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算不算一个共产主义者？ 第2页

省省吧，共产主义这是需要你建设出来才能知道的，不是你抱着书翻来覆去找什么“圣人之言”构建起来的，什么时候共产主义者变成了只会抱着马列著作不放的老学究了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写著作的时候难道只是在图书馆里头坐着空想吗？

马克思恩格斯告诉你前面有光，列宁告诉你怎么样离光更近，但是人家告诉你有光的地方买不买爆米花了吗？告诉你光源是太阳月亮还是篝火电灯了吗？

很多人过于天真或者装的天真，真的认为政策可以像煎鸡蛋一样一会翻个面一会翻个面，似乎只要中央制定一个什么东西就立马能够在基层得到彻底坚决的执行。

醒一醒，列宁和他的追随者们接手的是一个本身就千疮百孔内病外伤足以致死的衰老帝国，沙俄被称为民族监狱不是没有道理的。经历过一战的惨痛失败和二月革命，整个俄国已经彻底丧失了自己的大脑，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处于瘫痪和混战之中，即便是内战结束之后，布尔什维克所面对的也是已经分崩离析的边疆地区和几乎被摧毁殆尽的国家机构。而他们所能依靠治理国家的工具只有一个本身就人数较少且内部冲突不断的布尔什维克党和一部分水平参差不齐又离心离德的官僚，这种情况就注定了任何雄心壮志的计划都没有用武之地，即便有那也只是激励人们奋力工作的远景。就算是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苏联的经济政治领域仍然是落后且不健全不完整的，在这个时期法西斯的阴影就已经开始威胁这个红色国家了。这种情况下苏联能选择的道路根本没有几条，甚至可以直接一点说根本没有其他出路。太多人玩P社游戏入脑过度，根本不会考虑政策到底是如何制定如何执行的，似乎只要领导人足够信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会像蘑菇一样从地里长出来连浇水施肥撒种子都不用，这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这是教徒里想象的地上天国，永远不可能实现的那种。

我不知道共产主义者应该是个什么样，但我只知道他最起码不是一个只会空口放炮，玩弄词语，抱着一堆书本整天说什么“圣人之言”，这根本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这是抱着资本论的儒教徒。某些情况下右派批判的“只会念左经”实在是没有半点错误，除了复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教员的语录文章不会干任何事，甚至连复读都要断章取义掐头去尾，属实是百无一用了。

要说的都已经说了，只是额外表态一下：

本人从来没有控评删评论的习惯，如果诸位在我回答下面的评论被删除了，请去找小管家，我是坚决不背这口锅的。

提醒一下，本回答评论区比较敏感，诸位的评论基本上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被小管家夹了，我都看不见，诸位尽量谨慎一些。

还有，请不要给我发明我从来没有说过的话。前脚说我把斯大林捧成圣人，从回答到评论我从来没把斯大林和圣人挂钩，况且我从来不认为哪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应该被当成圣人。后脚来个“斯大林是不是共产主义者只有他自己知道”，谁看到我说这话了？

由此可见某些空想家已经习惯于发明语录，在短短一千字的回答里也能信口开河，这种人拉黑不送。

不讨论斯大林本身的想法，就结果而言，斯大林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心中的伟大的新沙皇。

斯大林超越了历史上所有沙皇，办了所有沙皇想做都做不到的事情。比如大清洗清理异见者，比如血腥镇压少数民族以及强制的民族迁徙政策。

斯大林对俄罗斯的一大功劳，就是彻底消灭了盘踞在克里米亚半岛千年的鞑靼人。把克里米亚汗国遗留的痕迹给彻底地清除了，让一个伊斯兰文化占主流的地方靠人力转变成了纯粹的俄罗斯族。

包括二战的新领土，原柯尼斯堡，也是留地不留人，血腥驱赶所有原住民。使之成为彻底地俄罗斯的坚固堡垒。

这些往往会被当代人拿来作为攻击斯大林以及共产主义的事迹。然而斯大林这些事本身就是民族主义者梦寐以求的。留地不留人，血腥镇压少数民族起义，坚决地把主流文化扩张到各个边界地区——这可是足以在民族主义者心中封神的伟大人物！

