一个长江上的重镇，由一个号称盐商大本营的财赋之地，竟然在革命党连影儿还没有的时候，一个妓院的茶壶带几个散兵一嚷嚷，就变了颜色。

时为扬州最大官的（清朝最著名的肥缺）两淮盐运使增厚（满族正红旗人），闻听有革命党进城，从西花园翻墙而遁，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同为满族同胞的扬州知府嵩峋，还算有点志气，据说投河自尽了，可惜没有死成，获救之后也不知所终。需要一提的是，这两个人，或“死”或逃，都是连孙天生的影子还没见到就做出的选择。

以上摘自《张鸣说历史：角落里的民国》

好了，就酱，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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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时任苏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曾经怒斥顿河哥萨克雇农出身、十几年的老骑兵，得过沙俄全套圣乔治勋章的谢苗·布琼尼“不懂骑兵的反革命性质”：

……托洛茨基针对谢苗·布琼尼提出的建立大骑兵部队的论据说: “布琼尼同志！您明白您说的是什么吗？您不懂得骑兵的本性。这是公爵、伯爵和男爵指挥的贵族部队。我们这些穿树皮鞋的人没有必要往卖白面包的摊前挤。”

然而在斯大林的支持下，第一骑兵军以及后来的骑兵集团军还是成立了。并且任命布琼尼做军长，伏罗希诺夫和夏坚科做政委。

自然，托洛茨基也没给他们好脸色看；他在视察布琼尼的骑兵集团时挂着一幅司马脸，在听取了布琼尼的汇报后既不向布琼尼问好，也不向战士们致敬，布琼尼再三请求之下托洛茨基才肯对骑兵战士们说上两句。可以说是非常无礼了

——可令人更没有想到的是，托洛茨基在这之后居然恶毒的攻击红军骑兵们为“匪帮”，侮辱骑兵指挥员们乃至布琼尼本人为“当代的斯捷潘·拉辛”和红军中的骑墙派、投敌叛变者。

（骑兵军）是一群真正的匪帮，而他们的头目就是布琼尼。这些人用粗野的吼叫对待我（托洛茨基）的演讲，而布琼尼对他们产生了触电一般的影响——谢苗·布琼尼，这是一个当代的斯捷潘·拉辛。很难讲他日后会为谁效劳——红军还是白军？可以肯定，这支骑兵军也会跟随布琼尼变换门庭。《被遗忘的苏维埃领袖·布琼尼》

（上文在《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诸版布琼尼传记和俄罗斯纪录片《被遗忘的苏维埃领袖·布琼尼》中均可查到）

（亚历山大· 佐洛托特鲁鲍夫版《布琼尼》传记对此事记载见文末附图）

结果红色骑兵们在1918和1919年转战千里，战功卓著，甚至打退并击败了俄国最擅长马上战斗的哥萨克军团。

正巧，1919年邓尼金大军攻向莫斯科，苏维埃政权看上去岌岌可危，身处垮台边缘；俄国革命事业眼看就要失败。

此时就连列宁都悲壮地做好了与苏维埃政权共存亡的准备——“我们的所播下的革命火种即使熄灭，也将会在日后的岁月里生根发芽……”

这时候，由于其治下的红军在邓尼金面前兵败如山倒，在7月1日引咎辞职未成的托洛茨基却戏剧性的想要求助“反革命”、“贵族”、“土匪野兽”的骑兵来“保存革命火种”，实现自己的换家妙计：

1919年8月5日：
“亚洲可能成为近期发生起义的舞台……看来，正在形成这样的国际形势，即通向巴黎和伦敦的道路要经过阿富汗、旁遮普和孟加拉的城市。”
——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建议组建一支3万到4万人的骑兵军团远征印度，“在乌拉尔或突厥斯坦某处”建立“亚洲革命司令部”，把必不可少的语言学家、翻译家及当地的“本土革命家”集中起来。

（小问答之：俄国的彼得堡和印度孟买，哪个距“巴黎与伦敦”更近？本题可以从地理和托洛茨基的玄学两个角度回答。 ）

（此外，即使是作为红军战略预备队的布琼尼骑兵集团军其规模都不到2万；而托洛茨基却要从艰苦抵抗各路白匪军和干涉军的红军手中拿走“3万-4万骑兵”——近乎苏俄全部的战略骑兵，其对俄国革命的态度恐怕不难想象。）

“你们骑兵的阶级性质，就是反革命、贵族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我说什么也不会批准的！”

“我宁肯要茶叶蛋，也得要你们这些鲜血累累的骑兵滚蛋！”

“真香！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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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 佐洛托特鲁鲍夫版《布琼尼》传记对这两件事的记载见此：

托洛茨基定性骑兵是“阶级敌人”：

托洛茨基定性布琼尼是“异己”、“白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