所以在我看来，斯大林从来是一个披着红皮的新沙皇罢了。哪怕他内心对马列有着再强烈的信仰，也不妨碍他在行为上是彻底的大俄罗斯主义者。

评价历史人物论迹不论心，手段比愿望重要，这就是我的答案。

观察者网是这么说的：

【斯蒂芬·考特金（Stephen Kotkin）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约翰·伯克龙（John P. Birkelund ’52 ）讲席教授，主要研究沙俄史和苏联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考特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时本来学习的是法国史和哈布斯堡王朝史，并师从当时在伯克利访学的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福柯在一次与考特金谈话时，提到应该有人用他有关权力与知识的理论来研究斯大林时代的苏联。

从福柯的话中得到启发，年轻的考特金在研究生三年级时从头开始学俄语，并改行研究苏联。他的博士论文以马格尼托格尔斯克－乌拉尔山脚下的一座钢铁工业小城在1930年代的建设与发展为案例，剖析苏联式统治的建立和权力的产生。】

……

科特金：在神学院的最初几年里，斯大林仍是个好学生，成绩出色，是老师的宠儿，甚至是老师监督其他学生的眼线。毫无疑问，此时的他正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但就在这时，他放弃了眼前的一切。为什么？为了社会正义。斯大林是这样一个人——为了坚持理想经历近20年的穷困，赤贫到一无所有，向身边所有人恳求施舍，数次被放逐到西伯利亚。

如果你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你会知道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并不像后来布尔什维克们的革命浪漫主义标榜的那样，那绝对不是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状态，但是斯大林坚持了下来，这是因为他参加地下革命运动是出于对社会正义的信念。而这个信念的核心是沙皇政权如此邪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推翻它。

斯大林信念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告诉他为什么沙皇政权是邪恶的，它应该如何被推翻，并且如何在此之后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在神学院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他加入进步的学习小组，偷偷阅读被禁的革命书籍。就这样，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核心支柱，目睹着沙皇的暴政，斯大林在自己最初的革命导师——英年早逝的格鲁吉亚革命者拉多·克茨霍维利的鼓舞下走上了地下革命道路。

二十世纪初，当大众政治已经在西欧十分普遍，俄国的沙皇政权却固执地禁止一切政治活动，哪怕是倾向或支持现政权的群众政治活动，民众没有合法渠道表达任何政治主张。二十世纪初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却有着十七世纪的帝王政治心态，反对沙皇的左翼政治向极端化发展恰恰是因为沙皇政权极端反动。

可以这么说，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地下革命正是沙皇反动政权创造出来的极端对应体。在反对沙皇的革命浪潮中，斯大林作为职业革命者的信念变得越来越坚定。要知道，在俄国革命胜利之前，斯大林仅有过一个不到两年的合法工作——第比利斯气象观测台的气象员，工作内容仅是采录天气温度和状况。这就是他唯一的合法工作，此后便是艰苦的地下革命生活。在他那个时代很多人都会参加革命，但其中大多数人会中途退缩、改变想法或放弃极端革命思想，但斯大林没有，他越来越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他绝对是一个有思想、有信念的人。当然我们是否赞同他的思想和信念是另一回事。

……

澎湃新闻：那斯大林1928年进行的农业集体化呢？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实现国家现代化所必要付出的代价，您对这种说法怎么看？

斯蒂芬·考特金：关于农业集体化，以前的解释是这样的：斯大林试图建立个人统治，他需要巩固权力，但党内以布哈林为首的另一派反对农业集体化，斯大林为了赢得党内斗争而推行了农业集体化。这种说法否认了意识形态在斯大林决策中的角色，强调农业集体化的动因是巩固个人权力。但是正如我在书中所论证的，当时斯大林已于农业集体化前的数年间实现了个人权力的巩固，所以这种把农业集体化归因于权力斗争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

我认为农业集体化的大背景是苏联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及其力求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夹缝中生存和发展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再有就是苏联政府长久以来试图对农民阶层的改革，就像沙俄末年的首相斯托雷平针对农民阶层的改革一样，斯大林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掀起一场针对农民和农村经济翻天覆地的变革。

在这个层面上，如果不考虑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一因素，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什么斯大林会采取农业集体化这一具体方式来处理农民问题。也就是说，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们要消灭资本主义，要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私有财产、雇佣奴隶制等等。他们的目的是实现现代化，但更重要的是以共产主义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因为他们的政权是共产党的政权。当时党内没有人不同意以共产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性，有分歧的是当时是否一定要以农业集体化来实现现代化。李可夫曾跟斯大林说：“如果你现在这么干，你会毁掉一切，结果将是灾难性的。”而斯大林回答他说：“你难道不是共产主义者吗？你没有勇气去实现你的信念！我们要不要建设共产主义？我们要不要消灭资本主义？！”

这些共产主义者在农民和农业问题上面对着一个悖论：例如，你是一个农民，本来有三头牛，现在通过辛勤的劳作有了六头牛。对于政府来说，你有六头牛比有三头牛好，因为这样政府可以多收你的税。但你现在有六头牛，问题来了——你成了富农。作为独立农民，你努力干活，致富了，你雇别的农民给你打工，这是雇佣奴隶制，你在剥削，成了富农阶级。斯大林和其他党内领导人都认为富农是不好的。

1920年代在党的领导层没有一个人认可市场和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他们只是在取缔资本主义的时机上有所分歧。李可夫的话没错，斯大林以强迫推行的农业集体化是灾难性的，导致的惨状远远超过了李可夫的预期：苏联爆发了大规模的饥荒，农民宁愿把牲口宰了也不愿意把牲口交给集体农庄，斯大林自己的个人权力甚至都受到威胁，但他没有退缩，并以一种钢铁般的意志不惜一切代价地将这一政策推行下去。

澎湃新闻：在中国，了解一点苏联历史的人常常会把苏联1920年代初、中期的新经济政策和中国后来实行的市场经济相比较，并认为如果列宁没有过早地逝世，斯大林没有掌权，新经济政策就会得以持续，苏联也会出现类似于中国1980年代改革后的市场经济。您赞同这种观点吗？如果没有斯大林，苏联在1920年代会有发展市场经济的可能吗？

斯蒂芬·考特金：这得让咱们看看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什么。新经济政策仅是表面上的市场经济，它并不适用于工业生产，90%的工业生产是国有的。新经济政策是一项农业政策，允许农民种植他们想种的作物。农民将收获的一部分卖给国家，其余的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在新经济政策的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中间人，他们将农民和城市联系起来，按照市场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

所以从农业经济角度上看，市场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承认的。不过，我们得明白当时苏俄政府并不擅长搞市场，且用强迫性的手段不断插手农民生产。新经济政策从没有被允许自由发展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到1920年代后期苏联政权已经搞垮了新经济政策。正是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决定搞农业集体化。但是在此之前，由于政府广泛使用强制措施插手农业生产和市场运行，农业市场出现断层。政府强制压低农产品价格来支持工业，使得农民利益和积极性受到伤害，产生价格剪刀差危机。总之，在新经济政策期间，政府管理极度不当，经济发展已经受到阻碍和损失。

在1980年代以后的中国，尽管政府也干预市场，但现今的中国政府比当时的苏俄政府对市场的了解要好得多，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布尔什维克们厌恶新经济政策，因为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是一定程度上认可市场机制，而他们从意识形态上就反对市场。今天的中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接受了市场经济，并且享受着市场经济带来的飞速发展。

相比之下，在1920年代的苏联，新经济政策只是布尔什维克们很不情愿地对农民做出的暂时性让步，他们从不认为共产主义可以接受市场和私有财产，并希望在某个时候可以取消新经济政策。可以说当时所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包括列宁在内都不会允许新经济政策发展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至于列宁如果没有早死，他本人后来会怎么做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称为暂时的“撤退”而非永久的“前进”。

那么，如果没有斯大林的集体化政策，苏联会怎样呢？我认为苏共也许会难以维持对权力的控制并很可能会倒台。斯大林是个将反对资本主义、消灭市场和私有财产、强迫集体化和工业化以及计划经济义无反顾进行到底的领袖。我们不清楚其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是否有能力、有毅力像斯大林一样， 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地做到这些。从这个角度上讲，斯大林在为苏联政府作为一个共产党政府而生存、持续下来并在苏联的城市、农村都建立起全面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另外，在评价新经济政策的问题上，我们还必须要考虑到地缘政治因素。苏联是当时除蒙古之外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蒙古只有70万牧民，显然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而苏联作为一个将反资本主义当做信条的国家，必须在国力强大的资本主义列强觊觎之下生存。苏联领导人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地实现一个农业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而新经济政策无助于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的目标，所以苏联领导人需要的是一个更有效、更快捷工业化的经济政策，斯大林的答案就是农业集体化。

………

澎湃新闻：您在写作这本书（指《斯大林传》进行研究时遇到的最大的意外是什么呢？

斯蒂芬·考特金：历史研究不能先入为主地阅读原始材料，否则你就无法发现历史中的很多意外，很多充满始料未及的、适得其反的结果。

对我来说，关于苏联政权最大的意外就是他们是真正信奉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如果你回到原始材料中去，阅读政权内部的文档，就会发现在没有外人在场的内部讨论中，在没有政治宣传的时候，他们以共产主义者的方式思考、讲话和行动，因为他们在建设共产主义，建设新世界，他们在努力实现社会公正，希望超越资本主义，避免大萧条和帝国主义战争。

从个人层面来讲，他们在付出诚挚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深入的信仰系统。无疑，个人权力、妥协顺应、事业前途这一切都很重要，但这些都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而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和他的同僚们对共产主义的深刻信仰和这一信仰体系。这就是我们理解斯大林的出发点：他是一位共产主义者。

青年时的斯大林参加了地下革命，并且穷其一生来坚持这种革命信念并试图建立一个新世界，他身体力行地去做了，并得到我们所知的结果，但这并不是他所预想的结果，恰恰与此相反，他虽付出了真诚努力去实现经典所说的那个优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的社会。但不幸的是，他的这种消灭不公平的手段造成了更加深刻的不公，而且这些手段比要解决的问题还要糟糕。

但这个适得其反的结果与他们作为共产主义者想要改造世界的事实并不矛盾。这就是最深刻、最大的意外，其貌似显而易见，但在学界内外却对此充满争议。不得不说，在阅读秘密档案时，斯大林和他的同僚们表现出的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者着实令我惊叹。这也是我在此书中最想要表达的重要信息之一。（这里很自然地会让人想起拉宾诺维奇的自述：“我写过关于社会地位、政治竞争的文章，但在我看来，缺乏对意识形态的分析是我作品的薄弱环节。我不会彻底改变我的方法。但一位我很尊敬的评论家告诉我这是必要的：​​“亚历克斯，你知道，多讲一些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是有益的，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的使命，他们对胜利的希望，以此来改变人们的价值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甚至最初想把我的书命名为《生存的代价》——现在这是《掌握政权的布尔什维克》的末章的名字，因为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理想在内战期间被刻意搁置了。但是这些理想只是暂时被搁置在一边，因为他们期望每一次新的危机都是最后一次危机，他们很快就能回到1917年的理想轨道上来。这非常重要！”）

意识到IDeoLogy的重要性，我们才可能理解朱加什维利这样复杂的人在大清洗中令人费解的行为：

通过科特金所做的调查，我们也就能与鱼板的锐评感同身受了：

但如果冒险将30年代发生在苏联的“大清洗”也视作回荡在20世纪的实在界激情的一个变体，我们又能得到什么结果？这种定位当然有违对“大清洗”的某一种理解，既将这场波及整个官僚和军事指挥体系的政治恐怖事件定义为斯大林建立个人独裁秩序的手段。然而另一方面，“大清洗”与更早发生在德国的纳粹党建立独裁的过程又有着两点决定性区别：首先，纳粹党不遗余力地打击魏玛共和国的其他政党，巩固自身实力，直到掌握政权并直接取缔反对党，但“大清洗”几乎是被限定指向布尔什维克自身的，如果斯大林完全意在实施独裁统治，那他就是在自相矛盾地瓦解自己对社会进行管理的国家机器；其次，纳粹将德国社会的一切问题都归罪于犹太人，但犹太人在历史上对于德意志身份认同来说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外部概念，纳粹反犹主义的另一面直接就是日耳曼有机主义，纳粹意识形态要求在德意志国家恢复日耳曼民族共同体的有机联系，而“大清洗”在苏联的整个政治领域推行了彻底的对抗性，在一开始清除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后，“大清洗”的主要内容变成乐此不疲地从布尔什维克内部挖掘新敌人，党干部开始处在一个无论怎么做都是在犯错的荒谬境地，如果一个地方干部没有完成一定的清洗数量，他就会被怀疑为敌人的同谋，如果他达到了了清洗数量，那他还有可能以借机破坏党组织的罪名被捕……
所以“大清洗”被重新定义为“党的自杀”也就不足为奇了。率先表达了苏联革命政治中所蕴含的这种混乱冲动的电影作品出自爱森斯坦，在导致了拍摄计划被迫中止的《伊凡雷帝》第二部中，沙皇观赏自己臭名昭著的私人军队——奥普里希尼基的歌舞表演，期间合唱队带着欢愉的焦急问道“快！快！接下来有什么？快，告诉我们更多！”独唱则回答他们“用斧头砍！"与纳粹夺取与巩固权力的过程比起来，“大清洗”反而看起来更像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大清洗”粉碎了（至少是党和政府的）平顺运转的日常秩序，将所有人带向彻底的动荡不安中。托洛茨基将斯大林的登场类比于热月政变并不合适，如果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考虑在内的话，斯大林自己才更像是罗伯斯庇尔。与其说赫鲁晓夫时代制止了斯大林主义的专制统治，不如说他恢复了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对苏联国家进行管理的正常秩序，在赫鲁晓夫黯然离场，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之后，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之中做出的预言才最终实现：官僚队伍稳定下来，将自己构成为一个仅仅代表自己利益的“新阶级”，而在“党的自杀”环境下这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因此那些把大清洗当作中央官僚对其它布尔什维克单方面迫害、甚至认为“大清洗标志着斯大林背叛了支持他的干部群体”的认识不得不回应两个问题：为什么在工会斗争中充满了民主主义符号以及“青年斯大林主义者”们——罗明纳兹等新反对派在大清洗前就已经失势以至于清洗中受损最大的恰恰是苏共十五大后崛起的官僚们这一事实。

以论代史是键政圈知友常有的毛病，以至于他们以为驳斥格雷弗·福尔兜售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就能等同于证伪了尤里·茹科夫的史料。这下就轻轻松松地简化了斯大林和官僚们的关系。

而另一方面、所谓斯大林“走资”的指控往往拿其市场化运作的、作为国有企业补充的合作化组织说事儿，却又不肯花功夫研究研究这些合作社的制度设计和勃列日涅夫《新合作社法》和《新国有企业法》到底有什么不同。

而与形形色色的左派相比，科特金——一位自由主义者却用他的《斯大林传》向我们证明了斯大林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忠诚。

那么既然如此、保卫斯大林就是阻击形形色色修正主义分子的一道屏障。正如杜若所说：

《回到恩格斯》中，胡大平已经提供了许多有趣的对称性材料，也就是说苏东方面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恩格斯问题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地形”是相似的。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有些学者有多么不情愿，事实却是，我们今天的意识形态战场仍然出自斯大林时代的塑造。凡是胡大平在理论问题上对恩格斯说的，在实践问题上都适用于斯大林。……胡大平曾经指出，苏东体系中恩格斯的特殊身份作为常识，却长期以来在学术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而错过至关重要的突破点。其实这不是偶然的疏忽，而就在于生活在斯大林“阴影”中的学人，往往直接在思想上跳过了斯大林的体系。他们不肯直面恩格斯问题，就等于一笔勾销了二十世纪策源于苏联的几十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但是，如果不能直面斯大林问题，也不可能真正进入这段历史。如果说十月革命以来，谈马克思已经离不开列宁，那么自战后民族解放以来，谈恩格斯也不可能离开斯大林了。^[1]

换言之，保卫斯大林不仅是因为他努力捍卫社会主义政权、更是今天这个后民族解放时代的斗争需要：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正是欧洲中心的世界革命到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的过渡，以至于斯大林主义既可能发展出革命主体论（耄主义）也有可能回到革命马克思（霍查主义）。这点是机会主义者理解不了的。

——附上：齐泽克与科特金对谈斯大林——

参考

1. ^ https://zhuanlan.zhihu.com/p/102622483

已经有定论的事情不要总是拿出来讨论了。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节选自：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过：“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它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它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家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取得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节选自：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以上两篇文章都经过毛泽东审阅和修改。

大家可以看一下全文。